施成群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0)

瓦连京·格里高利耶维奇·拉斯普京(1937-2015)是当代俄罗斯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苏联时期因其作品《火灾》享誉世界，并获得了最高的文学奖“苏联国家文学与艺术奖”。他的作品清新、自然、朴实、细腻，散发出一股股浓郁的、辽阔无边的西伯利亚乡土气息，同时对传统的俄罗斯乡土文明充满了留恋与热爱，而对城镇化过程中乡土文化及道德精神文明的失落感到无奈与痛惜，其多篇作品反映了故土乡村文明与所谓城镇化现代文明给农民心灵带来的强大冲击与矛盾。《告别马焦拉》是拉斯普京的代表作，深刻地揭示了苏联农民在强制性城镇化过程中的困惑、不解、无奈和年轻人的希冀与老一辈的固守乡土之间的冲撞。

一、苏联城镇化与小说《告别马焦拉》

城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必然过程，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城镇化的国家。前苏联在1917年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特别是一些重工业的兴起，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参工，伴随而来的是全面城镇化过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苏联城镇化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多，六十年代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多，到七十年代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以上。城镇化不仅是人口的流动，也是乡土传统文化的流失，特别是青年人因向往城市而漠视乡村文化。拉斯普京敏锐地感受到城镇化不仅仅是告别家乡，它还带来了文化心理冲击，而告别世代栖居的故土带来的心灵的创伤与痛苦谁能弥补？

安加拉河是西伯利亚的一条河流，春天冰雪融化后流水浩荡，远处是无垠的旷野，秋天茂盛的白桦林在金色的秋风中歌唱着，这里居住着一代又一代质朴、善良、豪爽又珍惜乡村传统与道德文明的俄罗斯村民。安加拉河上游河流中央有一个叫马焦拉的自然岛，住着一直彼此和蔼友好的村民。在一个春夏时节，政府决定在下游建修一个水电站，马焦拉岛及村庄将全部被沉入水库，村民必须搬进城镇新修的楼房里去。小说描述了老中青三代人面对永久性告别自己故土时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出不同的心态及人物个性，特别是对故乡的情谊，对传统俄罗斯民间文化可能消失的忧虑，对因建水电站而使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担忧，七十年代小说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苏联文学评论杂志《文学问题》1977年第二期发表了萨雷茨基的《家园和道路》、奥茨科斯基的《告别是否太长久》、谢列兹廖夫的《土地，还是领地？》、奥甫恰连科的《问题的真实性》、斯塔里科娃的《我们关注生活》等五篇文章对这篇小说进行讨论。讨论结果出现对立，一种认为作家拉斯普京保守落后，对城镇化与社会主义建设有抵触情绪；一种倾向于支持拉斯普京，认为为了工业文明的进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而舍弃土地以及根植于其上的传统道德习惯是否正确与值得[1]？评论家们之所以对同一个文本产生多样的解读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看法，这与作品本身包含“现代”与“乡土”双重话语是分不开的，在“现代”和“乡土”双重话语叙述张力下，展现的是拉斯普京对进步与代价、进步与道德、传统与现代关系问题的反思与批判。

二、乡村的守护和城镇化选择的焦虑

城镇化道路上都会带来精神的痛苦，表象上是进入城市文明，享受更加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现代化生活，但是，大地、故土、田野、童年、河流、山川、俄罗斯乡村舞会、民歌、火炕、茶炊、木房子、安加拉河、宗教节日、仪式……这些在农民心中不仅仅是具体的物象，而是世世代代情感的寄托，甚至是生命意义的全部体现。《告别马焦拉》充分展示了在被迫告别自己故土时老一代内心的痛苦与震撼，也表达了他们对故土坚守的勇敢决心与立场。

首先，作者对故土充满了深深的眷恋。拉斯普京出身伊尔库茨克的农村，与西伯利亚农村生活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他对农民淳朴而不乏温情的生活、对农村迷人恬静的自然风光有一种亲近感。小说中那充满生命力的马焦拉岛、安加拉河，构成了与城市化进程的动荡、残忍的世界相抗衡的另一个世界。小说的视角更多是来自马焦拉守护者的立场，所以拉斯普京也可以视为一个地域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带有浓郁的西伯利亚乡土气息，这构成了作品的乡土情结。作者无限赞美西伯利亚农村美好的自然风光，带着十分欣赏的语气对马焦拉岛静谧和谐的予以描述：“岛子，尤其是命运所亲自指定的这故乡的土地，沉寂、宁静地横卧着……有足够的平原、财富、美景、野趣、各种各样的人……马焦拉岛就这样静悄悄地、无声无息地横卧着，养蓄着初夏的精华。”从山岗上放眼望去，“茂密的秋播作物一片青翠，更远处是芽苞初绽的嫩绿的树林，林中夹杂着墨绿的枞树和松林……一群母牛正在牧场上溜溜达达，有一头牛颈上的项铃发出如汩汩流水般的尖细的叮咚声……旧日的打谷场，那儿一堆有麦粒发芽的麦糠里，麻雀正忙着觅食呢，发黑的麦秸象粪肥似的层层叠叠地堆在那里”[2]94。

其次，作者对马焦拉岛的守护者充满了象征性描写与歌颂。《告别马焦拉》最为成功地塑造了四个对故乡坚决捍卫的老妇人形象——达丽娅、纳斯塔霞、西玛、卡捷琳娜，她们单纯、质朴，善良、友好，经常在一起饮茶聊天。得知将被迫搬离厮守一辈子的家乡，她们没有被城市文明所吸引，没有被鼓动者所迷惑，而是成为了民族根基的守卫者与捍卫者。

当村里的人都离开了马焦拉，唯有这几位老母亲与一个小孩留守在岛上，守护着这古老的村庄与梦幻。她们不愿意离开生活多年的故土，到了指定之日迟迟不肯坐船离去，小说对纳斯塔霞离岛的不舍与茫然的描写感人肺腑，她“一会儿想起忘了这样，忘了那样，便急着去找，又找不到，就一边哭泣三番五次地搜寻屋角，搜遍穿堂间和贮藏室；她端着蜡烛走进仓房，解开、摊开已经打包好的包袱，终于发现了失落的东西，便马上又张罗起别的事来。即使什么也没丢失，也还是走来走去找呀找的，生怕丢下什么少了不行的东西”[2]49。纳斯塔霞心里茫然、惴惴不安，她不断地搜索、寻找，生怕丢掉了什么东西，而内心深处隐藏着对故乡的深深情感，对古老村庄文明与文化丢失的惶恐。人们常把祖国、故乡、大地比作母亲，而俄罗斯母亲形象，则是故乡、土地甚至祖国的守护者与保护英雄，纳斯塔霞等几位老母亲形象，既是马焦拉村老人精神品质的集中概括，也是俄罗斯民族母亲英雄形象的象征。

再次，作者对背叛故乡的自私自利者予以尖锐的批判。拉斯普京在塑造乡村文明守护者形象时，对城镇化充满了焦虑，特别是对年轻人盲目地对所谓城市文明向往而毁坏传统予以了警示。对待留守故乡还是搬进城镇，年轻一代与老人们的反应截然不同。安德烈作为年轻一代的典型代表，他是搬迁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反驳奶奶的守旧观念，“你这是老呆在马焦拉的缘故，因为你没到过马焦拉以外的地方，因为你什么也没见过，人真是能干……想办什么事就一定能办到”，“现在是这样一个活跃的时代，所谓一切都在运动中”，“这个马焦拉岛有多大用处呢？人家造水电站，大概想过为什么要这样干，不是心血来潮，就是说，眼前，正是眼前迫切需要，不是昨天，不是前天，就是说，非常需要……反正得改变，得过新生活”。安德烈对工业运动的支持及主动搬迁的积极性，表现出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向往。小说叙述道：在搬离乡村的时候，“安德烈从昨天到家至今天离家，根本没出过院子，他没有在马焦拉岛上转一转，他没有为再也无缘看到马焦拉而暗自伤心难过一阵，他没有动心”[2]67。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年轻人对城市生活的期待和对故土的冷漠与失望。索尼娅刚搬到新镇，内心充满了好奇与欢悦，“看到了玩具一般闪闪发光的电炉，壁上的花糊墙纸，她看到了壁橱，还有瓷砖浴室，以及浴室眼下还没水、还闲着的浴缸，她还看到了那个一侧安满玻璃的绿莹莹、喜洋洋的凉台”，“她一天就熟悉了新环境，跑遍左邻右舍了解情况”[2]169，新镇的物质生活使她感到眼前一片迷离与享受。另一位年轻人巴维尔对城镇化不断进行理性思索，认为“变化是注定的，不可逆转的……躲到哪儿去也躲不开。这既不取决于他，也不取决于任何别人。应该是应该”。“新事物不能凭空产生，无中生有是办不到的，只有牺牲一些珍贵的、习惯的东西，付出相当多的劳动才能换来。”充分肯定城镇化是新生活，为了这所谓的新生活，即使牺牲一些珍贵的东西也值得。小说中最为自私与叛逆的是名叫彼得鲁哈的年轻人，他是城市文明的向往者，甚至为了城镇化而奋不顾身地掘掉祖坟。小说暗示了他是乡村文明的践踏者，是古老乡村秩序的颠覆者与乡村道德的背叛者。

三、乡土情怀是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根

小说描写了一系列冲突矛盾后，虽然最终马拉焦村被毁灭与淹没，在工业化运动及城镇化进程中，向往城市文明的人获得了他们物质追求的表面满足，但故乡那山，那水，那茶炊，那舞会，那盎然的白桦林，那碧绿的庄稼，稠李树泛出香味儿，草木蒸发出潮湿的热气，安加拉河汹涌奔腾的河水，河岸上薄薄的蓝色的雾霭……这些是城市无法满足的，是永远留在曾经在乡村生活过一辈子的老人心海中的。拉普斯京不惜笔墨大段大段地描绘故乡田园丰饶的美，灵动的美，静谧的美，苍茫的美，豪迈的美及清新之美，自然却焕发出了旺盛的生命力，不管新旧一代的观念发生多么尖锐的冲突，马焦拉岛上的动植物仍然没有丧失生的希望，继续以生机勃勃的姿态展现出生命的不屈，大自然依旧安静地随季节变化：“天空纤尘不染，焕然一新，……鸟儿腾空而起，嬉闹起来，翱翔起来，振翅尖叫着陡升陡降，欢庆着自己被赐予飞翔的幸福。潮湿的土地冒出乳白色的水汽，在阳光照射下随即消散。一洼洼的雨水正待发酵变酸，几只母鸡不时地探头地瞧瞧水洼，似乎有意下决心学会游泳；一群猪崽在水洼里趟来趟……”[2]98因为拉斯普京在《告别马焦拉》中对大自然生动的描绘，一些评论者将其作品定位“生态文学”。拉斯普京关注自然景致，重视人与自然关系，反对城镇化带来的对传统、精神、道德等内在民族文化力量的破坏。人与自然关系一直是俄罗斯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无论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笔触，还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浪漫主义诗人，热爱自然、表现自然、回归自然是他们追求的文学主题。乡土情怀是属于一种寄寓于大自然为底色的生命情怀，俄罗斯文学的乡土情怀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文学文化魅力，如果考察俄罗斯文学的历史渊源，对土地的热爱与眷恋，对大自然的无限赞美与细腻描绘，对美妙自然与美丽故园的追忆，乡土情怀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源泉。果戈里、蒲宁、艾特玛托夫及拉普斯京，俄罗斯作家们一直坚持不懈地追求人与自然、动物及生态环境和谐共处，对传统文化、民间传说、古老习俗充满了情真意切的文学叙述，对工业文明及城市化带来的生态破坏充满了强烈的不安与焦虑。

乡土情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生命情结、文化情结与文学表现。无论是哈代笔下威塞克斯的古老风光，还是屠格涅夫笔下俄罗斯广袤大地的静谧苍茫，还是鲁迅笔下浙东山区旧中国的萧瑟村落，故土与乡村成了作家们久久的眷恋，于是，他们以故乡的大地乡土为背景，去描述不同时代背景下乡村农民的命运、宿命、挣扎、无奈与迷惘。为此，“乡土文学”在中外文学史上非常繁茂。拉斯普京的作品不仅是生态文学的代表作品，也是俄罗斯乡土文学的优秀之作。六七十年代，以拉斯普京、别洛夫、阿斯塔菲耶夫、舒克申为代表的作家，形成了苏联当代第二个乡土文学发展高峰，继承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对乡土的文学抒怀及关于自然、生命、宗教、宿命及未来的哲学宇宙主义与卢梭自然主义的思考。

四、对城镇化进程中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

《告别马焦拉》深刻揭露了在工业化背景下，以建设需要之名，对乡村文化的毁灭破坏，对固有的和谐生态文明的冲击及对农民心灵在城镇化过程中不适躁动的焦虑表现。目前，中国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城镇化运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部分作家也开始了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与创作，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阿来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十分关心藏区原生态文明在现代化、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的处境，特别是藏区淳朴耿直的藏民的精神心态文明。他的生态文学代表作《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具有浓厚的生态意识，生动地再现了市场经济对藏区的冲击及藏民文化心理在城镇化及现代化潮流中的变迁，寄寓了作家的深刻危机意识，与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同样具有警示意义。作家哲夫、张炜、阿来、姜戎、苇岸、陈应松、杜光辉、温亚军、于坚、李青松、王治安、徐刚等人纷纷创作出版了大量的生态文学作品，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与中国作家不同的是，在揭露城镇化及工业化带来生态危机的时候，俄罗斯作家会更深层的思考，从文化、道德、哲学、甚至宗教灵魂方面去追问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文化及民族心灵的侵蚀，反思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是否真正给人们带来了幸福与快乐？对环境及乡村文明的侵扰与牺牲是否值得？《告别马焦拉》借巴维尔的形象进行了质询，他虽然积极支持新修水库的建设及城镇化搬迁，但他又反思到问题是“应该是应该，但每当想到那即将淹没的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是祖祖辈辈世世代代耕耘、施肥，养活了几代人的最肥美的土地，他的心就不禁疑惧地紧缩起来：这代价不太高了吗？会不会得不偿失呢？只有那些没有在这儿生活过、劳动过的人，没有用自己的汗水浇灌过这每一垄土地的人，才不心疼失去这片土地”[2]175。达丽娅站在更高的角度，批判现代工业文明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她说：“人，我是看透了，他们很小，不管他们站得多近，总是很小……人们忘了自己的地位是在上帝下边……人变骄傲了，啊，变骄傲啦。”达丽娅珍视故土、无私而真诚，她虔诚地皈依宗教，有自我牺牲精神，她告诫安德烈：“孩子，谁身上有灵魂，谁身上就有上帝。……机器要榨干你们的血汗，要糟蹋土地。”[2]175她也带着东正教的末日救世情怀，“上帝啊，饶恕我们吧，我们软弱、健忘、心灵空虚”[2]154。同时作家也暗示了马焦拉村民搬迁新居后的弊端：新镇虽然造得完美漂亮，房屋毗连，街道衔接，可是镇址却不合常理，建在一片黏土和乱石堆里。地窖空间不够大且渗水，原来农庄的官员调配不当，下命令的人多且命令之间相互矛盾，出了事无人可追究，机器也无人关心。这些都表明了作家对进步与代价、进步与道德、传统与现代等关系问题的深思与批判。在苏联文学作品中，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还有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邦达列夫的《人生舞台》，马尔科夫的《啊，西伯利亚》《大地精华》，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断头台》，瓦西里耶夫的《不要射击白天鹅》等优秀作品。

阿格洛索夫主编的《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写道：“近年来，拉斯普京完全投身于研究现代社会的一些迫切课题如生态环境问题、道德问题……在拉斯普京的作品中，生的意义、道德与进步的关系、死亡与永生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显得格外尖锐。”[3]520-521《告别马焦拉》的结尾韵味无穷：当洪水即将淹没马焦拉时，几个年轻人驾船前来接走岛上的老人，但河上升起了浓雾，迷蒙中两代人谁都看不到谁，船上的人迷失了方向。这场神奇的“大雾”景象无疑是一个令人深思的象征性结局，它似乎象征着由于失去了养育自己的故土家园，失去了传统道德，人们便无所适从，一切都将陷入茫茫的迷惘之中。拉斯普京借以告诫人们：要理智地对待新与旧、人与传统和自然的关系，否则将会迷失前进的方向，陷入历史的迷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