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豫宁

内容提要“江南三部曲”中异质空间与人物精神衍变关系的叙事呈现着个体在中国社会进程中的精神求索与成长。作家构建了不同的文学异质空间，这些异质空间指向了不同的隐喻内涵与叙事功能。格非通过对一家三代人与不同的异质空间相遇所带来的精神变化和命运起伏的讲述，观照和思考了个体的精神成长。从第一代人历经劫难后的禁语、到第二代人对信仰的狂热与忠诚、再到第三代人对内在自我的坚守，格非呈现出了异质空间影响下个体的精神“三变”，显示出了作家对时代剧变中个体精神成长可能性的探求，同时也体现出了作家对个体存在境遇与精神状态的现代性生命伦理关怀。叙事文本“三部曲”体现的正是个体精神成长的三部曲，同时折射着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衍变轨迹。

在“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以下简称“三部曲”）的弁言中，格非论及“三部曲”的统一命名——“江南”的蕴意时指出，“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历史与文化概念。同时，“江南”含蕴了作家全部的童年情感记忆，让作家至今魂牵梦绕。格非还言及，“三部曲”中的人与事都取材于江南腹地。由此可以看出，格非对于空间的独特感知与敏锐性。格非“三部曲”的叙事和空间构建存在着微妙复杂的深层关联。可以说，“空间”构成了格非创作的“基本出发点”[1]〔俄〕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格非“三部曲”中的空间是迥异于社会现实空间的异质空间，异质空间叙事是“江南三部曲”比较显著的叙事特征之一。格非通过异质空间叙事探求了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个体精神成长的可能性。本文尝试考察“三部曲”中异质空间与人物精神嬗变内在关联性的叙事表现，努力呈现出作家对历史进程中个体精神成长的思考，以及作家的现代性生命伦理关怀。从叙事层面上看，异质空间是作家的一种叙事策略，是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社会思考的介入方式，同时也是作家对个体和他面对的世界所构成的紧张关系的高层面的心理与精神探索。

一、福柯的“异质空间”与文本的叙事空间

显然，“异质空间”的阅读视角仅是解读“三部曲”的可能路径之一，格非“三部曲”文本丰富的多义性和隐喻性给读者提供了多维度、多视角的阐释空间。此外，从格非的文论集《博尔赫斯的面孔》来看，作家具有着丰厚的西学背景阅读经验，这些阅读经验与思想资源无疑会渗透到其创作中去，这也为进入其创作深处提供了可能的阐释之径。通过文本细读，笔者发现，“三部曲”的异质空间叙事显露出了福柯异质空间理论的影响。鉴于此，本文试图借助福柯的异质空间概念进入“三部曲”文本的叙事空间。

福柯指出：“在任何文化中，在任何文明中，都存在着真实的场所和现实的场所，它们被设计成为社会的体制以及实际上实现了的乌托邦。在其中，某些真实的位所，在文化中可以发现所有其他真实位所，它们同时呈现出来，引起争议，甚至被颠倒过来，进而形成一些外在于所有场所的场所类型，尽管它们实际上是局部化的。因为它们全然不同于它们所意指或反映的几种位所，所以我将把这些位所称之为‘异位’（heteropias）,与乌托邦相对立。”[1]〔法〕米歇尔·福柯等：《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第23页。在对福柯“异位”的翻译与运用上，有些论者用“异托邦”，有些论者用“异质空间”，本文倾向使用“异质空间”。由福柯的论述可知，“异质空间”是“乌托邦”的反题。如果乌托邦指向的是遥远的、理想的、现实社会以外的虚构空间，那么，异质空间则是既处于社会以内、又外在于现实社会的所有场所的、在场的现实空间。也就是说，异质空间是嵌入社会内部的，并且是使某种理念、理想、文化或关系成为了现实的空间场域。同时，由于异质空间在“外”的另类位置，又折射、反映、连接着整个社会的欲望、恐惧和运作逻辑，与主流社会构成了或拒斥或同谋的微妙互动关系。为了进一步阐释异质空间的性质与功能，福柯以镜子为比喻进行论述。“由于镜子，我发现自己并不在的那个我所在的地方，因为我看到了自己就在那里。从停留在我身上的这一注视中，我回到了自身，并再次开始将眼睛转向我自己，同时重组了我在那个地方的我自己”[2]〔法〕米歇尔·福柯等：《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第23页。。即是说，我在我不在的地方看见了自己、观照了自己。福柯指出，“镜子”在此具有的就是异质空间的功能。由此比喻例证和福柯的定义我们可知，异质空间由于其特殊的位置，使其具有了特殊的文化意涵和认识论的隐喻性功能。本文正是在这些意义层面上运用此概念的。即一是异质空间本身具有的性质特征与内涵。异质空间就是一种各种异质因素聚集的关系场域，同时又与主流社会构成互动关系。因此，异质空间具有丰富的、复杂的社会文化表意功能；二是异质空间具有的隐喻层面的认识论功能。正是因为异质空间的表意功能使其同时具有了认识论的作用，在文学叙事中，异质空间的表意性质与认识论意义起到了一定的叙事功能。

显然，格非“三部曲”中的异质空间并不等同于真实社会现实中的物理空间，而是借助小说文本和读者阅读体验构建的抽象存在的异质空间，即是文学世界中的异质空间。格非通过对文学异质空间的构建，以及对主要人物精神嬗变与空间之间关系的叙事，显示出了他的思想观念倾向和文学关怀。格非笔下的异质空间在主要人物的精神衍变中具有一定的内涵指向和叙事功能。冯至在论述德国成长小说与英、法成长小说不同时指出，德国成长小说不是去呈现出一幅广阔的社会景观，或单纯地讲述故事，而更多地突显个体的内在世界发展与外在的遭遇中所演化出来的历史，它考察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外边的社会怎样阻碍了或助长了个人的发展。在社会里偶然与必然、命运与规律织成错综的网，个人在这里边有时把握住自己生活计划，运转自如，有时却完全变成被动的，失却自主。经过无数不能避免的奋斗、反抗、诱惑、服从、迷途……最后回顾过去的生命，有的是完成了，有的却只是无数破裂的片断”[1]参见《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序，冯至、姚可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从这种意义上说，格非“三部曲”的异质空间叙事探索的正是一种个体精神意义上的成长叙事。异质空间某种程度上喻指了社会中的“偶然与必然、命运与规律织就的错综的网”，这张网或阻碍或助长了个体精神主体的成长与自我构建。这正体现了异质空间在文学世界中的叙事功能。

二、花家舍和普济学堂互为镜像中的劫难与禁语

在“三部曲”第一部《人面桃花》中，主人公秀米与花家舍、与普济学堂的遭遇是其内在精神世界变化的转折点，影响了其行动选择、命运走向以及精神意义上的自我建构。

与花家舍的遭遇是秀米的劫难，但同时也促发了她内在的生命欲望和精神追求，是秀米一生中精神嬗变的关键节点。秀米是在出嫁的途中被土匪掳劫到花家舍的，与这段情节相关的前情是：秀米的怀着桃花源梦的父亲突然离家出走，革命党人张季元随后入住她家中，与秀米以表兄妹相称，二人从第一面起，就都对对方产生了隐秘的情愫。而后张季元因革命失败被害，留下一本日记。阅读张季元的日记让秀米窥见了一个男人对她的赤裸的欲望，也窥见了这个男人与她母亲之间的龌龊和苟且。同时，也使秀米意识到了，人的生命欲望的功利性与个人理想的虚妄性，以及人的生命欲望与其理想追求之间的暧昧不清的关系。这些让秀米遭到了巨大的打击，再加之内在欲望的压抑，秀米的精神走向了绝望与自暴自弃，心如死灰。在秀米处于如此精神境况时，她的母亲打发她出嫁，在半路被土匪掳劫到了花家舍。与花家舍的相遇彻底改变了主人公的精神境况与命运。

从外部景观看，作家构建的花家舍与外界山水阻隔，是坐落在山坳里的独立村庄。村庄建筑整齐划一，一条风雨长廊将家家户户相连。这个貌似桃源胜地的花家舍，事实上是由六个土匪占据的、并与清政府分摊财物的官匪勾结之地。随着秀米被掳至此，花家舍转瞬沦为废墟。大匪首、二匪首和五匪首莫名被害，三匪首因恐惧逃离了花家舍，四匪首和六匪首火拼，六匪首灭掉了四匪首，随即六匪首也莫名地被别人杀死，至此，花家舍沦为一片瓦砾。作家借助这片废墟呈现出了人性的欲望和残忍的诡异面相。花家舍发生的所有残杀只是由一个十八岁的马弁对秀米的色相欲望引起的。为了占有秀米，马弁与花家舍之外的人联手灭掉了花家舍土匪，致使花家舍灰飞湮灭。花家舍的异质空间性与隐喻性在此显现。花家舍貌似外在于外界社会，实则与外部是同谋的互动关系，是欲望、利益、权力、罪恶、恐惧等各种异质因素纠结的空间场域。作家设置主人公与这样的空间相遇体现了其叙事的用心之处。正是将主人公置于如此空间中，才进一步地呈现出异质空间对人物内在精神变化的渗透。花家舍作为异质空间所起到的认识论隐喻层面的叙事功能也得以表现出来。

花家舍对主人公的认识论功能，作家是借助花家舍大总揽王观澄被害后托梦给秀米，以及尼姑韩六和秀米的对话这两个情节来体现的。秀米梦见王观澄来找她，告诉她，她是和他一样的人或是同一个人，预言秀米会继续他的事业，并说秀米现在的心被身禁锢了。梦是一个人潜在欲念的浮现。作家通过对主人公梦境的叙述凸显了花家舍中所发生的事件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影响，显露出了秀米的内在精神波动。秀米与尼姑韩六的对话更将主人公秀米内在欲念显露了出来。韩六是秀米被掳花家舍后与她朝夕相处的人，她是很多年前被土匪掳到花家舍的。秀米问及韩六王观澄既然辞官归隐，为何做起土匪。韩六论道，王观澄是被自己内心的名与利的大执念所困，他一心想造出个桃花源流芳百世，结果却为自己造出了一座坟墓。在此，作家借助人物之口，道出了个体的内在欲念与理想抱负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个体的灾难与其内在欲念是相关的。当秀米说如果劫后余生，跟韩六去出家时，韩六一语道破了秀米的内心欲动。韩六指出，当秀米面对花家舍混乱与残杀时，她想到的是：如果花家舍由她掌管定是诸事停当，成为真正的人间天国。秀米一闪而过的心念被韩六窥破。作家设置的这个对话情节与秀米的梦境情节相互映照，凸显了花家舍对主人公内在精神的影响，促发了主人公对内在自我的重新认识与审视，这对其之后的行动选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花家舍的相遇激活了主人公秀米的内在欲念和精神诉求，普济学堂则一方面是其精神变化后的行为结果，另一方面又引发了主人公新一轮的精神嬗变。普济学堂是秀米以其革命理想为目的亲自创建的。学堂里聚集的多是社会上的闲杂人员，厨子、木匠、杀猪的、剃头匠、铁匠、乞丐等。这些人对革命的理解就是如同杀猪一样的去杀人。秀米卖掉家中所有的田地，准备购买枪支，钱款却被学堂里的所谓革命成员卷走他乡。其他人见学堂摇摇欲坠，有些人退出学堂，有些人偷走学堂里的财物远走，一个木匠甚至将学堂的半扇木门偷走了。最后，秀米因她信任的家中佣人翠莲的背叛被清政府抓获。翠莲出卖秀米只是因其想嫁给那个属猪的朝廷密探，因为曾经有位算命的告诉她，她必须嫁给属猪的男人才能避免饿死街头的命运。他者隐秘的欲望与功利对个体理想的破坏再次露出丑陋面相。秀米在被清兵绑走前问为首的清廷官员的属相，然后说了句“这么说，你是属猪的？”由此可知，她早知翠莲为了个人的欲望与利益和这个朝廷密探勾结并出卖了她。吊诡的是，既然秀米早知被出卖，为何没有采取行动，而是坐以待毙。作家如此叙事的意图何在？作家设置秀米对家里佣人老虎说的一段话或许可以解答这个问题。秀米说，她不知道自己正做的事是否是一个错误，或者说是一个笑话，说自己或许只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梦。这些话无疑显露出了主人公对个人理想追求的质疑。普济学堂的结局让主人公窥破了，当个体的理想与他者的现实欲望、利益以及外部社会发生冲突时注定会失败。翠莲只是另一个马弁，普济学堂只是花家舍的镜像，而她和王观澄是同一个悲哀的人罢了。秀米从普济学堂被清廷抓走与秀米之前被土匪掳到花家舍是同一个劫难的翻版而已。在此，作家呈现出了外部社会权力与他者欲望如何合谋击溃了个体精神追求的现实。从花家舍灰飞烟灭到普济学堂夭折，秀米看清了个人精神追求与他者欲望的现实性、社会的功利性的冲突真相，主人公的精神产生了又一次转变。这里，体现了外部世界里的偶然与必然、命运与规律织就的网，如何阻碍了个体的发展与追求，彰显了作家借助异质空间叙事所旨在深化的主题。

那么，在权力与欲望合谋面前，个体如何坚守自我精神性的领地呢？作家给出了可能性的获救之径——即秀米的禁语。秀米的禁语是其精神嬗变的佐证。个人理想破灭后的秀米，身在狱中，心沉浸在悲哀中，并认为自己不再适合任何世间的享乐。在辛亥革命的风起云涌中，抓获秀米的清廷官员摇身变成革命者，并到狱中邀请秀米一起革命。秀米铺纸研墨写下“春笼海棠固宜燕，秋尽山榆已无蝉”，拒绝了邀请。秀米家里的佣人到狱中探望她，她也拒绝见面，只写了一张纸条，写下“未谙梦里风吹灯，可忍醒时雨打窗”。秀米出狱后回到普济老家中，仍是用文字和佣人沟通。由主人公的诗文与行为来看，主人公是有意识地实行了禁语。作家设置主人公在历经劫难后的禁语，显然有其叙事层面的旨归。从某种程度上说，禁语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的拒绝，一种与自己过去的告别，也是一种自我折磨、忏悔与惩罚。作家为何要如此设置？主人公历经花家舍与普济学堂的劫难后为何要禁语？这显然是要凸显出主人公内在精神的巨大转折。禁语是主人公勘破了个体追求与他人、外部社会之间冲突的真相后的一种自我回归的策略，表明了主人公对过去自我的审视，重新认识自我与生存真相，是主人公精神自省与成长的体现。花家舍和普济学堂作为异质空间的认识论的隐喻性功能得以表现。作者又如何让主人公通过禁语实现精神自省的？秀米在从狱中回家的路上，路过一些村庄时，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童年母亲给她唱的歌谣、想起了母亲模糊的脸、想起了为了给她报信而死于清廷枪口下的幼小的儿子，流下了悔恨的泪水，自语自己是傻瓜，并意识到自己“不是革命家，不是那个梦想中寻找桃花源的父亲的替身，也不是在横滨的木屋前眺望大海的少女，而是行走在黎明的村舍间，在摇篮里熟睡的婴儿”[1]格非：《人面桃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75页。。童年、母亲的歌谣和脸、幼小儿子的死、悔恨之泪、摇篮里的婴儿，这些生命中最本真最朴素的感动和景象是主人公对过去生命经验的回溯与凝视，而回溯与凝视就是审视曾经的自我，让曾经的黑暗与灾难发出回声，从而重构自我。由此可知，作家是让主人公历经精神磨难后，回到记忆的深处、回到生命的本源，开启新的生命。“回家”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回到生命最初的地方。因此，主人公的禁语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惩罚，但同时是对自我最初本真生命的回归。从此意义上说，禁语是主人公精神成长的标志与自我生命的重新开启。曾经的劫难转变为了主人公精神上的收获与成长的源泉。因此，作家通过对秀米与花家舍和普济学堂之间关系的叙事，呈现出了主人公的精神嬗变，同时表现了文学异质空间的叙事功能与意义。

三、与“孤岛”聚合中的狂热与忠诚

在“三部曲”的第二部《山河入梦》中，格非借助独特的人物个体构建起了叙事中的异质空间。这种人物异质空间的构建体现了作家异质空间叙事的匠心。此类个体性异质空间贯穿叙事的始终，主人公与异质空间的聚合引发了内在精神的嬗变。

格非在叙事中构建的人物异质空间就是与主人公谭功达精神嬗变隐秘关联着的姚佩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人类的生存境域中，个体人的存在就是时间与空间交织而成的此在。个体既是一种时间的存在，也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因此，格非将人物个体构建为文本叙事中的异质空间是有效的。格非在《博尔赫斯的面孔》中说道，每个人的内心都如一座被海水围困的塔希提小岛[2]参见格非：《博尔赫斯的面孔》，〔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15-258页。。显然，他的这种思想观念投射到了姚佩佩这个“孤岛”异质空间上。这座“孤岛”异质空间在叙事中对主人公起到了认识论功能，推动了主人公的精神转变与生命行为的选择。

作家多维度地呈现出了姚佩佩作为独特个体所具有的异质性，凸显了其在宏观社会中的异质性存在。首先，从人物身份设置上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语境中，姚佩佩是一个从上海来到梅城寄宿在姑妈家的孤儿，姑妈嫌弃其累赘，拒绝其喊她妈妈，后有一段时间还将其扫地出门。可以说，她是一个无家可归者，是社会中的一座“孤岛”。其次，从人物的性格特征来看，作家也呈现了其内在的异质性。姚佩佩在被姑妈赶出家门期间，曾在浴室卖票。在一次与无理取闹的顾客争吵时，碰巧被当时梅城县县长谭功达看见，姚佩佩稚气的、悲哀的、倔强的脸留在了谭功达的无意识深处。后来，谭功达了解到姚佩佩的生活困境后，让助手把姚佩佩安排在县机关办公室当秘书。在姚佩佩周围的领导和同事眼里，姚佩佩是一个缺心眼脑子有问题的人。因为他们认为她不懂得县机关工作的规则，不知道任何的人情世故。她没有上下级观念；说话做事不知场合，会当众指出领导言谈中的错字，让领导尴尬；和别人说话时，不管对方是谁都会拍拍对方的肩膀；作为县长办公室的秘书，工作了两年她都不知道县机关有多少个下属单位；在每两个月的县机关民主考评中，她每次都是最差的那一个。姚佩佩显然不谙现实社会的运作规则和处世之道，她的单纯、率真、坦诚和没有权力等级观念使她自己完全成为世俗社会中的异质性存在。

尤为能凸显姚佩佩异质性“孤岛”内蕴的是，她以生命为代价捍卫自我的尊严与人格，以及对自我内在真挚情感的深情坚守。在一次县机关的会议上，姚佩佩被一位领导看上，在姚佩佩自己信任的知心朋友的出卖下，她被那位领导玷污。出于愤怒以及对自我人格和尊严的捍卫，姚佩佩在十分清醒的状态下，杀死了那位领导，从此踏上了亡命天涯的不归之路。姚佩佩的行为无疑显露了她与外部现实社会之间紧张的对立关系，而这种对立关系正是她的异质性导致的，她拒绝被同一性世俗社会的运作规则收编。在逃亡途中，她竟冒着被抓捕的危险，给她心中一直暗恋着的谭功达写信。这种行为再次彰显了她的异质性，在自身生命安危与内在真诚情感之间，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由此，从人物个体身份到人物内在精神认同，作家构建了个体性人物异质空间。姚佩佩身处现实社会之中，实则外在于现实社会的运作机制，她对于个体自我的人格、尊严、本真与真诚情感的坚守，无疑使她成为了一座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场域中的异质“孤岛”。主人公谭功达与这座异质“孤岛”的聚散离合，直接带来了其内在精神的嬗变。

从文本叙事来看，异质“孤岛”姚佩佩对主人公谭功达内在精神的渗透与主人公的生命活动相伴而行，只是以或隐或显的潜流形式流动着，最终这股潜流达至爆裂，主人公的精神裂变也随之完成。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分析菲茨杰拉德等作家的三则短篇小说时指出，每个个体的生命由三种基本线条构成，即“分断之线、崩溃之线、断裂之线”[1]〔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页。。“分断之线”指向个体生命宏观层面的清晰的人生组成阶段，比如，生活、婚姻、工作等。此条线标识着个体生命变化的阶段之间是界限明确的；“崩溃之线”是指潜隐在宏观生命线之下的柔韧的微观生命线。这条微观之线与宏观之线构成对话关系，两者相伴而行，并且这条线具有一种内在性的推动力和爆裂，不断地发生着无法察觉的变化，有时会导致个体重要的人生转变；“断裂之线”又称“逃逸之线”，这条线喻指个体生命绝对的和真正的断裂，标志着对另外两条线的爆裂。“它们跨过了航线临界点，无法再回头，它们改变一切，如此彻底地改变了生命，使之无法辨识”[2]〔美〕尤金·W·霍兰德：《导读德勒兹与加塔利〈千高原〉》，周兮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页。。这三条生命线内在地交互着，彼此关联，每条线都在其他线之中运作。从个体的生命线条构成与运作来看，异质性的姚佩佩无疑促发了谭功达微观柔韧生命之线的爆裂，从而导致其“逃逸之线”的展开。主人公抵达了个体生命彻底的断裂，精神意义上的成长也得以完成。

从谭功达宏观生命层面来看，他是一位浪漫的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社会建设语境中，他作为梅城县县长，在对整个县城的建设中，融入了他自身个体的桃花源之梦与激情。他修大坝、建水库、建发电站、实验沼气池，计划开凿大运河、修建公路、建风雨长廊，梦想着各村各乡水路交通畅通无阻，家家户户灯火通明，想象着一条风雨长廊连接起家家户户，这样老百姓就不会被风吹日晒雨淋了。谭功达这种掺杂着个体浪漫理想情怀的建设计划无疑会与社会现实情况发生抵牾。他宏大的建设梦想还没来得及展开，就随着他主张修建的大坝决堤而破灭。但即使被免职赋闲在家，他狂热的建设理想仍在继续。显然，作家呈现了谭功达宏观生命之线的奔涌，他任职又被免职，是宏观生命阶段的分断与改变，但这期间他内在的信仰并未发生绝对的断裂，真正促发他精神彻底断裂与嬗变的是，异质性姚佩佩的生命行为激活了他潜隐的微观的生命“崩溃之线”，促使其生命“断裂之线”凸显，精神发生彻底的嬗变。

事实上，异质性的姚佩佩一直深藏在谭功达隐秘的内在世界。从第一次在浴室卖票的小窗口看到姚佩佩忧伤的倔强的脸，谭功达就无意识地将姚佩佩放在了内心深处。在下乡检查工作的车上，谭功达无意识地在县城建设规划图的边沿写满了姚佩佩的名字；姚佩佩在整理办公室时经常发现谭功达写着数学公式的纸条，那是谭功达在计算他和姚佩佩的年龄差距。谭功达这些无意识的行为都显露了他对姚佩佩的隐秘情愫。一次雨夜办公室的深谈，谭功达说起想和姚佩佩一起去一个无人的小岛生活，进一步显示了谭功达的内心情感。但是，谭功达这条隐秘的微观的内在生命柔韧之线一直潜藏在他宏观生命理想之下，并未对宏观生命之线产生震荡与解构。而姚佩佩深渊边缘的炫目的生命之舞震动了谭功达潜隐的微观生命之线。当谭功达烧掉亡命天涯的杀人犯姚佩佩的来信时，当谭功达决定与姚佩佩共命运、最后决定赶去和姚佩佩会面，并清醒地意识到他这样做是对从十八岁就坚守的信仰的公然挑衅时，显然，此时的谭功达内在精神已经发生了断裂与嬗变。正是异质“孤岛”姚佩佩对自我尊严与人格的捍卫，以及对自我真诚情感的忠贞忠诚，激活了谭功达的微观生命之线，开启了他彻底的生命“断裂之线”。主人公的内在精神信仰发生倾斜与转变，即从对个体宏观生命理想的狂热，转变为对内在微观生命情感的忠诚。“瓦解固有的自我，以便真正成为独自一人，并在线的另一端与自己的真正副本邂逅”[1]〔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页。。从某种意义上说，当谭功达意识到他与姚佩佩声气相契、灵犀相通时，他已经与姚佩佩这座“孤岛”相聚合。可以说，姚佩佩就是谭功达隐在的内在真实自我，此时的谭功达抵达了对自我完整“人”的统一和复活，他最终的精神嬗变完成，主人公精神的裂变与异质空间之间的隐秘关联显露出来，异质空间的认识论功能得以体现。马歇尔·伯曼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论述李尔王时说：“他的悲剧在于，拯救了他的人性的大灾难却毁灭了他的政治生命：使得他真正够格成为国王的经验却使他不可能成为国王。他的胜利在于成就了自己从未梦想到要去成就的某种东西，即一个人。在这儿一种可指望的辩证法照亮了悲剧性的阴暗面和丑陋面。”[2]〔美〕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39页。由此意义层面上来说，虽然谭功达狂热的宏观理想在与社会现实碰撞时遭遇了失败，但是，他完全算得上是作为“一个人”意义上的胜利者。作家借助异质空间叙事完成了对理想的现代完整“人”的构建。异质空间如一面镜子又如一束光照彻了现代英雄的成长之路，现代英雄正是通过与这束如“孤岛”似存在的异质之光的聚合达至了精神提升。

四、招隐寺的隐秘召唤和灰色小楼中的“堕落”

在前两部小说中，主人公与异质空间的相遇使主人公以不同的方式勘破了个体的梦想、情感与他者与外部权力装置等之间紧张关系的真相，他们的内在精神发生了嬗变，转向了对内在生命情感的回归与忠诚。在第三部《春尽江南》中，主人公谭端午与异质空间的相遇则进一步推动了他对自我的个体性与自主性的坚守。

在谭端午的精神世界中，招隐寺占据着隐秘的位置并影响了其行动选择与命运轨迹。小说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谭端午是一位有些名气的上海诗人，谭诗人在八十年代末特殊的时代浪潮中追波逐浪后，受朋友邀请暂居鹤浦市招隐寺三个月。招隐寺竹篁清绝、人迹罕至。身居寺中，谭端午感觉到他置身于风暴的中心，同时又处于风暴之外。谭端午的这种感觉正是因为招隐寺的另类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对于外部社会的场所，招隐寺无疑是一种异质空间。但对谭端午内在精神产生影响的，不是寺中池塘里的紫色睡莲，不是寺中的清风明月，而是招隐寺作为异质空间喻指的隐喻内涵。在谭端午准备离开鹤浦前，他的朋友带了两个热爱诗歌的女大学生来寺中相聚，并留下了一个叫李秀蓉的女生与谭端午单独相处。十九岁的李秀蓉热爱海子的诗歌，她纯洁、羞涩、天真，对诗人百依百顺，在和诗人亲密相处一晚后，就开始畅想着与诗人的婚后美好生活。但让她日后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诗人在她高烧昏睡时，拿走她口袋里所有的钱，半夜坐火车回上海了。一年零六个月后，他们偶遇于商场并很快结了婚。只是此时的李秀蓉已改名为庞家玉，并成为了一名律师。婚后二十年的生活中两个人避而不谈招隐寺，直到庞家玉患了癌症即将离世时，才向谭端午问起了二十年前的招隐寺之夜他离开的事情。谭端午给妻子的回答自证了招隐寺在他内心深处的隐秘召唤。诗人说道，二十年前当他坐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时，总觉得火车是倒着开往招隐寺荷塘的。而后在上海的近两年里他所做的所有荒唐的事情都是将他重新带回鹤浦，冥冥中总感到有一种力量在作祟，他始终憎恨自己，与自己过不去。直到有一天他回到鹤浦并与李秀蓉偶遇，他才意识到命运对他呈现的秘密。显然，招隐寺一直深藏于谭端午的心中，并引领他重回李秀蓉的身边。无疑，主人公心中的招隐寺指向了隐喻性内涵，即指向了人本性的纯洁、本真、良善、真诚、羞涩、形而上的和灵魂的，指向了十九岁少女的纯情年纪，指向了诗人心中未被世俗社会染指的纯真记忆。对谭端午来说，作家构建的招隐寺空间已不是一个物理空间，而是具有隐喻性内涵的精神空间。他后来重回李秀蓉身边，正是对自我生命本真和真诚的回归；他冥冥中感受到的与他作祟的力量正是他内在良知的呼唤。这种叙事体现了谭端午对自我的个体性和主体性的坚持。这个内在自我与招隐寺的隐喻内涵是相契合的。异质空间的隐喻内涵和认识论功能与主人公精神衍变的隐秘联系在叙事中体现出来。

如果说深藏于谭端午内心深处的招隐寺给予了他内在精神的启悟与引领，那么谭端午工作的地方志办公室则让他清晰地窥见了外部物质世界的真实面相，从而更加彻底地坚守着内在的自主性和个体性。谭端午工作的鹤浦市方志办所在地是一栋坐落于市政府大院内的灰色小楼，古旧残破。谭端午从到灰色小楼上班的第一天起，就思考市政府需不需要方志办这个常设机构。福柯将图书馆、博物馆等此类的空间都称为异质空间，在此类空间中，时间无限累积，历史和时间被同时并置，无限叠加、无限之厚[1]参见〔美〕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39页。。作家构建的方志办显然是时间与历史并置之地，是既嵌在社会体制内，从某方面来说又外在于社会的其他场所，同时又反映、表征着常规社会装置的运作。作家将主人公置于方志办的空间中可谓用意颇深。正是在这个在主人公看来可有可无、既不重要又非完全不重要的空间中，他才能逍遥自在地自甘“堕落”着，陶醉于在这栋灰色小楼中“一天一天烂掉”的感觉，享受着一种颓靡岑寂之美，并为自己能在这个恶性竞争整得每个人都灵魂出窍的年代里置身于社会之外而感到自得。诗人的“堕落”和其妻骂他的“烂掉”指的是，诗人自甘放逐于社会边缘，有意疏离于外部世界，沉浸在自我的精神生活世界。诗人经常不去上班，躲在家里写从不发表的诗，痴迷于海顿、莫扎特、古尔德等古典音乐，读《新五代史》，一心追求成为无用之人。他记住了方志办中冯延鹤在和他讲《庄子》时说的话，“无用者无忧，泛若不系之舟。你只有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你自己”[2]格非：《春尽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显然，这座灰色小楼给了诗人“成为自己”的空间，而“成为自己”意味着与主流社会的疏离，意味着自甘边缘与“堕落”。显然，诗人追求的“堕落”是坚持自我的一种方式和策略。异质空间的游离性和外在于其他社会场所的另类位置给予了诗人疏离于社会的可能性。或者说，异质空间疏离性的一面与诗人内在的精神追求产生了某种契合。这也是异质空间对主人公精神的一种影响，显示了作家对不同的异质空间的性质特征与叙事功能的表现策略。

灰色小楼疏离性的一面契合了诗人的内在精神，给予了他做自己的空间。但如上所述，异质空间还嵌于社会装置内与主流社会构成同谋关系。因此，灰色小楼还有其另一面相，即连接着、表征着外部社会的运作逻辑。灰色小楼的这一面相让诗人得以窥破整个物质社会的真实样貌，促使其更加彻底地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自甘“堕落”于自我内在的生活世界，坚持着自我存在的自主性和个体性。作家构建的灰色小楼呈现出了怎样的境况致使诗人逃离得更彻底？方志办的领导郭主任原为文化局的局长，因为闹得沸沸扬扬的风化案调至方志办，此主任会以各种理由经常找方志办唯一的年轻女性小史畅谈人生，半夜都会把小史喊到茶室打牌。小史性格开放，各类玩笑都开得起、说出口，为了开饭店，四处物色有钱的老板待价而嫁，常用各种语言撩拨诗人谭端午。负责方志办业务的是一位退休老教师、一名鳏夫，酷爱庄子和兰花。但就谭端午观察并深感绝望的是，这位张口闭口不离《庄子》的人，事实上先贤的话对他的修养没发生任何实际的效用。更令诗人愤怒交加的是，这位酷爱庄子和兰花的君子用一种很猥亵的方式，提出让诗人的妻子出面帮助他的孙女转学。因为社会上传言诗人的妻子为了让儿子进实验学校用了“金钱或金钱以外的特殊方式”。冯延鹤的眉毛轻轻一挑，与一句“你懂的”让谭端午愤怒之极。方志办里还传言，冯延鹤与寡居的儿媳关系暧昧，但其却以王夫之自况。这就是灰色小楼中呈现给诗人的种种社会景观。显然貌似外在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方志办呈现出了与外部主流社会同构性的特征，灰色小楼作为文学异质空间的隐喻性内涵凸显出来。如果说，诗人心中的招隐寺喻指了纯洁的、本真的、未被污染的、形而上的精神空间，那么灰色小楼则指向了龌龊的、虚伪的、物质的、形而下的物质空间。如此空间无疑会使内心存有“招隐寺”的诗人更加清醒地勘破物质社会的真相，而自得逍遥于主流社会之外。如诗人的妻子所说，他竭尽全力地奋斗，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无用之人，一个失败的人。而诗人追求的就是成为无用的人，欣赏的就是时代中的失败者。因为在他那里，唯有成为无用和失败才能成为自己，而做自己、回归自我才是诗人真正的追求。这里体现了作家构建异质空间的高明之处。方志办作为文学异质空间与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深深地勾连着，异质空间的疏离性和社会性的双重隐喻同时作用于人物的精神世界，促发了主人公对自我、自我与他人与社会关系的进一步的体认，并推动了人物的行动选择，异质空间的认识论功能与叙事功能得以显现。齐美尔指出，“现代生活最深层次的问题，来源于个人在面对不可抵抗的社会力量、历史传统、社会文化和生活技术时，保持他的存在的自主性和个体性的要求”[1]〔德〕齐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从此意义层面上来说，面对着时代洪流，诗人谭端午听从内心的呼唤、自甘“堕落”成为无用之人，正是其在社会洪流中努力地保持住“他的存在的自主性和个体性”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生存智慧。波德莱尔称他笔下的浪荡子是一种自我崇拜，一种宗教，并将浪荡子“看作抵抗资产阶级厌倦的最后的英雄”[2]〔英〕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7页，第27页。。并言浪荡子是“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次闪光”，“一次日落；像正在消退的晨星，灿烂辉煌，却没有热力，充满着无限的愁思”[3]〔英〕弗里斯比：《现代性 的碎片：齐 美尔、克拉 考尔和本雅 明作品中的 现代性理论》，卢晖临 等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7页，第27页。。由此可以说，谭端午身上闪烁的正是现代社会的浪荡子的最后余晖。异质空间在主人公精神嬗变中所起到的功能与意义体现出来，作家的思想倾向与价值立场也同时得以彰显。

五、空间构建的社会进程中个体精神成长的可能性

福柯曾指出：“当今时代也许是一个空间的时代。我们都处在一个同时性的时代，一个并列的时代，一个远近的时代，一个共有的时代，一个散播的时代。我认为我们存在于这样的时刻：世界正经历着像是由点线连接编织而成的网络版的生活，而非什么随着时间而发展的伟大生活。”[4]〔法〕米歇尔·福柯等：《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显然，福柯强调了空间对理解现代世界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文学创作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叙事表征，无疑也会重视对空间维度的利用。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格非“江南三部曲”充分地展现出了文学异质空间与小说主题传达、人物精神生成以及人物命运起伏等的关系。这种叙事体现，从小说叙事学层面看，拓展了异质空间在小说表现中的疆域与表意功能；从小说主题学层面看，体现了作家借助异质空间的构建来思考社会进程中个体在和外部世界对峙的紧张关系中的内在精神成长的可能性，传达了作家对个体精神境遇的观照，充分地彰显了作家的生命关怀。这无疑是文本异质空间叙事重要的文学与文化价值。

格非“三部曲”的异质空间叙事一方面显露了异质空间与主人公精神嬗变的隐秘关联，同时也呈现出了人物个体所穿行的不同类型的异质空间。而不同类型异质空间的构建体现了作家格非对社会进程中个体精神成长的深厚关怀与思考。纵观之，在“三部曲”中，作家构建的异质空间大致为：民间性的异质空间、私人领域的个体性的异质空间和公共性的庙堂异质空间。第一部中的花家舍和普济学堂指向了晚清末民国初期民族动荡时期的民间的异质空间；第二部中个体人物姚佩佩则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宏观社会中的个体“孤岛”性的异质空间；第三部中的招隐寺和方志办则指向了社会转型期个体的隐秘空间和公共领域空间。显然，不同类型的异质空间体现了作家的叙事用心和人文关怀，充分地呈现了历史中不同类型的异质空间对个体精神成长的影响，思考了个体成长必须跋涉的艰辛之路。

毋庸置疑，格非通过对文学异质空间的构建呈现了空间与人物精神衍变之间的深刻关联，但这并不表明作家忽略了时间因素。事实上，时间在空间中绵延、推展，时间从空间中穿过，或凌厉，或缓慢，或疾风骤雨，或笙歌曼舞。作家构建的不同的异质空间所喻指的不同的隐喻内涵，就折射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时代精神内涵。也就是说，“三部曲”中的异质空间的演变史体现着中国社会进程的发展史，是空间建构起来的线性时间社会史；而个体的精神嬗变与成长就在其中同步进行着，个体的生命史和心灵史与社会进程的发展史紧密关联。作家构建的这些迥异的文学异质空间，在叙事中，一方面喻指了不同的隐喻内涵与认识论意义，起到了一定的叙事功能；同时也显示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内涵。空间演变中个体精神的嬗变呈现出了个体精神在历史进程中的艰难成长，成长的标志就是对生命朴真的回归和自我自由的终极获得。

格非对秀米、秀米之子谭功达、谭功达之子谭端午三代人的精神衍变的叙述，呈现出了在空间构建起来的历史中个体精神成长走过的艰辛道路，显示出了个体如何一步一步地历经精神磨难而达至最终的精神涅槃。作家塑造的这三代人显然属于同质的精神谱系。从叙事来看，在世俗标准意义上，这三代人都是所属时代的不合时宜者、失败者，但他们又都是作家认同的具有悲剧性的时代英雄。他们的英雄主义在于对自我精神人格或灵魂的忠诚与真诚。秀米也罢，谭功达、谭端午也罢，事实上他们就是所属时代的异质空间，既身处所属的社会中，又某种程度地疏离外在于所属的社会。而且可以说，他们三代人是同一属性的异质空间在不同空间中的宿命重复。在忠诚于自我内在精神和做真诚的人方面，他们就是同一个人，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异质空间中的历史延续。这正是作家叙事的良苦用心之处。作家思考和关怀的是普世性的个体在整个社会进程中的精神成长问题。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说：“真诚的人感到自己的活动的意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从另一种更高的生活法则出发可以解释的、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进行肯定的意义，哪怕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表现为对这种生活的法则的一种毁坏和砸碎。在这里，他的作为必定成为一种连续不断的受难；但他知道就连爱克哈特大师也知道的：‘最快地把你驮向完善的动物就是受难’。”[1]〔德〕尼采：《不合适宜的沉思》，李秋零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从此意义层面上来说，历经劫难后禁语的秀米、遭受波折后走向忠诚于真诚情感的谭功达、自甘“堕落”同时也是自我坚守的谭端午，都是尼采意义上的真诚的人。这正是作家赋予三代人的英雄主义品格。“谁想把自己的生活仅仅理解成为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的发展中的一个点，因而直截了当地纳入生成的历史，纳入到历史学，他就没有理解存在赋予他的教训，就必须再次学习它。”“那种真诚的英雄主义在于，有一天不再当玩具”[1]〔德〕尼采：《不合适宜的沉思》，李秋零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毋庸讳言，格非笔下的三代人都不是“玩具”，而是从自我内在精神出发去理解“存在”的真诚的现代英雄，他们成为英雄的历程展现的正是他们灵魂中最内在的成长之途。

福柯说：“但依我看，在多数情况下，大部分人认为如果他们行所行之事（自行其事），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欲望、生活、本性、身体等等问题的真相有所了解。”[2]〔法〕米歇尔·福柯：《福柯读本》，汪民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5页。秀米、谭功达、谭端午正是看勘破真相后“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而这正是他们精神成长的佐证。尼采曾用骆驼、狮子、婴儿三个意象来表征人类精神的变化。骆驼指向了背负传统道德的跋涉，随后狮子觉醒破坏规范、对抗传统，最后狮子又化身婴儿，象征着在破坏和反抗后回归自我、与世界和解获得了终极的自由[3][3〔]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文竹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4页。。从尼采的“精神三变”意义上来看，从秀米到谭功达再到谭端午的精神嬗变与成长，正是社会进程中个体“精神三变”的体现。如果说，秀米的禁语以一种自我惩罚的方式体现了个体精神成长的第一步，谭功达以背叛曾经的信仰而转向对自我情感的忠诚，是个体精神成长的第二步，那么谭端午自得逍遥于社会之外、自甘沉浸于自我内在的生活世界，就是个体精神成长的第三步，并最终达至了个体精神成长的完善，即回归内在自我与获得终极的精神自由。尼采曾批判那些“把人格完全奉献给了世界进程的”犬儒主义者。显然，从格非笔下的一家三代人的内在精神成长之路来看，他们都不是犬儒主义者，而是坚持个体精神人格独立、并为之抗争的现代英雄。而促发他们勘破欲望、本性、权力、生活等的真相，并促使他们最终达至“精神三变”而成为现代英雄的正是作家构建的不同的异质空间。由此，格非通过对异质空间与人物精神嬗变的关系的叙事，抵达了对社会进程中个体精神成长的可能性的探求，充分地显示出了格非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精神境况的关注，显示出了格非文学创作中的生命伦理关怀。“三部曲”展现的正是中国现代性进程中个体精神成长的三部曲，是现代英雄的心灵史和生命史。

在《博尔赫斯的面孔》中，格非论述卡夫卡创作时说，人由于受到的局限而无法看清他们面对的存在的真相，无法看到事物的全貌，这就使他退化到了动物的基本处境。而在普遍异化了的现实境况之中，个人获救的可能之途就是，“通过充满警觉的洞察，复活心中被遮蔽的人的理想”[4]格非：《博尔赫斯的面孔》，〔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15页。。由此意义层面显然可以说，格非借助异质空间叙事探求的个体精神成长的问题，也同时是个体如何获救的问题。在喧嚣与躁动并存、困惑与沉迷共生的当下时潮中，格非对个体精神成长与自我救赎的思考与探索，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现代性启蒙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