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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生死场》重读

2020-02-26杨李贝贝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20年1期
关键词:生死场解读萧红

摘要:本文以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小说文本入手,采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对作品进行解读。主要从男权环境下的女性生存困境和死生相依的女性生育险境展开论述。

关键词:萧红《生死场》 女性主义 小说 解读

《生死场》从1934年4月20日在《国际协报》副刊刊载至1934年9月9日写作完成以来,萧红的文学创作便再也无法与这部作品脱离影响。1935年,该书在鲁迅的协助下在上海出版,一经出版便轰动了上海文坛。关于《生死场》的解读,大致呈现出两个阶段:一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鲁迅为首的“抗战救亡”主题的阐释,这一阐释在1949年以来的主流文学史上占有统治地位,主要是以左翼文学的角度去评价《生死场》,肯定其抗日救亡的主题;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现的多样化解读,诸如以女性视角、乡土主题、人道主义视角去阐释等。

《生死场》主要写了和动物一样生存在东北乡村里的村民们的生活,尤其突出了在多重灾难压迫之下中国农妇的生存图景——人们和动物一样处于自然生长的状态,将婴孩的诞生视作动物的本能,而非爱的结晶,对生的麻木也导致了人们对于死亡的麻木。这些人活着,也如同死了一般,从未体会过人生的价值与珍贵,生活不过是日复一日的重蹈覆辙。从主要人物赵三、王婆、金枝等人身上剥落下来的是对于人生苦难之灾的承受之重,是对悲惨生活的无力抗争。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王婆对于生的所见与所感和金枝为人妻的被迫與为人母的绝望。

萧红短暂而颠沛流离的一生以及她那敏感而又坚韧的心所带来的文学创作势必是复杂而又多彩的。作为女性,她经受过父权和夫权的压迫,遭受过丧子之痛、战乱之苦。其作品《生死场》中展现的东北地区农妇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死生相依的生存状态,可以说是她作为女性作家不同于男性作家的一种独特体验。而从未声明加入左翼作家联盟的萧红,或许用左翼文学视野去研究她的作品已经不再是潮流,以下笔者就择取女性研究视角,再次深入《生死场》,一探究竟。

一、男权压迫的生存困境

20世纪30年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作为长期以来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性,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处境更是堪忧。《生死场》这部中篇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去展现这种复杂状况下女性的生存困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男权压迫下的女性生存困境。

男权的压迫来自于父权文化的诞生。在父权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女性生存的条条框框都被男性所设定《生死场》中,有来自夫权的压迫:“大肚子的女人,仍胀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①有来自父权对新生儿的随意摆弄——成业因着生活的不如意将小金枝摔死,却未受到杀人犯的控诉。女性在男人的眼里不过是附庸,而十月怀胎的女人在男人面前更是从未享受到一分应得的体谅与爱护。父权文化系统的存在,使得在社会中扮演被动一方的女性受到多重社会身份的压迫。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影响下,女性被物化以及性别身份的丧失在《生死场》中得以凸显。

首先,作为家庭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夫妻关系,并非如今天一般平等。作为妻子身份出现的女性形象,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农妇受男性压迫的惨景——赵三的妻子,村里的产婆——王婆,曾经替丈夫寻得一支老洋炮,教会他使枪,一度使丈夫颇为佩服。她在儿子牺牲消息传来时,服毒自杀,气息尚存之际,被赵三“用他的大红手贪婪着把扁担压过去。扎实的刀一般的切在王婆的腰间”②。那一瞬间,王婆不再是那位被赵三暗自佩服的妻子,而是死不足惜的、如蝼蚁般低贱的存在。如果说,王婆在死神来临之际失去了作为人活着的尊严,那么,金枝在平常日子里便被男人夺取了作为人的自主权——成业在她那尚未成熟的身体上发泄着自己的兽欲,而未婚先孕的恐惧和骂名却只得南金枝一个人独自承受。父权社会中男尊女卑的秩序不仅在性的主导权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更在社会舆论中凸显出来。作为女性,萧红在心理以及生理上比起同时期的男性作家而言,更能够体会和表达女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所处的困境。在萧军的大男子主义性格压制下,萧红也更容易感受到女性被置于服从地位的可悲,也更能体会女性在动荡、贫困情况下的坚韧与无助。

其次,作为生活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女性,《生死场》中的女人们不仅要受到日常秩序中男人们的压迫,还因有外敌入侵而受到来自侵略者的恐吓以及丢失自己性别身份去反抗外敌入侵的情况。在反抗日军侵略而建立的盟会宣誓大会上,女人们被隐匿了自己独特的性别身份:“寡妇们和亡家的独身汉在李青山喊过口号之后完全膝头曲倒在天光之下。”(3)当李青山喊过口号后,问话道:“今天……我们敢去死……决定了……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是不是啊?……是不是……?弟兄们……?”回应声却不是男人们先传出,而是从寡妇们中间最先传出。虽然都是为了救亡图存,但女人们的性别身份却在“弟兄们”的称呼里无声地被隐匿。此时的抗敌先锋便不再有女人,或者说,从一开始宣传抗敌时,李青山们不过是借助了寡妇的悲惨经历达到结盟的目的,而后女人们在盟会中的存在便不值一提,也不足以与男性相提并论。反抗外敌的勇猛气质必然是父权文化规训的“男性气质”,这种表面上已经天生注定的性别特征,却在很多时候成了剥夺女性权利和话语的理南。挣扎在多重旋涡里的东北沦陷区农妇只能用忍耐去默认这些不公,却无力反驳这一切,只因生活的重担已经将妇人们压得再无喘息的机会了。

二、死生相依的生育险境

女人不可避免地成为女儿,大多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母亲。在母子关系中,同时也掺杂了夫妻之间的两性关系,南此也引出了《生死场》中独特的农妇生育书写。萧红写到农妇们的生育时,并不单从生育场景去描写这一复杂的现象。她看到了生育背后,两性关系中男人的强迫和女人的屈从,也看到了生育的不自主以及生产时的无尊严。成业与金枝在野外苟合之后,成业“带着姑娘,就像猎犬带着捕捉物似的,又走下高梁地去”④。这种占有欲的获得建立在将女性身体物化的认知基础上和女性的怀孕也并非是为爱结晶,更多的是一种对生活、对男性的妥协和屈从。生育之于农妇们,更似是生活的鬼门关——“大肚子的女人,仍胀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也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村,农妇们处于身份链的最底端:地主——农户——儿子——妻子——女儿。似乎从呱呱坠地开始,女性便被束缚在父权的掌控之中。小金枝的惨死便是生育的悲剧:生活艰难的成业,在女儿小金枝的哭闹声中,只因与妻子的一点口角便摔死了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但无人去谴责这个实质上的杀人犯,而作为母亲的金枝也不过在伤心中又继续了自己麻木痛苦的生活。这些令人神伤又无奈的景象使萧红在创作时将其表现为人的异化——人如动物一般不知目的地生着:“大狗四肢在颤颤,全身抖擞着。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生出来。”(5)诸如此类的动物生产与女人们的生产交织并行,一时间竞分不出是人是兽。

生育,所承载的东西太多,并非仅是产生一个新生命而已。对于王婆所接生过的那些女人们而言,怀孕并非幸事,而一朝分娩更是毫无尊严与喜悦的战争。生育为男性带来的是对后代的所有权,他们甚至无须为此过程付出些什么。而对于女性,尤其是挣扎于贫困与动荡生活沼泽中的农妇们,生育本身就意味着不可预料的痛苦和危险。萧红所叙写的是那个时代农妇们的命运,也是女人们的命运。这种独特的生育体验是本着救亡图存的主流男性作家们所无法体会的,也无法书写的。也正因此,《生死场》中描写的女性生育的文字更独显魅力。怀孕时的不安,分娩时的危机,育儿时的无力,共同组成了金枝们的悲歌。如动物一般为生而生,有时甚至失去了做人的尊严,甚至于在男人,在长辈眼中,濒临死亡的产妇竞不如一头猪、一头羊更有价值。在无望的穷困潦倒中,大多数女人不但没有婚姻自主的权利,更丧失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譬如金枝——在婚前被父母、成业所控制,婚后又成了成业的附属品,在成了寡妇进城务工时又被嫖客所霸占。终其一生,金枝也没有为自己做过一次主,只得成为一个糊糊涂涂活过的“人”。这些令人发指的经历却又并非仅是男性所造成的,那些舆论的帮凶(村里的妇人们)、女人自己的懦弱不争也是促成悲剧上演的力量,但彼时,萧红在创作过程中尚未形成成熟的女性主义写作视野,她只是将自己的体悟书写下来,并未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鉴于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背景,过分强求和解读其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思想未免不妥,萧红在《生死场》中有意识地书写的东北沦陷区农妇们的命运已经实属不易。

诚然,鲁迅在《生死场》出版之初所作的序言,像一块巨石压在作品之上,人们在解读《生死场》时必然无法绕开救亡图存的抗战主题,“愚夫愚妇”也成为阐释作品中表现的国民性的解读窗口。在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Feminism)传入中国后,女性主义批评策略中所提到的侧重研究女性作家创作的历史、主题、类型的方面,成为重新认识萧红《生死场》中女性命运写作的新途径。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主义中男女平等的信念以及反对一切形式的男女性别不平等还没有条件在那个时代被创建和接受。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及左翼作家朋友的鼓动,萧红的女性写作视野主要还停留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的“男女平等”和以寻求婚姻自主权为主的反封建意识上,这也是《生死场》中女人们除却王婆有婚姻自主意识外,更多的呈现的还是无声忍耐与承受的缘由。

袁权洪强调:生死场中的“女性意识”“女性视角”并不等于“女权意识”,萧红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基本没有反抗男权的意识,对于夫权的压迫,她们展现的更多的是逆来顺受和依赖的一面,这一点也能从萧红自身的经历得到印证——在反抗父亲安排的婚姻离家流亡的过程中,萧红成为现实版的“娜拉”。之后的生活中她借助了萧军的力量将自己从原先的泥沼中救出,虽与萧军在性格等多方面有不和,但依然处于依赖男性的状态。萧红面对封建包办婚姻时的果断与独立并未能在两性关系中得以延续,这也是我们在解读其作品时更多地从女性视角而非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的原因。对于《生死场》中出现的女性形象,不能仅仅从文本中解读,更重要的是作为同性的作者,在其中灌注的女性独特的生理、心理体验。在《生死场》大半部分里都书写了东北沦陷区农妇们的生存图景,无论是书写痛苦于未婚先孕的舆论攻击的金枝,还是被丈夫因病抛弃的月英,抑或是已经在接生过程中对生死无感的王婆,都是男性作家们无法企及的表达。也正是因为这份独特的女性经历,美国萧红研究专家摩罗的评价显得尤为贴切:“《生死场》的前三分之一所达到的某种东西,是连鲁迅作品也没有达到的,鲁迅没有以这种角度来审视我们的生死与人生。”

《生死场》因其内容主旨的不确定性以及萧红本人经历的传奇性必定是无法凭一家之言定论的,但小说中描写的那一幕幕关于女性的生与死,关于生命野蛮、原始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时,仍让人无法直视这些由时代、局势、权利、国民性共同带来的农妇们的人生悲歌。

①②③④⑤萧红:《生死场·萧红小说精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第54页,第75页,第14页,第45页。

参考文獻:

[1]北方论丛编辑部编.萧红研究[M].哈尔滨:北方论丛编辑部,1983.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刘乃翘,王雅茹.萧红评传走出黑土地的女作家[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2

[5]陈子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解读[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

[6]王维燕.妇女解放的两难[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4).

[7]袁洪权.陈才斌《生死场》的重新阅读与萧红文学史评价冉阐释[J]西吕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8]赵菲.80年代以来《生死场》研究综述[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29(3).

[9]王金茹.接受语境下经典作家传奇——从萧红的《生死场》淡起[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58(3)

作者:杨李贝贝,兰州大学文学院201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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