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边城》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牧歌式文体”的开山之作，不仅以抒情的笔调精心营造了“田园牧歌”式的诗化世界，同时又运用象征手法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具有现代意味的民族寓言。小说的现代性及其叙事策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人性的呼唤与抒情性叙事，寓言的构建与空间化叙事，情节的设置与间离化叙事。

关键词：“田园牧歌”《边城》 现代性 寓言 叙事

《边城》刚一发表，就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其独特的“牧歌式”文体、诗化的审美意境和丰厚的文化内涵，在当时文坛独树一帜，为中困现代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也确立了沈从文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作品自问世以来，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并赢得广泛赞誉，相关研究视野开阔，成果丰硕。但总体看来，主要侧重于小说“田园牧歌”式诗化意境的分析和悲剧意蕴的揭示，以及将小说作为地方志和民族寓言的人类学研究与文化学批判，对小说的现代性及其叙事策略关注不够，研究也不深入。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予以分析，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边城》的现代性既体现在作品主题和人物塑造上，也体现在故事情节设置及叙事策略上。具体来讲，运用抒情性叙事，营造“田同牧歌”式诗化世界，呼唤和赞美健康自然的人性美;通过空间化叙事，构建一个似真似幻的理想乌托邦和意蕴丰厚的民族寓言;通过问离化叙事，精心设计矛盾冲突，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

一、人性的呼唤与抒情性叙事

现代性，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疑窦丛生的开放性概念，可以从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的视角进行理解并予以界定，一般包含科技上的先进，物质上的丰富，制度上的科学与民主，价值上的多元与不确定，生命的自在与白南，人性的善良与淳朴……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概念仍然缺乏一个明确的指向和清晰的界定。有研究者指出：“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性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①

在现代都市文明对人性压抑、扭曲日益严峻的现实语境下，对自在生命形态与美好人性的呼唤，成为现代小说关注的重大话题，也是小说现代性的集中体现。小说《边城》的现代性，首先表现为对自在生命状态的肯定和健康美好人性的呼唤。作为被边缘化的“乡下人”，沈从文强烈感受到来自都市的挤压和排斥，认识到都市文明中人性的自私、虚伪和丑陋，与湘西人民淳朴、健康、美好的人性形成强烈反差与鲜明对比。无论是发自内心的主动追求，还是迫于外力的被动选择，都促使作者回望故乡，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同，呼唤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健康美好的人性。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说：“对于农人与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地写下去。”因此，“更有人性，更近人情”，是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根本主旨和自觉追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边城》中表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人性的人生形式”②。

小说对健康美好人性的呼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人性美的歌颂。《边城》是一曲美好生命与人性的赞歌，小说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厚道而又简单的灵魂，他们心口相应，言行一致。小说所颂扬的人性之美，是一种“诚与义”、“美与爱”、“人性与神性”的完美统一。③老船夫的淳朴厚道、迂阔执拗，顺顺的正直明理、放达洒脱，大佬的豪爽率真、不拘小节，二佬的清秀挺拔、温柔浪漫，翠翠的天然纯真、活泼可爱……作品中每一个人物都个性鲜明，但作者并没有花大量筆墨精心刻画，而是将更多的笔墨用来歌颂他们共有的美好人性——健康、淳朴、善良的心性。作者笔下的湘西人民，是自然之子，在青山绿水间长大，顺应自然，合乎天性，有着健康的体魄和淳朴、善良的心性。他们心里总装着别人，乐于帮助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老船夫管理渡船五十余年来，从不收人一分钱。有人不安心，丢点钱币在船上，船夫一定捡起来，硬塞回去，实在退却不了，就拿钱买些茶叶和烟草，供来往客人用。船总顺顺“喜欢结朋交友，慷慨而又能济人急”。老船夫猝然离世后，他不计前嫌，帮助料理后事。大佬、二佬“和气可亲，不骄堕，不浮华，不倚势凌人”，在爱情上，虽彼此为对方考虑，但并不客套谦让。翠翠，更是大自然的精灵，风罩来雨里去，帮着爷爷拉渡船等这种健康美好的人性是与优美的自然环境浑然一体。

二是对两性关系的坦荡态度。两性关系是一切人际关系的逻辑起点，是人类延续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最能够体现人性的幽深、丰富和美好。处于自在状态下的边城人，对于性如对待生命一样，把它看成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完全遵从生命的本能和情感的指引，道德对他们而言是自然的律令和习俗的约定，真诚，坦荡，健康。没有来自书本上条条框框的道德说教，也不存在现代都市文明中看似光鲜亮丽的龌龊勾当。翠翠父母偷情并私奔之后，老船夫并没怎么责备他们，村里也没有多少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之所以最终双双殉情，不是因为社会环境容不下他们，而是因为彼此心中的那份“责任”：一个无法违背军人的责任，一个不忍心抛弁自己的父亲。生命中善良本性之间的冲突，导致两个人的死亡，使得与之有关联的性爱获得了一种生命意义上朴素的庄严与崇高。翠翠与大佬、二佬之间的爱情也是如此，因各种误会和矛盾，最终导致大佬死去，二佬出走。但这种生命本真状态下建立起来的至真至纯的爱情伦理，却绽放出光彩夺目的人性光辉。即便这里的妓女，也守着自己的本分，有着善良、淳朴的心性，尽责尽力，有人甚至为了爱去殉情的。无论作为当事人还是旁观者，并没有人觉得下流可耻，妓女也不因此而受到轻视和指责。因为在他们眼里，性是生命自在状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好人性的呼唤与“田园牧歌”式诗化世界的营造，得益于小说的抒情性叙事。抒情性叙事，是指带有情绪维度或抒情意味的叙事，相较于客观叙事，这种叙事更富有情感色彩和诗情画意《边城》的抒情性叙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将叙事融入景物的捕写与意境的营造之中，使叙事带有强烈的抒情意味。小说从第一章到第八章，用了很大篇幅来描绘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热闹的节庆场景，“山”“小溪”“官路”“小塔”“渡船”“人家”“老人”“女孩”“黄狗”……这一系列的美好意象，清新自然，恬淡宁静，富有诗情画意;五月端午赛龙舟和八月中秋“抓鸭子”的节庆场景，展示了边城的民俗风情和异域情调。自然之美与人性之美，完全融于这一宁静永恒的美妙世界之中，如真似幻，静谧空灵。故事在叙述中渐次展开，带有强烈的抒情意味。正如北师大教授刘洪涛所指出，这种抒情性叙事，是一种对人事、行动、情节的“物景化”处理。④

另一种是叙事中包含作者的主观态度和情感倾向。传统叙事，要求客观冷静，不带有主观态度和情感倾向，作者或叙述者应该隐藏在故事背后。法困著名作家福楼拜曾指出，作家不能在作品中露面，就像上帝不能在生活中露面。为了歌颂健康美好的人性，沈从文打破了传统的客观叙事，用带有主观色彩和情感倾向的叙事方式，歌颂边城人民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健康淳朴的人性。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的小说创作，不过是以叙事的方式抒情，“作品中不论改写佛经故事，或直接写农村人事，通过头脑，一例都成为抒情诗气氛”（5）。这一点可以从作者在叙事、刻画人物时频繁使用赞誉性的词汇中看出来，如“淳朴”“浑厚”“安静平衡”“极有秩序”“勇敢的人”“重义轻利”“信守自约”……写翠翠有“天真活泼”，“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眸子清明如水晶”;写船夫有“骨头硬硬的”，“慷慨奉赠”;写顺顺有“大方洒脱”，“公正无私”，“明事明理”;写大佬、二佬有“甘苦与人相共”，“和气亲人，不骄堕，不浮华，不依势凌人”。这些肯定性的评价，使叙事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和情感倾向，歌颂了自在生命状态下的美好人性。

二、寓言的构建与空间化叙事

小说的现代性还体现在，运用象征手法构建一个民族寓言，揭示了丰富多维的深刻主题，具有强烈的现代意味。如卡夫卡的《城堡》，钱锺书的《围城》，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都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现代寓言。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既是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也是一个丰厚的文化空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所不同的是，《边城》构建的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民族寓言，富有诗情画意。

虽然我国“田同牧歌”的文学创作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成果，但相较于其他“田园牧歌”式的文学创作，《边城》所营造的精神乌托邦，既不像夏志清所指出的“完全沉溺于理想主义境界。结果是，写出来的东西与现实几乎无关。我们即使从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他这种过于沉溺于迷恋牧歌境界与对现实不负责任的态度”⑥。也不只是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而是对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身份的认同与焦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追问和哲学反思，是关于一个民族、困家乃至整个人类的现代寓言。这一点，可以从小说的“题记”中得到验证。沈从文说：“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7）

“边城”，作为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再现了古老湘西的山山水水以及生活在那里的男男女女，让我们看到了极具有地域特色的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同时，它作为虚拟的精神家园和诗意空间，是一个隐喻和象征，寄托了作者理想的生命形态和健康的美好人性。但面对滚滚而来的现代化浪潮，这种生命形态和诗意生活不堪一击，瞬间崩塌。对此，小说通过三次死亡事件予以暗示：一次是翠翠父母双双殉情，一次是大佬溺水而死，一次是老船夫猝然离世，并用小白塔的坍塌进行呼应。作者似乎想借此告诉我们，边城人民的爱情、亲情、友情……美好的生活和生命形态将一去不复返，永远成为历史。厌恶乃至痛恨现代都市文明的虚伪、狡诈和丑陋，沈从文用手中的笔建构了一个“田同牧歌”式的精神乌托邦，而这一精神乌托邦却无力抵挡现代都市文明的冲击。这是沈从文内心最深的伤，最烈的痛，也是其情感与理性的痛苦挣扎。但作者并没有因此将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物質与精神对立起来，更没有用现代线性思维去做价值判断，彻底否定和批判现代都市文明，而是站在历史、民族、人类的高度，在全球化语境下思考现代化这一宏大的哲学命题。因为这是一个民族、地区和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在遭遇现代化进程时所面临的困境，是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悖论，无论主动出击，还是被动接受，都难以逃脱悲剧性的结局。从中国范围看，《边城》是湘西苗族的一个“民族寓言”;从世界范围看，它是中华民族乃至第三世界的一个“民族寓言”;从全球范围看，它是整个人类经典的寓言文本。在当前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语境下，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如何理解和处理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之间复杂关系，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命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命题和文化命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为了构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民族寓言，作者运用空间化叙事，将时间空间化，使真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并置、叠印和映衬，营造出亦真亦幻的诗化境界。这种空间化叙事手法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为现代小说广泛使用。在小说《边城》中首先表现为时间的模糊性和空间的具指性。无论是故事时间，还是叙事时间，作者在文本中处理得都极其模糊，尽管有“端午节”“中秋节”“某一年”等时间线索，但总体看来，不够清晰明了，仿佛将事件从时间长河中抽离出来，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同时，“端午节”“中秋节”等民俗活动的重复出现，使故事时间不断循环，流而不变。时间的模糊性，使人物事件既停留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更连接于未来，给读者一种似真似幻的感觉，从而营造出“田同牧歌”般的诗化世界。这也许就是作者再版作品时特意省略掉明确时间的用意所在。与时间的模糊性相对应的是，空间的具指性。小说故事发生在茶峒这一特定的地理空间，所有的人事都在这里上演，从未溢出这个偏远的地理空间和独特的文化空间，并且年复一年，亘古如斯。空间的具指性、稳定性与封闭性，仿佛让时光倒流，充分展现出古老的湘西世界，契合了与世隔绝的乌托邦审美境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

其次，表现为时间的压缩与空间的拓展。小说在叙事时，频繁使用“常常”“通常”“照常”等时间副词，将重复性动作、行为或事件一次性讲完，极大地压缩了故事时间，导致叙述时间扁平化。这种叙事方式，将每一个动作、行为或事件都提炼成一种习惯或普遍现象，南个别到一般，使叙事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深化了小说的主题。这种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也体现在人物或叙述句子主语的承担者身上。如小说中关于人物的叙述，大量使用了诸如“女人”“妇人”“水手”“这人”“大哥”“副爷”等复数名词或主语，以某一类人代替某一个人。在叙事学理论中，这种叙事方式称为“反复叙事”。北师大教授刘洪涛指出：“他通过反复叙事，把个体还原到类，从现象发现规律，把特殊提升到普遍，经验与人事通过这样的抽象，从流动时间的冲刷侵蚀中解脱出来，演化成习俗、风俗、文化，达到永恒。”⑧由此，作者其实并不十分关注人物个性的捕摹，更专注于事物类型的抽象和概括，进而拓展小说的意蕴空间。

三、情节的设置与间离化叙事

对多元化和不确定性的肯定和追求，是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小说《边城》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不仅体现在主题思想上，同时也体现在情节结构上，并且通过情节结构的精心设置，更好地体现小说丰富多元的审美内涵。情节结构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就是要打破小说单一的线性稳定结构，阻隔或遮蔽情节之间显在的逻辑关系，使小说故事情节处于开放、不连贯，甚至看似混乱的状态。

小说就是讲故事，但如何通过情节的设置讲好一个故事，不仅考验作者组织故事结构的能力，同时也考验作者的写作功力和叙事技巧。要想将故事讲得精彩，讲得意蕴丰厚，让人咀嚼不尽，回味无穷，还是需要精心设计情节并采用恰当的叙事方式。《边城》的故事是通过两条线索来展开的。一条明线，即翠翠的爱情悲剧;一条暗线，即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并通过一系列的误会所产生的矛盾，推动情节发展，直至走向悲剧性结局。看似传统的情节结构，在沈从文的笔下有了创新。它不同于传统情节结构的是，这两条线索不是平行展开，而是时断时续，时隐时现，有断裂，有交叉，有呼应。同时，在情节展开过程中，又先后穿插两次节庆活动和三次死亡事件，改变了单一的线性结构，遮蔽并阻隔了事件之间单一的因果逻辑关系，而这种独特的情节结构，与其间离化叙事方式密切相关。

所谓间离化叙事，就是叙述双方或多方在同一时间里发生的事件时，打破传统的平叙（分叙）手法，将双方或多方事件切割成一个个小片段，进行分头、交叉叙述，使情节之间延宕、阻隔，进而造成误会和矛盾，推动情节发展。小说共二十一章，除开头两章，运用平叙手法分别讲述翠翠和老船夫、大佬和二佬的故事，其余部分，都是交叉进行，中间又穿插端午和中秋的热闹场景，使双方叙事形成阻隔、延宕，造成重重误会和矛盾。一个误会接着一个误会，一个矛盾连着一个矛盾，不断推动情节向前发展。如船夫与大佬之间的误会：大佬提亲时，船夫说的是实话，大佬认为是托词;大佬唱歌失败，船夫以为成功并进行恭维，大佬感觉不爽。船夫与二佬之间的误会：船夫有意暗示，二佬认为“做作”;船夫套近乎，二佬认为他“弯弯曲曲，不利索，大佬是他害死的”;二佬等船，船夫有意让翠翠去拉，但翠翠因害羞不愿去，二佬认为是故意的;二佬喜欢翠翠，船夫却以为他心屬磨坊。船夫与顺顺之间的误会：船夫主动与顺顺撮合，但顺顺却感觉最近家里的事都与“老而好事”的船夫有关。……这一连串的误会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是作者精心设计的结果。为了制造这一连串误会，作者通过间离化叙事，在双方或多方之间形成阻隔、延宕，让他们之间的沟通不畅，信息不对称，误会因此不断加深，矛盾开始慢慢升级，直至激化。这种情节设置，不仅打破了单一的线性结构，同时也增添了故事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透过阻隔、延宕、时断时续的情节结构，仍然能看到故事的内在联系和呼应。造成这一悲剧性结局的，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是哪个人的错，也不是任何人的错，甚至不是人的错。但如果追根究底，似乎看到与翠翠父母的死有关联。翠翠父母的死，在船夫心理留下了很深很重的阴影，他最担心和害怕的是，这种悲剧会在翠翠身上重演，所以在婚事上显得特别谨慎、犹豫。他的这种谨慎、犹豫，造成大佬对他的误会，并导致大佬遇难身亡;大佬的死又加深了二佬、顺顺对船夫的误会，并影响到翠翠的婚事;船夫一心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为翠翠找到一个幸福的归宿，但这一愿望因各种阴差阳错最终没能实现，于是在深度的焦虑和恐惧中离开了人世。翠翠父母的死亡与大佬、船夫的死，以及翠翠婚事的遥遥无期，因间离化叙事形成的阻隔、延宕，在看似没有任何关系的死亡事件，突然之间好像有了呼应，有了某种内在联系，冥冥之中，好像是命中早已注定。不仅如此，小说中小白塔的坍塌，这看似与船夫的死毫无关联的一件事，至此好像也有了某种神秘的关联，具有象征的意味，突显了人生的命定性和不确定性，丰富了小说的主题。

小说的悲剧性，不仅在于没有过错，更为吊诡的是，人们越是想不犯错误，澄清误会，避免错误和悲剧发生，却越是加深了误会，犯下了错误，并加速悲剧的到来。用李健吾的话来说：“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南于情节的推进，而且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着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⑨这这一悲剧是命定的，悖论的，无法避免的，具有强烈的现代意味和丰厚的审美意蕴，但这还不够。为了充分体现命定性、悖论性和不确定性这一具有强烈现代意味的深刻主题，作者还在故事最后的悲剧结局中，精心设计了一个开放性结尾：坍塌的白塔已经重新修建起来了，而“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给读者留下一个广阔而又耐人寻味的想象空间，也给作品增带来一丝希望和光亮。

①参见周宪、许钧主编：雷蒙德·威廉斯的《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围教派·现代性研究译丛总序》，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页。

②沈从文：《从文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

③吴投文：《论（边城）的生命形式及其消解》，《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6月第12卷第3期，第345页。

④⑧刘洪涛：《（边城）与牧歌情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第86页，第88页。

⑤沈从文：《我的分析兼检讨》，《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176页。

⑦沈从文：《边城·题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⑨李健吾：《边城》，《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作者：廖建霞，硕士研究生，高级教师，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副校长，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语文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