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明，付红蕾

(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 610059)

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对历史认识的“虚无”，而不是历史本身的虚无，“虚无自己对立面的历史功绩，放大或聚焦自己对立面的失误”，有所“虚无”同时也有所不“虚无”，其主要来达到所要的政治目的，主要是服务于其“假设的真理和预先建构的历史目标”[1]。同时，少数无知的学者和民众也因被这股虚无主义的浪潮“裹挟”而出现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的心理。历史虚无主义是近代以来现代性异化的症候表现，是一种特有的“现代病”，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唯一科学的历史观”[2]的背离。历史是一条永远流动的河，新世纪新阶段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具体的表现亦在不断的流变，在如何对待中国近现代历史问题上，他们披着“还原历史”、“反思历史”“深化历史”学术外衣，来验证其早已预设的历史结论，把支流当主流，把局部当整体，把偶然当必然，把黑洗白，把历史发展的回旋与漩涡当作历史的主流与规律，以此来消解现代社会取得的共知认识。人有病，君知否？对于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教学中如何应对这股思潮，搜索中国知网全文总库涉及到的论文仅有寥寥5 篇，从数量上看还比较少，从研究内容看，没有注意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发展变化，其针对性也就大打折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的世界观方法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建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怎样在“纲要”教学中落实、落细、落小，是“纲要”课堂叙事首先必须直面的现实的重大问题。窃以为，在“纲要”课教学中，为师者要做到分析其流变的症候、演变脉络及其背后的病理，并进行建构历史记忆共识，实现政治认同的训育和强化，是“纲要”课教师课堂叙事中对待历史虚无主义“与时俱进”的应有态度。

一、把玩历史——历史虚无主义的流变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尤其是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仅仅是学术、学问、学科的问题，亦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3]。每一个政权都有其对历史的合理叙述，革命的进步的历史叙述尊重历史、顺应历史事实，因而能够赢得民众的共同的历史记忆，建构强大的民族记忆和国家记忆。但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亦不可小觑，新的阶段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呈现了新的发展趋向，作为“纲要”课教学的老师，必须十分重视这种流变及其带来的深刻影响，才能够有的放矢，增强我们“纲要”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下，20 世纪初期就有表现，在思想大变动时代痉挛的痛苦中，胡适、陈叙经等人提倡“全盘西化”、“充分西化”，但此路不通，信奉者寥寥。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逐渐实现与中国的融合，在20 世纪20-30年代开始实现大众化、民族化，因而逐步的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历史虚无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行情了。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历史的虚无主义开始死灰复燃，其主要的表现为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所谓声讨，以《河殇》最为典型。另外一种倾向就是主张以传统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反而说正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挤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空间，造成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虚无”，简单讲，就是历史虚无在当时出现了“西化”和“儒化”两种典型倾向。在西方，弗朗西斯·福山在20 世纪90 年代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提出所谓的“文明终结论”。正是在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20 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国学复兴的当下，对传统的声讨寂静的同时，历史虚无主义开始向所谓“学术化”方向发展。

首先，表现为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革命叙事范式向现代化叙事范式、社会史叙事范式、革命与启蒙共生叙事范式等的转换。这其中又最为突出的是革命叙述范式的转换，仿佛一夜间就必须要“告别革命”。在他们看来，如果革命是一个人的话，他一定是狂躁的、破坏性的，“百年疯狂与幼稚”，对历史的破坏大于建设，阻碍大于推动，虚掷了“至少三代人的血泪精华”，极力否定声称方式变革的效能，历史简化成了仅仅关注社会现代化的场域。同时，抬高改良主义，认为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等都应该重新评价，认为虚君的立宪或共和政体更适合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改旗改道，是“封建主义的底子、社会主义的牌子、资本主义的路子”，是重新沐浴“欧风美雨”的回归，仿佛历史虚度了一百多年，又回到原点，历史真的“已经总结”？社会史范式研究，强调眼睛向下，本身并无错误，关键的问题在于有的人通过一些微观的个案的研究，来证明革命的巨大破坏和对社会的巨大撕裂，从而达到否定革命合法性的预设目的。一些人遵循革命与启蒙的共叙范式，认为中国革命启蒙不够，救亡压倒启蒙，得出革命新生的政权是社会的“早产儿”、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这方面的谬论还有不少，不一而足。

其次，打着“价值中立”旗号，所谓力求“还原历史事实”之工作，这是这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新的动向。有人根据一点史料，就“大胆细心”地探出结论，歪曲历史，误导民众。有论者根据八路军115 师独立师骑兵连支部书记李法卿的陈述说八路军“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云云；还有论者通过所谓语言风格、写作时间等考证，说毛泽东的著作中相当一部分是别人或者秘书代笔的，如《实践论》、《矛盾论》是抄袭之作，《沁园春·雪》更是抄袭侵占他人知识产权成果[4]。通过一叶障目式的考证来歪曲历史，否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就是他们“超然主义态度” 想要的结论。

再次，以个体记忆消解国家民族的共同记忆也是这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前述之对李法卿的论调所谓“挖掘”就属此类。此种论调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合力作用的“决定论”、“规律论”、让位于历史的“选择论”、“偶然论”。蒋介石日记解密后，有人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的梳理声称，蒋介石被社会异化认识了，蒋氏是“民族的英雄”，国之栋梁，这才是真实的蒋介石等等。在一些人丰满人物形象的口号下，包括慈禧、李鸿章、袁世凯、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都说成是有功于历史，有功于中国的现代化推进的。当下一些人翻案研究多是遵循这一套路，蒋介石有没有历史的进步性，当然有，仅凭一个蒋氏自己的日记就断定真实的，就为蒋介石脱帽加冕，实际上是把严肃的历史研究当作儿戏，本质上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

另外，一方面一些严肃的历史叙述“剑走偏锋”，另一方面，在“娱乐至死”的语境下，一些人将历史娱乐化，甚至恶搞领袖，历史虚无主义向大众传播蔓延，出现了“生活型”的虚无主义倾向，对严肃的历史结论无底线的把玩。过去这种虚无主义的论调主要局限于学术的圈内，而今这种论调向大众蔓延趋势凸显，一些学术公知、网络大V 利用社会、学生反传统、猎奇的心理，引导舆论，某些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对近现代历史人物片面美化，在电视里，袁世凯甚至被描写为一个有情有义的热血男儿，网文“经不起推敲的邱少云”说邱少云面对大火怎么可能一点都不变动？有的说狼牙山五壮士是土匪，小英雄潘冬子扭曲成是要做明星梦，与胡汉三斗争弄成是参赛歌手与评委之间的活跃气氛的游戏。这种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把玩没有道德底线，将曲折艰辛的中国革命历史无底线的“恶搞”，“借助‘娱乐化’消费历史的方式，其实质是以所谓‘发掘历史细节’的现象真相，忽视历史本质，以碎片化的个体叙事演绎历史整体否定历史规律，以此引导人们形成对历史的阴暗心理和轻浮态度，破坏大众对历史的正确认知”[5]。

二、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虚无主义滥觞的实质、方法与思维方式

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一般的否定中国的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而是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和指向性，那就是否定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改革开放，归根在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6]。主张建构“全盘西化”、“欧美为师”的历史记忆。表面上打着“学术自由”“表达自由”的旗帜，但其背后却是“隐秘性的强制”，对民意的粗暴的裹挟。

在研究方法上，虚无主义者强调“还原历史”、“反思历史”“深化历史”研究，其面目更具有迷惑性、虚伪性，也更具有欺骗性和渗透性。但是，不管是研究范式的所谓转换还是研究视角的新的突破，其方法并不新鲜，其实是都玩弄把历史当作小姑娘任意打扮的游戏。预设主题，依葫芦画瓢，形成所谓论证体系，“主观选择碎片，作为他们假设历史的依据”[7]；支流当主流，点点是面，线线是全，放大历史；在思维方式上，把现象当本质，偶然当必然，原因当结果，动态当静态，可能就是趋势，非此即彼，以今况古，“动辄全盘否定、要断裂”[8]。在方法上，历史虚无主义总体看就是碎片化看历史，历史是胡适所说的“小姑娘”，需要什么样的装扮，就给小姑娘穿什么样的衣裳。他们不懂得碎片如何撷取（有的是真不懂，有的是装不懂），无论他们怎样“重说中国近现代史”，实际是对历史一次次蹂躏，中国历史被蛮横的肢解、切割、假设、否定、定义、包装。研究历史，第一要义或者说最重要的价值倾向是什么呢？是真实，失去真，一切历史还是思想史吗？认识历史规律就要把它当作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为真理就是一个过程，同时历史的规律需要对恩格斯所说的“合力”的把控，因为真理也是全面的，单个存在的历史现象仅仅是现象，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历史的规律只有在碎片化现象的联系中或者总和中才能实现。历史是整体的结构，“追索这一结构的形成过程越长，则对它的动态的认识就越真切”[9]，列宁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选出来的，那么它们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10]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的理论根源在于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的失落，落入到唯心主义尤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巢穴。唯物史观要求认知历史要坚持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方法，分析社会及其人物重大活动。人民才是真正历史的主体，对待历史，不能仅是个体经验的海洋，不能放弃求真第一的价值诉求，不能主观臆断，妄自揣度。以假设回溯历史，既不符合历史研究的思考逻辑，更无助于历史真实的发掘。历史是合规律的，是偶然集合中汇成的必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历史虚无主义的碎片化研究与传播带来的结果只能是对历史合力的背离，对历史规律的反动，数典忘宗，走向历史反面。有识之士呼吁必须高度重视，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艺术问题，而且是一个严肃的现实问题、政治问题。

三、历史共忆基础上的政治认同——直面历史虚无主义的“纲要”课课堂叙事

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样态及其流变，基于我们对其实质、方法与思维方式的认知，作为大学“纲要”课堂教学的老师，怎样去力构历史共忆基础上的政治认同课堂叙事？

首先，在于“纲要”课堂叙事中要有高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自觉意识。无论是革命研究范式还是现代化的研究范式，也许视角的确有不同，但只要认识到历史的“合力”作用，就会发现二者的“殊途同归”。比如说，五四运动后，究竟是不是救亡压倒启蒙？又造成中国的启蒙不够，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如果看看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更深刻体现救亡这个当务之急的运动中的启蒙，看到二者的融合趋势，学者陈旭麓所说的“只有实现自身近代化过程中，中国才能真正抵抗一个近代化了的侵略者”，也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对民众的发动，井冈山、赣南包括长征时期对农民的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战争动员，哪一项不是推动了民众国家民族意识的建构？在抗战中，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开始构建整个民族国家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记忆。1937 年全民投入抗战的历史图景让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慨叹，“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敌顽强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动了我们的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11]。

要具备这样的历史自觉意识，需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本思维方法，更需要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多维度的认知的知识储备，否则就有可能瞎子摸象，人云亦云，丧失原则和立场。又如，近现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选择应该怎样进行历史叙事呢？意识形态极端重要，在课堂上不能仅仅联系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进行了简单的对比，还应该联系中国的大历史，放宽历史之视野去寻找规律。在精神支柱的建构上，从先秦的原始天命论到春秋战国出现“礼崩乐坏”，秦帝国风行霸道，严刑峻法，很快完蛋了，所以汉朝开始重新建构，于是有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提出天人感应，精神支柱立起来，宋朝朱熹集大成，把“天命论”发展为“天理论”，到王阳明提出“天理良心”说。统一，就能强大，相反，就四分五裂，国力衰微。但是到了近代这样的唯心主义体系彻底“礼崩乐坏”了。五四运动后，先进国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革命的曲折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许多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先进青年纷纷到延安，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中国化，最后集中表现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这就是科学理论的伟大事功，理论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以，站在大历史的基础上的认知更有说服力、穿透力。通过历史就能够更加清晰认识到十九大报告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12]。

其次，课堂叙事中要坚持对“碎片化记忆”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态度。关键的问题在于要给予或者让学生认识到历史的真正的“真”，课堂叙事应“让史实说话，让历史说话，或者说求真才能去伪。历史的“真”在于“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13]。诚然，历史是碎片的凝结，但不是碎片本身。所以我们所要讲述首要的是历史本身，而不是我们一知半解的认识。如前，有人拿着李法卿的言论到处贬低中国共产党，说共产党假抗日，真发展。殊不知，李法卿的说法存在明显漏洞，一是在于115 师从来就没有独立师建制，二是洛川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主要为着国共谈判，争取合法地位，对于抗战的方针，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根本不可能预想和设计出来”[14]。这样看来，李法卿的表述就很难成立了。历史的碎片需要相互印证，孤立的碎片不能建构基本的记忆，所以，“历史研究本来就不应仅仅停留在历史事实的确定和描述上，应该在客观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形成蕴含深邃的历史评价，透过现象看本质，探究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刻底蕴”[15]，是起码的历史常识。

再次，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对革命战争情节的庸俗化演绎和“娱乐至死”的消费，“纲要”课教师责无旁贷，必须担负起更大之责任。历史共忆的建构，不是小贩的吆喝，声音越高，行情越好。对于电视网络标题党式浅知识、浅传播、浅阅读，娱乐历史、消费历史，严肃的历史变得孟浪从之，甚至恶搞领袖的文字、视频出现，网络对历史的传播多是碎片化的，“纲要”课教师在课堂讲述中必须着力强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历史学习不学也罢。如网文说毛泽东的文章多为秘书写的，事实上，毛泽东的文章绝大多数是自己亲历亲为的，包括著名的《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当时住在延安李家窑一个阴暗潮湿的石洞里，花了半年的时间写就的。逄先知著《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说，大家知道，毛泽东作报告，作讲演，写文章，从来不让人代笔。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建国以后铸甲销戈的和平建设新时期，都是如此。当然，也有例外，八大报告是由陈伯达起草，但毛泽东也是作了许多批示、修改。另外，个别抗日神剧中裤裆里能埋炸弹，这难道是抗战英雄的真实再现？叙事作为历史的再现，必须尊重历史，不能无限度拔高，不然摔得很惨，不但不能建构学生的历史共忆，反而造成弱化甚至消解，其最终带来的是真实的历史的“虚化”。

实际上，“纲要”课教师本应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强有力的批判者，但少数人却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者，十个诸葛亮也抵不上这样一个坏榜样。明显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主流意识形态被弱化、被歪曲、被抛弃，更何谈正确的政治认识？“纲要”课的叙事主角是教师，教师这个“主导”的要求要有底线。“纲要”课教师不但要有过硬的专业底蕴，更首先具备过硬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四种意识应该成为“纲要”课教师的必备的自我意识。“纲要”课教师要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历史虚无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思潮”[16]，“纲要”课教师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必须要有思想的定力，这个定力即是近现代史的四个选择“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纲要”课教师有大局意识，强调对历史认识的高度，要求登高望远不短视，直视历史潮流不回避漩涡，不能被碎片化的历史所左右；“纲要”课教师有核心意识，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两大主题是革命与现代化，革命是前提，现代化是目标归宿，革命需要领导者、意识形态和道路的重新选择，这其中，最主要的是领导者的选择，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反映的是中国革命领导者一次次大浪淘沙的选择过程；“纲要”课教师看齐意识，向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看齐，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方法论，从历史虚无主义的正面积极应对，进行引导，不回避、不怯弱。

当代中国民族复兴崛起，对历史的正确回溯也是我们前行的源泉动力，“纲要”课堂叙事是这股源泉动力的力量之一，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课堂回应是充实这股力量的必要步骤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