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桃李

(中共渭南市委党校 陕西 渭南 714000)

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根植于中国土壤，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与西方的政党制度有着本质区别，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历史上，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状况息息相关；步入新时代，新型政党制度则有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一、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息息相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就开展多党合作、民主协商。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汇聚起抗战的强大力量。延安时期的“三三制”即是多党合作的开端与雏形，亦创建了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出 “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热烈响应与支持，为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型政党制度的正式确立；同时，这一制度在协商建国中也得到了实践和巩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解决困难，形成和发展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历十多年的曲折之后亦蓬勃发展。五届全国人大及政协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标志着这项制度重新正常运转；中共十二大上将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八字方针”发展为“十六字方针”； 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另有各类文件的发布，目前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中共中央法规和文件为主体、以相关配套政策为辅助的比较完备的制度框架体系[2]。

可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状况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当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向前发展，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实践的越好，新型政党制度便发展；反之，当民主政治建设出现倒退时，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实践也会遭到破坏，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便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前提，为其提供了肥沃的政治土壤，但我们也应看到，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政党的存在，使政党成为民主的力量，从而实现社会的多元整合。

二、新型政党制度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一)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有效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马克思说过：“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3]”习近平总书记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因此，民主的价值关键在于行得通、起作用，这就要求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凝聚共识。而政党本身就是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益的代表，是发挥民主作用的重要主体。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与其共商国是，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予以整合，把党际民主与人民民主互相衔接，形成社会共同体意志，有效发挥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民主功能，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独特优势。所以说，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正是这样一种行得通、起作用的民主制度。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存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各阶级、阶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分化导致利益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这些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在政策中的体现程度关乎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深度与广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把各个政党和各界人士紧密团结起来，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在经济、政治、社会建设各方面，通过实施各种规章制度，听取并集中多方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保证统一意志，民主党派广泛参与凝聚全社会智慧，实现民主与集中，促进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政治上，将民主扩展到各民主党派和利益团体，贯穿整个决策过程，切实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广泛性、有效性；在社会建设上，和谐的政党关系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团结，而不会像两党制、多党制那样，政党之间为了争取执政党地位而互相攻击，导致社会的撕裂，更不会为了维护本党派所代表的集团利益而置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于不顾。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就充分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领导有力，社会各界鼎力支持，上下一盘棋，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理念，齐心协力应对疫情考验，并取得阶段性胜利。反之，某些自诩为“民主”典范国家却应对无力，在政党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权衡中一次次错失良机，导致疫情扩散，人民安全无法保障，这也从反面揭示了其“少数人的民主”的非民主本质。

(二)新型政党制度在政治参与、利益表达和民主监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政治参与方面，新型政党制度既强调通过广泛协商与合作来反映民情，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又强调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推动实现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政党关系和谐。同时，新型政党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互相配合，相得益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选举产生人大代表代表全体人民，政协的代表则代表34个界别和各种政治力量，二者从不同层面保障全体人民都有直接政治参与或间接政治参与的机会。

在利益表达方面，新型政党制度通过人民政协这一政治参与渠道, 广泛吸纳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表达，听取意见建议，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画出最大“同心圆”，搭建起人民代表大会以外另一个利益表达平台。

民主监督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是一种政党之间高层次的政治监督，通过意见、批评、建议等方式进行，有利于强化体制内的监督功能。其实，监督也是一种合作，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需要有效的监督来保持自身“肌体的健康”。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改进自身内部的监督形式，《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做出的战略部署，为党员和领导干部明确了政治高线，画出了廉洁底线，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要意义。[4]

三、新型政党制度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互为依托，互相促进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有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而新型政党制度能否成为国内全体公民的核心价值认同和在世界范围内赢得话语权,同样有赖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5]。二者互为依托、互相促进。

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而言，新型政党制度把政党制度从旧的竞争性的选举性的刻板印象中解放出来，创造了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的协商民主新形态。首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专门的协商共事组织，既为各党派之间的充分协商和沟通提供了平台，也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最成熟的平台。此外，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包括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在内的七大协商领域，正是因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存在，才使得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成为可能。反之，在任何旧的竞争型的政党制度中都不可能产生这种形式的协商。所以说，新型政党制度丰富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

另一方面，新型政党制度是否能在国内成为全体公民的价值认同，能否在世界话语体系里赢得一席之地，则有赖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对我国的政党制度颇有微词，甚至质疑社会主义民主，却又对协商民主倍加推崇。实际上，在我国，政党协商、政协协商正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新型政党制度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创造出中国特色的民主话语体系，有利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际上赢得话语权。

从历史实践来看，新型政党制度已经深深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民主形式，而且深化了民主内涵，既实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保证了包括参政党在内的社会各界利益的合理表达、力量的有效发挥。因此，我们必须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