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威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1903年至1906年，陈夔龙担任河南巡抚。陈夔龙(1857—1948)，字筱石，号庸庵居士，贵州贵筑人，起于寒士，光绪进士。他于1886年起任职兵部，甲午战后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他庚子(1900)时任顺天府尹，后升为漕运总督；后又历任河南巡抚、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清亡后，他退隐上海，著有《梦蕉亭杂记》《庸菴尚书奏议》等书。适值全国、河南新政氛围正当浓烈，风气渐开之际，受任豫抚的陈夔龙抱本开新，认真办理新政事业，进行全面深入的改革，大大推进了清末河南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转型。当前学界对陈夔龙抚豫情况的研究已是不少，尤其对陈抚豫的经济、军事等方面关注较多，而对其在政治、社会改革的方面关注较少，其中对陈在河南的司警、交通、城市与社会改革方面的研究颇为薄弱，有待补充(1)陈夔龙抚豫期间的河南城市、社会改革，学界与之相关的论文有：张华腾《清末新政时期河南巡抚与河南早期现代化》，《中州学刊》2015年第12期；王琳《陈夔龙疆吏任间施政状况述论(1901—1911)》，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贾德哲《陈夔龙从政活动研究(1901—1911年)》，宁夏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等。与拙作“铁路建设”内容相关或间接相关的论文有：袁文科《清末民初洛潼铁路研究(1906—1914)》，《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6期；韩康康《论道清铁路收赎及影响》，《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年第4期等。。

清末河南城市与社会的治理、改良与建设，对抚豫的陈夔龙来说，主要是豫省境内司警、交通与城市的建设，河南民众生产生活的改善，旧风坏俗的改易。新政期间，陈夔龙对司法、警政事业，对河南交通、城市与社会发展方面贡献尤力，成绩卓然，引人注目！

一、兴办警政，维持秩序

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清廷谕饬各省依照袁世凯所奏请的警务章程，仿照依例办理。河南为“四通八达之冲途，巡警尤保商卫民之要政”，陈夔龙自抵豫以来，多次与司道等官吏筹商警务事业的办理。二十九年(1903)冬，河南曾经“就保甲局之安定营酌添巡兵，小试其端”。豫地辽阔，靠近直隶，新政以来盗案渐少，“似较旧时气象已有不同”[1]100。不过此后筑路开矿，外人纷来，多有抵牾与纠纷发生，宵小溷迹其中，治安堪忧。陈夔龙也深深觉得“藉以考察舆情、消弭嫌衅者，举办巡警莫切于斯”。之前，陈夔龙已与下属酌商奏定，裁减旧兵所节省的饷银，一部分可用于北洋学堂弁兵经费，其他的拨归巡警使用；未裁之兵分扎各州县汛地，都改作守兵，以为巡警张本[1]100。

省会开封的一举一动尤为中原四方所具瞻、学习。河南若仿照直隶的规章与办法，规宏浩繁，“一时力实未逮，惟有改保甲为警察，改练兵为巡军，则事可立行而民亦称便”[1]100。陈夔龙乃于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据情奏报清廷，河南“试办巡警，筹拨的款添募巡军，拟改保甲局为巡警局”。陈夔龙思之再三后认为，河南与其僵化模仿直隶之法章，不如根据实情灵活变通办理。陈夔龙随即饬司、道悉心核议，参仿直隶办法，“就本省民情风土所宜，妥酌办法”。之后，河南“将安定局汰弱留强，添募五百人数，改为巡警军，以藩、臬两司督理局务”，以吴葑为总办，马开玉为会办。河南当局还“按段设大小分局”，周密妥善布置，派员认真稽查约束。对于巡军一营，河南“责成管带督操。各员值班梭巡，更番训练”；并“另设工兵八十名，专司清理街道”[1]100。官、弁、兵、夫总共六百余名，他们分布城于内外，并随时听候调遣。稍后，河南当局续办巡警归并巡军，由总局发布警规，逐渐整顿办理，逐渐确立规矩与纪律，使“呼应灵捷”，以助益于地方缉捕诸事。保甲既已渐渐裁掉，并改作巡警，增募巡兵，应筹足备款银，以支持经久使用。拮据中的河南当局不得不设法腾挪，将原先用于保甲员绅、勇役各项津贴开支的支应局平余，再加上裁兵节省下的饷银，一共万余两转用警务。在稍有成效后，陈夔龙另行筹款添设警务学堂，饬令巡兵分班学习，警务官弁进行轮流训讲，并逐渐推广于州县，以“禁暴诘奸、保卫闾阎”[1]100-101。

在试办巡警稍有成就，并初有经验后，陈夔龙“妥定章程”，札饬河南各州县一律推行，次第举办。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规模渐具”。如武陟县依照豫抚陈夔龙的号召于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亦试办巡警，“岳廷楷于城内设巡警局，派巡长一名，招巡兵十五名，购备军衣器械，规模粗具。改木药店、保甲局为巡警局”[2]364；并另设分局，驻扎铁路旁，防护地方。

河南警政事业从水平与质量上看，省城的相对较好，“而城外各关，因绌于经费，未及兴办”，未免显得参差不齐，存留有诸多缺陷与遗憾。后来随着京汉铁路的开通，汴洛支路的兴筑，各色工匠猬集于河南，混争纷乱。鉴于此，陈夔龙认为应及时“增设城外巡兵，与城内联络一气”，因此他于1905年腊月奏请推广巡警，“以资震慑而保商民”。在得到朝廷允可后，陈夔龙“选募巡兵100名，酌设巡弁巡目，共成一哨之数，并派管带随时稽察”[1]166。总计下来，饷、械等费需银7500余两，可是河南“库空如洗”，无款可筹，而警政事业紧要非常，不能不办，陈夔龙只能努力设法挪移挹注，着力筹款办理。陈州府属之周家口，水路交通方便，商贾荟萃，一向设保甲分局以保卫。陈夔龙派遣属员会同该府、局筹议改编警察，“选募巡兵160名”，按照新章切实实行。其经费之前由官督商捐，之后仍如旧例。陈夔龙随时加以监督和管理，并渐进扩建，务使匪徒无所依托，百姓得以安定生活，匪患得以消弭于萌芽间[1]166。

二、增进司法抚恤与刑狱改革

抚豫期间，陈夔龙进行了社会的抚理与改良，移风易俗，改善人权，改善豫人生活，促进了清末河南社会的司法进步、文明开化与社会发展。

清末改革中，法制、狱制改革是一重要内容，惜人命、重人权的意识有所显现，社会向着现代文明与法制迈进。袁世凯在直隶率先进行的狱政改良已卓有成效，所创行的天津罪犯习艺所令内外为之赞叹，为监狱近代化的有益探索。清廷于是要求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以设法推广。

闻听朝廷谕令后，陈夔龙着即遵照筹办，进行了狱制改革与犯人改造的工作。陈夔龙先是会同司、道等官，集思广益，商酌办理。陈夔龙认为，司狱改革“寓养于禁，意美法良，惟须筹简易之方，庶几风行无弊”[1]123。对于省城及各道先设罪犯习艺所一节，陈夔龙对于起步初始事宜颇为谨慎，力求稳当。河南军流徒犯若合并监禁则人多，多则难以约束与管控。就开归道辖地论，徒以上人犯虽不过数十；然而十年后，恐怕不下数百人，非设有宽屋峻墙不可容纳。河南其他各地也无此宽敞之所，若另建的话，所需费用巨大。另外，“各犯多系不逞之徒，聚数百于一隅”[1]123，骤增其势，恐怕容易滋生事端，而州县本有典守，自设简便，役费节约于无形，这样做自然更简单方便。各州县多有廨所，就地取材，稍加修葺而费用不多，这是第二个便利的地方。第三个好处是，禹州等处设工艺厂，专收罪犯已办一二年，酌为扩张较为简易。倘若将此模式推广到各州县，因地制宜，成本低廉而销路旺达，派人向犯人分别教授本领并使其多加练习，无须另外筹办。陈夔龙参酌各方意见，思虑后认为，各地分设之处，本属因地制宜，尽管与原议不符，但各省情形不同，河南政府“未便过于拘执，转致窒碍难行”[1]123。综合考虑下，陈夔龙参考河南各地实际情况，自上至下都以分设为请，并照此统一而灵活地办理[1]123。

光绪三十年(1904)冬，陈夔龙详细核实，考察探究，有的择地建设；有的购房改萁；有的就现有条件添改修缮，多“就地图维，布置尚臻妥善”。开始兴办的时候，需要费用不少，但“未便派捐累民，又不准请领库款”；政府若令捐办，恐怕数额远远不够；罚金又久成虚设，即使有的话也是缓不济急，难有可靠有力的着落。思来想去，陈夔龙不得不寄希望于“借资群力，庶几众擎易举”[1]123。陈夔龙饬令各牧令就地妥为办理：若公款可拨，核实后可允许使用；若无则先暂给筹垫，“分年流摊弥补，以济要需而免偏枯”。河南当局雇用相关员工，分别按系属与专长妥善分派。犯人“所习工艺以磨面、编筐、打绳暨织席、织带、织布、纺纱、编草帽鞭等类为多，亦有试织毛巾、仿制洋皂者，类皆民生日用要需”，制造并不困难，也不用担心没有市场[1]123。相关教员可先教犯人各种粗浅的技艺，这样做法犯人易学速成，然后可渐渐改良、力为推广；当局可限制工分，按日严加稽查，奖励勤奋努力者，惩罚懒惰怠工者。各个犯人一般缺乏管教、监训，而且他们多在进行技艺学习与劳作中脱掉了刑具，地方官须“慎选看役，加意防范，使彼无隙可乘，庶免疏脱之虑”[1]123-124。陈夔龙改变惯例之约束，稍为变通方法，将军流等犯到配者，吏目、典史等官进行专司管辖，州县负责监管。陈夔龙责成各地方随时督察，检查功过，依照其表现与成绩分别奖惩[1]124。

除了采取设罪犯习艺所等改良狱制的措施外，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继续深入改革，优恤刑狱，改良监狱，着令各省“设法筹款，将臬司府厅州县各衙门内监外监一律大加修改，地面务须宽敞，房屋务须整洁，一洗从前积弊。至各处羁所亦须宽整洁净，不准虐待”[1]164。这作为一种惜民命、重民权的进步的表示与态行，而不是过往的把犯人当作畜生，折磨人蹂躏人，甚至草菅人命的做法。陈夔龙查得河南各属监狱大多过狭窄逼仄，拥挤难堪，容易感染疫病瘐毙，“若不亟图改良，认真修理，殊不足以示矜恤而重民命”[1]164。朝廷的圣旨已经三令五申，但从犯人实际生存状况看，确实有不怜恤百姓之罪过，可以说立即着手修缮改建监狱已经是刻不容缓。故闻令后，1905年冬，陈夔龙即开始遵照朝廷谕令筹办，将省城司府县三监仿照直隶的办法，一律改修。陈夔龙饬令开封知府石庚、祥符知县郑鸿瑞实际勘查，并将实情上报于他。其后，陈夔龙了解到三监地势尚还宽敞，房屋多为闲置，便拟“就监内闲房改为沐浴、养病、诊病、煎药等室，并添建亮厕、病厕，加高木笼开挖天窗，铺垫地板。此外，围墙、甬道以及地沟，俱各修理整齐、疏浚通畅，总期坚固洁净，一改旧观”[1]163-164。总计下来，三监修整需工料银约9240两。当时司库银钱颇为短绌紧张，河南政府并无大宗闲款可以挪移转用，而改良监狱实为新政要需，与寻常工程不同，陈夔龙努力设法筹款，除由有司筹款外，在库存正项内酌为拨款动用，以周济新政重要事业[1]165。

至于其他方面的社会事业与改良活动，陈夔龙也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改革与治理。对忠臣良将才，如秦笃新[1]78-79、张维世[1]91、韩立本[1]108、陈梦兰[1]114、朱文光[1]119等人，陈夔龙奏请入祠，以为榜样。对孝子良民，陈夔龙也给予嘉奖，对孝子“罗延龄割肺疗亲”[1]115“张元翰以身殉母亲”[1]158予以旌表。对扰乱社会、破坏稳定者的乱民逆匪，陈夔龙联合邻省政府，共同镇压清剿[1]171。在这其中，有的是传统本分所在，陈夔龙责任所系；有的封建糟粕礼仪与官场定式，却也是当时上下提倡的。

总之，陈夔龙勤奋努力地办理新政事业，促进司法与邢狱改革，推进监狱的改建与犯人生活的改善，竭力维持了豫省社会安定与发展。

三、推进河南交通与城市建设

练兵的意义更多在于国防与地方维持。对老百姓来说，他们对清末新政、地方改革的关切点是在于生产生活是否得到改善，教育是否有进步，经济、交通等是否有发展，他们所生活的城镇与乡村的各个设施、条件是否有改进。对陈夔龙在河南的改革，豫民的关切点也不例外。事实上，陈在某些方面所做的成绩也是相当不错，可圈可点之处甚多。

适逢国家铁路建设的良好契机，在陈夔龙等人主持下，在河南广大绅、商、民自身的配合、争取与努力下，清末河南得以在陈夔龙抚豫期间兴建了卢汉(一作“芦汉”，后改称“京汉”)、道清、汴洛等一纵两横的铁路。数条干线铁路的修建与运行，加大了豫省境内商品与人员的流通，大大推动了清末河南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清末河南交通与城市的现代化。

甲午战争后，先头勘探的意大利牧师罗沙第发现了豫、晋、陕等地的矿产资源，尤其是山西泽州、河南焦作的煤矿更是储量丰富，品质优良。因为特别垂涎焦作的无烟熏、无臭味的“香砟”优良煤，实际由英(英主控权)、意两国牵头成立的福公司曲折进入河南，取得了在豫西北的开矿权，成为战后列强在中国开矿设厂潮流中的一分子。欲开矿产、运输物资等，不可不建铁路。1902年，福公司与清廷签订了对其有利的合同，谋得路权。英原路计划是打通晋东南与豫西北，修筑泽州到滑县道口的道泽铁路。1904年，长160多公里，途径柏山、焦作、新乡、汲县等20个车站的清化至道口的道清铁路先行竣工。其他段后因资金问题及晋民的激烈反对，只得作罢。英又使计施压，以“国有”的利诱，从清廷那里借了70万英镑，这比詹天佑事先勘测核算的多了十几万英镑，真是贪诈欺人[3]。

(一)黄河铁桥的建成

道泽铁路的开通大大推进了豫西北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随后京汉铁路的打通显然对河南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豫省绾毂中原，毗连七省，非铁轨交通不足以资利便而控形胜。” 为打通卢汉铁路，纵跨黄河是清末建桥修路的一大难题。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1905年11月)，京汉铁路郑州黄河大桥建成，标志着京汉铁路已基本告竣，全线贯通[4]5430。

督办此桥的大臣盛宣怀请旨特派大臣验收，得准。十月十五日，陈夔龙带印出省城，当即派商部议员署理盐道胡翔林、总办交涉局候补道吴肇邦随同前往。十六日，抵郑。次日，陈偕盛验视。唐绍仪等亦北来相晤共观，行桥成礼。法、比驻津驻汉各国领事，亦有来与斯会者。“远近来观成者，不下数十百人”[1]492。对此，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完整保存了一块非常珍贵的纪念碑，即“京汉铁路告成铁碑”。碑文也刻载了当时的盛况，上曰：“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比国公司助理工成之日，朝廷特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二品戴署理商部左丞相唐绍仪，行告成典礼，谨镌以志时在。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陈夔龙详览桥身，勘察而知：“北自武涉之姚期营起，南至荥泽县之广武山止，计长九十余丈，广一丈有五尺。安置单轨桥趾，以钢柱为之，酾水为一百〇二道。南北两头以八钢柱六钢柱为一墩，中间以四钢柱为一墩，共一百〇三道。两柱相间之处绾以钢条柱脚，钻入沙底镶以埽石。目下水落归槽，由桥身量至河面约高二丈有五尺，由桥脚测至沙底约深四丈有八尺。此黄河铁桥工程之大概情形也。”[1]161陈夔龙在《水流云在图记·铁桥验工》记道：“桥凡一百三十余洞，洞各四柱，长约十余里，费金钱数百万。”[1]492陈夔龙又探查获知黄河水性湍急异常，“虽程途仅数里之遥，而来往每多阻滞，今则瞬息可达，履险如夷，既免淹留时日之虞，更无跋涉风涛之苦，中外称便，异口同声”[1]161。眼看转瞬行车卖票，向来谨慎稳妥的陈夔龙如老翁小心，思虑“总宜多备车头少带车辆，庶几压力较轻，益形稳固”[1]161-162。桥成之日，已届河流顺遂之时，陈还担心“将来大汛届临，能否坚固不遥，尚无把握”[1]162。后来此桥的实际运行证明，此桥的确存在诸多设计与施工的不足与隐患，后期维护所费甚多，可见陈氏并没有多虑，实是谨慎而老练的先见之明。

(二)洛潼铁路的筹建与汴洛、卢汉南干铁路的顺利开通

随着黄河铁桥的建成，开洛支路亦经估勘兴筑。陈夔龙详细考察地势，就东西经线计量，尚有两路可筑：一是开封达济南，曰开济铁路；一自洛阳至潼关，曰洛潼铁路，“均为目前最不可失之机。惟两路同时并举，势难兼顾，况开济一路道远工巨，尤非一时所能定议”[1]169。而洛潼路，计长480里，约需款500万两。道路崎岖，兴工艰巨，费时费工、费力费银钱。然而洛潼路远通关陇，近达京津，须“先事绸缪以杜外人”。恰会陕抚曹鸿勋亦甫奏筑洛潼铁路，“期与豫接”。“若洛不展至潼，即他日开洛工成，而陕线中断，亦殊不利转输。秦豫为一直线，自应衔尾相接，以成辅车之势。”[1]169且初开办开洛支路，中方与比利时国公司所订合同第23款中已有提议在先：中国如奉准由豫接展至秦，倘中国国家自行筹款或招集华商股本接展此路，比国公司不得争执。

晚晴以降，中国铁路被外国势力侵占控制。新政以来，民间兴起收利权、自办铁路高潮。陈夔龙亦深以为：“铁路为自有之利益，亟应统全省之力自行筹办，藉挽利权。”陈夔龙与司道再三熟筹，并电商豫省京外官绅，商量的结果是“意见相同”：除了抵抗侵蚀，争取利权，“盖事关合省公益，在官斯土者固应尽提倡维持之责，尤赖本省官绅同心协力，宽筹款项，庶几众擎易举”[1]169-170。有鉴于此，陈夔龙遂于1906年初春奏请筹修洛潼铁路。

在豫抚陈夔龙的奏请、倡议与支持下，河南学子、绅商等地方精英很快给予了回应与行动。1906年归来的豫籍留日学生还热情地发起成立了河南铁路研究会，他们邀请李时灿任会长，订章程，劝绅民，共资建，以自办。1907年，王安澜(李时灿好友)等40余人设立“河南铁路公所”(后改成“洛潼铁路公司”)，倡联豫省绅商集资合股，以争路权，自修(洛潼)铁路，保护豫西北的资源。然而洛潼铁路的修建毫不顺利，可谓是风云变幻，命途多舛，是非常的难产儿。其中间是建建又止止，修修又坏坏，几经折腾，曲曲折折。直到民国时，75岁的陈夔龙才看到它的建成通行，这恐怕是陈老翁万万想不到的。

作为延展的洛潼铁路虽在清末未得建成，但既是卢汉支线，又是后来陇海铁路母体前身，长约184公里的汴洛铁路于乙巳(1905)夏以郑县(今郑州)为基点，东西开建，宣统初元冬通行。

作为南北干线的卢汉铁路，1905年冬即已竣工并运行。好比唐宋元时的运河，铁路的修建与运行，使得沿线地方顺势快速发展起来，这是近代很多城市崛起的重要特征。卢汉铁路将今天安阳、新乡、郑州、许昌、漯河、驻马店、信阳等地，纵贯连接起来，北达京冀，南至两湖。卢汉铁路“凡二千四百余里，在河南境内者已及其半。境南停车之场，南北凡三十一。在北干者凡十一，曰丰乐镇、彰德府、汤阴县、大贲店、淇县、卫辉府、潞王坟、新乡县、亢村驿、詹店、黄河北岸；南干凡二十，曰新店、李家寨、柳林、信阳州、长台关、明港、新安店、确山县、驻马店、遂平、西平、郾城、临颍、许州、和尚桥、新郑、谢庄、郑州、荥阳、黄河南岸”[5]。其中“各栈以信阳州、驻马店、郾城县、许州、卫辉、彰德最盛”[5]。笔者的家乡驻马店，从原先的供人马中途休息的驿站转瞬成兴旺的城镇。

卢汉南干铁路开通时，“楚、豫来往商货多由火车贩运”，以致火车经过各地厘金“收数顿绌”。于是豫、鄂两省便合作于铁路要处设局建卡，征收火车货捐；其中豫省境内“驻马店、漯湾河、郾城各分卡次第设立”，当局收数复起[4]5194-5195。支线汴洛路的通行，更使郑县的中心位置得以突出；同时开封、洛阳等城镇也得以连接起来，方便了东西互动。又因道清铁路的早已行车，河南西北可至晋，西可速达秦，东可迅至鲁。铁路的强大效应很快就显映出来。

(三)改郑州为直隶州

郑州今日已成中部乃至全国举足轻重的大城市，更是交通、经济的枢纽城市，四通八达，处在“米”字形“八纵八横”的黄金地带。但历史的伏线应该说是在陈夔龙抚豫间铺垫埋下的。

当时正逢卢汉铁路南北衔接，“开洛东西支路亦经兴工，两路纵横交互，郑州适居其中，为之枢纽，火车往来以此为停息要站”，“商旅络绎，华洋辐辏冲剧，繁难数倍曩昔”[1]118。郑县的地位与作用骤然上升，却距离省城汴城百余里，不便控制。且是年春因膠济铁路通，山东有升胶州为直隶州的前例。经一番会商，陈夔龙乃于1905年冬月奏请改郑州为直隶州，管理原隶属于开封的荥泽、荥阳、汜水三县，因应变通，“庶几因地制宜，与治理深有裨益”[1]118-119。

郑州改为直隶州，背后深藏的近代城市发展方式与规律的变动颇值得注意：即晚近城镇发展不似古代以河流、以行政中心地为依归，而更依赖并决定于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郑州改为直隶州，这自然适时加快了郑县的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也为入民国后郑县开为商埠、升建为市打下了基础，以致追赶上明清时已呈黯然衰落之势的开封。

(四)铁路的开通对河南城市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清末的铁路兴修与通行，其所带来的影响或许怎样评价都不为过。考量一个地方的文明与发展程度，往往交通与城市发展情况最为可观实际。广义的交通应该包括陆(公路铁路及邮政等)、海、空(电讯电波等)之设备与交流，新闻与传播等。交通和经济是相互依仗的，密切联系的[6]310-311。道清、卢汉、汴洛等铁路的修建与通行，对清末河南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即使现在我们也可以寻找到并感受到一百年前的建设所遗存的痕迹与福利恩泽。在陈夔龙抚豫期间，豫省数条干线的修建无疑为新政的革新增添了强大的动力与活力，大大促进了清末河南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进展。

因为开发矿藏与铁路的兴修，新乡、焦作等原先落寞的小州县迅速发展起来，大大提升了其在豫西北城镇的地位。这也是英帝国在中原大地上掠取开发，经营矿利，屈辱中所产生的客观意外。原先三等小县的新乡瞬间崛起，渐势取代了清季的豫北三府。汲县人王锡彤被朋友鼓噪着，为跟外人争利权，也从他的经正书舍走出来，去做了三峰煤矿的山长[7]115-116，开始从一个传统的理学家变为近代实业家[8]15。原先僻落不通的焦作，因矿采地开，铁路通行，“焦煤”等矿产，“怀药”等土货，也运至道口三里湾码头，经卫河北上至京津，或南下辗转海上，以至英国本土商民的家中。工商业得到猛然发展的焦作一下子俨然成了豫西北的矿业重镇。焦作、新乡等新城镇的后发崛起，彰显了豫北的区位与资源优势，利用道清等铁路，它们间互动与联系也构建了豫西北的城镇体系，从而形成环扣的集体效应[9]。

卢汉、汴洛等铁路的开通，矿产的开采，商品人员流动的陡然增大，沿线的豫民原有的生产生活被打乱打破，有的改种市场需要的作物，农副品、工艺品也远销内外，进而商品化加快；有的少地无地的贫困农家放弃耕作，改往矿产企业去工作，做了工人。稍微富裕的绅商在诸多刺激下，也为了与外争利权，纷纷努力办起各种各样的轻工业，或者为占住矿产，也合力办起工矿等重企业。这些所产生的结果使铁路周遭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社会阶层阶级也生了起伏变动。

以上论述的铁路的修建给河南城市与社会发展的所带来的变化与影响多在表面，实际影响远远不止于此，还有更为深远的价值与意义。铁路开通，邮政也随之兴办起来，郑州、新乡、焦作、开封、驻马店等邮政局逐步建立起来。原来因条件限制，河南社会显得闭塞晦暗，而铁路、邮政的发展使豫人沟通变得方便一些，思想加快了传播。豫商利用新的条件，扩大了经商的范围与规模。汽笛的嘶鸣声，火车的隆隆声开始在安静的中原大地上响彻起来，豫民原有的生产生活被刺激、被打扰，新思想在空气中传播着。在资本的深入腐蚀下，在重商风气的漫染下，混杂的人言和思想快速流传，在铁路旁，在商埠旅舍间，不知不觉豫民思想去除了些古朴愚昧的特质，民俗民风得到大大解放。更为重要的是，铁路飞驰，商埠渐开，内外人员在河南络绎不绝；兼之此间新教育的发展，带着新思想归来的豫籍留洋学生的办学办报的活动，也使思想得到碰撞、传播与交流[10]122-123。地上之铁路，报刊之文字，这两者的交互推动，加速了豫人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向人的现代化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