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楠

(天津外国语大学 国际传媒学院，天津 300204)

20世纪的王安石散文研究，始于任公梁启超。梁启超在其1908年所作的《王荆公传》(后改为《王安石传》)中肯定了王安石变法，一改千百年来多数学者对王安石新法的否定；同时他也大力赞扬了王安石之文学，认为“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1]303，其文章是“昌黎之外，一人而已”[1]305。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他一生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对于王安石来说，梁启超对他的身后“正名”可谓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予以翻案，他对王安石的总体评价，可以说是宋朝以来的最高赞誉。他说王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倾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1]5在梁启超眼中，王安石几乎达到了圣人的高度。纵观梁启超对王安石散文的接受与阐释，主要是通过文学史地位的提升、变法的翻案以及艺术风格的接受完成的。

一、提升王安石散文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无论在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上，还是王安石文学研究史上，梁启超都是需要格外重视的一位研究者。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直接影响了后世对王安石变法和学术思想的认识，同样，他对王安石文章经典地位的确立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在文学史上早已占据很高位置，自南宋以来，很少有人能够超越他们，这八家也常被后世的古文家奉为圭臬。伴随着“唐宋八大家”不断被后世传播和接受，以及大多数人在学理层面对王安石文章的肯定，王安石文章的经典地位也在清代得以确立。然而，王安石在唐宋八大家这一整体中的地位如何，却很少有人直接作出回答，我们只能通过对选本的排位次序，或者是评论者的论述次序加以研究，从而推论出他们对王安石地位的评价。正式提出王安石文章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第一人便是梁启超。

学人之文，是梁启超对王安石文章的综合评价。梁启超认为，王安石文章虽位列唐宋八大家，但与其他七家有本质的区别，即七家之文皆为文人之文，王安石之文则为学人之文，“其理之博大而精辟，其气之渊懿而朴茂，实临川之特色，而遂非七子者之所能望也”[1]304。在肯定王安石文章成就的同时，梁启超也通过唐宋八大家群体内部的对比，进一步确立和提升王安石文章的经典地位：

抑八家者，其地位固自有高下：柳州惟纪行文最胜，不足以备诸体；南丰体虽备而规模稍狭；老泉、颖滨，皆附东坡而显者耳。此四家者，不过宋郑鲁卫之比，求其如齐晋秦楚势力足相颉颃者，惟昌黎、庐陵、东坡、临川四人而已。则试取而比较之：东坡之文美矣。虽然，纵横家之言也——词往往胜于理。其说理虽透达，然每乞灵于比喻，已足征其笔力之不足；其气虽盛，然一泄而无余，少含蓄纡郁之态。荆公则皆反是。故以东坡文比荆公文，则犹野狐禅之与正法也。试取荆公《上仁宗书》与东坡《上神宗书》合读之，其品格立判矣。若昌黎则荆公所自出也，庐陵则与荆公同学昌黎，而公待之在师友之间者也。庐陵赠公诗曰：“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公酬之云：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是庐陵深许公能追迹昌黎，而公欿然不敢以自居也。夫以吾向者所论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则虽谓公文轶过昌黎可也。若徒以文言文，则昌黎固如萧何造未央宫，蔑以复加，公亦其继体之肖子而已。公与欧公同学韩，而皆能尽韩之技而自成一家；欧公与公，又各自成一家：欧公则用韩之法度改变其面目而自成一家者也。公则用韩之面目损益其法度而自成一家者也。李光弼入郭子仪军，号令不改，而旌旗壁垒一新，公之学韩，正若是也。曾文正谓学荆公文，当学其倔强之气，此最能知公文者也。公论事说理之文，其刻入峭厉似韩非子，其弼聒肫执似墨子，就此点论之，虽韩欧不如也。东坡学庄列，而无一文能似庄列；荆公学韩墨，骎骎则乎韩墨也。[1]304-305

从这一段的描述，可以看到梁启超是如何通过八家对比的方式，来确定王安石散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首先，确立前四位，即韩愈、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在梁启超看来，柳宗元记行文虽写得最好，但却存在“不足以备诸体”的问题，曾巩文章虽众体皆备，但却存在“规模稍狭”的问题，而苏洵和苏辙的名气是依附苏轼才呈现出来的。所以，柳宗元、曾巩、苏洵、苏辙四人文章未能进入前四位。其次，将王安石文章同苏轼文章加以比较。梁启超认为，苏轼的文章说理虽很透彻，但却是以比喻作支撑，内容不够深厚，其气虽盛但不够迂回，这些问题在王安石文章中都不存在，原因在于苏轼的文章是文人之文，而王安石的文章是学人之文，故苏文不及王文。再次，将王安石文同欧阳修文加以比较。欧文与王文同出于韩愈，欧阳修在文章写作规范上追摹韩愈，而自成面目；王安石学韩愈，虽面目相似，但内在法度却早已发生变化。梁启超认为，从这一点来看，王文胜于欧文。同时，欧阳修与王安石互为师友，欧阳修曾称赞王安石文章世人难及，这也是对王安石文章的肯定。最后，将王安石文章同韩愈文章加以比较。梁启超认为，王安石不仅议论文写得好，记叙文写得同样精彩，如王安石文集中碑志一类文章，两百篇有余，却无一篇结构是相同的，无体不备，无美不搜，“昌黎而外，一人而已”。基于上述分析，不难看到梁启超对唐宋八大家文章的排位情况为：韩愈位列第一，王安石位列第二，欧阳修位列第三，苏轼位列第四，柳宗元位列第五，曾巩位列第六，苏洵位列第七，苏辙位列第八。

除对王安石散文文学史地位的探讨外，梁启超还于王安石全集的不同文体中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文章18篇，用以作为后世学习的典范。他所选录的18篇文章分别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材论》《答司马谏议书》《周官义序》《诗义序》《洪范传书后》《读老子》《读〈孟尝君传〉》《读〈刺客传〉》《答韶州张殿丞书》《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给事中赠尚书工部侍郎孔公墓志铭》《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金溪吴君墓志铭》《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祭范颍州文》《祭欧阳文忠公文》。对于这些文章，梁启超都曾反复抄写过，他甚至更言“恨不能手写公全集”[1]306。从梁启超所选取的文章来看，众体皆备，而且兼具学人风格和文人风格。梁启超对王安石文章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其中难免有过于拔高王安石文章地位之嫌，但梁启超的影响力以及王安石散文的独特魅力，都进一步提升了王安石散文的经典地位。加之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也为王安石散文在后世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接受环境。

二、对熙宁变法的翻案

探讨梁启超对王安石散文高度赞扬的原因，就不得不从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政治的翻案说起。梁启超所生活的晚清社会，内外交困，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898年“百日维新”夭折后，梁启超流亡至日本，他并未停下救亡图存的脚步。一方面，他不断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研读大量西方变法书籍，希望能够找到更适合国家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他也深切感受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兴盛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在对西方国家变革研究的基础上，梁启超的政治主张发生了重大变化，由维新变法转变为君主立宪。与此同时，1906年9月，清政府为缓解内忧外患的局面，宣布预备立宪，这更坚定了梁启超通过君主立宪来改变社会现状，以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信念。

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情况的考察，梁启超在对古今中外变法理论和案例加以研究后，选择以王安石新法作为变革的依据，以期使民族脱离危难、走向富强。梁启超作于1908年的《王荆公传》一书，便是这一时期思想的结晶。这部《王荆公传》(今为《王安石传》)曾被誉为“20世纪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最为持久的著作”[2]340。全书共二十二章，“主旨在发挥王荆公的政术，所以对于王氏所创新法的内容和得失，讨论极详，并且往往以近世欧美的政治比较之”[3]315。对于为王安石立传的原因，梁启超曾坦言：“辟邪说拒淫辞，扬潜德发幽光，上酬先民，下奖来哲，为事虽难，乌可以已？是则兹编之所由作也。”[1]12可以看出，梁启超作此书的目的就是为王安石翻这千古的冤案。书中，梁启超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为王安石及其新法辩诬：

一是，辩为人不善说。自变法开展以来，无论是当世抑或后世，对王安石人品加以攻击的人不在少数，这在梁启超看来，都是不公正的评价。梁启超认为，王安石的入世依法据理，隐退也不违背道义，实在是难得的伟人，不应承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王安石年少时便博学多才，立志高远，从事地方官时也能深得百姓喜爱，与他交往的人也都对他评价很高，王安石能够得到君主的赞赏也在情理之中。拜相前，王安石曾多次乞退京官之职，一些人认为这是王安石的欲擒故纵，梁启超认为这实在是诬蔑，王安石是十分孝顺之人，上有母亲年岁已高，且家境较为困顿，不宜去离家较远的京中任职。直到母亲过世以后，王安石便再没有推辞过。退隐之后，一些人认为这是王安石在要挟宋神宗，梁启超认为这更是无稽之谈，要挟之说实在是诬蔑。

二是，辩政术不善说。由于人们对王安石的攻击主要因新法而来，梁启超也从新法内部为王安石辩诬。世人常将王安石看作是从民间搜刮、聚敛钱财的贪官。这在梁启超看来，这简直是对王安石巨大的侮辱，王安石提出的多种变法法案，最大的目的是为发展国民经济，而非仅仅是扩充国库，是王安石为国为民所想，绝非为了私己之利。王安石的变法，其根本方式是令百姓在朝廷的资助下自给自足，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达到百姓富足、国家富强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梁启超也条分缕析地对王安石新法的各项法令作出了分析和评价，并给予王安石变法以高度的赞赏。他认为，王安石从财政、民政、军事以及教育等多方面提出的改革方案，时至今日都值得借鉴，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出发点也的确是为国家的前途和百姓的富裕。梁启超还从侧面抨击了王安石变法于国于民都不利的说法，他指出，从鄞县百姓对王安石的敬爱，以及变法展开后百姓群情激扬、积极投身到生产活动中，并没有引发群众不满甚至暴乱等情况，这都是对王安石变法最好的肯定。法令中如青苗法，反对声音很多，但在法令推行一段时间后，尤其是在王安石罢相之后，青苗法带来的成效，也不得不令当时众多反对者举手称赞。

三是，辩喜用小人说。谈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人们认为喜用小人便是其中一大罪状，梁启超认为这又是对王安石的冤枉。通过对王安石所用之人的分析，梁启超认为，王安石在知人善用上并没有问题。然而，为何说其中存在小人，他认为原因有三：其一，王安石曾经任用过很多被后世称为君子的人，但这些人都因反对新法而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其二，任用小人实为宋神宗急于求成之故；其三，曾得到过王安石赏识和任用的人，都被史书记载为小人。

四是，辩学术不正说。虽然王安石以一己之言对经书所作的解读，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圣人之意，但在梁启超看来，王安石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十义之中，有一义焉合于孔子，则用力已为不虚；就令悉不合焉，而人人遵此道以求之，必将有合一者，而举天下以思想自由之故，性灵愈浚而愈深，或能发古人未发之奥，不特为六经注脚，且将为六经羽翼，其为功不更伟耶？”[1]292不难看出梁启超对思想解放的重视，这与他主张国人思想解放的想法相吻合。

梁启超对否定王安石变法的言论进行了全方位的辩诬，并进一步指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适与不适，这是时代的限制，而非王安石所能左右的问题。对于王安石这位文学史上较为特殊的政治家，对其变法的辩诬实则也是在为其文章、为人正名的过程。

三、艺术风格的接受

纵观20世纪以前士人对王安石的评价，梁启超对王安石的同情较任何人更甚。将梁启超对王安石的全面肯定看作为变法奠定思想基础，进而为自身变法服务，这种观点有其存在的道理；但是他对王安石散文的评价，却并非仅因政治上的同情。

文学，与政治相关，但不等同于政治。因此，即便有很多人与王安石在政治和学术上观点迥异，但依旧有很多人对王安石的文章赞赏有加，如对王安石学术有所非议的朱熹曾赞王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4]10553。就连即与王安石在政治立场上分歧最大的司马光，亦赞叹“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5]259。对此，梁启超也深有同感。梁启超对王安石诗歌和散文的评价多是从其艺术特质出发，并未过多地掺杂政治色彩。正如梁启超曾言：“后世于荆公之政术学术，纷纷集矢，独于其文学，犹知尊之。固由文学之为物，与人无争，抑亦道难知而艺易见也。顾即以文学论，则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1]303

梁启超对王安石散文的赞赏，并非依附政治认同而来，这一点从梁启超对王文的评论中便可以感受到。梁启超曾借曾国藩对王安石的评价而言王安石文有倔强之气，同时他也认为王文众体皆备，每种文体都有很多典范作品流传于世。

不仅如此，梁启超对王文的推崇，还表现于他在创作上所受的影响。如作于1896年8月19日的《论不变法之害》：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追，非可阙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6]10-11

对比王安石的《上时政书》：

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苟无志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讲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7]424

两篇文章皆谈变法，都道出了改革家希望通过变革政治，来达到救国富国的理想。二者的行文风格与文章气势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如梁启超主张变法的万余言《上摄政王书》，与王安石万余言的变法宣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十分相近，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论说方式上皆是如此。1908年11月，光绪帝危在旦夕，慈禧身染重病。载沣授命为摄政王，主理朝政，梁启超此文便是上书给摄政王载沣，请求进一步变法，以实现资产阶级立宪制的政治理想。梁启超言：“今日中国之病，不在宪法之未颁，不在国会之未开，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败坏。”[8]891因此当务之急在“养人才、正人心”[8]891，这是变法之根本。在梁启超的话语中，不难想到王安石向宋仁宗提出的人才改革之建议。文中梁启超还进一步提出理财政、改官制、励人才的施政方案。梁启超提出的这些方案与措施都可以与王安石的上书对照参看，这都是梁启超对王安石思想与行文的接受。

对于王安石来说，梁启超的出现是一大幸事，他使王安石在文学史、变法史，以及后世的评价中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与尊重，不仅如此，王安石的人格精神传播史，也由梁启超的翻案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