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东辉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0)

作为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女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的文学创作不仅生动记录了十九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以曼彻斯特等工业城市为代表的社会现实，也通过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描述表达了其女性主义思想倾向。更难能可贵的是，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虽然主要表现的是工人阶级的生活以及劳资纠纷中的城市境况，但其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对前工业文明的素朴自然的怀念，展现出对工业文明与自然生态之间对立冲突的深度关切，并通过城乡二元对立、劳资二元对立、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等，揭示出女性和自然在工业化的男权社会中被挤压的社会现实。本文试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视域出发，以盖斯凯尔夫人描绘曼彻斯特纺织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玛丽·巴顿》为例，对其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和女性主义进行一番全新的解读。

一、曼彻斯特的烟雾与利物浦的海洋

在《玛丽·巴顿》中，盖斯凯尔夫人主要将笔墨放在对人物和事件的描绘上，很少用于对大自然的景物描写。但即便是这样惜墨如金的景物描写，读者也能从中读出作者的自然观以及好恶倾向，特别是对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和大自然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影响所产生的复杂情感。

《玛丽·巴顿》的主人公是英国的新兴纺织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机器厂工人和衣帽店雇员，因此，盖斯凯尔夫人将故事发生的场景主要放在曼彻斯特工业区以及工人居住区。在作品中，盖斯凯尔夫人并没有刻意贬损和丑化曼彻斯特的城市风貌，但从巴顿父女租住的简陋房屋，爱丽思居住的潮湿地下室，以及如爱丝忒这样无家可归的妓女和流浪汉寄身的小客栈，还是能够感受到工业城市对下层民众的挤压。这种挤压暗喻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自然的排斥。当然，曼彻斯特这座工业城市也不是没有一点自然的气息，工人阶级偶尔的野外踏青给这座被大机器、大工业压抑着的城市带来了一丝丝难得的亮色。

在《玛丽·巴顿》的开篇，作者就以一场郊外远足开始了整个故事的叙述。“曼彻斯特附近有一片田野，居民们一向叫它做‘青草田’；田野里贯穿着一条公共走道，直通二里外一个小村庄。”[1]3这片田野对整日在工厂里劳作的工人们产生了非常大的魅力，是在工业社会中被工业所异化的人们得以舒缓心灵、释放压力的一种场所，同时也代表了人们对自然的向往。作者描绘了那些“被机器声和喧闹声震得耳聋眼花的技工”对乡村情调的喜爱。这片离“忙乱嚣扰的工业都市”不到半小时距离的田园风光让城乡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引发城市工人们对自然产生无限的神往。作者用轻快的笔触写道：“我不知道这是雇主们所规定的假日，还是工人们眼看春光明媚，禁不住大自然的吸引，给自己放了假。”总之，在一个五月初的黄昏，“这些田地上挤满了许多游客”。“整个上午还下着大雨，一朵朵柔软的白云被西风吹着飘过蔚蓝色的天空，有时还夹杂着一块叫人担心的灰黯色云团。白天和暖，树上发出了新绿的嫩芽，我们几乎可以眼见它们卜卜跳地获得新的生命，那些杨柳，早晨在水里反映出来的影子还带着棕黄，现在却变成浅淡的灰绿，和春光微妙地交织成一幅色彩和谐的图画。”[1]5盖斯凯尔夫人开篇的这番景物描写并非单单是要展现自然之美，而是要对照映衬工业城市的喧嚣污染和压抑。在自然与人类二者的关系问题上，盖斯凯尔夫人无疑是矛盾的，既认同工业文明的进步，又敏锐地感觉到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从而唤起对自然的怀念。

盖斯凯尔夫人对人类的工业化与自然之间的认识与其个人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盖斯凯尔夫人自幼寄居在姨妈家，始终和姨妈生活在偏僻的具有自然纯朴气息的纳芝小城。直到21岁时嫁给做牧师的丈夫，盖斯凯尔夫人才移居到曼彻斯特，从此主要生活在这个工业城市。在《玛丽·巴顿》一书的序言中，盖斯凯尔夫人表示虽然生活在工业化的大城市曼彻斯特，她对乡村却“十分爱好，深切向往”。在小说中，杰姆·威尔逊的姑妈爱丽思对故乡的怀念和向往一定程度上是作者自己心理的表达。书中很多次提到爱丽思对充满自然意象的故乡的追忆和神往。在第四章“老爱丽思的故事”中，爱丽思追述了自己如何为了多挣点钱而离开家乡来到曼彻斯特。这一走就再也没有能够回去，她怀念她的家乡，怀念死去的妈妈，怀念那在乡野中无忧无虑的童稚时光。当玛丽问她家乡美不美时，爱丽思沉浸在对故乡之美的呢喃中，“美极了，好姑娘！哪儿我也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所在。你知道那里有许多山高得几乎连着天，也许离天还很远，看起来也就更好看。”“我们那个小屋子附近有许多岩石。咳，好姑娘，你们在曼彻斯特决不会知道岩石是个什么样子！一块块灰色的石头，和房子一样大，上面长着五颜六色的苔藓，有的黄色，有的棕色；地上还有着齐膝盖的紫色石南草……”[1]41当爱丽思年老体衰、病倒不起时，更是不可救药地沉浸在对故乡、妈妈和童年时光的无限追忆和怀念中，乃至于意识迷离地念叨着：“不知道妈妈要怎么说呢？蜜蜂全回到窠里不出来了，我们还有怪长的一段路要走呢。瞧！这个金雀花丛里有一个红雀窠，母鸟正伏在上面。看她那一对晶亮的眼睛，她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哎呦，我们得赶快回去。我们拣了这一大堆的花草，妈妈该多么高兴！快些走，莎蕾，我们晚餐也许吃鸟蛤呢。我方才看见那个卖鸟蛤的人的驴子正朝着我们家的那条路上走去。”[1]288作者借主人公玛丽与玛格丽脱在爱丽思病榻旁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你想她心里是不是很快乐，玛格丽脱？”“啊，我想她心里一定很快乐，上帝保佑她。她一定不觉得痛苦，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状况。”[1]289在她们看来，“这次的病对于那位厌世的老妇人倒是一种福分，上帝又重新使她回到儿时的环境中去，这些早已过去了的岁月依旧像当年一样光明。”[1]288越到弥留之际，爱丽思越是怀念自己的家乡和童年的乡野生活，这就是“那位可怜的老妇人在胡言乱语中所流露的那种宁静和慈爱，安息和美丽的景象：好久以前那种天真的岁月”[1]293。不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幻、周遭亲人的命运如何起伏，老爱丽思“依然在那里讲着绿色的田野，依然在讲着她死去多年的母亲和姊姊，仿佛她们还活着，和她一块儿在她幼年时代的那些愉快的地方”[1]338。乃至临死前，“爱丽思每次醒来，总是一个人讲话、唱歌，她自己以为自己是个小孩；她在幻想中看到所有亲爱的人儿都来到她身旁，闻到野草的香味，听到周围翱翔的野鸟在歌唱，还有那片段的歌谣，和民间流行的赞美诗”[1]361。

那么，在故事的女主人公玛丽·巴顿和威尔逊一家忙于搭救被冤入狱即将被判刑的杰姆·威尔逊这样极度紧张的时刻，作者为什么频频在其中穿插着对这位病恹恹、垂死的老女人弥留时精神状况和心理活动的描写呢？其实这正是作者精巧构思的一部分，也因此表现出作者排斥工业文明的自然观和模糊的生态伦理观。老爱丽思对童年时光中乡野生活的美好回忆，暗喻着工业时代的人们对自然的怀念。作品中，爱丽思一再表示要努力回一次家乡，但每每都因意外事情而耽搁。“我有时候觉得，上帝一定反对人家有什么计划。我每次定好了计划，他总会搞些事情出来把它一股脑儿推翻。”[1]97老爱丽思每次返乡的如意算盘屡屡被意外所破坏，也暗示着进入工业化时代的人们幻想回到自然的农耕时代而不可得的境况。

作品中，乡村的花草、鸟鸣、岩石等自然景观与曼彻斯特的臭水沟、工人租住区、煤渣、机器的轰鸣以及铁路等现代嘈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映衬。在这种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二元对立中，作者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从其围绕事件线索而穿插的景物描写中不难看出，作者赞美自然的美，同时也表达了对工业社会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的深切忧虑。

盖斯凯尔夫人在作品中除了塑造了爱丽思这种怀念家乡山野之美的人外，还刻画了产业工人对自然的热爱。在小说的第五章里，作者写到曼彻斯特一些工人热爱科学，特别是热爱自然科学中的动物学、植物学，这些人中有很多昆虫学家，玛格丽脱的外祖父约伯·李就是其中的一员。约伯·李作为小手工业者被大机器生产所排挤，转而将精力投入到对自然的热爱中。爱丽思和约伯·李这些被大机器生产所排斥而表现出对自然的热爱和追忆的人，才是心灵圣洁、值得称道的有道德的人。

盖斯凯尔夫人还描绘了老爱丽思的养子海员威廉·威尔逊，通过威廉·威尔逊的口，道出了海外的新世界，这些新世界或是机器工业所尚未侵入的原始自然之地，或是新开垦的殖民地。通过对这些尚未进入工业文明世界的自然生态的描写，反衬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污浊。当从没出过远门的玛丽·巴顿为了搭救杰姆、寻找威廉来为杰姆作证而第一次坐火车离开工业城市曼彻斯特来到港口城市利物浦时，她深切地感受到了工业与自然的反差。一路上，却脱—莫司上空变幻的云影，纽敦镇美丽如画、古色古香的房屋都与曼彻斯特机器的轰鸣、铁路的嘈杂和铃声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利物浦港口的轮船上也喷着像云雾似的煤烟，但滨水的利物浦人却骄傲地看不起曼彻斯特的煤灰，认为曼彻斯特这样的工业城市是烟雾弥漫的肮脏窝，人们一定都是住在煤灰堆里的，永远也看不到江，不像利物浦这样海风习习、天高云淡的。盖斯凯尔夫人通过这些描述表露了其在发展工业与保护农耕和小生产之间的矛盾心理，以及对工业化初期自然被破坏之深切的担忧，同时也再现了十九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在工业时代的挤压下对农耕和小手工生产时代的怀念，表现出其朴素的科技伦理和生态伦理的朦胧意识。

在一些生态主义者的意识中，存在着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某种程度上在工业革命后进一步激化和突出。从伦理角度看，《玛丽·巴顿》所暴露出的问题，也意在提醒人们考虑工业革命应该如何调适人类与大自然、大机器生产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即人类在享受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物质满足的同时，也应保护自然。

二、男权的压抑与玛丽·巴顿的叛逆

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中不仅有朦胧的生态伦理观念，而且有强烈的女性意识。这种女性意识在《玛丽·巴顿》中集中体现在玛丽·巴顿独立自主、反抗男权的压迫上。

因为PBL教学模式一般都是以小组的形式开展，所以，将学生进行合理地小组划分是最为关键的基础环节。小组划分应该以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基础，促使学生主动完成规定任务。教师则应对学生的英语口语水平进行综合评判，并根据水平差异进行小组划分，防止整体实力过强或者过弱。这样一来，才可以进一步避免在讨论的时候，出现强势或弱势极端群体。同时，教师还应在小组中，指定一名同学作为组长，负责小组成员的具体任务划分，并对小组成员的活动与讨论参与性进行实时监督。这就需要小组组长既具备良好的英语口语水平，又要具有一定的组织与管理能力。

玛丽·巴顿的父亲约翰·巴顿是小说中男权的代表。他作为一名织工，具有工人阶级身上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他勤劳、勇敢。他在与资产阶级的工厂主争取权益的斗争中，成为工人们的代表。可以说，约翰·巴顿是觉悟了的工人阶级代表，他既不像他的老朋友威尔逊父子那样知足常乐，也不像戴文保那样逆来顺受，他努力寻找工人阶级受压迫的根源，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的斗争艺术，极力想为工人阶级争取最大的利益。盖斯凯尔夫人塑造的约翰·巴顿这个人物应该是有原型的，她是以宪章运动中曼彻斯特工人领袖为原型，并以当时实际发生的一场针对工厂主的谋杀案为背景，来反思和批判当时的社会现实。约翰·巴顿是个个性鲜明的角色，一方面，他善良，富有同情心，如对贫病工人戴文保一家的关心和帮助，与威尔逊一家的友情。另一方面，他坚强、勇敢，嫉恶如仇，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堕落妻妹爱丝忒的厌恶和谴责上，更表现在他坚持与工厂主斗争，通过罢工、请愿、谋杀等方式，为工人兄弟争取权益上。约翰·巴顿的斗争哲学也使得他在家庭中的家长角色日益强化，特别是在他妻子病故后，在其与独女玛丽·巴顿相依为命的过程中，其对女儿的要求变得更加严格，无论是女儿工作的选择还是爱人的选择他都要加以干涉。作者这样描述约翰·巴顿的这种转变，“约翰·巴顿生命力的‘善的一面’在那天晚上(指他妻子去世的那天)离开了他。他和世界上许多善良人之间的一丝牵连，现在已经断裂了。从那天起，邻居们都觉得他好像变了一个人”[1]37。尽管变了脾气性情的约翰·巴顿在表面上对女儿玛丽始终关心爱护，凡事持商量态度，但事实上，约翰·巴顿仍希望玛丽按照自己给她设计的路子去生活。比如，他对妻妹爱丝忒的堕落从心底里感到厌恶，希望自己的女儿不要走爱丝忒的老路。他管束玛丽，在工作的选择上希望她不要像爱丝忒那样去工厂做工从而虚荣堕落；在对爱人的选择上，他希望玛丽听从他的意见与老友威尔逊的儿子杰姆结婚。而玛丽·巴顿恰恰是带有叛逆色彩的姑娘，这从她少女时期以一记掴掌回敬杰姆鲁莽的亲近行为就可以看出。在爱情上，玛丽·巴顿是充满幻想和虚荣的，她曾希望结交上流社会公子并成为阔太太，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因此，在他父亲忙着做工会主席，忙于投身宪章运动的时候，玛丽·巴顿却“任着自己的性子干下去，一天比一天变得锋芒，也一天比一天长得俊俏”[1]31。她不想按照她父亲为她设计的道路走，她要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生活。这种对父权的叛逆心理更促使了玛丽·巴顿对爱情的自主追求。她怀着对富足生活的向往和跻身上流社会的虚荣与工厂主的儿子小卡逊交往，并刻意与青梅竹马的杰姆保持距离。她在小卡逊与杰姆之间摇摆不定。当对小卡逊这样的“富二代”迷恋时，她讨厌杰姆的殷勤。特别是当杰姆鼓足勇气向她表达爱意时，她给了杰姆当头一棒。而过后，经过反思她反而感觉杰姆的爱才是自己想要的，同时她也认识到小卡逊对她仅仅是玩弄，并没有真心要和她结婚。在比较二人的优劣后，玛丽·巴顿爱的天平又偏向了杰姆。这个时候，被拒绝的杰姆却没有读懂矜持内向的玛丽内心的变化，显得意志消退；另一方面，小卡逊在被玛丽疏远后展开了纠缠行动。正是这种对爱情的设计，最终才引出了小卡逊的命案并牵连到杰姆以及玛丽全力救杰姆的跌宕情节。

盖斯凯尔夫人在表现男权对女性的压抑方面，不仅通过巴顿父女间的关系来说明这种压抑，而且还通过小卡逊与玛丽·巴顿之间的情感纠葛来从另一个侧面予以表现。一方面，年轻漂亮的玛丽·巴顿深深吸引了小卡逊的心，使得小卡逊不由自主地对玛丽·巴顿产生了好感和爱恋。但另一方面，小卡逊对玛丽·巴顿的爱恋从本质上讲却无异于一场游戏，是小卡逊一贯的追逐女孩子的游戏。小卡逊并没有真的想和织工的女儿结婚，而只是在做一场感情游戏，这对于一心想通过嫁入豪门来过富足生活的玛丽·巴顿来说，是一场南辕北辙、目的不同的恋情。而这种富家子对穷困女子的感情玩弄，从深层次上表现出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践踏。小说里的玛丽·巴顿和哈代笔下的苔丝一样，都是男权社会下女性悲剧的牺牲品。只不过，玛丽·巴顿及时醒悟，想要重新回到属于自己的阶级，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但这一切却因一场谋杀案而一波三折。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被要求品德上忠贞，外表上优雅，行动上顺从，“这是父权社会的道德机制强加给女性的一套价值观念”[2]。事实上，盖斯凯尔夫人并非女权主义者，她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也不是在自觉地表达一种女权主义的思想倾向。但作为一位关注社会的现实主义作家，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仍自觉不自觉地涉及到男人与女人的社会地位，涉及到在那个时代中男权对女性的压抑。关于这一点，不仅在其作品《玛丽·巴顿》中有所表现，在其其他作品如《北方与南方》《露丝》《妻子和女儿》等中也都有触及。而且围绕男权对女性的压抑，作者的表达方式随着作品而有所不同。就像在《玛丽·巴顿》中，作者一方面以巴顿父女间的关系来表达男权中的父权对女性的压抑，另一方面用小卡逊对玛丽的轻佻和玩弄表达男权中“夫权”(由于小卡逊与玛丽之间的情人关系，因此这种夫权是打了引号的，顶多算是“准夫权”或“情夫权”)对女性的压抑。但在盖斯凯尔夫人心里，男女之间应该是和谐的，而不应该是对立和压抑的，因此，她又塑造出杰姆这个对玛丽始终一往情深的男子形象，以弥补男权社会下男女不和谐的缺憾，最后以杰姆对玛丽的爱以及二人夫唱妇随、幸福和谐来描绘一个两性和解的理想图景。

盖斯凯尔夫人生活的时代，一方面女性地位还很低下，甚至连女作家发表作品都要冠以丈夫的姓氏，如XXX夫人；另一方面，英国的工业革命给妇女带来了工作机会，提升了妇女地位。因此有研究者认为，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不仅宣扬以宽恕与爱为主题的基督信仰，而且包含着女权主义的思想[3]。事实上，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似乎更想表达的是两性之间的和谐。

三、劳资和解与两性之间的宽容和谐

回到《玛丽·巴顿》这部作品，可以说，通篇都是以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条是劳资斗争，一条是玛丽的爱情。其他如约翰·巴顿对小卡逊的谋杀、爱丝忒的命运、爱丽思的家乡情怀等等，都无疑是随着这两条主线而加入进来的。因此，要分析《玛丽·巴顿》的文学价值，首先要抓住劳资关系这一点。盖斯凯尔夫人围绕劳资关系所展开的对立、斗争、极端化的冲突，以及劳资双方的反思、忏悔、和解，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倾向。在盖斯凯尔夫人看来，世界是由对立、冲突走向和解、和谐的。关键是要感发对立双方的善心。由于受家庭和信仰影响，盖斯凯尔夫人在感发对立双方善心这一点上，主要是通过宗教福音和使徒忏悔来达成的。“她(指盖斯凯尔夫人)的社会理想是披着基督教‘仁爱精神’外衣的改良主义”[4]。比如，在织工与纺织厂主之间的冲突中，盖斯凯尔夫人认为实际上这场冲突是一场误会，是由劳资双方沟通不足、没有换位思考造成的。一方面，纺织厂主们为了与欧洲大陆的同行竞争以拿下海外订单，不得不考虑控制成本。而控制成本除了低价采购原棉，就是压低工人的工资。盖斯凯尔夫人认为纺织厂主这么做，尽管暂时工人工资降低了，但最终订单下来了，工人还是会得到利益的。在盖斯凯尔夫人看来，“虽然厂主和工人彼此不能信任，双方的利益却是一致的。时间上也许有些先后，结果则完全相同。”“但是厂主们不肯把这种情势向大家说明”[1]226，这就造成了劳资双方的误会加深，从而使冲突不断升级。以约翰·巴顿为代表的宪章派工人领袖针对纺织厂主蛮横地降低工人工资的情况而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先是与资本家谈判，后又发展成罢工。“阶级和阶级之间，就这样互相猜忌着；他们彼此不信任，于是双方同时受到了痛苦”[1]227。当工人代表与厂主的谈判破裂时劳资矛盾爆发，最终工人组织决定采取暗杀行动，从而使得冲突达到顶峰。小卡逊的死使得劳资双方的斗争和对立一度达到白热化程度。但随着事态的发展，盖斯凯尔夫人将故事情节导向了忏悔与和解的方向。一方面，执行了暗杀任务的约翰·巴顿逐渐陷入深深反思和自责懊悔中。他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觉的反思，并在宗教情结下，逐渐产生了悔过和赎罪的强烈意识。另一方面，工人出身的纺织厂主卡逊也开始反思资本家们对织工所采取的蛮横态度，并回忆起自己曾经的创业经历，产生了对工人阶级的同情。老卡逊不仅进行了宗教忏悔和救赎，而且主动改善了工人的待遇。“在盖斯凯尔夫人笔下的作品中，她自始至终倡导建立以爱与宽容的宗教思想为核心的全民伦理，希望以此解决维多利亚社会中面临的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5]。

在劳资对立中，盖斯凯尔夫人也塑造了一些骨子里就具有和解意识的人物。如杰姆就是工人阶级中的技术工人，因其有发明专利而享受较一般工人要好的待遇，他对资本家是怀着感恩和奉献心理的。同时，杰姆所在工厂厂主邓孔先生也是资本家阵营中和解派的代表，他尊重工人的劳动，不过分盘剥工人。在缓和劳资对立双方的冲突、沟通双方情感方面，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玛格丽脱的外公约伯·李。在某种意义上，约伯·李代表了宽容与和解，代表了基督福音。在约翰最后的日子里，在老卡逊的反思中，都有约伯·李穿梭斡旋、散播福音的身影。

在《玛丽·巴顿》中，作者不仅描绘了劳资之间的冲突对立与和解，还描绘了杰姆与玛丽·巴顿之间的冲突与和解，并以此揭示了两性冲突的最终超越路径。尽管杰姆与玛丽·巴顿是世家通好，两小无猜，但少年杰姆的鲁莽与桀骜不驯的玛丽之间构成了对立冲突，也代表了男女两性与生俱来的对立。但随着少年成长为青年，杰姆由一个鲁莽的毛头小伙子逐渐变成一个有担当的产业技术工人，并在其父亲死后承担起家庭重担，照顾母亲、姑母和弟弟。他对玛丽产生了真正的建立在平等尊重基础上的爱。而玛丽也由一个个性少女成长成一个对爱情和未来充满憧憬、面对父权的管制有些叛逆的女子。在她身上，尽管约翰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看到，但确确实实有其姨母爱丝忒的影子，只是最后玛丽·巴顿在爱丝忒的警示下，自觉反思，悬崖勒马，才没有重蹈其覆辙。在对爱情特别是男女两性问题上，玛丽始终是独立的，从对小卡逊追求的接受，到后来拒绝小卡逊的纠缠，玛丽始终表现出女性渴望独立的意识。在对杰姆的问题上，玛丽也表现得非常独立而有个性。当父亲多次暗示要她与杰姆恋爱，乃至杰姆鼓足勇气来求婚时，玛丽都表现出一种对男权的抗拒。玛丽拒绝杰姆的求婚与其说是其不爱杰姆，不如说是以此来表达女性对男性自作主张的对抗，是对父权和准夫权加之于自身的一种反抗。这点从其拒绝杰姆后马上后悔就能明显看出。也就是说，玛丽拒绝杰姆求婚完全是一种心理不自觉的反应，是对父权、夫权的本能抗拒。但之后，从内心里她又深切感受到自己对杰姆的爱。因此，她在此后极力弥补和挽救由自己对杰姆的态度而带来的误会，并在杰姆被冤枉面临司法审判可能被判重罪时，为了杰姆而四处奔走。在作品中，作者的女性主义思想是模糊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如一方面，因为参与工作促使玛丽的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另一方面，当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玛丽又会表现出“胆怯”和“恐惧”，反映出作者对于女性社会角色的不确定性[6]。但为了让心爱的人摆脱牢狱之灾，玛丽又会变得非常坚强，乃至于敢于独自出远门到利物浦，敢于乘小船驶入波涛汹涌的大海。玛丽的成长和勇敢正暗喻着英国女性思想意识中逐渐成长起来的独立和自觉。在《玛丽·巴顿》中，女性主义意识的核心与本质，“就是自尊与理性”[7]。正是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和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独立自尊才使得男女两性的和解与和谐有了平等的基础。

作为现实主义女作家，一方面盖斯凯尔夫人极其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住在曼彻斯特，对乡村却十分爱好，深切向往”[1]1。正是这种对女性的关切和对自然的向往，使得其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自觉不自觉地与后来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有诸多相似之处。美国的女性主义者苏珊·格里芬在《女性与自然》一书中将女性与自然在男权社会中被压迫的原因归之于文化身份方面，试图揭露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父权制文化造成的对女性的压制与对自然的破坏，以及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她把女性和自然视为了同一个整体，认为女性和自然在反对男性方面是完全一致的[8]。在《玛丽·巴顿》中贯穿始终的除了劳资对立和两性冲突，就是爱丽思姑妈对家乡和大自然至死不渝的眷恋和怀念。尽管盖斯凯尔夫人并没有自觉地将女性和自然在工业革命和男权社会中的遭际进行有机的联系和系统的解析，但透过作品对爱丽思乡愁的描写和玛丽在男权社会中的沉浮，已表现出一些类似当代生态女性主义的朦胧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