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

我的老台北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坐标，它就在那儿——有三轮车行经一人高的邮筒和红漆铁框玻璃电话亭的那个年代是其中之一。

三轮车到1960年9月才逐渐消失在台北街头。三轮车夫报缴了车，可以领三千块钱现金。最早一批车的解体仪式公开盛大，一百辆三轮车堆挤在中山堂前的广场上，居然也有一种壮大的声势。

接着，你听到不知何处一声令下，公开拆毁。外县市拆三轮车的工作似乎推宕得很晚，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透露着那种无声无息便再也看不见的况味。而我印象中最后一次乘坐三轮车是四岁闹肺炎的时候。

那时我住的国防部复华新村在辽宁街116巷，距离每天早晚要到街口去打针的松元西药房，了不起两三百步的距离。可那是一个台风天，天上泼大水。慢说是走，用我妈的话说：雨大得都看不见鼻头了。可偏偏这时门外来了一辆三轮儿，车夫原本大约也没有料到可以做成生意，骑过家门口的时候一按铃，我妈就冲出去，叫住那车。

从此说好了：只要是下大雨，这车一早一晚地就来门口接我去打针。我那场肺炎起码闹了一个月，早早晚晚打消炎针的日子还真碰上不止一个台风，到后来和那车夫都熟了起来。大风大雨之中，上车才要坐定，就听见他隔着油布车篷问道：“太太啊！孩子好些了吗？”

那车夫姓郭，后来我才知道：他和咱村办公室的工友老孟是一对不知怎么样交好的朋友，俩人都是大清朝年间出生的四川老乡，经常在辽宁街靠近12路公交车起站的小面馆门口的长凳上喝太白酒，一面看瘸子老板在大铝盆里刷碗。仿佛那样刷碗是个下酒的娱乐节目似的。老孟喝着酒，还会在作废的日历纸背面涂涂画画，在咱们村口上开着杂货铺的村干事徐伯伯看见了，总会咧起嘴笑着说：“老孟，认字儿啦？”

至于瘸子面馆，据说是方圆多少里以内最便宜的面食铺子，牛肉面五块钱、排骨面五块钱，当时我都还没吃上。我爸说：咱们吃不起，俺一个月的薪水凑足了让全家吃八十碗，别的干什么都不能再花钱了，没有了，光蛋了。这是我爸的原话。

老郭和老孟有些时候会蹲在村办公室的小院子里乘凉或晒太阳，而且悉心防范着村里的孩子们去玩电话。村办公室是一户宽窄的一间通听，当间儿拼凑着几张方桌，铺着灰不灰、蓝不蓝的大桌布，那是全村开动员月会的地方，至于什么是动员月会，我到今天都不太清楚。

而这办公室根本没有人办公，室内永远弥漫着一种发霉的，或者是蜜饯的气味。拼起来的大会议桌上什么也不许搁，此外就是一个报纸架子，和一具手摇电话机。人说老孟住在“后头”，还说老孟在“后头”藏了一把刀，他用那把刀赶过好几回小偷。

村里没有哪个孩子不想去摇通那一部电话的，然而老孟看管得极严密，没见谁得逞过一一顶多顶多，有人能蹭到话机旁边，伸手摇那曲柄几下。老孟不喝酒的时候，除了看管电话、不让孩子们接近之外，似乎只有两件事可做，其一就是到了每隔周周末下午，他便摇着串铃，走在棋盘格子似的巷弄里，挨家挨户门外喊报：“看电影喽！看电影喽！”意思是说：当天晚上龙江街封街，跨马路张挂起大白布幕，全村甚至村外的人都可以搬把小椅子、小凳子，坐在布幕的两边看免费电影。

摇铃之余，老孟会干的另一件事，就是当他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拿一支毛笔蘸着黄铜盒里的墨丝，在旧报纸上涂抹些横线、直线、斜线、大圈儿带小圈儿……直到把一整张报纸图画得密密麻麻，才作势吹吹干，折叠成巴掌大小的方块，收拾到“后头”去。

就我来说，毕竟还是那一部黑得发亮，始终放在嵌入墙身的木架之上的电话，是最有趣的东西。在当时，那话机是一个极丰富的象征物，它既是通往神秘世界的渠道，等待着被揭发或启动禁忌的密码，也是陌生远方铺向脚下的门径，甚至——在某种被催化和夸饰了的想象力鼓荡之下，它还会带来令人不安甚或危险的消息。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当反攻的号角响起——”我总是幻想着：那号角必定是在老孟的串铃衬托之下，打从话机之中传来的。

我的肺炎痊愈之后不多久，老郭的三轮车报废了，但是老郭并没有消失，他不但领了一笔补偿金，还转业成了水肥队里的一员。只不过从此以后出入复华新村就不走前门巷子了，也不踩车子了。他头上多了一顶竹条箬叶编成的斗笠，手上多了一根长柄铁杓，肩膀上多了一根扁担，扁担两头各有一只木桶。隔三岔五的，老郭就这么打扮着从我家后门更窄小的巷子里钻进钻出，挑大粪。

有一天我听见他和我爸隔着后纱门聊起来，听见老郭说：“我这是神圣的一票啊，当然要投给周百炼的。”我爸后来老是跟朋友说起这事：“挑水肥的都说要选周百炼，可是选出来的还是高玉树。”那是我平生第一堂政治课，我爸的结论是：“无论选什么举，千万别问人投什么票。”选高玉树有什么不好呢？十多年之后，这个无党无派的政治精英不就成了深受执政党倚重的阁员吗？

那些年，投开票都在临龙江街的复华幼儿园里。高玉树当选的时候，我已经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选后没有多久的一个周日，我在幼儿园的跷跷板底下捡到一个五毛钱，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当下搋起那铜板，经过村办公室，我往里看一眼，暗道：“你那电话有什么好稀奇的呢？”这是想说给老孟听的。再往辽宁街走，看见了牛肉面店，暗道：“还是吃不起你。”这是想说给瘸子老板听的。可是我知道我有五毛钱，而且我也决定了我可以用它来找个什么乐子——

從辽宁街右转，直走到南京东路上，我拍打了一下那一座铸铁的绿色大邮筒，看看四下无人，抢步冲进行人道边上的公用电话亭。我翻开黄色（特别强调：不是白色）纸页的那一本号码簿，找着了分类项目标注着肉脯店的字段，随便点了一家，拨号。

“喂？”

“猪肉店吗？”

“是，请问找哪位？”

“你有猪头吗？”

“有啊。”

“那就赶快把帽子戴起来，不要让别人看到了呀！”

我若无其事地挂回话筒，从原路往回走，发现松元西药房对面新开了一家冷热饮店，正在贩卖一种我想都没有想过的食物，叫芝麻糊，一碗也要五块钱。“反正就是吃不起你。”我跟自己说。

一分钟之后，我还没走到村办公室门口，发现前面两个巷口都是警察。这一下我慌了，那恶作剧电话才挂下，就被发现了吗？我猛转身绕上辽宁街，往长春路狂奔了几个巷口，再从光复东村那一头绕回来。到家的时候发现我爸也像是刚从外头回来的模样。他往衣架上挂了西服外套，沉着一张脸对我说：“老孟拿菜刀把自己劈了。”

这件事应该还有些后来，像是邻里间的少不了的闲话什么的。只不过我都不记得了。唯一有印象的是：据说南京东路电话亭旁边那个大邮筒里，老是被人塞进去一堆一堆的废纸，只不过形式奇特。废纸都有信封装裹，里头放的则是墨染淋漓的旧报纸。寄件人、收件人、信件内容都像是鬼画符。然而，知道这件事的人在老孟自杀之后到“后头”去看过，发现老孟床下都是那样不成字迹的书信。

也算是恶作剧。

责任编辑 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