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锋

(邵阳学院 文学院，湖南 邵阳 422000)

邵阳金潭魏氏家族来源于江西吉安泰和县。元代，金潭魏氏先祖从江西泰和县迁至湖南长沙，明朝永乐年间，金潭魏氏始祖魏万一从长沙移民至邵阳隆回金潭村。清朝乾隆以后，魏氏家族人才辈出，逐渐成为当地望族，除孕育出魏源、魏光焘一文一武两位历史人物外，还培育出魏承恩、魏光宇、魏显达、魏荣斌、魏炳蔚、魏瀛、魏钟青等一批进士和举人。邵阳金潭魏氏人才辈出，得益于魏氏家族重教尚文的良好家风。受重教尚文家风影响，魏源、魏光焘离开家乡外出为官时，也非常重视当地教育，他们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为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本文拟以魏源、魏光焘为中心对邵阳魏氏家族重教兴学活动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魏源、魏光焘的重教兴学活动及其对魏氏后人的影响

(一)魏源的从教活动及兴学实践

魏源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改革家，是经世学风的倡导者。他非常重视读书和教育，曾说“读万卷书求圣道，行千里路得民情”。年轻时，魏源曾从事教育活动，开馆授徒，做过家庭教师。1810年，魏源成为廪生，“闻名益广，学徒接踵”[1]848，便在家乡设馆授徒。1814年春，魏源北上入京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在北京学习和待试那段时间，生活需要自理，他便在一些相识官员的家教馆里教这些官员的孩子，获得收入以维持生计，“李春湖侍郎宗瀚，提学湖南时，府君受知最深，至是延馆京邸，待之甚厚”[1]848。魏源在《京师冬夕》里描绘了做家庭教师的情景：“生徒散去风闪烛，童仆睡酣雷殷床。从古饥寒皆得力，吾生艰苦愧虚尝。辞家王粲真何事，岁晚空令梦北堂。”1816年冬，在北京居住了三年的魏源离京返乡。1817年，他来到长沙好友陈沆家中，为陈沆长子陈廷经的塾师，“默深为廷经父执，且承业师”[2]89。这年冬天，魏源回到家乡邵阳，在家乡居住了两年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一边注解《曾子》，一边授徒教书。1822年，魏源为考察山川关隘，来到古北口，并在时任直隶提督杨芳的家里，“教读子弟，并考察山川关隘”[3]61。

魏源年轻时从事过教育活动，离开家乡后，他仍十分重视教育和学校建设。在淮北协助江苏巡抚陶澍进行票盐改革时，为让淮北士子有地方读书，魏源修缮了敦善书院，建藏书楼，并从扬州陆续购买“经、史、子、集，共一百三十八种，凡一万三千三百八十卷”，还把“时文选本、馆阁诗赋”等放在书院藏书楼，供士子“各量材质，就院记诵”[1]291。淮北煮盐盐户家境贫寒，没钱聘请老师教孩子读书，魏源就在板浦镇的南边“添设义学一所，延师授读”，对盐户子女进行启蒙教育。陶澍称赞魏源修缮敦善书院及在板浦镇添设义学的举动是“体恤寒儒，振兴文教之善政”[1]291。

魏源中进士后，分发到江苏为官。在江苏，他建书院，设义学，重教兴学活动不胜枚举。魏源在兴化任知县时，对兴化的学宫和书院进行修葺。“国朝道光三十年，知县魏源重修”兴化的书院和尊经阁，“兴化尊经阁，后临沟渠，堤圮而墙欹，楼将覆压”，魏源见此情况，“筹拨闲款，不捐于民”，扩建书院，翻新尊经阁，为“藏修息游之所，并于阁之东，建讲舍两椽”[1]691。魏源任东台县县令期间，仍然十分重视学校建设，他见东台学宫前有瓦窑数十座，已有百余年历史，经常乌烟弥漫，怅然曰：“国家求人才于士林，而黉庠实士之根本，烈焰冲霄，终年燔炙，复何望耶？”[1]638便决心把瓦窑迁走，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魏源升任高邮知州以后，依旧重视教育事业，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学习场所，他不惜将自己的薪资捐赠出去，把文游台改造成了文台书院。高邮魁星阁前有一棵大槐树，遮天蔽日，魏源认为“高邮近年科第断绝，皆此故耳”，便命人把大槐树砍去，这年秋天，“乡试榜出，文武诸生中试者八人”，之后高邮“甲科不绝”[1]638。砍槐树虽是无科学依据的迷信之举，但反映了魏源主观上对人才培养的重视。此外，魏源还“以身立教，有问学者，反复譬导，娓娓不倦”[1]637。因为有他这样重教兴学的官员，高邮的学风愈来愈盛，科第不绝。

(二)魏光焘的重教兴学活动

魏光焘，字午庄，是魏源的侄孙。他以军功起家，历任甘肃布政使、新疆巡抚、陕甘总督、云贵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等职。他为官期间，重视边疆民族教育，在西北、西南边陲兴办学校，推进了西北、西南边疆教育的近代化。

魏光焘于1881年升任甘肃布政使，在此之前，他已在甘肃为官多年。在甘肃时，他为推动甘肃教育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最重要的事就是重建了柳湖书院。柳湖书院位于甘肃平凉的崆峒，毁于兵燹。1873年，时任甘肃平凉、庆阳、泾阳、固原等处地方盐运兵备道总兵的魏光焘，对柳湖书院进行修复和扩建，把原来仅属于平凉府的柳湖书院扩建为平凉、庆阳、泾阳、固原四府道台书院，使陕、甘、青等地迁到此处的回民能在柳湖书院接受教育。柳湖书院的扩建，推动了民族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在中国西北，自1869年以后共建书院十多所，其中魏光焘“兴修的平凉柳湖书院最为伟大”[4]568。魏光焘在甘肃泾阳修建崇实书院，规模宏大，四周空旷，方便以后增添校舍和开办工厂，招收的学生除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外，还学习推算、测量以及“汽、化、声、光各学”，为将来开办工厂制造机器培养人才[5]。

新疆地处西北边陲，经济文化落后，经过战乱后，更是百废待兴。魏光焘任新疆巡抚后，在修筑城郭、建立衙署、设置郡县、制定官制、维护稳定等方面尽心筹划，对“整顿邮传、兴立学校”更是尽心竭力[6]6。1891年，魏光焘在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创建博达书院，博达书院开新疆近代教育之先河，为新疆培养了大批人才，尤其是培养了许多少数民族人才，为民族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博达书院除授课讲学外，还印刷出版图书，促进先进文化在新疆的传播。

当时陕西地处内陆，风气未开，民风保守，不如沿海地区人民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为改变这种状况，魏光焘任陕甘总督时指出，陕西尤为急务的便是“建学育才”，只有兴建新式学堂，让学生接受新式教育，才能让风气速开，“学堂一日迟设，即风气一日迟开”[7]。他在西安创办游艺学塾，为让游艺学塾迅速投入使用，他借西安府考试院当作学堂，在陕西全省进行招生，仿照大学堂普通初级各学功课，先行开课。游艺学塾内的学生需“参考时务，兼习算学”[8]，算学是游艺学塾学生的必修课之一。在陕西魏光焘还建“格致、文武各学堂以植人才”[6]6。

1901年5月魏光焘调任云贵总督，他在西南边陲大力提倡新式教育，在五华山等地创办新式中小学堂，选拔优秀学生到国外游学。在建立现代学堂方面，云南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当时云南省城全部在校生有七千多人，师范学堂遍及普洱府、丽江府、大理府、昭通府、蒙自县及各州城与县城，一些地方还开办了女学堂。“所有学堂都免费上学，云南府中等学堂的一些专门科还免费提供伙食、服装、课本等”[9]59。

魏光焘任两江总督和闽浙总督时，在东南沿海各省兴学，成就也非常显著。他在南京设专门高等学堂七所，计有三江师范学堂、高等学堂、农工实业学堂、水师学堂、陆师学堂、将备学堂、江宁师范学堂等。又在江苏各府厅州县设中小蒙养学堂九十所[10]。1903年3月，魏光焘任两江总督，为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在筹措建学经费、招聘教师和招考学生等方面，魏光焘都尽心尽力地组织实施。筹措建学经费是建设三江师范学堂的关键工作，魏光焘采取多种办法来筹措办学经费。首先，为筹措办学经费，他对盐政和厘金进行整顿。“整顿盐政，岁增款至二百余万；厘金、铜元亦增出二三百万”，从盐税和厘金收入中“提款建三江师范学堂”[5]。其次，他将三江师范学堂建筑样式由西式建筑改为中式建筑，经过改造，缩减建学经费12万两，使建造学堂的经费大幅减少，学堂的建设也从不可能变为可能。1903年6月，三江师范学堂聘请11名日本教习、70名中国教习，日本教习和中国教习除了熟悉各自承担的课程以外，还需互换知识，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令东教习就华教习为中国语文，华教习就东教习学日本语文及教育、博物、卫生、物理、化学、图画、手工、理财等学”[10]。经过一年的相互学习，中国教习略懂日语，日本教习略懂中文，教学时日本教习不用借助翻译，可以直接和学生进行沟通交流。为保证教学质量，魏光焘还延聘“翰林院编修方履中为该堂稽查，考校课程一切”[11]。1902年三江师范学堂开始筹备，1903年魏光焘任两江总督后从事筹款、建造、聘请老师、招收学生等一系列繁杂的工作，他之所以能不厌其烦地做这些工作，在于他对师范教育的高度重视，他认为“此学堂视为三省中小学堂命脉所关。固不能不加意经营也”[10]。三江师范学堂每年招收大量的师范生，学生毕业以后担任各州县中小学堂的教师，继续在州县推广和实施新式教育，以培养更多的实用人才。接任两江总督的周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赞道：两江自前督臣魏光焘等重教兴学后，“承学之士，翕然从风”[12]18。任闽浙总督后，魏光焘仍然重视当地教育，他在创办“文武各学堂”及“选士出日本就学”等方面不遗余力[6]8。

(三)魏源、魏光焘重教兴学活动对魏氏后人的影响

邵阳金潭魏氏家族成员中魏源、魏光焘二人兴学成就最为显著，他们的重教兴学活动为魏氏后人树立了榜样。魏氏后人魏肇文在魏源、魏光焘的影响下，非常重视文化教育。魏肇文认为，国家的建设在于民力，民力的发达在于民智，“民智之发达由教育”，教育的途径非常多，范围最广的教育是社会教育，改良社会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图书馆。1904年，魏肇文向湖南巡抚赵尔巽提议创设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得到批准，图书馆设于长沙城东定王台。魏光焘的女儿魏相若，嫁给宁乡周家纯。魏相若利用周家在长沙的故宅蜕园，于1905年创办周氏家塾，招收女生。受魏光焘重视师范教育的影响，辛亥革命后，魏相若改周氏家塾为周南女子师范学校。1920年学校更名为周南女中，魏相若任代校长，她多次变卖自己的嫁妆首饰作为办学经费，资助周南女中。

综上所述，邵阳金潭魏氏家族的魏源、魏光焘等人，以自己的方式传承了家族中重教尚文的家风，并通过兴办学校为中国的近代教育做出了贡献，也使魏氏家族重教助学家风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二、魏氏家族成员魏源、魏光焘重教兴学活动的特点

魏源、魏光焘兴学实践活动主要发生在近代，他们的教育理念和所提倡的教育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教育理念上看，魏源、魏光焘的教育理念具有先进性；从教育内容看，魏源、魏光焘主张的教育内容具有实用性。

(一)教育理念的先进性

魏源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层出不穷，地主阶级的统治岌岌可危。为挽救地主阶级的统治，魏源主张变革陈腐落后的封建教育制度。传统的封建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一些无用的“庸儒”,他们不仅于国于民无益,而且有害于国民。“读孔、周之书,用以误天下,得不谓之庸儒乎？”[13]49读书人只知“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不关心民瘼，不熟悉吏治，不重视农桑和国计边防。魏源讥笑空疏的宋明理学说：“释老不可治天下国家矣,心性迂谈可治天下乎？”[13]36-37魏源结合自己科场三十多年的挫折经历，主张国家要振兴，就要培养懂得典章制度、懂得治国学问的实用人才。

鸦片战争后，魏源清楚地看到清政府的失败是因为制度落后、人才匮乏。他不仅要求变革封建教育制度,而且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教育理念。魏源所说的先进技术包括军事和民用两个方面。军事方面就是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养兵练兵之法，民用方面诸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自来火、自转礁、千斤秤”等“凡有益民用者”的技术都要学习[14]30。当然还要学习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力学、电学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民主思想等社会科学知识。

魏光焘和魏源一样有着先进的教育理念。他创办的学校，重视教授近代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三江师范学堂招收的学生要学习“物理、经济、生理、数学、农学、理财、博物、绘图、手工、东语、体操等科”[15]。他还注重师范教育和舆地教育。魏光焘认识到培养师范学生对发展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师范为全国读书之种子”[10]，有合格的教师才能在全国开设更多的中小学堂，“师范为国民教育根本，尤非速储教员不能望教育之普及也”[16]。他希望中小学堂的学生不仅要了解本国的地理，还要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地理知识广泛涉猎。学生学习地理，了解祖国大好河山，用意在于使其“爱国之志油然而生”[17]。魏光焘出资刊印魏源的《海国图志》，他认为印行介绍西方历史和地理情况的《海国图志》意义重大，希望通过《海国图志》让更多的有识之士了解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他指出舆地是一门实学，非常重要，他审定校阅中外地图，推广舆地课本，并“将所成中外舆地全图底稿呈候审定，迅速付刊，以备各省中小学堂”之用[17]14。他提出只有让学生学习舆地，了解边情，了解国情，了解“夷情”，了解世界，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振国威、兴民族。

(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

近代中国，要救国就要向西方学习，尤其要学习西方的实学，学习西方的务实教育。魏源是近代经世派的代表人物，提倡经世致用，学以致用。他曾撰写对联“读书将以致用，修德在乎能滋”，还说“识时务不是愚人，能致用便为实学”。李柏荣称赞魏源“讲求实学，以身立教”[1]691。

魏源从经世学风出发，批判封建教育选拔出的人才“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13]198。他指出通过封建教育选拔官吏,选出的只是一些舞文弄墨、醉心功名利禄、不懂国计民生的劣官酷吏，“举天下之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13]196。魏源注重培养实用人才，培养实用人才就要开办新式学堂，因此他积极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新式学堂。他说,欧洲各国均“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此外还有许多“义馆”“公学”“书院”及专业学校。大学分为四科，“一曰医科，主疗病疾；一曰治科，主习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兴教化”[18]1098。他特别推崇德国的实业教育，他说德国学习国政的学生“凡农事、金厂、水利、江防、桥船、军器、百工以及诸国财用”都要学习，毕业后“或掌田亩百姓，或百计经营”，学习杂学的学生“天文、地理、算术、草木、禽兽、鱼虫之学，金石之论，万物性情之学”都要研究，毕业后成为大学教授。“各公学院有灵台、天体仪、赤道仪、地平经仪、像限仪、地平经纬仪、玑衡抚辰仪、圭表等天文仪”[18]1252-1253供学生使用。魏源介绍美国教育，说美国每个乡设一所学馆，乡中富裕的人“科银延师教一乡子弟”。如果乡中没有富裕的人，“则在会城中官员处借助”。学生“每夕回家，男女皆可以为师”，相互学习。女教师除“教女童读书外，并教刺绣”。魏源还注意到美国的一些教会学校对聋、哑、盲人的职业教育：美国国内内仁会设教馆训练残疾人，对聋哑人“以手调音而教之”；教育盲人“有凸字书，使他以手揣摩而读”[18]1616-1617。通过接受教育，聋、哑、盲等残疾人学习一定的实用知识，具有一定的谋生手段，他们今后走向社会便能成为自食其力的人。魏源不厌其烦地向国人介绍外国教育的实用性，目的就是想让中国人效法西方，注重教育内容的实用性。

魏光焘曾相继在八个省任巡抚或总督，他每到一地，便兴建各种新式学堂，使旧式教育逐渐向新式实用教育转变。他说“实业为百姓生计之本原”[10]，在陕西修建了崇实书院，要求书院的学生学习外语及光学、化学等实用知识。魏光焘将江南格致书院改为江南实业学堂，实业学堂分为农科、工科、商科、矿科。他认为“强国之道，首在富民”，而富民之法，不外实业，“振兴实业莫大于农、工、商、矿四者”，近年来“东西各国于振兴此等学堂孜孜不倦，故财力日雄，国势日盛”，实业学堂为国家“振兴富庶之基，江南地广民稠，兴办犹不可缓”[19]2。他在南京设劝业机器工艺局一所，仿造外国木质机器，“讲授色染、陶瓷、织丝等项”，又在该局内“设艺徒学堂，招聪颖子弟就学”，其用意是“仿日本徒弟学校之制”[10]。

晚清，民族危机日深，实业救国呼声很高，传统的科举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急需兴办新式学堂，推广新式教育。兴办新式学堂没有专门的教育经费，没有办学的人才，也没有经验可以照搬，一切都要靠摸索。魏光焘不惧困难，在摸索中创办新式学堂，推广新式学堂。他任两江总督时，三番五次督促各府州县创办新式学堂，各府州县新式学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清末新政时期，在魏光焘等一大批官员的努力下，陕西、江苏、福建等地如雨后春笋般建起了许多新式学堂，新式学堂聘请懂西学的老师，教授外语、测量、物理、化学、生物等实用知识。这些举措促进了晚清教育的近代化，培养了大批新式实用人才，促进了实业的发展，也使新技术、新观念得到迅速传播。江苏、福建地区的教育“被认为是取得显著进步的事业之一”[9]49。

三、魏氏家族成员重教兴学活动的思想基础

魏源、魏光焘等魏氏家族成员重教兴学活动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魏氏家族重教助学的家风以及邵阳地区重教兴学的传统，为他们的重教兴学活动提供了价值支撑和思想资源。

(一)魏氏家族重教助学家风对家族成员的熏陶

我国重教思想源远流长，从管子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20]31，到孟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21]309，从春秋时“学而优则仕”[22]295到唐朝“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23]1的科举取士，重视教育的思想一以贯之。中国兴学活动也历史悠久，从夏、商、周三代“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21]118，到春秋时孔子兴办私学，广收门徒，“有教无类”[22]247，从宋初书院的兴起，到明清书院的兴盛，从北宋范仲淹、王安石、蔡京的三次宰相兴学，到清末武训行乞办义学，兴学活动连续不断。清代地方缙绅出资兴办义学、扩建书院的活动，对魏氏家族重教助学家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古代先贤重教思想的影响下，邵阳魏氏家族形成了重教助学的家风。魏源曾祖魏大公非常重视教育，经常帮助贫困佃农子弟读书。即使是租种魏家土地的佃农子弟想读书，魏大公也“捐其租入之半给膏火；有全不纳者，亦听之”[1]618。魏源祖父孝立公也慷慨助学，资助陶澍完成学业。陶澍为嘉道时期名臣，早年家庭贫困，没钱求学，向孝立公求助，孝立公向他施以援手，慷慨解囊资助他学习。后来陶澍走上仕途，经济情况好转，派人备礼送还上学时所借孝立公钱款，孝立公对来人说：钱财只是流通之物，我借出钱并不是为了谋利，只要你家主人为官清廉，爱护百姓，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谢绝了陶澍的还款。魏源伯父魏辅邦和孝立公一样，生平重教助学，他在家乡积极兴办学校，发展文化事业，邵阳魏家地处隆回大山深处，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素少力学者，辅邦首为之倡”[2]10。魏源父亲魏邦鲁曾任江苏华亭、嘉定、上海、震泽等县的巡检司，巡检司俸禄微薄，但魏邦鲁多次把微薄的俸银捐出，帮助他人求学。有一次，魏邦鲁听老乡邓显鹤讲起新化县的曾承谦、毛万秋二人无资求学，便给曾、毛二人分别寄二十金为炭资，资助二人求学[24]1829。

魏源、魏光焘自幼生活在魏氏家族中，他们对魏氏家族先辈重教助学的义举耳熟能详，这些义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魏源非常尊重他的塾师刘之纲先生，刘之纲家住金潭刘家大院，是一位很有学问的老秀才。魏源对这位启蒙老师终生怀着尊敬的感情，他出仕后每次归省，都要去看望刘之纲先生。魏光焘虽然年轻时读书少，但知道学校对中国富强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此时欲图自强，则凡各级学堂皆须同时并举，不学专门，不足以抵制外洋之人才，不学普通，无以培植专科之根柢”[10]，“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学之要以整顿学校为先”[25]4012。

(二)邵阳地区重教兴学传统对魏氏家族成员的影响

邵阳有着悠久的重教历史和浓厚的兴学传统。早在北宋治平、熙宁年间，周敦颐在邵州任军事长官，当时州学地处“卑湿恶地”，他另辟新址建州学，邵阳人“荷锸助役”。周敦颐忙完政事，还给州学学生授课，“诲诸生如亲子弟”[24]1588。为纪念周敦颐，邵阳人以他的别号“濂溪”命名，修建“濂溪书院”。南宋张九成在邵州任职期间，重视邵阳教育，创办书院，推动了当时邵阳教育事业的发展。邵阳人把周敦颐和张九成当作孔、孟之类的教育圣贤，建祠堂、修庙宇，顶礼膜拜。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邵阳人李纯忠考取进士，在外当了一任知州回家乡后，捐重金重修州学，他这一带头，使捐资兴学、助学成为邵阳的地方传统。

自宋以来在邵阳形成的重教兴学传统，到明、清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明、清两代，邵阳府、州、县学建制完备，各地还修建了许多书院，建起了大批乡学、社学、义学与私塾，当时宝庆府知名的书院就有二十余所。明代，邵阳人为纪念周敦颐修建了濂溪、爱莲书院，为褒扬何太谦创办了吐秀书院，为表彰车大任建起了囊萤书院。另外，在邵阳城南还建有城南书院。何、车两位都是邵阳人，通过读书走上仕途，做官后造福桑梓，邵阳人便在他们读书的地方建书院，表达敬仰之情。可见，邵阳人修建书院的动机是带有强烈尊师重教意识的。清初，宝庆知府李益阳又扩建“濂溪书院”，聘请数十位鸿儒，每天在书院讲授圣人经书哲理，“城乡后学趋之若鹜”[26]120。邵阳尊师重学之风经久不衰，培育出一批书香世家，如邵阳的车万育一家，几代都有人考中进士，隆回邹汉勋一家兄弟六人通过读书都成为著名学者。

魏源、魏光焘在邵阳长大，故乡先贤读书成才的事迹激励着他们，桑梓父老重教兴学的义举感染着他们。魏源在著作中多次对重教兴学的官员和建义学、扩书院的乡绅立传进行赞扬。两江总督陶澍“建惜阴书舍于江宁，专以经史古文课士。建震川书院于嘉定，并求归太仆后人为奉祀生，建敦善书院于海州以造士”。“捐义学田、考试田、书院膏火田。又建藏书阁以津逮穷乡之士”，魏源赞陶澍“爱才好士，讲论文艺无倦”[13]738。他得知安徽庐江有章氏捐田三千亩养族人，建义学，以佐“学无养者”之义举后，赞扬道“天下直省郡国各得是数百族，落落参错县邑间”，则“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教养[13]475-476。魏光焘认为，“国事待人才而理，人才资学校而成”[25]4007。魏源后人魏光宇、魏荣斌、魏炳蔚、魏相荣、魏丙荣等，在地方为官，兴办学校，著书立说，为地方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魏源、魏光焘及其后人吸收先圣前贤重教思想之精华，继承家乡父老重教兴学的传统。他们崇尚文教，建书院，设义学，创办新式学堂，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他们的兴学实践活动是对中国历史上先圣前贤重教思想的继承和升华，也是对邵阳家乡父老兴学传统的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