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红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5）

在西方知识界，现代知识分子（modern intellectual）这一群体或阶层有两个起源：一是源于1898年的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一批为德雷福斯辩护的作家等被称为“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他们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充满社会正义、深具批判意识的一群人；另一个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俄国上流社会人士，他们对俄国主流社会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和批判精神，这部分人也被称为“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从这两个源头来看，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或阶层产生于19世纪末，是指那些具备较高知识文化素养、以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关怀社会，积极介入公共生活的人。然而，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及其履行的责任，西方学者内部也有较大的分歧。分析现代知识分子究竟为何，梳理评析其特性与职能的“是”与“应”之争，对于理解21世纪的知识分子有重要意义。

一、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界定

关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界定，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就有不同的看法。从历史发展的时间脉络来看，以下十位学者关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界定受到了比较大的关注。

法国学者朱利安·班达在其1927年出版的著作《知识分子的背叛》中，详细描述了知识分子背叛其坚守人类普遍价值的神圣职责、煽动政治现实主义的行为，以至成为了现世、国家、政党、阶级和民族的奴仆。在此书1946年的第二版序言中，班达针对当时欧洲尤其是法国的政治情形，认为知识分子依然在为了民族国家的强大繁盛这种“实践的价值”继续背叛自身使命。依据班达的看法，知识分子就是那些向人类提供抽象的、永恒的、普遍的价值的人，其活动目的是“拥有非现世的善”[1]136，而不应该与现世的具体实践——登峰造极的政治激情、世俗的国家利益、虚幻的特殊道德——有丝毫联系。班达由此认为，知识分子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现世王国的繁荣昌盛是凯撒的道德，不是善的科学”[1]240。可见，班达认为的知识分子是人类精神的守护者、普遍价值的传承者、自由正义的捍卫者，知识分子的关注是形而上的，不应该与现实世界有具体的联系。

1929年，德国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其《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从知识分子立场的角度提出了“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2]193概念。对知识有确定信念的知识分子阶层是不安定的，不稳定地居于某种立场，因此它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相对地处在各个阶级中间。这也并不是说知识分子阶层悬浮在不涉及任何利益的真空之中，相反，它“包含了渗透于社会生活中的私有利益”[2]196。因为知识分子扮演了漆黑长夜的巡夜人的角色，所以基于自己的社会基础和履行使命的要求，具有无附属性、社会不稳定性、思想审慎性的知识分子可以与任何阶级结合起来。知识分子的无社会依附性在曼海姆看来不值得肯定，他们应该摆脱中间道路的立场，要么直接依附于某些阶级或党派，要么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向和理智生活的要求来决定政治归属。因此，曼海姆认为的知识分子，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没有坚定立场和特殊利益的自由漂浮于各阶级之间的知识的掌握者。

与班达和曼海姆不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对知识分子阶层内部作出了划分，提出了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的论断。他认为，有机知识分子形成于适应具体历史的进程之中，它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3]1，即是说，有机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于、附着于、服务于一定的社会集团；而以教士、律师、教师、医生等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认为自身独立于统治集团、自治、具有自我特性则是社会乌托邦的体现。不仅如此，葛兰西还认为，传统知识分子正处末路，他们还未受到活跃了两三百年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革命的熏染和驱动，因而大多都是乡村型知识分子；而与工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城市型知识分子则属于有机知识分子的范畴，他们在争夺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不仅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的政治经济生活，而且要成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3]8。因此，在葛兰西眼中，代表着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有机知识分子，是一群与具体阶级或集团紧密联系着的、现实地参与到实际生活之中的、具备一定知识素养的人。

1979年，美国学者艾尔文·古德纳提出了20世纪的知识分子逐渐被定义为“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的代表”[4]4。古德纳对知识分子也作出了划分，但与葛兰西不同，古德纳不仅从阶级立场的角度区分了知识分子与其他阶级，而且从职能的角度整合了知识分子阶级。他认为，在20世纪所有国家中，人文知识分子与技术知识分子一起组成了一个全新的阶级，这个新阶级脱胎于旧有阶级，是旧有阶级中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它的经济基础是文化资本，因此，这个新阶级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资产阶级。虽然新阶级目前处于社会边缘地位，但它不满足于这种从属地位，开始谋求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展开了与原先控制社会经济领域的集团争夺统治地位的竞争。虽然新阶级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分化，但总体上来看，由于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共享一种批判的话语文化，共同为反抗旧阶级而斗争，因而这个新阶级是一个孕育中的普遍阶级，是一个“有知识、有见地、有洞察力、能反思的新特权阶级”[4]116。因此，古德纳从职能和阶级的角度认为，对社会富有责任的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一起组成的为争夺统治地位的文化资产阶级，是20世纪的普遍阶级。

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在其出版于1987年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提出了“一代知识分子消逝了”[5]22的论断。他认为，知识分子是那些“把普通的或有教养的人当作听众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和思想家”[5]3。由此可知，雅各比认为知识分子必然是公共的，仅仅成为专家和学者是不够的，知识分子必须面向公众，向公众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理念。由于城市波西米亚的衰亡和郊区的扩张，波西米亚文化人背离了城市；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降温，独立的咖啡屋知识分子进入大学，成为依赖于学院的画地为牢的教授；即便是校园里一向介入日常生活、以反叛为其本能的新左派知识分子，也放弃了独立人格，成为了目不斜视的教授。伴随着城市的衰败、郊区的发展、大学的膨胀，知识分子的生活和作用都改变了，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消逝了。雅各比从知识分子的职能的角度，提出了知识分子存在的本质在于其公共性，如果公共性不存在，则知识分子便不存在了。

1988年，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以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罗素等12位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作品创作。由于这些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歪曲事实、虚荣又善于自我宣传、顾影自怜、冷酷自私、精于算计，因此，其道德和判断力的可信程度应该受到怀疑。约翰逊认为，自从两百年前世俗知识分子取代了旧式神职人员开始，他们就一直作为“人类的领路人和导师”[6]435，力图教导和改造人类、诊断社会弊病、引导社会发展。但约翰逊对这种知识分子持批评态度，他认为，最应该提防的就是知识分子，“当他们试图集体提供劝告时，他们应当成为特别怀疑的对象”[6]435。由此，约翰逊开启了反思、批判现代知识分子的潮流。他认为，新型知识分子与旧式神职人员——中世纪知识分子的代表相比，不再是神的仆人和阐释者，而成为了神的取代者。因此，在约翰逊看来，现代知识分子是以积极的态度为人类谋福利、宣讲福音、引导人类前进的普罗米修斯，虽然这些现代知识分子有诸多的缺点。

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1992年英国广播公司瑞思系列演讲中，系统讲述了他的知识分子观。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为业的人。”[7]32因此，“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7]31萨义德不仅肯定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而且极力呼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边缘性、业余性、批判性等特性。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即便在大学、政府、智识机构工作，也应该是不被收编的，他们应该坚持人类的普遍价值，成为对现状提出异议的谔谔之人（nay-sayers）；由于知识分子拒抗主流，所以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边缘，是流亡于权力和荣誉之外的边缘者和圈外人；由于知识分子只是因为喜爱众多的观念和价值而拒绝被专业性所束缚，所以知识分子都应该是业余者；知识分子不是调节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全身心投入批评、时时维持警觉状态的搅扰现状的人。由此可知，萨义德眼中的知识分子是独立于权力之外、处于主流边缘、爱好知识和智慧、永远面向公众和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批判现实的人。

美国法学家同时也是美国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大法官理查德·波斯纳，2001年在其《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提出，知识分子与学者相比更具“‘应用性’、当代性以及‘结果定位’，而与技术人员相比，则更具广维性”[8]27。可以看出，波斯纳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是只关注形上领域的哲学家，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地面上的事物；知识分子也不是技术人员，他们关注的对象范围更广。由此，波斯纳认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基本上与“社会评论家”和“政治知识分子”同义。那么，“如此界定出来的知识分子就是公共知识分子”[8]28了。因此，与雅各比和萨义德一样，波斯纳也认为，公共性对于知识分子的界定必不可少，而且应该是第一位的。

2010年，美国经济学家、社会评论家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明确界定了知识分子的概念，他认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核心是‘理念的处理者’”[9]5。在索维尔看来，知识分子概念是从职业种类中区分出来的，这类职业的工作对象和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理念，理念由此成为知识分子概念和功能的核心，简单来讲，知识分子就是“理念人”。由此，索维尔把同样具备高等知识的技术知识分子（律师、工程师、医生、程序员等）排除在知识分子概念范围之外。索维尔通过大量的案例来佐证作为理念处理者的知识分子，由于自认为掌握了精英知识而主动介入公共事务的结果大多弄巧成拙，说明索维尔排斥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认为这是知识分子职业危险诱惑力的根源。

2010年6月，法国思想家、媒介学家雷吉斯·德布雷在法国驻北京大使馆发表了题为《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演讲，他认为知识分子是“爱管闲事的人”[10]。德布雷明确提出，与写小说或诗歌的作家、创造艺术作品的艺术家、追求真理的学者都不同，“知识分子就是一种干预性的态度，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和实验室”[10]。德布雷更多地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和业余性，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的核心要素。2012年10月，当德布雷再次到访中国接受访问时，他依然认为“从根本上讲，什么是知识分子？是那些要对公众舆论产生影响力的人”[11]。因此，德布雷认为的知识分子是主动介入公共生活的具备一定知识文化的人。由此，他认为苏格拉底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他肯定并倡导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在这一点上与雅各比、萨义德、波斯纳的观点一致。

二、应然的责任和批判的必然

以上十位西方学者不仅在关于何为知识分子的问题上观点有所不同，而且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有不同的看法。具体说来，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以班达为代表，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就是“捍卫诸如正义和理性等永恒不变的和大公无私的价值”[1]23，将超验的真理和普遍的价值放在知识分子的肩上，这是一种形而上的责任，关注地面上的事务便是对知识分子责任的背叛；另一类以萨义德为代表，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就是从被国家、体制、世俗权势收编的压力中寻求相对的独立，“代表着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7]112，这是一种朴素的社会责任，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关心世俗现实。

令班达感到义愤填膺和痛心疾首的是，知识分子（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知识分子，特别是法国知识分子）已经完全与他们的责任和使命背道而驰了。为了民族国家特殊的、局部的利益，知识分子完全放弃了追寻永恒真理、超验信仰和普遍价值的责任。首先，当时的知识分子以维持现实世界秩序的名义称颂极权国家、赞颂家庭、同情社会主义，而这在班达看来只是一种实践价值，与知识分子作为人格自由价值的承担者的责任相背离；其次，他们打着与世界共同进化的旗号，倡导辩证唯物主义和一种“动力论”的宗教，推崇变化、否定理性、反对思想，而知识分子的职责本应该是推崇不同于一切实践构想的思想；最后，他们打着“介入”“爱”“道德相对主义”的幌子，介入到政治和道德之中，反对正义的行动，断言不存在普世的道德，而这与知识分子职责——用人类的良心反对非正义、不受感情左右、以思想来建立永恒秩序——完全背离。不仅如此，在班达看来，知识分子背弃自身责任的表现集中在他们接受了当时登峰造极的政治激情，并且全身心投入其中。这种政治激情包括种族、阶级、民族、政党的激情，它推崇集体权威，泯灭个人色彩；提倡民族自豪感，敌视异己的利益；追求罗曼蒂克式的国家主义，而非审慎理智的爱国主义；倡导资产阶级的激情，反对威胁其自身的其他激情。包含着种种激情的政治激情的本质，就在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满足和获得自尊，即是说，政治激情的本质就是拥有世俗的特殊的利益和地位。因此，政治激情是一种极其纯粹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把国家、阶级、民族、政党等尊为上帝的宗教化的现实主义。班达认为，这些知识分子不仅接受了政治激情，而且将其引入知识分子自身的活动之中。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将政治激情引入到自己的作品中，煽动读者的政治激情，消除文学艺术作品回归自我的教化作用；更可悲的是，历史学家完全放弃了知识分子作为精神祭祀的操守，他们有意地让历史为政治服务。这就是知识分子作为现世奴仆的表现，他们用功利现实主义来规定正义和美。

总之，以班达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不论何时何地知识分子的职责都应该是坚守普遍的价值原则，恪守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斩断与世俗的虚幻的联系。由此，班达成为知识分子坚持形上责任的代言人。

萨义德一方面肯定班达的看法，认为知识分子要“固守单一、普遍的标准”[7]16，这是知识分子要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是知识分子应在心中保有的明亮灯塔；另一方面，他认为，知识分子要“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7]31，不管知识分子坚守怎样的崇高理想和永恒价值，所有一切都要以现实世界的现实活动为起点，知识分子必然是世俗之人，要献身于现实世界公共空间的观念和价值。在非常理想的状态下，确如班达所认为的那样，知识分子代表着解放和启蒙，但也从不是要去幻想抽象的观念和服侍遥远的神祇；知识分子的代表“总是关系着而且应该是社会里正在进行的经验中的有机部分”[7]112。因此，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一方面心怀真理和正义，另一方面脚踏实地地紧密联系现实世界的经验事实，代表那些处于弱势的群体，而这一点是更为重要的。所以知识分子的处境就比较艰难，他们要保持独立，不能轻易被收编；要代表公众，不能静置书斋；要对抗教条，不能委身权威；要表达态度，不能沉默不语；要联系现实，不能作乌托邦的想象。

在知识分子的职责上，葛兰西、雅各比、德布雷的观点与萨义德一致。葛兰西认为，有机知识分子不仅是一个侃侃而谈的演说者，还应该切实地参与到实际生活中，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劝说者而存在。雅各比更加看重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如若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消失，则知识分子消逝。他所认为的知识分子，就是那些面向有素养的读者写作的公共知识分子，这就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责，知识分子应坚守普遍价值和永恒真理则是暗含其中作为前提存在的。德布雷则认为，现代知识分子是神学家的无神论后代，其责任就是像苏格拉底一样去“布道”，走出办公室和实验室，抵制来自舆论和国家的压力，现实地干预公共事件，参与到公共舆论的形成中去。由此，萨义德、葛兰西、雅各比、德布雷这四位学者共同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是社会责任。

不论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否应该与现实世界有密切联系，可以发现，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观中充斥着一种知识分子举世独清的虚妄定位，这些西方学者几乎总是把包括自身在内的知识分子界定为人类的良心、真理的追寻者、社会的牛虻、黑夜的巡夜人等，但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对现代知识分子天然的社会职责给予了一定的批判，这个批判的源头来自批判力度并不明显的曼海姆。

曼海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的消极性，他认为由于知识分子没有附属性，独自处于知识的垄断地位的知识分子可以选择任何阶级来“合作”，他们可以选择加入没有明确理论和价值观支撑的阶级和党派来充当这些阶级和党派的领路人和指导者，而结果却是人们总是谴责知识分子在保守主义的理论家和无产阶级的理论家之间摇摆不定。虽然知识分子可以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趋向和理智生活的要求确定其政治归属，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并不独立，这是因为“他们独自处于具有知识的信念的地位”[2]198。由于掌握着知识垄断权，知识分子既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阶级和党派的归属，从一个阶级跳到另一个阶级继续充当阶级或政党理论家的角色，可以为任何阶级和政党摇旗呐喊，也可以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趋向和内心使命的感召自由地选择政治上的归属。由此，曼海姆开启了批判知识分子承担社会责任的历史先河。

约翰逊则从个人道德的角度批判了知识分子天然的责任感和履行其责任的种种行为。他通过细述12位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描绘了一群在私德上相当不堪然而在思想史上特别著名的知识分子。约翰逊认为，个人的私德与其公德呈正相关，所以他认为知识分子没有拥有向普通人说教的资格，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宣称自身掌握的特殊知识，使其转向公共事务的时候，具备比常人更加权威的观察和分析，他们可以凭借理性的加持来主导世界。因此，在约翰逊的分析下，知识分子比常人更容易导向极权主义，而这种极权主义常常与知识分子容忍和鼓励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约翰逊的结论非常明确，他认为知识分子没有资格作人类的导师或榜样。由于知识分子主导了舆论潮流和创造了正统思想，而这经常导致非理性的破坏性行为，所以当知识分子以集体的名义向人类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时候，正是人们防范知识分子的时候。由此，约翰逊认为，当知识分子开始提供劝告、指导人类、肩负上帝的使命的时候，即承担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的时候，就是社会处于极权主义的危险边缘的时候，也正是人们应该质疑、反对知识分子的时候。

波斯纳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知识分子市场存在的缺陷。他认为，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市场上提供的产品是智识内容，即信息，这是一种传统的信用品，因为在信息所涉及的事件发生之前，无法确定该信息的准确度，所以社会公众及媒体便转向监测信息产品的提供者——知识分子的质量上。知识分子质量的保证基本上源于其学术资历和媒体名声，但波斯纳通过列举多个事例来说明知识分子在高谈阔论公共事务中赢得的媒体名声与其当时的真正的学术实力呈反比例关系，因此知识分子提供的产品并不可靠，甚至常常是错误的。同时，由于现代学术职业的安全保障，知识分子在提供智识内容时不存在沉淀成本，一旦他们作出错误预测引起公众群起攻之的时候，他们可以毫发无损地快速退出知识分子市场，这是知识分子市场失灵的表现。由此，波斯纳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批判了知识分子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出现的失误。

索维尔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地探讨了知识分子在介入公共事务时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危害。他认为，由于知识分子深信自身具备的并不完善的精英知识、坚持短浅眼光的理性主义、虚构有关社会的总体性构想、圣化自身人类导师地位，所以知识分子常怀家国天下的社会使命感。知识分子会不自觉地离开其专业领域发表对公共事务的看法，这会导致他们在介入公共事务时犯下各种错误，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严重危害，而现实中知识分子对自身产生的负面影响和社会危害从未负过任何责任。由此，索维尔否定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认为知识分子走出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转向社会公共事务时，基本上只会产生负面影响。

三、对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观的评价和反思

虽然自20世纪开始，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有所差别，但从上述分析来看，多数学者（除了葛兰西和古德诺）认为知识分子是致力于观念工作的人，这就将工程师、医生、律师等技术知识分子排除在外；而且这些观念工作者不只是为观念、真理而工作，而是借观念或真理向外拓展自己的活动领域，即介入到公共生活中去，这将只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进行观念工作的学者、专家排除在知识分子的范围之外。因此，只有介入到公共生活中去的从事观念工作的人才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是从工作对象和精神取向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划分知识分子的标准。

在上述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中，尤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学者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最完美同时也是最严苛的标准——知识分子必须是独立的、圈外的、边缘的、业余的、批判的。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必须要独立于权力、金钱和媒体，所以知识分子是独立于政治圈、资本圈、媒体圈等带来铺天盖地的压力之外的圈外者、局外人。由此，知识分子并不是处于政治舞台或媒体聚光灯下的中心人物，而是自甘边缘的人，只有自甘边缘的知识分子才能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对公共领域进行“业余式的突袭”[7]93，而这种“突袭”在通常意义上是对现状的警觉和批判。由此，以萨义德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社会责任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在这一点上，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观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观有一致的观点，即双方都认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经世济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为真理而真理，而是以学问、以专业、以真理兼济天下，尤其是帮助没有话语权、得不到公正待遇的弱势群体，代表他们发声，帮助他们争取权益和更加公平正义的发展空间。这诚然是最完美的知识分子典范，萨义德本人也为整个中西方学术界亲身示范了知识分子的行为标准。但是，如果以这样完美严苛的划分标准定义知识分子，那么，现今的西方学术界几乎没有几位学者可以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了，整个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队伍会因为像萨义德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逐个消逝而整体性消亡。同时，伴随着学科专业化和学术体制化的逐渐加强和深入，能够以独立的个人身份对抗整个知识界浩浩荡荡的专业化和体制化的洪流的人物会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消失。因此，以独立性、边缘性（流亡性）、业余性、批判性、公共性这五个标准来定义知识分子的话，知识分子就会成为极其稀有以致不会对公共空间和整个社会进程产生多少积极影响的没落群体，直至完全消逝。

如果将萨义德式的知识分子标准放宽一些，将独立性、边缘性、业余性、批判性暂时搁置一边，主要从公共性来定义知识分子，则可能导致像波斯纳所认为的那样——当今西方学术界（指21世纪初的北美和欧洲的学术界）中只有大约400位知识分子。他们符合波斯纳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即这些都是以自己的学术能力来实际影响到公共生活的人。在波斯纳看来，像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当代最负盛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也不是知识分子。虽然康德以其三大批判调和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鸿沟，成为西方近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但是在波斯纳看来，康德只是一位学者，不是知识分子，因为康德的学术理论、他的活动所及并没有超越专业领域而涉及到公共领域，对公共空间没有产生任何直接的实质性影响，所以康德在波斯纳的知识分子列表中并不占据一个独立的单元格。同理，虽然罗尔斯是执当代政治哲学牛耳的泰山北斗，但是他的影响也只局限于政治哲学这样狭小的学术领域之中，罗尔斯也从未将研究目光和学术关怀投放于公共空间之中，所以，若以公共性和社会关怀来定义知识分子，罗尔斯自然也不在波斯纳所列的知识分子名单之中。因此，若以对公共空间发挥实际作用或者直接影响到实际的社会进程来划分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的名单也不会很多，甚至会将西方思想史上灿烁古今的思想家排除在外。像康德、罗尔斯这样的思想家，他们的学术可能并非针对现实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事件作直接有效的回应，而是针对更长时间、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本质性问题做根本性的研究。不能因为他们的专业研究没有针对现实正在发生的事件而否定他们知识分子的定位，因为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可能会在长达几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产生影响每个人头脑中的观念的理念。这种影响可能并非是在当下一段时间产生的直接可见的影响，而是在更加漫长的时间里的细微的、深层次的影响。相比较而言，这种长久的细微的深层次的观念影响，要比当下的直接的看起来轰轰烈烈实际转眼烟消云散的影响更为重要。所以，不能只根据公共性来划分知识分子，这不仅会排除掉如康德、罗尔斯这样彪炳千秋的思想家，也会将知识分子队伍限定在一个狭小、固定不变的范围之内。

同样，如果只以批判性作为知识分子的划定标准的话，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在西方社会，各种制度和体制比较定型甚至僵化，社会相对稳定，学者更加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强调知识分子对于现状的质疑甚至否定。但是，这不能同样照搬到目前的中国社会之中。虽然改革开放已经40余年，但中国依然处于一个制度和体制转型期，这依然是一个在制度建设的道路上、社会发展的稳定性上比较不安的时代，因此，一味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就可能带来一定的风险，这是其一。其二，如果过于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性，那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普通大众还处于一个需要知识分子来启蒙的蒙昧阶段，带给绝大多数人一种自视甚高的精英主义意味。同时，伴随着网络自媒体的迅速扩张，中西方的知识分子在话语权上已处于劣势地位，在很多领域中知识分子已经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来展示出其批判性的一面了。这并不意味着出于平等主义的立场而认为知识分子的批判不重要，或者随着网络社会平民化的发展而任由知识分子处于一种失语的地位，而是说批判性不能作为定义知识分子的唯一因素或最主要的因素。其三，把批判性作为划定知识分子的标准，则可能导致一种“怀疑主义、相对主义乃至走向虚无主义的倾向”[12]22。过于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销蚀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在共同建设国家和社会的过程中达成的共识，也可能因某些言论太过极端或者不适合国情而走向相对主义或者虚无主义的边缘，提不出任何正面的有效的建设性意见，而一味地批评指责政府或者其他团体、个人的错误，或者提出的也只是一个过于脱离现实的虚无遥远的乌托邦幻景。由此，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也不可以作为划定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标准。

根据约翰逊、波斯纳、索维尔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这三位学者对当前知识分子履行责任的表现持批判态度。波斯纳认为，知识分子由于端着体制内的“铁饭碗”，一旦出现任何失误便可以毫发无损地退出知识分子市场，以致于知识分子介入公共空间时会抱着不负责任的心态来发表言论、作出预言；约翰逊对传统的世俗知识分子持批判态度，认为他们并没有教导人类的资格，且由于理性的加持容易倾向于理性主义和极权主义；索维尔则认为，知识分子出于心中的“圣化构想”，而不自觉地迈出专业书斋，以自己少量的专业知识来解释、预言需要大量其他知识的公共事件，所以知识分子介入公共空间的时候常常会犯错，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可见，西方学术界内部也对知识分子的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颇有异议。那么，知识分子到底要不要承担形上责任或者社会责任呢？知识分子承担形上责任和社会责任是二选一还是两者都要承担呢？这个问题可以结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观进行阐释。

根据张灏先生的分析，“知识菁英作为独立的社群是在‘轴心时代’首次出现，以超越的代言人的地位而与政治领袖有分庭抗礼之趋势。”[13]17由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后分化为两种类型——“先知型”知识分子和“师儒型”知识分子。先知型知识分子可以看作是班达所认可的履行形上职责的知识分子与萨义德所倡导的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的结合体，它凭借以上通天道的超越意识为基础的信念对政治统治发挥批判作用，即以形而上的理念或价值作为监督评判政治社会的工具，既坚守了普遍的形上责任，又发挥了务实的社会责任，既能产生与无道的政治权力相抗衡的道义力量，又能为处于弱势地位、得不到公正发展机会的普通人发声。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先知型”知识分子发展到近代依然承袭着来自于“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同现代文明的基本理念，并致力于发扬这些理念，因而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观中的有关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其实是一个可以融合的问题。以萨义德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学者更加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即为处于不公正的弱势地位的人发声；以班达为代表的学者更加强调知识分子的形上职责，即知识分子要坚守人类普遍的价值和观念，知识分子的王国不在此岸世界；而以约翰逊为代表的学者则根本否定知识分子承担任何有关此岸世界的职责，甚至对形上世界也不置一顾，社会发展需要专家和学者，并不需要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约翰逊等的观点有明显的错误，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根本离不开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启蒙运动那群知识分子，欧洲社会还会蒙在中世纪的黑色僧袍之下更长时间；如果没有自私冷酷精于算计的卢梭等知识分子提出社会契约论作为近代社会民主政治制度的理论来源，人类迈向民主自由的脚步可能会放慢。我们不能因为知识分子在承担责任的时候会犯错，而完全取消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知识分子的形上职责和社会职责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班达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心中王国可以是天上的王国，而知识分子的目光和关怀应该是茫茫众生身上。这并不是在倡导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识，知识分子本身也不应该心存一种高傲的态度。知识分子是社会中的一个群体或阶层，它的职责就是以现代文明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去关注到社会发展的进程、关怀到普通人民的生活、观照到人类文明的进步，不管这种职责所及的程度是深是浅、范围是大是小。

害怕犯错是一种因噎废食，停留形上是一种天国想象，埋首地面则是一种盲目短浅。在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观中，知识分子就是介入到公共空间中从事理念工作的人，知识分子的职责应该是以现代文明认同的价值观念为其介入公共空间的指导原则，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追求真理，也应该主动地对公共事件发声，在实现自身学术理想的同时，以一种积极公民的面貌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知识分子主动介入公共空间以专业知识探讨公共问题，也是一种爱国的表现，心怀祖国才会论国论民，知识分子的情怀、担当和相当一部分价值即在于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