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 凯

2020 年1 月21 日凌晨1 时多，我坐上了北京开往武汉的高铁，5 个多小时后，我在武汉站下车，这是钟南山等国家卫健委专家宣布武汉出现“人传人”现象的第二天。

1月23日上午10时，武汉这座近千万人口的城市关闭离汉通道，随后市内公共交通停摆，车辆禁行，社区封闭，武汉街头空无一人。紧接着，全国4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其中四分之三左右支援武汉，他们中的大多数进入武汉的数十家定点医院——武汉市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的一项专门举措。此后，武汉漫长的抗疫，逐渐形成了两个主战场，一个是与新冠病毒激战的定点医院，一个是为数百万市民提供生活保障的社区。

医院和社区，是我在武汉84 天里贯穿始终的报道重点。两个战场，不一样的对手，也是对武汉这座城市及武汉市民完全不同的考验。

定点医院的三个阶段

回顾武汉疫情早期最严重的问题，或者说武汉市民最为沉重的记忆，无疑发生在医院，更准确地说，是床位。1 月底2 月初，突如其来的病毒快速扩散，感染大面积蔓延，造成医疗资源挤兑，床位紧缺，重症患者来不及救治，这便是媒体报道中的“武汉至暗时刻”。

此后，随着全国各地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医疗资源的倾力投入，战况好转，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2 月底实现了“床等人”。这期间，火神山、雷神山建设，方舱医院、民营医院、高校、社区等各个层面的社会资源投入，接收了大多数轻症、疑似等患者，分担了医院的压力，而定点医院始终是救治确诊重症、危重症病患的主战场。

在武汉采访时，有空我便去医院，从医院病人的情况、一线医护人员处能直接体察疫情变化。在对多家定点医院的采访、观察后，我写下《战疫“主战场”：武汉定点医院与疫情“硬磕”的48 天》①，将定点医院分为三个阶段，作为抗疫主战场，它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武汉整体抗疫情况的转变。

第一阶段是1 月21 日至2 月2 日。1 月20 日，钟南山等国家卫健委专家确认，武汉出现了“人传人”现象。1月21日起，各家媒体迅速派记者赶往武汉，因此可以视为媒体报道武汉抗疫的开端。定点医院制度也几乎同时启动。1月22日，武汉市公布了首批7 家定点医院，此后不断增加，共征用5 批共55 家医院，其门诊部全部作为发热门诊，集中接诊全市发热患者。

这一阶段是武汉形势最为严峻的混沌时期，感染蔓延，床位紧缺。在这期间，出现严重医疗资源挤兑，有的重症病患因为没有及时入院去世。1月22日，我走访武汉同济、协和医院后采写的《记者凌晨探访武汉发热门诊：一天数百人，三点排长龙》②，当时武汉发热门诊状况可见一斑。

第二阶段是2月3日至2月14日。2月3日后，参照北京“小汤山”模式新建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开始收治病人，方舱医院开建，床位压力得到分解，与此同时，定点医院角色定位逐渐清晰，原则上只收治确诊重症、危重症和疑似危重症患者。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医疗秩序理顺，病患按“四类人员”分类，分别进行救治，保证应收尽收，全力疏通救治“堰塞湖”。在此期间，我采访了武汉市第一医院副院长等一线医护人员，发表《武汉收治确诊病人最多的定点医院：从一片混沌到有了章法》，这种转变其实只要身在武汉应该有比较清晰的感受。③

第三阶段是2月15日—3月10日，床位紧缺得到缓解，全力救治重症病人，提高治愈率。在这个阶段，发热门诊病人已大量减少，空床率大增。到3月10日，主要接收轻症确诊患者的武汉方舱医院全部休舱，意味着床位已不再是问题，医疗资源、人力物力全部投入到确诊重症、危重症患者治疗中。

3月10日后，定点医院基本上是打歼灭战。医疗界“四大天团”聚集武汉，国家卫建委有关负责人曾披露，最多时武汉的重症医学人员约占全国的10%。确诊患者日趋减少，直至4月底，武汉定点医院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实现清零，这也意味着正面战场取得胜利。

社区：个人的问题具体而复杂

4 月8 日零时，武汉“解封”，但社区仍处于严管封闭状态。实际上相比定点医院，社区的战线更长、持续时间更久。

1 月底，社区也参与到疫情防控，彼时出现医疗资源挤兑，武汉市不得不采取了其他办法缓解医院的压力，1月24日起开始实行分级分类诊疗，首先由社区医疗中心完成对病人筛选、分类，只有确诊或高度疑似的病患才送至定点医院，以此分担医院压力。

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从社区到医院，成了很多病人难以跨越的鸿沟。社区要负责将发热患者送到医院，但那时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不能保证“应收尽收”，而实际上很多社区也没有专门的车辆用来转运病人，不少住不进医院的病人便将怒火发泄到社区。2 月中旬，武汉开始对社区实行全封闭管理，社区人员迎来了更大的挑战，在协助就医的同时，还要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比如生活物资发放等等。

由于抗击病毒是进行时，很多政策是随着新的现象出现之后才颁布。比如，确诊出院后隔离14 天是2 月22 日才开始施行，原因是出现了治愈出院病人复阳病例，而前面的病人并没有照此执行，后来，他们要面临健康码管理、治疗费报销等难题，解决每个人的具体问题依然繁琐而复杂。而多数人的问题，都首先倚赖社区来解决或者协调。

在武汉，我走访了不少社区，深知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并不亚于医护人员。印象最深的是《分级分类就医后的武汉居委会主任：居民当我们是救命稻草》④中的主角、武汉某社区居委会主任，她手机24 小时开机，每天和十几名社区工作人员在小区的楼宇间穿梭，用小喇叭宣传防疫常识；对着居民通讯录，挨家挨户打电话，询问家庭情况和体温；还要帮助情况各不相同的居民解决问题：要用车、要就诊、要床位、要住院。在床位最为紧缺的时候，她曾说，“我就是哭、跪、求，也要把病人送进医院。”

在武汉，如果说定点医院是与新冠病毒正面的遭遇战，那么社区，便是后方战场，为数百万武汉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是更为浩大、繁杂、琐碎的工作。它关乎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牵扯到社会方方面面。

据公开的统计数据，在武汉报道疫情的媒体记者约有数百人，大多数人都是1月底或2月进入武汉，我是1月21日到的武汉，算是最早的一批。

现在来看，医院、社区的发展路径似乎很清晰，成效显著，但初到武汉之时，一切并不明朗。我去各医院发热门诊寻找一线医护和病人，那时进入医院，别说没有防护服、护目镜、鞋套手套等，连防护的意识都没有，戴着普通外科口罩就进入“红区”。事后，不少同行都感慨当初多么莽撞但又多么幸运。

1 月底2 月初，对未知病毒的恐惧，医疗秩序的混乱，在武汉各家医院采访时，经常看到有的患者要排队一天，他们戴着口罩，那种焦灼、无助和绝望的眼神，是我最难忘的记忆。这场新冠疫情必定会载入人类发展史，在武汉采访的这段经历，也必定会成为我记者生涯中一段特殊经历。

注释：

①向凯：《战疫“主战场”：武汉定点医院与疫情“硬磕”的48天》，《新京报》2020年3月9日，https://m.bjnews.com.cn/detail/158374016614146.html。

②向凯：《记者凌晨探访武汉发热门诊：一天数百人，三点排长龙》，《新京报》2020年1月22日，http://www.bjnews.com.cn/news/2020/01/22/677764.html。

③向凯：《武汉收治确诊病人最多的定点医院：从一片混沌到有了章法》，《新京报》2020年2月20日，https://m.bjnews.com.cn/detail/158219888115433.html。

④庞礴、向凯、付子洋：《分级分类就医后的武汉居委会主任：居民当我们是救命稻草》，《新京报》2020年2月6日，https://m.bjnews.com.cn/detail/1580978864144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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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霞，《北京青年报》2020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