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懿

赫曼•麦尔维尔小说中的城市书写

魏 懿

（上海建桥学院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2）

城市书写是麦尔维尔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麦尔维尔将美国19世纪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作为其小说的时代背景，将乡村与城市、海洋与陆地并置于作品中作为对照。其笔下的城市图景呈现出恒定的灰暗、阴冷、隔离等负面特质，反映出的是城市环境与健康人性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其城市书写的内容涉及阶级贫富分化以及个体在城市经济因素支配下的异化倾向，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

赫曼·麦尔维尔；城市书写；城市图景；阶级分化；个体异化

赫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凭借其极具象征主义色彩的鸿篇巨著《莫比•迪克》而跻身美国最伟大的作家行列。长期以来，国内外文学评论者都将研究目光聚焦在麦尔维尔以《莫比•迪克》为代表的海洋题材小说，并已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也使得麦尔维尔其它题材的小说创作在相当大程度上被学术界所忽视。英国学者凯文•海耶斯认为，麦尔维尔笔下的城市题材作品具有与其海洋题材作品同样深刻的文化内涵：“（这些作品）既表达了作者对于人类社会龌龊肮脏生活形态的不满与排斥，又暗示了谁一旦失去它就会有失落感，并对它产生眷恋。城市的嘈杂、纷乱，人世间的喧哗与骚动对乐意在海上漂泊的麦尔维尔而言，无疑就是永志不忘的记忆和难舍的参照知识谱系。”[1]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虽然麦尔维尔的小说多采用远离陆地的背景，但城市始终是其作品中重要的文化因素，现代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成为他直接或间接影射的对象。”[2]由此可见，城市书写是麦尔维尔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学价值和研究意义绝不亚于他最擅长的海洋题材小说。因此，探究麦尔维尔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对于全面解读麦尔维尔的文学创作以及深入了解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城市化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麦尔维尔城市书写的时代背景

从1846年出版第一本小说《泰比》至1891年创作最后一部小说《水手比利•巴德》(1)，麦尔维尔的小说创作生涯几乎贯穿整个19世纪下半叶。这一时期同时也是美国城市化发展的转折期和加速期。随着南北战争于1865年宣告结束，一场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开始在美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相关统计，从内战结束后的1865年至20世纪初，美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将近7倍，5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从内战前的16个迅速增加到109个，其中25万人以上的城市达到了11个[3]。仅从1880年至1890年短短10年间，芝加哥的总人口数就翻了一番。不仅大城市人口增长迅速，小城市的城市化进程也同样突飞猛进。从1880年至1890年，位于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这两座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了3倍，而底特律、密尔沃基、哥伦布和克利夫兰等城市的人口增长率也达到了60%至80%[4]。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预示着美国正在经历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从内战前的农业型社会迅速向工业城市型社会转变。19世纪下半叶也正值美国第一批移民浪潮。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欧洲移民大批抵达美国东海岸，并开始他们在新大陆的全新生活。美国内战前后来自西欧和北欧的德国移民和斯堪维尼亚的移民大多选择离开港口城市深入美国内地打拼创业。19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大饥荒，大批爱尔兰裔移民开始蜂拥进入美国的各大城市。根据相关统计，1850年至1855年间有多达400万爱尔兰人移民美国，“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爱尔兰移民生活在当时较大的15座城市中，包括13.4万人生活在纽约，7.2万人在费城，3.5万人在波士顿”[5]。由于内战前后从欧洲来到美国的大部分新移民来自欧洲各个地区（以东欧和南欧为主），并且大都以美国的新兴城市作为其安身立命之所，因此美国的城市及其城市人口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族群化特征。“欧洲移民大都会选择与其来自同一国家，如果有可能的话，甚至同一地区的人住在一起。新移民中最贫困的人，例如罗德岛普罗维登斯的意大利人、宾夕法尼亚州霍姆斯特德的斯拉夫人，他们宁可付出极大的代价也要与熟悉的人生活在一起。”[4]569新移民的激增产生了例如意大利城、中国城等独立于市区的民族飞地。不过，当时这些区域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也没有明确的排斥其他族群的居民。新移民与许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生活在城市的同一街道，甚至住在同一幢公寓楼里。在《莫比•迪克》中，麦尔维尔创造了一条集结着不同种族、不同肤色、怀揣着不同宗教信仰的水手的捕鲸船——皮阔德号。皮阔德号多元杂陈的文化和种族特质正是当时美国城市化进程中族群多元化的隐喻性呈现。

就美国思想史而言，19世纪下半叶正值浪漫主义盛行时期。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旨在“反映正在快速扩张和走向成熟的国家经历，表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在历史语境中的命运和选择”[2]129。美国19世纪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命运与选择，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冲突与矛盾。这些自然会体现在当时作家们的文学思想之中，形成他们对于城市化的不同态度。有的作家对美国的城市化始终坚持着理想主义的乐观信仰，他们对于美国发展工业城市的无限潜力充满了自信与期待，其中出现了以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为代表的作家群体，他们高亢地赞颂和讴歌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然而，有的作家则对于美国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保持着批判或悲观的警惕性。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城市化的局限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个体和社会关系的负面影响。“城市揭示了事物的道德目标，汇集了生活中的大量问题。当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心中的高尚与邪恶也都被集中激发出来，暴露于表层。城市是原则的大课堂，因为它会给原则提出尖锐的质问。”[6]作为一名深谙美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同时又对资本主义发展中个人的存在状态深感忧虑的作家，麦尔维尔对于当时的城市化进程似乎怀着某种质疑与否定。随着美国城市化的快速崛起和扩张，例如纽约和芝加哥等国际化大都市陆续出现，尽管城市化给美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但是在表面的繁华之下却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和人性危机。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和资本的高度集中使得经济因素逐渐在城市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重商主义导致物欲横流和拜金主义的盛行。同时阶级差异悬殊，劳资矛盾加剧，贫富分化日益突出。正如麦尔维尔所说：“最富有的家庭生活好到了极点，方便的生活设施和奢侈品应有尽有，然而穷人连生活必需品几乎都没有。”[7]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美国社会正日益变成一个只顾追求财富与奢华却忽视个体精神世界的“金元社会”。浓重的功利主义和浮华的生活方式使得杰弗逊时代所歌颂的乐观主义和道德体系逐步被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所取代。挫败感、宿命感和幻灭感日益在美国19世纪下半叶的文学作品中蔓延开来。城市文明因此也成为当时的美国作家们频繁处理的重要素材。

与那些对美国现代化工业城市怀抱极大自信与乐观精神的作家不同，麦尔维尔敏感而深刻的洞察力让他隐隐意识到城市化对于个体的影响。学者马修森认为，麦尔维尔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注意到了潜藏的某些经济和社会因素对于人物命运的作用，“展示了潜在的经济因素在悲剧故事里的深层影响”[7]374。家道中落的坎坷身世以及在城市中艰难的谋生经历使麦尔维尔更为深刻地意识到城市生活的世态炎凉，同时也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他的小说《莫比•迪克》和《奥穆》虽以航海为背景，但却影射岸上的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各种问题，《莱德伯恩》描写的是英国利物浦的贫困，一定程度上也影射了美国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贫富鸿沟，短篇小说《抄写员巴特比尔》揭露了现代城市文明的冷漠以及对个体的精神抑制。这些作品意味着麦尔维尔以小说为利器揭露城市化进程的弊端与阴暗，预告了美国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批判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艺术走向。

二、城市图景：人性与环境的割裂

麦尔维尔的小说创作十分丰富，题材也较为广泛。从早期的浪漫主义小说，到中期的海洋题材小说，再到后期带有自然主义和思辨色彩的作品，对于悲剧人物的生活遭遇以及个性精神的人文主义情怀始终贯穿于他的作品。“麦尔维尔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生存的艰辛以及命运的无常，并带有宿命论倾向。他思考美国民主在理论和现实中的表现，批判不尽如人意的社会和人性问题，力图对历史和时代都做出深度思考。”[2]224与同时代惠特曼在诗歌中所讴歌的工业革命之初的新兴城市形象相反，麦尔维尔作品中的城市形象具有悲观主义倾向，其笔下的城市图景表现出恒定的灰暗、隔离、阴冷等负面特质。这些恒定的城市书写特质透露出麦尔维尔对于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以及个人生存状态的忧虑。

纽约是麦尔维尔作品中最常出现的城市，它既是麦尔维尔的故乡，也是他最熟悉的一座城市。《皮埃尔》《抄写员巴特比尔》《莫比•迪克》都把纽约作为故事的发生地或起源地。在麦尔维尔的笔下，纽约裹挟着一种莫名的幻灭感，它既是一个充满无限机遇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令人受挫和自我异化的地方。在《皮埃尔》中，纽约是一座充满肮脏和罪恶的城市。从乡村初到纽约的皮埃尔敏感地察觉到城市中混乱而庸俗的生活状态：“城市生活如此庸俗。暂且不说其他方面，它永远呈现出一副一目了然的肮脏市容。然而乡村则像一位女王，或是被乔装成四季的女仆，而城市却只有一件砖石制成的衣服。”[8]如同海洋和陆地在麦尔维尔的诸多小说中形成鲜明对照一样，乡村和城市在《皮埃尔》中也形成一对隐形参照物。与朴实的萨德尔牧场乡村风景相比，纽约的城市景象是从各种样式的窗户中反射出来的不均衡的光影：“街灯似乎不是很想驱散整体的昏暗，而是想把阴暗的道路引向更加阴暗的昏暗之中。”[8]229随着皮埃尔城市活动轨迹不断展开，读者看到的是一座阴暗灰色、充斥着罪恶的纽约城。那里街道幽暗，充满残渣和恶臭的油脂味道。到处是肮脏的建筑和泥泞的马路，路上是嘈杂拥挤的人群和衣衫褴褛的乞丐。在这种不适宜人类生长的环境中，皮埃尔的结局必然是城市希望的破灭和自我纯真的堕落——欺骗了自己所爱的人并犯下了乱伦的罪孽。在充满诱惑的城市现实中，伊莎贝尔将皮埃尔再次带入绝望之中，诱惑者和被诱惑者在纽约似乎都只有悲剧的结局。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在其一生中麦尔维尔的纽约市已被改变，它从原本文明的、适于传统的受人尊重的家庭居住地变成了仅适于移民居住的蛮荒之地。”[9]小说中衰败和堕落的城市书写主题与人物的命运悲剧相呼应，共同勾勒出一幅压抑而阴郁的城市图景。在《抄写员巴特比尔》中，纽约呈现出一幅拥挤、僵硬和冷漠的城市图景。城市里的一切都似乎处于被包围和被隔离的空间内。巴特比尔上班的大楼四周被高楼包围，从办公室的窗户向外望，只能看到“一堵一面对着大天井的白色墙壁”和“另一堵常年看不见阳光的砖墙”[10]。小说的副标题“Wall Street”透露出这不仅仅是发生在华尔街上的故事，也是发生在被墙壁包围的封闭空间里的故事。如同巴特比尔工作的办公室一样，城市被墙壁和街道隔离成一个个密闭式的空间。办公室内被玻璃折门和绿色屏风所隔离出来的狭小空间也正是办公室外城市空间的缩影。“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受制于环境系统。环境系统是文化的基础，对于人的生活质量而言，环境质量是一个必要条件。”[11]城市空间中有形和无形的墙壁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沟通，人性中美好的品德——善良、包容、同情等都被隔绝在墙壁之外。狭小封闭的城市和工作空间滋生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冷漠，是与正常的生存方式背道而驰的生活。在城市环境中，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流水线模式，各个员工各司其职，分工明确。这种相邻却各不相干的工作空间极易造成人际之间的冷漠和孤独。同事“火鸡”和“钳子”在面对巴特比尔时的嘲讽与冷漠，巴特比尔孤僻的性格以及其最终绝望的处境正是隔绝的环境空间潜移默化的结果。在《莫比•迪克》的第一章中，麦尔维尔通过主人公实玛利的视角向读者呈现了当时纽约曼哈顿下区的生活景象：“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那里，望着大海出神。有的靠着木桩；有的坐在凸式码头的尽头；有的望着中国船的舷墙；有的则爬上高高的锁具，仿佛要把整个海景尽收眼底。但是这些都是陆地人，他们周日都被禁锢在木架泥糊的屋子里，拴在柜台边，钉在木凳上，扎在写字台上。”[12]在麦尔维尔的笔下，陆地与海洋，城市与船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航行于大海之上的船只给予城市中的人们以无限向往的自由，而城市给予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只有近似牢笼般的桎梏。“禁锢在”（pent up）、“栓在”（tied to）、“钉在”（nailed to）以及“扎在”（clinched to）等一系列的动词表述无不隐射着城市对于人类心灵的束缚与钳制。由此也可以窥见麦尔维尔对于城市化的态度倾向。对于麦尔维尔来说：“城市不论规模有多大，始终是一个有限的空间，而海洋则显得辽阔无疆。节奏凝滞的城市犹如监狱，水的流动、变化以及潜在的新异则成为逃离挫折和困境的唯一途径，……离开城市出海的行为酷似释放思想，任它自由飞翔。”[2]229在麦尔维尔的眼中，与象征自由的海洋相比，城市显然透露出一种精神上的空虚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无论是在工作日还是闲暇日都只能做着面朝大海的白日梦，身体与精神却只能牢牢被禁锢在城市喧嚣而狭小的空间里。

麦尔维尔小说中的城市——以纽约为典型——呈现出阴暗、狭小和封闭等环境物理特征。这些特征共同凝聚成一幅可以识读的城市图景——一个符合小说叙述同时又具有自身独立意义的城市环境。这个环境是作者感情和思想的物化形式，表达了作者对于城市的感知与认识。乡村与城市、海洋与陆地在麦尔维尔小说中形成鲜明对照。麦尔维尔认为，接近乡村和海洋的生活是淳朴且自由的，而城市中的生活则是不自然的。城市里纵横的街道，鸽笼一般的生活工作空间将人的精神和情感划割得支离破碎，身处城市中的人感受到的是强烈的疏离感和孤独感。城市人从自然环境中被措置出来，失去与健康生存方式之间的关联，离自然朴实的生活越来越远。在这个环境中压抑与封闭的元素形成强烈的冷漠与禁锢，它与小说人物健康的心理成长格格不入，是人与环境对立的具体象征。

三、城市书写主题：阶级分化与个体异化

作为一名对人性具有思辨意识的作家，麦尔维尔能够穿透现实表面，发现事物的真相，同时也能揭示生活的暗幕，努力寻求个人和社会的精神出路。麦尔维尔认为：“真正的小说能给予读者类似地图的功能。尽管街道弯弯曲曲，读者也会经常暂停脚步，但是有了这张真实的地图，读者就不会在绝望中迷路。”[1]15揭露现象背后的真相以及影响是其小说创作的宗旨。麦尔维尔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能洞悉人性中的各种欺诈、虚伪、冷漠和残酷。具体到城市书写便是他始终关注城市中小人物的生存状态，致力于揭示城市化进程对人物精神与命运的影响，并用艺术的方式传递他对于城市中人们生存的困惑与思索。

城市的快速发展集中展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诚如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海厄姆所概括的那样：“城市中的人分别归属于两个严重分离的阶层：鸿沟的一边是富有的商业和职业人员；另一边则是底层的穷人。”[13]城市中的阶级分化现象是麦尔维尔城市书写的一个重要内容。《抄写员巴特比尔》《皮埃尔》《莱德伯恩》《富人的面包屑》《渊狱中的少女们》等作品都涉及阶级的贫富和分化问题。在19世纪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的美国社会，贫穷与暴富的对比鲜明可见。在麦尔维尔的笔下，城市里穷人们的生活是“灰暗无光的，一切看来都没有希望，毫无快乐，悲惨而又肮脏”[14]。他们吃的是富人们的残羹冷炙，“如同帝王盛宴上剩余的残光，一口口掏空并吞吃着馅饼，难以满足地咀嚼着剩余的松鸡与果冻，对这些场景看上半个小时足以让富人们对于救济穷人这一想法自然而然产生鄙视”[14]51。在工厂里来自乡村的贫穷少女像机器一样从事着重体力劳动，“她们脸上的汗珠缓慢地、哀伤地、乞求似地不停地闪着光，她们脸上痛苦的表情如同圣维罗妮卡手帕上的扭曲人脸一般印刻在粗糙的纸张上”[14]73。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城市中的富人们过着攀比炫富的奢侈生活：“在城里许多人竞相建造高大的房屋。如果一位绅士建造了一座四层楼的房子，隔壁的邻居便会建造五层楼的房子，而先前那位绅士为了不被他人比下去会立刻去找建筑设计师，然后在原来的四层楼上加盖第五和第六层楼。”[14]165正如与麦尔维尔同时代的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所描述的那样：“一个阶层的奢侈会与另一个阶层的贫穷相抵触。一边是巍峨的宫殿，而另一边则是救济院和‘沉默的穷人’。”[15]麦尔维尔对于城市贫富分化问题的关注，相当程度上源于其人生经历。他出身于美国殖民时代的名门望族，早年在纽约过着舒适优越的生活。然而，1830年由于父亲爱伦•麦尔维尔的破产，原本富足的家庭生活戛然而止。两年后父亲的自杀让当时年仅13岁的麦尔维尔被迫辍学谋生。巨大的生活落差不仅让他感到家道败落和前途渺茫的痛苦，同时也让他深刻感受到了大城市的冷酷与个体的渺小无助。从此，麦尔维尔不得不在纽约艰难谋生，先后做过银行职员和兽皮厂工人。这些经历使他更能体会城市中贫困人群的感受，从而与其作品中的城市底层小人物产生强烈的共鸣。“最富有的家庭生活好到了极点，方便的生活设施和奢侈品应有尽有，然而穷人连生活必需品几乎都没有”，这便是麦尔维尔对于城市化进程中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最直白的描述和感受。

麦尔维尔并没有停留于城市问题的表层书写，而是通过人物的遭遇对问题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思索，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城市生活中的经济因素对于个人命运的潜在影响。“麦尔维尔是极少数的人之一，他拥有敏锐的灵魂，能够穿透表面的真实，看到这个世界真正运作时的样子。”[1]7伴随着美国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和社会对于高额利润的追求，产业工人势必成为遭受无情剥削和压榨的劳动群体。速度惊人的城市化发展造就了数量众多的社会底层民众，同时也将城市中的芸芸众生与城市商品经济牢牢捆绑在一起。在《皮埃尔》中麦尔维尔揭示了城市经济对于民众的支配力量：“我们复杂的文明显出它那赤裸裸的粗鲁……为了得到食物和住处，城市里每一个人都愿意出卖任何东西：商人们出卖鞋子，政治家出卖良知，人民选出的代表出卖人民的信任，女人们则准备出卖自己的身体。一切都可以变成商品，所有人都可以变成顾客和卖家。”[8]66-67在大城市里一切关系似乎都可以变成买卖关系，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有利可图的商品。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城市化进程开足马力，变成了一台庞大的具有掠夺性的机器，无情地吞噬着城市中的弱小个体。在短篇小说《渊狱中的少女们》中，麦尔维尔借工厂包工头之口揭示了城市发展对于乡村少女的无情压榨：“在城里我们只需要稳定的工人：除了周日、感恩节和斋戒日，她们每天都得干12个小时，一年365天，天天如此。这就是我们这儿的规矩。我们不需要已婚妇女。我们这里的女工完全称得上是真正的少女。”[14]74由于少女没有养儿育女的家庭拖累，因此能够长时间稳定地工作，于是她们成为了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急需的廉价劳动力。大规模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就是充足的劳动力市场，而资本对劳动力拥有绝对的支配权。“机器——被人类所吹嘘的奴仆——在城市里却被人类卑微地侍奉着。人类默默地奉承着这些机器，犹如奴隶侍奉君王一般。这些少女成为城市大机器的附属零部件，如同转轮上的一个个齿轮。”[14]68城市化发展建立在工业化的体制之上，少女们成为了保障城市这台大机器运作的渺小零件。机器无情摆布和支配着这些少女的青春，从此她们被囚禁在城市这座巨大的“渊狱”之中。在大城市里生存意味着人必须像机器一样不停运转，同时生命也像机器一般被磨损和消耗。这是现代城市文明被工业体制化的必然结果。在麦尔维尔的城市书写中，大城市似乎存在着某种强大的外在强制力，它能强迫身处其中的人去服从它并顺应它，结果便是个体的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被逐步腐蚀和丧失，最终沦为被物体化和对象化的个体。城市化对人的这一影响在小说《抄写员巴特比尔》中显得尤为明显。巴特比尔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完全以工业程式化的态度对待每一位员工。巴特比尔经常像奴仆一样被随意差遣去做“十分枯燥、郁闷和令人倦怠的工作”[14]6。如同“渊狱”中被物体化的少女一样，巴特比尔在老板眼中被物化为“噩梦”“幽灵”或是“旧椅子”，是一个可以随意被处理或使用的物件。他之所以被看重仅仅是因为他能像机器一样工作而所得报酬又很微薄。然而，当巴特比尔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并表示“我不愿意”时，城市经济体制开始发挥它强大的胁迫功能：“人们会出于嫉妒、愤怒、仇恨或是自私等原因进行谋杀，但没有人会出于同情和慈善之心养活不想干活的人。”[14]26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经济环境中，任何不愿意屈从社会和群体意识的个体都不值得予以同情。因此，巴特比尔最终被抛弃并绝望地死去成了不可避免的结局。在现代城市文明体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以使用价值为考量的“我—它”关系，我只是控制、利用和压迫他人，他人则被降解为物而非拥有情感的人。可以这么说，巴特比尔身上所体现的缄默、孤僻和无力的反抗，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的正是城市化初期阶段中许多城市底层民众的精神状态，反映出的是19世纪社会转型时期美国市井百姓在城市环境中日趋严重的焦虑感、隔膜感和孤独感。麦尔维尔也因此成为美国文学史上较早书写“异化”这一现代主义文学重要主题的作家。

麦尔维尔对于城市化的负面影响有着深刻的现实认识。社会阶层的贫富分化，城市机器的无情运作以及个体在城市中为生存而展现的喜怒哀乐，都成为其城市书写的重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麦尔维尔对城市文明的思考建立在他对于城市经济制度的批判上，其作品中人物的命运，由于城市经济因素的支配而变得不可把控又无可奈何。麦尔维尔从城市经济运作的角度，预见到了城市化发展泥沙俱下的骇人力量。

结语

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书写体现了麦尔维尔对于19世纪美国城市化进程的观察与思考。他清晰地看到了城市化进程中所存在的局限与弊端，意识到了城市空间和城市强大的经济支配力对于人类个体的负面影响。他在作品中始终关注城市下层人群的精神生活，并对他们给予深厚的同情。家道中落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使麦尔维尔对于城市生活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他观察到快速的城市发展给人们带来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身心压力，并敏锐地意识到了城市生活给人们造成的失落感与孤独感。“深入探索在传统社会结构全面解体的环境中现代人的异化感和孤独感，是现代主义作家的基本创作宗旨。”[16]从这一角度而言，麦尔维尔在其城市书写中所体现出的书写特征带有鲜明的现代性倾向，为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城市书写主题指引了方向。

(1)《水手比利·巴德》（）直至1924年才正式出版。

[1]Kevin. J. Haye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7.

[2]李维屏，张琳，等.美国文学思想史：上卷[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8:229.

[3]Richard Hofstadter.[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 174.

[4]John Mack Faragher,[M]. New York: Princeton Hall, 2000: 559.

[5]原祖杰. 1840-1850年天主教爱尔兰移民及其在美国的政治参与[J]. 世界历史，2007（4）：64-73.

[6]Paul Boyer.[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74.

[7]F.O.Matthiessen.[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376.

[8]Herman Melville.[M]. 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5:13.

[9]O’Connell Shaun.[M]. Boston: Beacon Press, 1995: 25.

[10]Herman Melville.[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9:11.

[11]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

[12]Herman Melville.[M]. London: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2002:1.

[13]John Higham.[M].New York: Atheneum,1975: 39.

[14]Herman Melville.[M]. London: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8: 78.

[15]Henry David Thoreau.[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0:28.

[16]李维屏，张琳，等.美国文学思想史：下卷[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8:553.

The Research of Herman Melville’s Urban Writing in His Novels

WEI Yi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Shanghai Jianqiao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2)

Urban writing is an essential ingredient of Herman Melville’s novels. With the large-scale urbanization in the 19thcentury in the USA as the background, Melville tends to appose the rural vs urban areas and sea vs land as the obvious contrasts. In his novels the urban scenes are characterized with such constant and negative features as gloom, depression and isolation, which reflect the disharmony between urban environment and formal personality growth. His urban writing refers to the class differentiation in wealth and the individual alienation under the control of urban economy, which presents obvious modernism.

Herman Melville; urban writing; urban scene; class differentiation; individual alienation

2020-09-03

上海建桥学院校级项目“美国小说早期城市书写研究：1865-1910”（SJQ20011）。

魏懿(1981- )，男，浙江余姚人，博士，上海建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0.05.07

I106.4

A

1004-4310（2020）05-004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