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意

《北京折叠》的空间研究

王 意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

本文从城市空间的政治性表现、空间统治的权力来源以及如何维护空间秩序的稳定等三个方面对《北京折叠》的科幻空间进行研究。原本与空间相互独立的、具有平等性的时间沦为空间统治的工具。类似异托邦的折叠城市通过断裂时间，达到空间并置的效果，同时也是城市发展历史进程的空间隐喻，并造成了主体对生存家园归属感的缺失。折叠北京是统一了乌托邦与恶托邦特征的异托邦存在。郝景芳以其独特的“温情主义”创作，对恶托邦的批判没有走向血腥暴力，而是留下了温存的乌托邦想象背影。

空间；政治性；时间；异托邦；温情主义

《北京折叠》作为引发世界关注的中国科幻原创作品，目前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根据不同研究的视角，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是文学译介角度，研究作品译者刘宇昆的翻译技巧及当下科幻文学翻译语境。第二是文学接受角度，分析中国科幻作品在“走向世界”时的海外接受情况及读者接受心理。第三是现实主义角度，作品中的现实隐喻和折射出的当下社会问题。第四是悲剧性角度，以文学伦理批评视角解读作品人物的伦理悲剧。从翻译与海外接受等角度切入作品的相关研究已经趋于完备。由于作品篇幅限制了情节的展开，加之科幻文学处于主流文学的边缘位置，《北京折叠》的评论研究并不多，对文本自身的探究也有待深入。

故事源于老刀为凑齐养女糖糖的幼儿园学费，不顾规定冒险潜入其他空间送信，甚至因此一条腿落下残疾。文本以老刀的行动、见闻，隐喻了潜在的阶层隔阂及当下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问题。这其中对城市空间的设定尤其值得关注，北京被划分为三层空间且相互之间差异显著，不同空间层次里的人，社会地位、生活条件、甚至被分到的时间都各不相同。各空间之间管理严格，设置机器监管，禁止随意穿行。折叠城市中的空间被打上了鲜明政治性的烙印。折叠城市的治理与维稳都体现出空间权力的痕迹。甚至历来被认为具有平等性的时间也被强行切割，空间通过分配时间将潜在的不平等差距实体化。三重空间的折叠北京，尽管和现实不无重合，但总体上仍然近于一个他者的异托邦。相对而言，科幻文学的乌托邦、异托邦、反乌托邦研究已经相对完备。不过，郝景芳的创作并不能简单归结到上述任一类别，而是兼有多方面的性质。折叠的北京同时兼容乌托邦与恶托邦的特点，是对两者的统一，需要更为仔细的辨察。

一、《北京折叠》的空间特性

传统的文学作品中，空间具有场景层面的意义，往往被细化为某个具体的生活场所或真实的地理环境。而这里的空间却是意象意义上的，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范畴被纳入研究，折叠北京既作为具体可感的城市与社会空间，又成为与时间相对的物理范畴的代表，即空间本身成为叙事本身。这里，时空不再是纯粹的物理范畴，空间成为权力的场所，被打上政治性的烙印。时间和空间不再是相互独立的要素，时间成为不平等的确证。空间具有绝对统治地位，时间被迫服从空间。

（一）空间折叠的政治表现

如何分析这种空间切割的意义所指，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为有关城市空间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较为契合的着手点。他认为，空间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地理学概念和物理范畴，而是充斥着权力的政治场所。“它是一种政治产品，具有行政和残暴统治性的产品、由政治国家上层统治关系和战略决定的产品。”[1]因此空间看似是中立，毫无属性，实则具有政治性，其所属和分割无不体现出经济、政治的差异，这些差距也因空间的运作不断固化。小说中北京正是被折叠成三层不同的空间，类似金字塔的社会分层依次叠加，第三空间住着绝大多数的底层群众，第二空间则是以中产的精英白领为代表，第一空间是少数的决策者。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条件、甚至被分到的时间都各不相同。以最直观的收入数字为例，第二空间的大学生秦天仅实习时的月收入就是底层劳工老刀工资的十倍，而这些又只是第一空间阔太太依言，在只工作半天的情况下一周的收入。物质生活方面，第三空间的一盘回锅肉三百四已经很贵了，而第一空间一两万的菜也只算普通档次。甚至，就连每个人的使用时间也存在差异，相同的48小时内，第一空间的人拥有完整的一天一夜，在第二、三空间共享剩下的24小时里，第三空间却只分得夜晚的8小时。

不同的生产方式分别生产着各自的空间，因而空间是被社会生产的结果。空间结构也反映了社会关系，“社会透过空间而运作，社会阶层、社会阶级和其他群体界限（如性别、族群等）以及期间的社会权力关系都镶嵌在一定的空间里，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透过对其空间的释明而展现，空间与行动互动”[2]。折叠城市的三重空间亦反映出社会权力关系。各群体有着各自的社会分工：老刀代表着底层城市劳工，阿贝、阑阑是卖衣服的个体经营，依言、秦天所在的金融领域，吴闻代表着科学技术方面，白发老人身处管理层。“空间不是简单意味着的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抽象逻辑结构，也不是既定的先验的资本的统治秩序，而是一个动态的矛盾的异质性实践过程。”[3]以白发老人为代表的第一空间决策者，对整个城市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力。他们掌握着空间转换的操作，甚至可以凭意志人为推迟转换时间。他们决定着是否需要推广垃圾处理技术，任何决策都影响着底层空间多数人的命运和整个城市的未来。正如列斐伏尔所宣称的：“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4]空间已然不是客观中立的场所，即使折叠城市并非以压迫目的和“统治与被统治”模式呈现，对空间的操纵已经成为权力的象征。

（二）空间统治的权力来源

对于空间操纵的权力来源问题，即为何第一空间会拥有对整个折叠城市的管理控制权，可以借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理解。马克思认为占有不同生产资料的生产关系是阶级形成的根本原因，并由社会经济关系派生出具有政治意味的社会关系。不同历史时期，对稀缺性生产资源的占有则体现出生产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如：封建地主阶级的优越地位源于对土地资源的绝对占有；资本主义时期，对资本的垄断使得资本家掌握了最大的话语权。但随着工业化的成熟，社会发展对资本的依赖将让位于依靠技术的不断革新，而能够转化成科技的知识将逐渐成为新的稀缺性资源，教育也随之成为获得权力的根本途径。正如丹尼尔•贝尔的“知识中轴原理”认为社会资源分配将围绕知识中轴进行。“首先革命的源泉越来越多地来自研究和发展（更直接地说，由于理论知识居于中心地位，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了一种新型关系）……”[5]这也是第一空间何以占据空间权力的中心位置。

文本勾画了多处高度技术化场景：无人驾驶的汽车，收拾杂乱会场的机器人等等，无不体现出知识的压倒性地位和对技术理性的崇拜。占有该空间的稀缺性资源即知识和技术，便拥有对空间操纵的权力。文中亦指出，教育将成为打破知识技术垄断，突破空间障碍的最终途径。老刀在自己考了三年大学失败后，寄希望于养女糖糖。甚至为了送其入学，不惜冒险进入其他空间以挣得昂贵的学费。这些都与“知识中轴原理”相契合，获得了折叠城市中的稀缺性资源，便得以跨越空间障碍，占据阶级中的优势地位。

（三）空间组织的秩序维护

边沁曾于1791年提出圆形监狱模式，即一座以瞭望塔为中心的环形建筑，被分割为多个囚室，彼此不可交流。从囚室中只能看见瞭望塔的模糊景象，而从瞭望塔却可看清每一间囚室。于是不论瞭望塔中是否真的有人监视，囚室中的人会认为时刻被人监视而约束自我行为。福柯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权力不再集中于个人手中，而是分散在上文所描述的全景敞视监狱的制度中，这一制度使得权力自动化，国家的治理以最少的投入达到普遍的监视、威慑与制约的目的，从而内在制约个体之间的关系。《北京折叠》以城市之名投射整个社会，文本中的北京实则成为微型国家政治象征。折叠城市实则是一座全景敞视监狱，折叠城市的时空错位导致了空间之间的信息隔离，正如彼此互不接触的监狱囚室。而严格的身份审查制度和高科技的信息监视，也如让人捉摸不透的瞭望塔，利用窥探的便利向主体施加时刻被控制的心理压力。老刀对第一、二空间的生活从未接触、无比陌生。空间里有着严格的出入控制，随处有摄像头监视和负责巡逻、抓捕的小机器人。所有城市居民的信息会被统一录入、掌控，并设有专人查询来者信息，若经小银盘扫描后没有身份认证即没有该空间的合法性。在没有特殊批准的情况下，不得随意穿行空间，否则会遭到拘捕、审讯、驱逐等一系列惩罚。因而如何躲避追查、掩饰空间身份也成为贯穿老刀送信行动的主题。技术的延伸扩大了对被监视者的窥视范围，而监视者则始终处于隐蔽的位置，利用这种空间可见与不可见的不对等视角，得以完成空间的政治统治。

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不仅仅存在于劳动中，更存在于技术理性的异化中。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已经由古老的daily life变为千篇一律的everyday life，丧失了本真性。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的政治性表现为，空间是意识形态的，它是社会技术专家治国制的表象。空间是实践的，是政治权力的工具和手段。”[6]正是在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中，个体被琐碎乏味的日常生活异化，这种“自我欺骗”消解了社会的革命性，达到一种规训民众的作用。城市得以维稳，运行五十周年。老刀“在垃圾站和数万同事一起，快速而机械地用双手处理废物垃圾，将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传来的生活碎屑转化为可利用的分类的材质，再丢入再处理的熔炉……”[8]113他在工作时不断重复简单、机械的垃圾分类动作，毫无变化。今天与明天的工作内容一样，现在与下一刻的行为也是一样，工作价值几乎为零，因为随时可以被机器取代。工作时间之外，他的日常生活也是乏味无奇。因而在进入其他空间之前，他一直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从来没去过其他地方，也没想过要去其他地方”[8]113。正是这样的空间隔绝带来相同的意识形态，控制了大多数底层劳工的思想，避免了反抗革命的发生。

二、折叠城市的时间分析

如果说空间的调整与规划古已有之，那么时间通常被认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在折叠北京中，“时间经过了精心规划和最优分配，小心翼翼隔离，五百万人享用二十四小时，七千五百万人享用另外二十四小时”[7]113。城市的时空变化是这样的：“大地的一面是第一空间，五百万人口，生存时间是从清晨六点到第二天清晨六点。空间休眠，大地翻转。翻转后的另一面是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第二空间生活着两千五百万人口，从次日清晨六点到夜晚十点，第三空间生活着五千万人，从十点到清晨六点，然后回到第一空间。”[7]113

在这里，折叠城市模型“构成的先决要素是时间，催动空间运动的也是时间，物理时间的流动带来城市空间的折叠与转化”[8]。在人们的普遍认知里，时间通常被认为是均匀流逝的，具有平等性。任何生命个体的单位时间都是相同并自由的，原则上享受着自我时间的随意支配。这是因为，我们通常所言的时间，只是一种宏观上用作测量的时间标度，这种时间通过某种外来物与被测物的物质运动过程作比较。这与古老的时间测量方式相关，传统时间的记录往往与地球外部的天体运动相联系，如月球绕地球转一周即一个月，地球沿着太阳运动一周是一年。因此，作为物质运动持续性的参照物，这种时间的客观性、绝对性与主体无直接联系，只是作为外在的衡量标准用以规划生产、生活，具有统一性（1）恩格斯认为存在两种时间，该段所述只是作为测度的空间，并非真正的时间。而真正的时间是“不受外来物的混入所影响的时间”，是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的持续性。爱因斯坦亦质疑传统时间观念“同时性”的可能性，他的狭义相对论主张以光速即光线走过的距离作为“公共时间”来测定时间先后。。

但在文本中，日常生活时间的区分使得原本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瞬间显现，成为不平等的标志和确证。各空间管理严格，不得随意穿行，在这里，个人时空的自由权被无情的剥夺。以48小时为单位，第一空间中的人享受其中的24小时，第二空间的人生活其中的16小时。而老刀所在的底层垃圾工人每48小时里只有8小时的时间，分配之外的时间则会因催眠气体强制入睡。文本并未交代如此设置的历史起源，仅提到解决失业率、抑制底层通货膨胀“最好的办法是彻底减少一些人的生活时间……就是塞到夜里”[7]120。不难看出，折叠城市里的时间，已不单纯是上文所述的外在的标度，沦为优化空间生产的手段和控制个体生存的工具。主体不再享受自我时间的绝对支配。一直以来，以牛顿的绝对时空理论为基础的经验观念认为，时空与物质运动无关，时间与空间相互独立，分别具有绝对性，即任何一方的变不会直接影响另一方。而折叠城市模型中的时间却受到空间力量的统一分配。空间的切换意味着被迫接受作息时间乃至时间总量的改变。并且从后文白发老人因故推迟空间折叠的时间可以看出，时间由空间的某一群体操控。他们掌握着空间转换的权力，甚至为了弥补自身失误而打破原有的空间转化规律。时间不得不服从于空间，已然成为空间的统治对象。

三、城市空间的异托邦存在

《北京折叠》中的城市形象，是一种显示出等级性的空间统治模式。而这一空间与福柯笔下异托邦的诸多性质不谋而合，并对主体的生存产生压迫与异化。不同于大多数科幻文学的恶托邦或反乌托邦等类型写作，作者以其独特的“温情主义”将之放置于乌托邦与恶托邦之间，并达到两者的统一。

（一）《北京折叠》的异托邦分析

福柯认为，异托邦不同于幻想性的乌托邦，它有着真实性，是权力关系的体现和塑造。“一些真实而有效的场所却是非场所(contre-emplacements)的，或者说，是在真实场所中被有效实现了的乌托邦。”[9]作为“异托邦”的折叠城市，既包含了现实世界的部分真实，又具有某种虚幻性，是现实存在的异质空间。不同于大部分科幻文学依靠想象建立虚拟空间，这里的空间是真实的，是确有其物的北京，而三层空间的划分却是对现实性的夸张想象。这种将科幻的虚拟与现实的深刻性相结合。

折叠城市与异托邦的性质存在众多重合部分，“‘异托邦’的功能主要就是一些真实存在的场所，它们能关联与连接所有的场所，并反映、表征、呈现、反抗甚至颠倒其他的场所……它们实现了真正的外在，让我们看清我们的位所”[10]。如同站在镜子前的自己，通过镜面的折射和反射，得以看到身处非真实空间的自己，由此观照处于真实空间的自身。老刀由第三空间进入第二空间，再由第一空间回到第三空间，他前后的心理变化也体现出折叠空间关联四周、反思自身的异位功能。

异托邦与时间的断裂有关，“有能力在一个真实的场所并置几个本身无法比较的位所”[11]25。这种“异时的异托邦”通过时间并置的形态形成多重空间叠加效果。折叠城市正体现出异位与异时的同步，其中的社会历史时间被强行切割，呈现出空间并置的图景。三层空间分别对应着城市化进程的不同阶段，成为社会历史时间的隐喻。嘈杂脏乱的底层空间里，拥挤着依靠简单手工劳动的垃圾工人，与第一空间遍地机器智能设备的安静冷清形成对比。早期工业化弊病的寓言图景和技术理性发展的未来想象，作为城市治理的空间隐喻，从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被逻辑的先后关系替代，“将‘北京折叠’的未来场景与‘现代化初期的鄙俗生活’进行了拼接式处理”[12]。

异托邦中的“异位总是假定了一个开放的和关闭的系统，这个系统使异位孤立起来，并使之同时具有可渗透性”[11]26。虽然折叠城市的居民在三层空间里出入控制严格，但这并非单纯僵死的阶级固化模式。各空间维持着少量的生产和交往联系，既有正常的官方交流，也有彭蠡不合法的走私，这都为异托邦的折叠北京带来微弱流动性。老刀由第三空间进入第一、二空间时，这种不合法的在场性成为折叠城市空间异位的印证。福柯对异托邦的原理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异托邦对任何人都是开放的，但他们在进入异位场所时只是产生了一种相信自己正在进入的错觉，因为在进入的同时，实际上他们也被排斥在这之外了。老刀面对高度技术化生活场景时的局促不安，以及“折叠庆典”的格格不入，明明垃圾工作为早期折叠城市建设的最基础力量，却在纪念历史时，被拒绝于公共视野之外。这一奇异的排斥性，既是异托邦的空间隔离，也带来了一种存在但不属于的精神状态。

折叠后的北京重叠了现在与未来，时间的历史性被打乱。同一空间包含着几个相互矛盾、冲突的空间。城市化初期的弊病、技术理性的异化和人工智能的高度发展等场景共存。文本在科幻创作的外衣下对熟悉的日常空间做出划分、隔离，以科幻的叙述口吻隐喻现实空间，敏锐捕捉了当下社会的焦虑，承担起对现实世界批判的责任。

（二）乌托邦与恶托邦的统一

早期的乌托邦是一种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式建构。后来却发展成了对乌托邦的批判，使乌托邦想象逐渐走向原先幻想的美满世界的反面。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中，折叠的北京城市是一种类似乌托邦的封闭空间。短小精悍的文本仅着眼于人物老刀的送信行为，不属于宏大叙事的蓝图式建构。但却保留了乌托邦的幻想和美好希冀，人性的温存和生命的韧性；如果说城市折叠机制的设立，带有对现实不平等的谴责，文本中的人物行为则透露出人性的光辉，两者形成的张力冲击了空间体系的压抑与制度的晦暗。“整体层面上事实的残酷性和个体层面上个人的追求，体现出生命的张力。”[8]透露出个体的坚韧和内心的温情。文本没有设立绝对的善恶代表，一系列的人物行为恰恰展现了复杂的人性。如老刀帮助依言隐瞒秦天，老葛徇私包庇非法穿行空间的老刀等等。

而文本并未停留于此，郝景芳借助老刀送信行动中的见闻，表达出对当下问题的思考和批判。从这个角度看，折叠北京同样是一种恶托邦的存在。不同于传统的“硬科幻”文学，这里既没有充斥着大量超现实的新技术新发明，也没有生物种族间生死存亡的强烈矛盾冲突。折叠机器中的大多数场景，几乎是对现实中北京的某个角落和群体的聚焦与放大：如面对清理车队仓促收拾小摊的商贩、幼儿园门口苦熬排队报名的家长、想借助底层工作经验增加晋升机会的青年人等等。文本从老刀的视角，以不理解和质疑的口吻，表达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反对。郝景芳在访谈中提到自己曾居住在北京五环处的城乡结合部，楼下就是嘈杂的摊位、来往行人和喧哗的小贩。而每到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像是突然冒出了许多人。这些城市底层的低收入者，在逼仄的空间中工作，下班后也回到狭小的住所，轨迹固定又沉闷无趣。作者没有转向历史的宏大叙述，而选择目视未来。将特定人群的现象与科幻的折叠相对接，在空间隐喻中完成了对未来的假设和现实的反思，而这正是折叠城市的深刻性所在。

折叠的北京同时兼容乌托邦与恶托邦的特点，郝景芳以其独特的“温情主义”创作，达到了两者的统一。她在以中立的姿态批判现实社会的同时，又并未走向颓丧的末日压迫情绪的极端。有评论认为《北京折叠》不同于传统消费苦难的科幻文学，正在告别革命。甚至直言郝景芳的创作太保守[13]。郝景芳并没有像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一样，将对现存不平等的恶托邦批判引向血腥暴力，而是让希望照进了现实，留下了美好的乌托邦背影。但她的作品也并非单纯的乌托邦文学想象，文本依托科幻背景，避开直接的限制和禁忌，又摆脱以科技为主导的人类未来预测的模式，在虚构的背景和情节中融入作家的社会思考和人性体悟，隐射现实和未来。“作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这些乌托邦思想将鼓舞我们的行动，锤炼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并且坚定我们对于世界的种种信念。”[14]

[1]Henri Lefebvre, “Space and Mode of Production”,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Minneapolis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213-214.

[2]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88.

[3]刘怀玉.西方学界关于列斐伏尔思想研究现状综述[J].哲学动态,2003(05):21-24.

[4]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7.

[5]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M].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234.

[6]张笑夷,列菲伏尔空间批判理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13.

[7]郝景芳.北京折叠[J].小说月报,2015(4).

[8]王意.科幻叙述中的社会焦虑——《北京折叠》中的社会问题与复杂人性[J].名作欣赏,2017(24):137-139.

[9]尚杰.空间的哲学:福柯的“异托邦”概念[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18-24.

[10]福柯,王喆法.另类空间[J].世界哲学,2006(06): 52-57.

[11]福柯.其他的空间[A]//周宪,译.激进的美学锋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5.

[12]曾军.《北京折叠》的善治寓言和郝景芳的乌托邦想象[J].创作与评论,2016(24):41-47.

[13]帼巾巾.北京折叠，消费苦难的科幻正在告别革命[OL]. http://chuansong.me/n/575275451954

[14]约恩•吕森.思考乌托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243.

The Study of Space in

WANG Yi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Shandong)

This paper studied the sci-fi space ofin terms of the political expression of folding city space, the power sources of space domination and how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space order. Time, originally independent from space and having equality, became a tool of space domination. Folding cities like Heterotopias achieve the effect of space parallelism through fracture time, and are also spatial metaphors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which cause the psychological estrangement that exists but does not belong to the individuals. This paper considersto be the existence of a heterogeneous state between Utopia and dystopia. With her unique Tenderism, Hao Jingfang did not turn to the bloody violence in criticizing dystopia, but left a warm utopian imagination figure.

space; politics; time; Heterotopias; Tenderism

2019-10-11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0批特别资助“当代艺术哲学视域中艺术与美的关系研究”（2017T100483）。

王意（1997- ），女，汉族，安徽铜陵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西方文论。

10.14096/j.cnki.cn34-1044/c.2020.01.08

HO5

A

1004-4310（2020）01-004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