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峰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110036）

在中外的文艺理论中，对于诗与艺术的审美情思怎样转化为诗与艺术的媒介符号，形成为审美创作，向来是多有研究的。但是对于诗与艺术在欣赏批评过程中所进行的理性思辨，怎样转化为文字符号，对于许多论者来说好像早已不成问题。即使真的如此，这后边的许多规律性的问题，也还是值得总结的。因为，它对于人们自觉提高对于这种实践规律的认识，会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

一、付诸文字与思维的精确化

凡是精神正常的人都能进行思维。“心之官则思”，“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的思维活动，常常是零散的，非专注的，如果是非外化的、非实践性的，还常常是非条理性的，缺乏系统与精确。不仅如此，就是理性分析论述的言语，如果把这些话用录音机记录下来，甚至也有不少地方可以适于听，就是入耳一过听不出来有什么毛病，如果要是把说的话转换成文字，一见诸书面，毛病不免就露出来了，有的话不是不合语法，就是用词不当，或句子太啰嗦，逻辑层次不清楚，等等。在静观状态中的言语、文字，什么毛病都是显形存在的对象体，对之要实行手术治疗，病症也一清二楚。这是因为思维见诸文字，就是把思维对象化了，成为有物质载体的书面存在，变成可以自我审视的具体存在，自然说得如何，是否准确地表现心中之意，也能得到检查，得以修正，使思想得以精确化。一般说来，思维与写作的关系大体是如此的。有些缺乏精确思维的人，谈起话来也常常是一套一套的，甚至也不乏偶尔的生动，但自己却写不出来，即使写出来或记录下来，其不精确性的毛病则特别明显，甚至是致命性的。所以要对自己进行思维的精确训练，培养精确缜密的思维习惯，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致力于文字写作，每有讲话机会先能写成文稿，用文字先行规范一次将说的话语，即使到说话时不是照本宣科，甚至忘了有发言稿的存在，说岀的话语也会更确切。特别是言说旨在对于道理分析阐发的问题。如果常这样自觉去做，不仅能有效地提高自己的思维的扩展能力和话语的精确程度，还能给自己提供自我思维的自我观照的对象，也能给别人以良好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鲁迅，他们的不少文章就是这样形成。清代作家袁枚在《续诗品·勇改》中说：“千招不来，仓猝忽至。十年矜宠，一朝捐弃。人贵知足，惟学不然。人功不竭，天巧不传。知一重非，进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铸而定。”人在正式场合说话来不及改，甚至不容许改。而言没说之前的思维过程和自己对于意付于言，是不惮于改的。因为改是为了找到合题的思路，合意的文字，向思维的巧妙境界进取。无数的文章大家经验证明，能改自己文章的人才算是会写文章的人。当然，能真正帮助别人改好文章的人，更是会写文章的人了。

用文字写作所以能提高人的思维精确度，其中一个基本原因还在于，通过写作使思维转换为由文字写成的文章，这是由意到言的转换，由言到文的转换，这种转换是根本性质的转变，它把内在的思维，变成了由文字符号载体肯定的定型认识。实现了这个过程，人的思维不仅变成了社会的，还发生了社会作用，受到了社会实践的检验。如果只有思维而没有继而转化的文章，思维的作用是无从谈起的。所以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可见，“志——言——文”，这三者是正反循环、互为凭借的关系：从先后关系看，是以志（即心中之意）为根；从传播来看，是以文为用。人们正是从这个视点来评论文章写作之重要，将其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三国时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讬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凡是有识之士都特别赞赏这段催人挥笔为文，在为文中建立千载之功，不论寄身、见意都以文章为自己的凭依的卓越见识的，它成为学子士人文章营作的旨归思想。

论文的写作要通过思辨而论证道理，因此必须得找论据来加以论证，以事实来说服人，这个论与证的统一的过程，使思维的合理性得以证实，所以文字写作是人对自己思维的自证过程。我自己就写过不少文艺美学理论文章。要论证自己提出的命题，必须得把思维过程中提出这一命题的原始依据，加以准确地集约化，使其具有雄辩无疑的说服力。只有具备这个能力，才能为理论分析奠定雄实的基础。我日前完成的论文《文本意义与解读类型》，全文将古今中外的文艺史上的十六部（件）作品，划分为四类，归纳解读的规律，把解读的意义引发、意义转换、意义分取、意义误读等问题，论析得有理有据，不仅推动了我的理论思维能力的发展，也使我的学识、文采传布于社会。在我所有的材料与所提的论点之间，什么时候、什么人也是无可挑剔的，永远是立于证，成于理的。其实，这样写文章，也并不是我自己的独创，前人早有经验，司马迁从自身经历与遭遇中，痛切感到写作的内在动力是发愤之为作，他为了使自己的体会与历史经验合一，举出了大量的历史事实，以证自己思维实践真知性：“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读了司马迁对于他的发愤之所为作的思维，见其如此连串之证，还有谁不信服呢？写作中的论证不仅使思维得以科学确证，更使思维的真理性得以有实例凭依而张扬。

二、思维文字化使对象主体化

人们常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什么时候是用书时？书的用途固然很多，读的书多了，用场可能会更多。人们鄙夷赵括的纸上谈兵，是因为他只知兵书而不识战事，因而不能用之于战；如果一个兵家知战事，那兵书的用处就大了。从写文章的意义来说，最需要有知识，有见识。识从何来？不外是自己直接的实践经验，和别人留存在书本中的经验。如写作非创作类的学术理论文章，书本中的知识，也就是对象性的材料，乃是非常重要的对象。清代的叶燮讲诗人的“才、胆、识、力”，“识”是另外三者的起点，“文章之能事，实始乎此。”识是才的内聚力，识是胆的主宰，识是力的正确引导，所以无识之人什么都无从谈起。“惟有识则能知所从，从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安有随之是非以为是非者哉！其胸中之愉快自足，宁独在诗文一道已也。”（《原诗》）由此可知，“识”对人来说，不仅是诗文创作之需，也是做诗为文之人的生活存在之需。

如果只从写作的意义上谈对于人的知识的促进，那也是非常有实效作用的。从许多人的经验中可以证明：人有了求知欲以后，越学越感到知道的知识少，但却不大清楚眼下最缺的是什么知识，而对此只有通过写作才从用的实践过程感知具体之所缺。只有知道这个缺，才能自觉地去抓，并且效果也极佳。这样可以把平时“积学以储宝”所积累的东西，与为用而学的东西结合起来，构成旧学与新知的联结体系。如此循环往复，不断进展，终可指望成为学问大家。

在写作对于知识的促进上，我感到，如果自己平时总有用的考虑，就会加强自己的吸纳力，对于学到的东西，差不多总会想到“它能有什么用”，“怎么用它”，如同木工进了山林，何材何用，总是盘算在心的。所以写作者、研究者，对于所遇的知识材料，与那种“书橱”“书袋”的接受方式是很不相同的，它们只有由外被往里装的过程，没有化而用之的由内存到外创的过程。只有这两个过程衔接在一起，人才能成为知识的主体，知识才能成为人的本质力量。

写作的作用还在于，人们对于知识的了解可以是传习性的，也可以是创造生发性的，而写作则必须是一种创造生发，不可能是滞留于“述”的层次。因为把知识用于对此时此地的问题的解决，是创造生发的；把知识用于学术研究之中，得出新的认识与结论，也是创造生发的。所以，由写作而推动对于知识的运用，这知识的价值与作用，已经与对于知识的一般了解有很大的不同，它已经具有了创造生发的品格，至少是属于活的知识了。

三、文字是思维的对象化确证

中国的儒家、道家和禅宗，它们的创始人虽然学说宗旨各异，但行为上有一点却是不约而同的，即虽然他们实际已经各自以言语文字立了学说，但他们却都不强调写书著文。孔子自云“述而不作”，世传有弟子们辑录的《论语》；老子有《道德经》五千言，据司马迁《史记》所透露，也是他将出函谷关隐去时，被关尹强索之下，才不得已“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按其本意是“行不言之教”的；禅宗本于天竺佛教，“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讲究感悟的，认为语言文字不能接近和传达“第一义”，所以禅宗六祖惠能的《坛经》是由弟子法海按听讲记录所整理，也属于“不立文字”的文字。虽然言语的功能是有限的，但非言语又更难以传达意思。为此，不论是儒、道、禅哪家，最终也未放弃以言传道，言立而书成。书是主体的直观，也成了思维创造的对象；这与一切作者的写作成果与主体的关系是一致的，都是对主体与对象的双重确证。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到这种对象化的肯定时指出：“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

人通过文字符号表现的东西，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的实现，因而也是人的一种对象化的存在。是在思维的外化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创造。那种“文人无文”“学人无文”的现象是非常现象，是一种无对象确证的存在，换而言之，这种“文人”与“学人”的特殊主体也是实际不存在的，“举贤良，不知书”是畸形社会的畸形状态。

以言语文字为手段的创造，是人的自身生命的创造，并且是以生命为代价进行的创造。所以这种创造是高级的创造，并且足以创造出与人的生命光彩相炳焕的至美对象。

从言语文字的文章创造与人的生命存在关系来说，言语文字是人的诗意的家园，不论从人的族类特征来说，还是从人的心灵安居来说，没有语言都是无可凭依的，无法显现的。《谷梁传》中说：“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人是能言说的生命存在。这一陈述并非意味着人只是伴随着其它能力而也拥有语言的能力。它是要说，惟有言说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作为言说者的是人。”

这里的中外古今所强调的言语文字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认识是一致的，考察的方法是从人的对象存在反观人的自身存在，这种对象化关系是从不爽失的。

从人在进行言语文字的创造所投入的生命力来说，甚至也可以说是最要生命力的投入。鲁迅说：“可以宝贵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

中国古今的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是用生命、鲜血去化育言说、文字的。屈原、司马迁、嵇康、李贽、曹雪芹、谭嗣同、李大钊、殷夫，等等，都是这样的突出人物。别的人即使所做的言说文字，并不都像嵇康、李贽等人付出的代价那么沉重。但是对于学业、文章之事精勤不已，并孜孜以求地奉献终生，却是十分普遍的。韩愈形容学子之用功，以“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为相状，也透出了这种经营之艰难不易。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不论究竟是说爱情还是谈事业，还是别的什么所指，用以说明作家、学者的文字追求，也是最形象不过的。没有这种用燃烧生命、迸发火花式的创造，哪有天才的出现？鲁迅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对中国当代的学问家，没有人不佩服钱钟书先生的，但钱钟书先生（包括其夫人杨绛）的成就是与他的生命投入成正比的。他说：“常有读者写信给我们，求教学外文和做学问的经验，有人称我们是什么‘天才’，我们哪里是什么‘天才’！要说我们与别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有些人把时间都花在影院、戏院和舞场上，而我们自从懂事以来，都把时间花在读书、研究、写作上了。《典故纪闻》卷四上说：‘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悉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情；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我们是日入而不休，夜以继日，年年如此，兢兢业业，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日积月累，才有今天的一点点收获。”

可能人的素质有相当的差别，但绝无不刻苦的天才。谁要想在文字上取得成功的结果，那只有像鲁迅和钱钟书所说的那种努力以之的程度，才得以有令人惊羡的回报。

理性思维的文字外化是一种通过刻苦追求才能得到的创造快乐，并且常是从失败开头，以致是一时间内看不到成功可能的失败。只有那些不以失败为失败，而以失败为成功准备的人，才可能有一天由失败转化为成功，创造出自己思维和文字的双重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