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守湖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已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并占据重要位置，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于进入文学史的先锋文学本身的历史地位，在学者重评80年代文学的学术冲动下，依然是质疑与嘉许并举，有着不少争议。

有学者认为，随着当代文学“历史化”而进入历史的先锋文学，却不能提供历史的信息，无论从历史还是美学的维度来重读，都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它无力对社会历史变迁作出反应。正是由于对形式与技术的迷恋，过于崇尚主观精神和历史“改写”，先锋作家对于现实的把握能力是有致命缺陷的[1]。更有学者直陈先锋文学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副作用”，认为先锋文学为形式而形式，从而疏离现实，其价值不宜高估[2]。基于此，先锋文学对现实的这种无力感，被归咎为先锋作家的“空心化”[3]。在探讨中国文学孱弱的原因时，亦将先锋文学的“不良遗产”归于其中，认为先锋作家的创作偏好缺乏对历史、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甚至主动放弃了基本的担当，只是一味玩弄技艺，满足于表面功夫，思想修养成为其天然缺陷，这种创作倾向生产出来的作品只不过是“一碰就裂或碎的花瓶”[4]。还有学者表示，先锋文学的经典化为时尚早，“如果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里面还需要接受更严格的拷问和更严格的筛选”[5]。程光炜教授对先锋文学“历史化”的后果颇多关注，在他看来，“先锋文学”这样的表述已被固化并进入了文学史，要改写起来相当困难，因为这样的文学趣味已经一家独大[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