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晗

（武汉大学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湖北 武汉430070）

近年来，笔者一直在从事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这个领域中，唯对抗战文学期刊的出版最为用力。2017年，拙著Literature Journals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China,1931—1938（《抗战文学期刊研究（1931—1938）》，下文简称《期刊》）得蒙青眼，经由施普林格（Springer）审稿之后得以出版，据悉这是目前英文学界第一本专门研究抗战文学期刊的学术专著。书既然已经出版，只好“我手写我口，笑骂由君去”。正如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说，一俟文本交给读者，便意味着“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文本自身便拥有了由读者阐释的自由空间。

尽管“作者已死”，但临终前的几句辩解总该还是有的，否则就成了“冤死鬼”。就《期刊》一书而言，笔者需要多说几句的是一个名词的用法：literature journals，这个暂译为“文学期刊”的词组会让不少读者联想到另外一个词组“literary journals”（文艺期刊）。不难看出，两者在相当程度上所指是同一个对象，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加普及，《期刊》缘何选择literature journals 而弃literary journals 不用？笔者浅识，从“literature journals”这个名词的用法入手，可以对抗战文学期刊诸特征问题进行一个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如果跳出文学史并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视野出发，我们不难发现，期刊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中之重，也是最早产业化、体量最大的文化产业门类。来华（亚洲）外侨主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与《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之先声，尔后兴起的都市画报、杂志，如《点石斋画报》《东方杂志》等，更是占据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半壁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