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鹏程

1977年初，美国总统卡特执行国务卿万斯的“苏中等距离”政策，不仅未能使美国从中苏双方获取战略利益，反而造成了苏联扩张主义的加剧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以下简称正常化）在其任内的首次推延。苏联的战略威胁、万斯访苏的失败及第二阶段战略武器谈判的止步不前，为中美接近提供了良好契机。为保持正常化势头，美方决定派遣万斯访华来试探中国的建交态度与底线。但在《巴拿马运河条约》的初步达成与亲台势力的反华鼓噪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卡特决定再次推延正常化，授权万斯对华提出“最大限度”方案。1977年8月22-25日，万斯携美方的正常化方案访问中国，并就中方“断交、撤军和废约”的“建交三原则”提出了“三大反建议”。对此，当时邓小平除了在与万斯的会谈过程中对美方方案坚决予以回击，还充分驳斥了会谈后美方夸大万斯访华成果的“宣传游戏”，及时挫败了美方利用失真的报道营造中美关系改善的假象以捞取对苏谈判筹码的企图。当前学界对邓小平主导正常化进程及其突出贡献已有所着墨。但受档案解密年限的限制，部分学者对1977年美方对华关系正常化方案的具体内容、邓小平对访华方案的反应等内容、细节难免阐述得不够充分。本文将依据美国解密档案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万斯访华为中心来考察邓小平回应和驳斥美方对华关系正常化方案的具体过程及其影响，以便求教于方家。

一 万斯访华正常化方案中的“三大反建议”

“断交、撤军、废约”的“建交三原则”是邓小平在应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台湾问题一以贯之的原则与立场[1]。而万斯该次访华美方的意图则主要是围绕“建交三原则”提出“三大反建议”，以试探中国的建交底线与反应。带着这样的如意算盘，万斯于1977年8月22-23日与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展开了会谈。

首先，万斯针对中国的“建交三原则”提出了第一个“反建议”——正常化后美国将通过立法调整保持与台湾的经济、文化联系。会谈开始后，万斯提出：中美关系的调整将涉及一个非常微妙的过程，并将引起美国、盟友及台湾的关注。美国不希望动摇正常化进程，也不想因国内激烈的争论而损害“我们执行有效的政策来处理正常化问题的能力”，这将使美国在国内政治中遇到困难。万斯坦言，美国国会里很多成员意识到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对亚洲与进步的重要性，但他们同时也对台湾的未来保持高度的关注[2]。这主要根源于美国是一个同台湾在贸易、投资、旅游和文化方面有广泛联系的国家。这些因素在美国人民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希望中国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总统想要取得进展，但这需要中国的理解。”因此，美国政府需要向美国人民保证，与台湾的贸易、投资、旅行、科学和其他私人接触将不会受到正常化的影响。“美国政府无法避免卷入其中，尤其是那些被法律所规定的活动。”因此，在与台北的外交关系结束后，还需要有一些立法调整，以促进私人贸易和其他关系。为了避免误解，美国政府希望中国关注到这一点，尽管这涉及美国的内部程序问题[3]。这也就是说，《共同防御条约》废除后，美国有可能着手进行法律上的调整，避免保护台湾人民和平与安全的承诺由于条约的终止而遭到破坏。

其次，万斯提及了第二个“反建议”——美国在台湾的代表权问题，即企图通过安排一种“倒联络处”方案使得美国官方代表驻台湾。在这个问题上，万斯提到：美国在台湾的活动性质与其他的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美国与台湾广泛的关系引起了其他要求，如美国不仅需要向在台湾活动的美国公民和公司提供实际援助，还要向台湾保证台湾人民仍然有机会进入美国。因此，考虑到美国的法律、行政实践以及公众和国会的观点，美方得出的结论是：“完全的私人安排”对美国来说是行不通的，通过一项非正式的安排让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是完全有必要的[4]。美国将维持那里（台湾）的代表权，目的是用来提供实质的援助。当然，这不会与美国终止与台北的外交关系或承认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相抵触。而且美国向中方保证，无论这样一个办事处的名称是什么，它将“没有国旗飘扬、没有国徽”，将不会出现在美国的外交名单上，且“不具有任何的外交性质，不履行外交职能，也不具备任何形式的外交承认”[5]。

最后，万斯以台湾未来的安全问题为突破口提出了其访华之行的第三个“反建议”——正常化时美国想要发表一个“关注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但不受中国反驳”的声明。万斯指出，为了维护美国公众对正常化的支持和维持美国在海外承诺的可信性，“我们必须确保在条约中止的过程中不被认为是在破坏台湾的稳定”。紧接着，万斯提到了美国与台湾难以割舍的军事联系及“上海公报”发表后美方为实现正常化表现出来的“诚意”，意图阐明公开发表声明的必要性。万斯说，随着正常化的实现，原来的条约将失效，所有的军事设施、顾问和军队将完全撤出，所有军事信贷行将结束。因此，为了保障台湾人民的“安全”与“福祉”不受到损害，发表公开声明成了安全问题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况且，如果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协议要取得成功，任何一方都不能损害彼此立场及承诺的可信性，因此安全问题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双方公开的言论，也就是所谓的如何看待对方的意图[6]。万斯进而指出，美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密切关注，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将对“总统向国会和美国人民解释正常化将不会以减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前景的能力”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因此，美方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就这个问题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对中国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注与兴趣。当然，美方不会去否定中国在自己的声明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务”的立场，但也希望中方不要去反驳美方的声明或声明武力解放台湾[7]。

需要指出的是，正如首届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霍尔德里奇指出的那样，“任何熟悉我们驻北京联络处的日常工作并了解我们在同中国关系上已经享有几乎是全面的外交人员待遇的人都知道，万斯的模式是行不通的”[8]。果不其然，万斯正常化方案中的“三大反建议”均遭到了邓小平干脆而利落的拒绝。

二 邓小平对万斯访华正常化方案的回应

1977年8月24日下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会见了万斯。在这次讨论中，邓小平不仅重申了“上海公报”的精神与原则、“建交三原则”和两国继续正常化的起点问题，还就万斯提出的“单方面发表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方案”和“倒联络处”方案进行了强烈而有力的驳斥[9]。

首先，邓小平指出美方在建交立场上的倒退，并重申了中国的“建交三原则”。邓小平认为，美方提出的建交条件仿佛是一个“谈判的起点”，这不准确。谈判程序的起点应该是“上海公报”。邓小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福特总统在1975年12月访华期间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曾表示“大选之后他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按照‘日本模式’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10]。但现在美方的提议并没有在原来正常化进程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相反来说却是“倒退”了。当前美国的立场实际否定了“是美国欠中国债而不是中国欠美国债，一旦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常化便可以早日解决”的历史观点。虽然卡特上台后没有履行前任政府的承诺，中国也不会要求现任政府必须履行所有的承诺。但中方唯一想指出的是美国确实是从以往的立场上“倒退”了。因为无论怎样，事实是美国占领了台湾，如果美国试图把同样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将不会有任何作用。因此，“不存在相互努力的问题，是美国应该下定决心”，一切归结为“建交三原则”。邓小平还直接阐明：“事情要干干脆脆解决，何必拖泥带水”[11]，况且同意“日本模式”和保留一些非官方联系已经是中国的一种让步。至于解放台湾的时间和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其次，邓小平提醒美国在处理与正常化密切相关的台湾问题时不能只考虑经济和文化因素，还应该考虑到美方的战略负担和民族主义情绪，“不要只看到……什么‘老朋友’，要看到民族感情”[12]。邓小平解释道，台湾与中国、两个德国与两个越南问题属于同一范畴。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时不能只看到一些资产、投资或传统友谊，还应该多理解一下中国的国家情感和民族情绪。毕竟任何一个被“一分为二”的国家都有争取统一的民族情绪，这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至于解放台湾的时间，毛泽东曾告诉基辛格即使花5年、10年甚至100年，我们也要解放台湾。因此中方建议美方理性看待台湾问题，避免被迫卷入战争，并使台湾问题像越南问题那样成为美国人民的巨大负担。“10年未解决，美国将背10年的负担。要是100年未解决，美方也将背负100年的负担”[13]。而且，越南问题和柬埔寨问题的负担解决后，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因此大大加强而不是削弱，还使美国在全球战略上处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因此，如果美方能放下“台湾包袱”，那将更有利于美国在与苏联对抗中的总体战略地位。

最后，邓小平以中国在解放台湾问题上“有限度的耐心”反对美方企图用发表“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来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并强烈驳斥了美方的“倒联络处”方案。邓小平指出，美方的正常化方案实际上归结为两点：一是美国希望我们承诺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这是对我们内政的干涉。“至于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台湾回归祖国，让中国人自己来担心……我再次强调中国是有耐心的，如果美国仍需要台湾，我们可以等”[14]。但邓小平也阐明这种耐心将是有限度的，希望美方不要误解并认为中国将容忍台湾问题上的无限拖延。“中国一直在强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中国人民的意志，也是中国政府的一项任务……我希望全世界都明白这不是一句空话”[15]。第二，美国想要一个没有标志的大使馆，但不管这个机构叫什么名字、是否悬挂国旗，归根结底只是一个“倒联络处”方案，只是把大使馆移到中国，然后把联络处移到台湾罢了。“你们说很关心台湾的安全，中国人自己总比你们美国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吧，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16]。“至于解放台湾，我们准备在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美国没有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但不排除通过军事、武力解决”[17]。“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18]。当然，邓小平虽拒绝了美方的方案，但也没有把正常化的大门关死，表示说希望卡特政府能以一种基于全局的政治立场来处理正常化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以一种更‘悠闲’、更适当的方式来处理正常化问题，以便让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共同点受益”[19]。

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与万斯的会谈虽然没能促使两国就正常化达成一致，但使得两国对彼此的建交立场更加熟悉。万斯虽然没有按照预定方案与中方探讨“建交公报”草案，但其在告别晚宴着重指出，美国“政策的出发点是继续信守《上海公报》并承诺朝向关系完全正常化的目标前进”[20]。而邓小平在“建交三原则”方面的坚定立场也让美方打消了想让中国在正常化和台湾问题上做出较大让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三 美方夸大万斯访华成果与邓小平的驳斥

1977年8月25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华国锋接见了万斯，双方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因这次会谈引发的美国夸大万斯访华成果的舆论攻势连同邓小平的有力驳斥很快在国际社会掀起了一阵风波。

当晚，万斯向白宫发回总结此次访华情况的汇报。其主要内容如下：（1）万斯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这不仅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实质意义。华主席在镜头前在面向你（指卡特）的声明中指出接受在上海公报原则的基础上探索我们彼此的观点及增强中美两国间相互了解的愿望”[21]。（2）访华期间与中国商讨了贸易和文化交流。黄华把贸易与正常化联系起来的同时，也对美方寻求增加两国贸易的建议作出了积极的回应。（3）中美关系正常化继续保持强劲动力与活力。华国锋主席再次谈及了“上海公报”，“同意我们应该更长远地考虑双方的观点并继续讨论”。“我没有感到有什么压力，但很明显的是，这个话题（正常化）一如既往的鲜活”。万斯甚至夸口道：“我们现在已经相当准确地知道中国在正常化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有时间决定如何使正常化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推进。”[22]

应当指出的是，这篇报告极夸张地夸大了万斯的访华成果。首先，万斯在报告中闭口不谈邓小平对其访华“三大反建议”的驳斥与回击，也没有把中国对美方从原先立场后退并导致中国严重不满的反对情绪表达出来。这使人认为中方似乎已经默认了美方的建交立场，正常化也似乎取得了进展。其次，既然万斯与中国人商谈了文化和经贸交流问题，始终萦绕卡特心头的美国对华出口出现贸易逆差的问题便有望获得解决。再次，万斯“我们现在已经相当准确地知道我们在正常化问题上的立场”的夸口使人认为万斯“或许已经发现了中国领导人对正常化条件的‘灵活性’”[23]。最后，万斯在极告中说虽然此次访华没有实现中美建交，但正常化进程继续保持活力。于是，卡特政府先去解决其他迫在眉睫的问题后再重新考虑正常化。为此，卡特在8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万斯发回来的报告“非常令人鼓舞”。27日，卡特，亲自去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访问归来的万斯，并称赞其访问“十分成功”。[24]

万斯表现的这种乐观情绪还波及国际新闻界，造成了美国国内舆论对万斯访华成果及正常化进程的错误估计。当时，《波士顿先驱美国人报》称万斯访华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卡特在演讲中也赞扬万斯使两国关系朝着正常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白宫相信，中国领导人在万斯访华时对美方的建交条件比较有灵活性的立场，万斯与中国领导人所讨论的条件将使台湾人民“在自由中生存”，并暗示台湾问题并不是正常化的障碍。《洛杉矶时报》称万斯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中显示出“进展”的迹象。而法新社甚至称中国已经“理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万斯出访北京的目的已经全部达到”[25]。为此，美国舆论倾向于认为，访华期间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会见万斯表明，美方不大情愿切断同台湾联系并没有对正常化产生过大的影响，即使在正常化进程迟缓的情况下中方也决心继续加强同美国人的联系[26]。而美中正常化取得进展的舆论则恰好帮助美国利用苏联担心美中联合的忧虑来向苏联施加压力，以便获取对苏战略的好处。

为防止因不良舆论蔓延而导致中国领导人被指责在正常化及台湾问题上丧失原则，邓小平决定公开反驳美方的立场。应当说，邓小平的直接回应不仅利于防止苏联由于担忧中美接近而与美国达成任何协议，更有利于避免其一心倡导的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受到虚假舆论宣传的干扰。为此，1977年9月6日邓小平在接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明确否认关于万斯访华取得进展的说法。万斯访华只有一个成果——那就是万斯来了，这是美国现任政府第一次派高级官员来中国。但他带来的建交方案是一个“后退的方案”。中方还是重申正常化的原有立场，中方在台湾问题上不具有灵活性。[27]10日，邓小平在接待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提到，中方在面对万斯回国后向日本和台湾发出的“中国人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松动，表现了灵活性，访问很有成果”的声明是不符合事实的，中方必须说出真实情况，不能让万斯“欺骗了世界人民，也欺骗了美国人民。美国人想用这样的手法来骗人怎么行？不行”[28]。2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时也否认万斯访华取得进展，其指出：“很遗憾的是中美关系也没有什么变化……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我们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29]直至1978年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议员时还致力于清除万斯访华的舆论余波，明确指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30]。

四 结语

万斯访华虽然扩大了双方的交流，加深了中美两国对彼此建交立场的理解，但就访华成果和事后影响来看，其访华作用并不乐观。首先，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方案中极具倒退性质的“三大反建议”，尤其是“倒联络处”方案、“发表有关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单方声明时不受中方反驳”等建议均受到了邓小平干脆利落的拒绝。其次，万斯向卡特政府提交的过于乐观主义的总结报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卡特总统对其访华成果的判断，进而导致美方把精力集中于巴拿马运河等国内问题，造成了正常化进程的再度推延。再次，访华结束后万斯夸大访华成果并企图凭借“中方在正常化方面显示出灵活性”的“宣传游戏”来向苏联施压，进而获取美国对苏谈判筹码的做法再次受到了邓小平的有力驳斥。最后，中美两国对万斯访华成果所持的相反论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双方和国际舆论的动荡，并影响了正常化进程。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的有力驳斥不仅及时挫败了美方利用失真报道捞取美国对苏政策好处的企图，更让美方意识到中国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原则面前不可能就正常化和台湾问题展现所谓的“灵活性”[31]。正因为这样，美方在访华后的正常化停滞期内不得不重新思考其对华战略，并依据实际情况在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前作出了美方建交策略的三大调整。应当说，邓小平的运筹帷幄不仅给投石问路的美方正常化方案以当头一棒，更使中国在坚持原则与积蓄力量的过程中迎来了美方下定决心、稳步推进正常化进程的布热津斯基访华方案。

注释：

[1][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零四—一九七四）（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9-2070页、第37页。

[2][3][4][5][6][7][9][13][14][15][19]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August 23,1977,FRUS,1977-1980,VolumeXIII,China,2013,p.171.172.172.173.173-174.174.200-207.205.203.206.206.

[10][24]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7页。

[11][12][17]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156、156页。

[16][27][28][29][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七九）（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97、199、207-208、53页。

[18]田增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20]新华社：《万斯国务卿和夫人在京举行告别宴会》，《人民日报》，1977年8月26日。

[21][22]Telegra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Van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the White House,August 25,1977,FRUS,1977-1980,Volume XIII,China,2013,p.213.214.

[23][31]罗伯特·S·罗斯：《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1969-1989）—在谈判中合作》，丛凤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147页。

[25]宫力：《邓小平与中美外交风云》，红旗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页。

[26]韩长青、吴文成：《外交承诺与战略试探:万斯访华与中美关系正常化》，《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