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北山学派是指南宋后期到元初兴起于婺州地区的朱子学流派，以北山四先生为主，他们是朱熹弟子黄榦的嫡传。吕祖谦在时，朱熹曾到金华丽泽书院讲学，吕祖谦殁后，其弟子往依朱熹。朱熹的弟子黄榦在婺州讲学多年，一传于何基，二传于王柏，三传于金履祥，四传于许谦，人称“北山四先生”。北山学派之得名，是因学派开创者何基居于金华之北山，是以别于吕祖谦创立的金华学派。北山学派虽承朱子之学，然何基为学传承师法，谨言自守，黄宗羲在《北山四先生学案》案语中说：“北山确守师说，可谓有汉儒之风焉。”引何文定语中有：“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议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1]北山学派虽用功于四书，但于《诗经》研治方面亦有一定的影响，王柏和许谦尤有可表彰之处。

一、北山学派对朱熹《诗集传》的传承

婺州北山学派，所传皆以朱子之学为特色，于《诗经》研究，无不以《诗集传》为祖，它代表了宋学的最高成就，在《诗经》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毋庸讳言,其贡献和对后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诗集传》在《诗经》研究史上能取众家之长，释解经意，简明扼要。朱熹虽是理学家但于《诗》的释解不尽是讲义理，而是集众家之长，删繁就简，其书最大的特点是辞约而意明。故朱子之著《诗集传》，代表了自汉以来研究《诗经》的最高成就，使其他研究者黯然失色，王应麟在《诗考序》中云：“朱文公《集传》，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言《关雎》，则取匡衡；《柏舟》妇人之诗，则取刘向；《笙诗》有声无辞，则取《仪礼》；‘上天甚神’，则取《战国策》；‘何以恤我’，则取《左氏传》；‘《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则取《国语》；‘陟降庭止’，则取《汉书》注；‘《宾之初筵》饮酒悔过’，则取《韩诗》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从《韩诗》；‘禹敷下土方’，又证诸《楚辞》；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学者讽咏涵濡而自得之，跃如也。文公语门人，《文选注》多《韩诗章句》，尝欲写出。”[2]以前汉人注经，动辄万言，唐人作疏，亦为不简，朱熹则删繁就简，就像他在《诗经传序》中所言：“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3]

其次，《诗集传》是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以大胆改革创新的新思想。在思辨学风背景下对《诗经》的研究成果，他对前人的研究有许多自己的反观理解，也有矫枉过正之失。郝经《诗集传序》曰：“时晦庵先生方收伊洛之横澜，折圣学而归衷，集传注之大成，乃为《诗》作传，近出己意，远规汉、唐，复《风》《雅》之正，端刺美之本，糞训诂之弊，定章名音韵之短长差舛，辨大、小《序》之重复，而三百篇之微意、思无邪之一言，焕乎白日之正也。其自序则至孔、孟及宋诸公格言具载之，毛、郑以下不论。其旨微矣。是书行于江汉之间久矣，而北方之学者未之闻也。”[4]朱熹不满于汉、唐的训诂音韵之学，对宋代欧阳修、苏辙、二程《诗经》亦为不满，对东莱吕伯恭父集诸家之说而为的《读诗记》亦有不同看法，故发挥义理。杨慎《升庵诗话·诗小序》曰：“朱子作《诗传》，尽去小序，盖矫吕东莱之弊，一时气信之偏，非公心也。马端临及姚牧安诸家辨之悉矣。有一条可发一笑，并记于此。小序云：‘《青莪》，乐育人才也。《子衿》，学校废也。’《传》皆以为非。及作《白鹿洞赋》，有曰：‘广青衿之疑问。’又曰：‘乐《菁莪》之长育。’或举以为问，先生曰：‘旧说亦不可废。’此何异俗谚所谓‘玉波去四点，依旧是王皮’乎？”[5]朱熹打破了汉宋界限，而能集之大成，虽名集传，然并未集录众家之说，只是阐发己意，发明主张，于文学亦多有阐发。

其三，北山学派对《诗集传》的接受，在继承的基础上亦有补充和新解。朱熹《诗集传》涉及到一个后世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其中的“淫诗”问题，朱熹把《诗经》中我们今人认为的爱情诗说成是不合伦常的“淫诗”，到了北山学派的王柏，竟然冒犯经典，以为传世之《诗经》并非孔子那个时代所定之本，是后儒所乱，故应删去这些“淫诗”。朱彝尊跋曰：“自朱子专主去《序》言《诗》，而郑、卫之《风》皆指为淫奔之作，数传而鲁斋王氏遂删去其三十二篇，且于《二南》删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秾矣》《甘棠》于《王风》。夫以孔子之所不敢删者，鲁斋毅然削之，孔子之所不敢变易者，鲁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渊源出于朱子而不敢议，则亦无是非之心者也。”[6]从孔子到朱熹都是议而存之，提出不同的看法而已，而王鲁斋大胆革新，毅然去之而后快，在他的心目中，经典失去了崇高的地位，不再是那么神圣庄严了。王柏在其《诗疑》卷一末云：“或谓《三百篇》之诗，自汉至今，历诸大儒，皆不敢议，而子独欲去之，毋乃诞且僭之甚耶！曰：在昔诸儒，尊尚《小序》太过，不敢以淫奔之诗视之也，方附会穿凿，曲为之说，求合乎序，何敢废乎？盖序者于此三十余诗，多曰刺时也，或曰刺乱也，曰刺周大夫也，刺庄公，刺康公，刺忽，刺衰，刺晋乱，刺好色，……在朱子前，诗说未明，自不当放，生朱子后，诗说既明，不可不放，与其尊汉儒之谬说，岂若尊圣人之大训乎！”[7]看来王柏比他的祖师爷走得更远，圣人孔子在他心目中是那么完美，怎么会把这些乱情之诗编入经典呢？一定是汉儒之所为，故必去之。

到了金华朱子学的最后一位传人许谦，所撰《诗集传名物钞》，在《诗》学研究上比他的前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吴师道在许谦的《诗集传名物钞》序中云：“公念朱《传》犹有未备者，旁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己见，要旨精义微旨，前所未发。”[8]363钱曾《读书敏求记》曰：“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十二卷，朱子之学一传为何基、王柏，再传为金履祥、许谦，授受相承。白云一代大儒，其于诗专宗朱子，泛扫毛、郑之说，未知今之三百篇，果非夫子之旧欤？”[8]363-364《四库全书总目》曰：“谦虽受学于王柏，而醇正则远过其师。研究诸经，亦多明古义，故是书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足以补《集传》之缺憾。”[8]364《郑堂读书记》曰：“白云受学于王鲁斋，为朱子四传弟子，以朱子《诗集传》犹有未备者，因旁搜博采，以成是书。中多引鲁斋及金仁山之说，附以己见，颇有精义微旨。又以《小序》及郑氏、欧阳氏《谱》世次多舛，一从朱子确定。正音释，考名物度数，粲然毕具，足以羽翼朱《传》于无穷矣。”[8]364从吴师道的《序》，到后世学人对许谦《名物钞》的评价，足见其在《诗经》研究史上的学术价值，从中也可以看出学术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许谦虽处理学时代的氛围中，但其研究《诗经》的态度较为审慎，体现出理性中的求实学风。

二、王柏的反叛性

王柏之学除受其师影响外，从家学而言，自幼的熏陶也非常重要。据《宋史》所载，王柏的祖父曾和朱熹、朱栻、吕祖谦等人交游，父亲王翰和叔伯辈，皆及朱熹、吕祖谦之门。王柏师从何基，而何基从黄榦处得朱熹之传，他亦曾多次拜访朱熹弟子杨与立、刘贵(执堂)之门。故言王柏之学与朱熹渊源深厚，有人说他是朱熹的第三代传人，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太极的认识上，他承袭了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论，在秉承经学传统时，由传入经，多与前贤所论不同，以求恢复经学的本来面目。但在追求经学之本中不能没有疑惑，有是非争论时以心解就多有辨惑。

于《诗经》研究，王柏著有《诗可言》二十卷、《读诗记》十卷、《诗疑》二卷。《诗可言》是评诗之作，类似于诗话，所评论者均为理学家之诗，且多为朱子师友之诗。王柏评诗，主张张扬《三百篇》之教化。其书虽佚，但金履祥的《濂洛风雅》多有称引。《读诗记》早佚，未见时人称引，不知其详。流传至今的《诗疑》为十篇短文，亦名《诗十辨》，即《毛诗辨》《风雅辨》《王风辨》《二雅辨》《赋诗辨》《豳风辨》《风序辨》《鲁颂辨》《诗亡辨》《经传辨》。王柏对《诗》的批评原则是“非敢妄疑圣人之经也，直欲辨后世之经而已”[9]289。他对孔子所编撰的《诗三百》没有异议，但孔子之后儒各阐其义，“及其专门之学兴而各主其传，训诂之义作而各是其说”[9]289，怀疑后世这些学者曲解了圣人之意，只是希望能还原其本。从《诗疑》十篇中可以看出他承朱子之诗学观，废《序》并遵循其“淫诗”之说，并比朱熹走得更远。在南宋的《诗经》研究中，王柏的许多特色创见集中体现在《诗疑》之中。

其一，《毛传》多不可信，《小序》亦应弃之。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认为《毛诗》流传过程中，有亦步亦趋者，有不以余力攻击者。其书《国朝经师经义目录》曰：“《毛诗》者，出毛公。……后汉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注》，郑玄作《笺》，于是《毛传》大行于而三家废矣。魏王肃又述毛非郑；王基驳王申郑；孙毓为《诗评》，评毛、郑、王肃三家同异而朋于王；陈统又难孙申郑。王、郑两家互相掊击，皆本《毛传》。自汉及五代，未有不本毛公而别为之说者，有之，自欧阳修《诗本义》始，于经义毫无裨益，专务新奇而已。修开妄乱之端，于是攻《小序》者不一其人，攻《大序》者不一其人；若毛诗、郑笺，则弃之如粪土矣。至程大昌之《诗论》，王柏之《诗疑》，变本加厉，斥之为异端邪说可也。”[10]王柏认为《三百篇》非周公孔子之旧，年时久远，其中肯定有脱简淆乱之处，况且秦焚诗书，其祸惨烈，亘古所无。王柏在《诗疑·毛诗辨》中分析道：“汉定之后，《诗》忽出于鲁，出于齐、燕。《国风》《雅》《颂》之序，篇、什、章、句之分，吾安知其果无脱简淆乱而尽复乎周公、孔子之旧也。”[9]289“今不知《诗》之为经，藏于何处所乃如是之祕，传于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祸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二圣人之旧，无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诗》《书》同祸而存亡之异遼绝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9]290经秦焚书坑儒之后，到西汉怎么会突然出现一部完整的《诗三百》，这怎么可能呢？按常理也思之难解，此王柏之所疑也。

对于《诗》之《小序》，王柏以为纰缪甚多，当予弃之。《邶风·凯风》一诗，《小序》曰：“凯风，美孝子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11]301《郑笺》曰：“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责之意。”[11]301朱熹顺承《诗序》《郑笺》之说，释解道：“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诗。”[3]23朱熹这么一说，后人便以为是此诗表达的是儿子劝母不要再嫁之意。王柏不悖朱子之意，认为：“《凯风》之诗，孝子之心至矣，其为词难矣。是诗也，寄意远而感慨深，婉而不露，微而深切，可谓能几谏者也。此孝子自责之词。《序》曰‘美孝子’，何其谬哉！”[9]273-274还有许多篇章，王柏认为《毛传》的解释都太勉强或根本有误。他以为“说《诗》者不费词而诗意自见，此妙于说诗者，当以圣贤为法”[9]283，并极力推崇朱熹等理学家们的解释。

其二，《诗》的排列顺序为后儒所乱。他认为《诗经》的许多篇章内容都有错乱的现象，存在很多问题。王柏认为《鲁颂》存在篇章颠倒错乱的问题，他通过考证进一步证实了这种错误。《诗疑·鲁颂辨》曰：“愚尝即其诗而熟味之，固不敢以为非僖公之诗也。意其间有颠倒错乱之误，是盖传之者之过也。……又窃意‘土田附庸’之下，词气未终，血脉不贯；当以‘公车’以下九句接此为一章，继以‘泰山岩岩，保有凫绎’两章，于此，伦序方整，既不害其为僖公之诗，亦不妨以为伯禽之事。欲以‘鲁侯是若’为前段之终，后段自‘周公之孙’起，止‘万民是若’终，前为四章，后为四章；‘周公之孙’‘福女’为一章，‘秋尝’止‘有庆’接‘天锡公’止‘兒齿’为一章，三‘俾’自为一章，‘徂来’之下自为一章。古人作诗，章句虽重而有味，条理虽宽而实密，必不如是之断续破碎也。”[10]298-299王柏认为这种错乱现象是在《诗经》的流传过程中造成的，主要是汉人所为，不但有章节的错乱，还有篇次和章次的错乱。比如《二雅》中有些诗篇就不属于雅诗的应用范畴，而应当归之于《王风》之中。王柏的反叛不同一般，有些地方甚于他的祖师，他大胆地认为《风》《雅》《颂》的归类有误，《豳风》七诗不当在《风》诗，而应归入《雅》诗。因为从周公的教化辐射范围来说，是从西北而波及于东南。王柏以为《鸱鸮》这首诗是“周公之诗也，固已降而为风矣，但系之于豳，非也”[9]292。既然是周公之诗，就应当归于《雅》诗一类。王柏之言虽有些叛圣，但所言在理，亦不为过。

这种排列次序的错乱还表现在错简上，在王柏看来，《诗经》章次错乱的现象很多，《行露》首章就属乱入。《诗疑》言：“《行露》首章与二章意全不贯，句法体格亦误，每窃疑之。后见刘向传列女，谓‘召南申人之女许嫁于酆，父家礼不备而欲娶之，女子不可，讼之于理，遂作二章’，而无前一章也。乃知前章乱入无疑。”[9]273还有“《硕人》之诗，前三章意已足，后一章体制不类”[9]273，后面一章也是串入。再如《诗疑》：“《下泉》四章，其末章全与上三章不类，乃与《小雅》中《黍苗》相似，疑错简也。”[9]280“《东方未明》之诗，有‘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此二句自嘉，但与上下意不贯，未必本文也。”[9]278

其三，今所传《诗》，并非圣人所撰之《三百篇》。王柏在《诗疑·经传辨》一开头就说：“自咸阳三月之炎熄而经已灰，后世不幸而不得见圣人之全经也久矣。出于煨烬之余者，率皆伤残毁裂而不可缀补。经生学士不计于缺疑而恥于有所不知，又不敢诵言其为伤残毁裂之物，于是研精极思，刳剔揍饤，雕刻缋藻，日入于诡，而伤残毁裂之书又从而再坏矣。”[9]301他认为，秦火之后，五经支离不堪，《诗》之《风》《雅》《颂》岂能幸免于难。当年项羽兵入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12]，文化典籍，损失惨重。“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纰缪，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三，《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蹐驳，不可胜言”[13]。所以，汉初传《诗》者有齐、鲁、韩，后又有毛公，今古文派各有师法，同源而异流。故王柏言：“汉之刘歆得见闻之近，乃谓‘《诗》萌芽于文帝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以为《雅》，或以为《颂》，相合而成’。吾故知各出其讽诵之余，追残补缺以足三百篇之数尔，乌得谓之独全哉！”[9]301王柏认为，不是孔子所编撰的《诗经》本身有问题，而是汉儒各尊师说，传授过程中字句或有异同，其他经典皆有增减出入，“安得指《国风》三十二篇为汉儒串入也！王弼之《易》，杜预之《左传》，以传附经，离其章句；郑玄《礼记目录》与刘向《别录》不同：亦咸有旧说”[9]306。《诗》在流传的过程中是有很多问题，前人只是怀疑而不解，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陈鹏飞作《诗解》二十卷，就不解释《商颂》《鲁颂》，认为《商颂》有缺，《鲁颂》当废。而王柏比陈鹏飞来得更为彻底，竟为删之而后快。

其四，郑卫之音的“淫奔之诗”应予删去。《国风》中有些“淫奔之诗”，孔子的态度是“放郑声”，但孔子并没有直接删去，王柏认为这些诗是后儒串入的，不是孔子之所撰之本。朱熹把《国风》中有些情爱诗说成是“淫奔之诗”，他认为《诗经》有二十八篇诗为“淫奔之诗”，孔子未删，目的在于“垂诫后世”，警示世人，起到反面教材的作用。王柏竟认为《诗经》中有三十二首属于“淫奔之诗”，应该全部删去。他认为这些应该删去的诗具体篇目为：

野有死麕(召南)、静女(邶)、桑中(鄘)、氓、有狐(并卫风)、丘中有麻(并王风)、将仲子、遵大道、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箨兮、狡童、褰裳、东门之埤、丰、风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大车、晨风(秦)、东方之日(齐)、绸缪、葛生(并唐风)、东门之池、东门之枌、东门之杨、防有鹊巢、月出、株林、泽陂(并陈凤)。[9]286

所删之篇目，《诗疑》前面说是三十二篇，但后面所列之目仅三十一篇。这些“淫奔之诗”，以前学人太尊《小序》，不敢把它们归入淫奔之诗，只是附会穿凿，以求合于《小序》。王柏认为朱熹已经订正是非，“今后学既闻朱子之言，真知《小序》之为谬，真知是诗之为淫，而犹欲读之者，岂理也哉!在朱子前，诗说未明，自不当放。生朱子后，诗说既明，不可不放。与其遵汉儒之谬说，岂若遵圣人之大训乎！”[9]287当然，王柏思想比朱熹更为激进，但其实并未付诸于实施，他并没有这么做，这一点是无疑的。《诗疑》卷一曾明确地说：“愚敢记其目，以俟有力者请于朝而再放黜之，以洗千古之芜秽云。”[9]285《诗经》是古代意识形态的核心，代表着社会的上层建筑，非其他经典可以随便删改，需要朝廷出面，皇帝御诏不可。想法可以有，但要付诸实践，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王柏主张删去这些“淫奔之诗”，具有革命性的反叛精神，然出发点是善意的，目的在于卫道，是为了纯洁《诗经》，以达到更好地教化作用。后人说他非圣无法，狂妄自大，其实是误解了他的初衷。

三、许谦回归理性的趋势

许谦是北山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生于宋末，父殁而由母氏教养，历宋亡而至元，无心政治，隐居乡里，开馆授徒、著书立说，发扬儒学。受业于王柏、金履祥，四十余年都在教书，著录及门弟子千余人，为“北山四先生”之一，去世后，谥文懿，江浙行省请朝廷建四贤书院，与何基、王柏、金履祥同列学宫。一生著述很多，主要有《读四书丛说》二十卷、《读书丛说》六卷、《诗集传名物钞》八卷、《白云集》四卷等。《名物钞》的主要传本有明代秦氏雁里草堂钞本、《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及日本《昌平丛书》本等。在文献整理方面，80年代，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丛书集成新编》中，就收有排印的许谦《诗集传名物钞》，这是比较早的整理本。而李山的《诗集传名物钞诗缵绪》，是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献整理本，收入《元代古籍集成·经部·诗类》的第一册，也是研究许谦《诗经》研究的基础文献。近几年来，对《诗集传名物钞》作较为全面研究的是雍鹏的硕士论文《许谦及<诗集传名物钞>研究》[14]，另有一些其他文章也有涉及到许谦《名物考》的研究。许谦为朱熹的五传弟子，是元代《诗经》学宗朱派的代表，由于时代的变迁，他的治学风格也与其师有明显不同，正因于此，他的《诗》学研究有着改变风气的作用。

首先，回归理性，偏重名物、音训、训诂。从学理上来说，许谦师于王柏，秉承了宋学的怀疑之风，但在经学思想上，与其师却不尽相同。由于王柏的思想过于偏激，研究《诗经》太过武断，连至高无上的经典也怀疑。夏传才在《诗经研究史概要》中言：“宋学怀疑学风由王柏发展到高峰，就跌落下来，开始向反面转折。”[15]而许谦以考证事实为基础，说解《诗经》，承朱熹之《诗集传》的权威，并有补充，所考名物音训，搜罗前儒旧说，解说平和醇正，在《诗经》古义解释上，可以补充朱熹的缺遗。同治年间，同郡后学胡凤丹为《诗集传名物钞》作序道：“为学受业于王柏，而又醇正则远过其师，研究诸经，亦多明古义。故是书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足补集传之阙遗。至卷末谱作诗时世，其例本之康成，其说则改从集传，盖渊源接受，各尊所闻之义也。”[16]47这个评价较为公允。在《诗》学史上，汉儒就致力于文字训诂之学，南北朝《诗经》释解中的有了名物研究，初唐有了陆德明对《诗经》的反切注音。许谦所处的元朝，学术氛围整体上来说比较薄弱，所以他的《诗集传名物钞》显得更有特色，他的《诗》学以朱熹《诗集传》为宗，也遵从了其师王柏的观点，在卷三《溱洧》之下把淫奔之诗也罗列出来，如“卫淫奔之诗”九篇、“郑淫奔之诗”十四篇，显示出更为理性的一面，他在后面注释道：“愚窃谓《风雨》为思君子之诗，《扬之水》谓兄弟相保之诗。”[16]69再就是在书中对部分名物有所考订，比如对“芍药”的考订。还有对民俗的阐释，比如郑国三月上巳，于水边祓除不祥。许谦于《诗经》的研究中征引资料比较广泛，大量采用了陆德明《经典释文》及孔颖达《毛诗正义》之说，并不据守师法。在《诗集传名物钞》音训中，多引《释文》，如释《玄鸟》：“祜酤，本皆侯五反，传于酤有叶字，恐误。……《释文》：员音圆，又音云。……家说：《毛诗》诸诗注，景训大，员训益。《释文》：河，本作何若，依此训此文。则是大益维何问辞，下则应辞也。”[16]298音训时还溯其源头，有根有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诗集传》这方面的缺憾。

其次，释解《诗》中名物，泛列各家，追求事实，有考据倾向。宋人治学虽以说理为主，多是擅长论辩，作为许谦祖师的朱熹对汉儒的治学方法也不敢全然否定，对训诂也比较重视，他在《答张敬夫》中说：“秦汉诸儒解释文意，虽未尽当，然所得益多。”[17]卷三十一对汉人的治学方法也不敢小觑，他在《语孟集义序》说：“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传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17]卷七十五他在《诗集传名物钞》卷一《广汉》之下，对汉水有详尽的考释，从《水经》郦道元之记、《汉书·地理志》到杜祐《通典》，不厌其烦，广征博引。在宋代理学大潮中，倾向于作训诂、考证者不乏其人，主要有程大昌、王应麟等人。程大昌的《考古编》和其中的《诗论》都属于考据性的著作，王应麟学识广博，所著《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诗考》《诗地理考》等，考证范围更广。元人总体上守宋，经学上少有进展。许谦虽是在朱熹《诗集传》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完善工作，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如《鲁颂》：“传：《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蒙、羽，二山名。《蔡传·地志》：蒙山，在泰山郡蒙阴县西南，今忻州费县。羽山，在东海郡祝其县南，今海州朐山县。费，兵媚反。朐，权俱反。前编武王灭商，封周公于鲁都曲阜少昊大庭之墟，留相周。武王崩，成王立，元年，周公摄政，命伯禽代就封于鲁。郑《谱》：鲁者，少昊挚之墟，国中有大庭氏之库。《疏》：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16]290于此可见《诗集传名物钞》之一斑，诸如此类的考证，书中很多，在元儒的同类《诗》学著作中，许谦之作堪称上乘。

北山学派除四先生之外，许谦门人范祖斡对《诗经》也有所研究，他著有《读<诗>记》，但成就不大，不名于当时，兹不赘述。其他门人弟子多致力于朱子四书学的研读，亦有部分在《易》学方面有一定造诣。正如百家(1)百家：即黄百家，黄宗羲第三子，撰《天文志》《历志》数种。百家承父学，其父晚年著述，多有口授，百家代书。父撰《宋元学案》未竟而逝，今所见100卷《宋元学案》为他和全祖望续成。谨案所言：“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也，犹幸有斯。”[1]2801金华朱子理学较多地保留了正统朱子之学，对理学北传以及明初理学的开启都有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