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燕

汪寿华（1901-1927），浙江诸暨人。1920年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参加中国共产党。1924年底回国后参加中共四大。五卅运动时，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任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委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1927年4月惨遭杀害。

“日帝鸣枪杀正红，工人五卅怒潮冲。日夜操劳为奋起，义举三回赫赫功。”这是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工人群众对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的赞颂。

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位委员长在上海工作时，住的是小阁楼，穿的是旧衣服，盖的毯子还是另一位工运领袖刘华的遗物。更有甚者，寒冬腊月之际，因无钱买棉鞋，他脚上长满了冻疮……

汪寿华死前，向党组织作了最后表白：“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事业，我宁愿牺牲一切！”

年少志高苦求知，五四春雷觅光明

汪寿华原名何纪元，何寄元、何景元、何晋亮、何今亮、何金亮、何松林、宋林、孔伯生都是他的曾用化名。

1917年秋，17岁的汪寿华在父亲与兄长相继病故的艰难境遇中考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不仅勤于学业，积极参加体育活动，还注重自我修养的提升。翻看他当时的日记，“日训：恒、恒、恒”“日训：勤学、勤学”之类自勉之词出现多次，足见少年汪寿华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荀子云，“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汪寿华以此作为自己的准则，每日结束功课及一天的活动后，他都要反躬自省。曾作诗曰，“今日知己过，悔改望明朝。朝朝复自去，间日得改了。过深日一日，累积成巨恶。苍头不奋兴，白发复何能。追共习染深，善去小人成。愿誓今日起，毋使后悔生。”

汪寿华在其《求知录》中还有一篇极具社会批判意味的文章——《单面道德》，他诉诸笔端，针砭时弊，极力讽刺了当时社会普遍善于美化包装，对人对己全然两套标准的丑恶行径。他指出，“共产主义——见人有物说共产，自己有物，一声不响，这真是现在底讲共产主义者；自由——不过公众利益，善逞一己之心者，辄以意志自由为口头禅；平等——见长辈说平等，见低下人，摆出老大的丑架子来；解放——要求长辈解放，而仍虐待仆人。”彼时起，他早已不再局限于一个攻读学业的学生视角，而是以一个满腔热血、力图改变社会面貌的有志青年思考社会问题，同情贫苦民众生活处境，关心国家命运。

1919年初，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汪寿华在日记中无奈写道，“午膳后，去看《星期评论》，里面有一篇的《答友问》，是关于巴黎和会里面，中国代表在巴黎的详情，讲得仔仔细细，使得我心悲伤叹息。此次外交失败，全从自己取来的。总是无能为力，你看可怜不可怜呢？”随后，五四运动犹如一声春雷，唤醒了许多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爱国青年，他们激情澎湃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行列中。5月12日，当北京学生举行“五四”示威的消息传来，杭州14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立即响应，成立杭州学生联合会，在闹市区组织游行，高呼“还我青岛！”“抵制日货！”“杀卖国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口号，为运动摇旗呐喊。汪寿华满怀悲愤地参加了这次游行活动，他站在凳子上向群众演讲，痛斥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和军阀政府的卖国无能。后来，他又在学校的演讲比赛会上以《爱国运动》为题，控诉军阀的种种倒行逆施，歌颂五四运动的丰功伟绩，他的慷慨陈词引起了在场师生的强烈反响。

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特别是当汪寿华如饥以渴地阅读了《新青年》《星期评论》等进步书刊后，他的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进步。他立志必下“苦学”的功夫，为了改造“我国的真正弱点”“努力、努力，无时无息，制造文明的武器，来做国家的根基。”

日夜操劳为奋起，义举三回赫赫功

“日帝鸣枪杀正红，工人五卅怒潮冲。日夜操劳为奋起，义举三回赫赫功。”这是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工人群众对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的赞颂。从1925年五卅运动至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汪寿华始终参与其中，与工人群众站在一起，发挥其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

五四运动后的汪寿华，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十分向往苏俄。同时，他也积极地向先进党团组织靠拢。1920年6月，他参加了上海工读互助团。8月，由杭州学生运动领袖宣中华介绍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又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俞秀松介绍，参加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他怀揣母亲为他筹措的100元银圆的路费，赴苏俄学习。此行路上困难重重，内有军阀阻拦，外有苏俄匪军作乱而导致交通中断，无法顺利前往目的地莫斯科。于是，汪寿华便与同行同学一道，就地在西伯利亚的伯力、上乌金斯克一带进行中国工人的组织教育工作，此举深得当地华工拥护。这一年，他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更加勤奋工作。他体恤华工生活困境，倡议组建五一俱乐部，供华工休息，帮助他们办理向国内家中汇款事项；组织中国矿工工会，开办补习学校，帮助工人提高文化和政治水平。那时，在远东干活的中国工人都知道“何今亮”的名字，并称道他为工人谋利益的崇高精神。1925年8月13日，上海总工会收到的海参崴华工支援“五卅”运动的捐款大洋1715元、铜圆13枚，就是由汪寿华转交的。“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汪寿华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在不断解决工人群体问题中学习工人运动经验，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工运干部。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反帝斗争高潮中诞生的上海总工会领导工人罢工，推动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沉重打击帝国主义气焰。当时担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的汪寿华，积极协助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副委员长刘华和总务科主任刘少奇领导工人运动。在革命形势日趋紧张，李立三、刘少奇相继离沪，刘华惨遭杀害的情况下，汪寿华自告奋勇地挑起了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的重担。期间，敌人曾几次查封总工会，并到处搜捕他。他一面摆脱敌人的监视，一面继续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风雨无阻。他常以十月革命的胜利鞭策自己，对于革命的前途和未来的幸福生活充满信心。他说，“现在我们苦点没什么；在苏联，普通的工人能够做大总统。我们将来也会有这种日子。到那时，我们的生活就会好了。”

为打破五卅运动后上海工运的冷寂局面，1926年5月，汪寿华与罗亦农、赵世炎等人领导了“五卅”周年纪念活动，发动和组织群众进入租界游行示威，散发革命传单，群众革命情绪重新高涨，酝酿着上海工运新高潮的到来。随后他又参与领导了6月至9月的罢工斗争，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汪寿华夜以继日地工作，召开会议、研究情况、深入基层、指挥战斗……根据党的决定，从1926年秋开始，汪寿华便把主要精力放在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发动上海武装起义的工作上。1926年10月，上海工人第一次拿起武器举行起义，汪寿华曾亲赴龙华火车站了解军情。1927年第二次起义前夕，汪寿华主持召开全市工人代表大会，动员实行总同盟罢工。总罢工转入武装起义后，他又亲赴闸北参加指挥。第二次起义失败后，党总结了两次起义的经验教训，积极准备第三次起义，汪寿华“专作政治活动，与小资产阶级周旋”。3月21日，上海80万工人响应总工会号召，实行总同盟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各区战斗打响后，汪寿华亲临战斗最激烈的闸北，与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并肩指挥。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在广大市民的支持下，经过36小时的激烈战斗，取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占领了除租界外的上海地区。

当时革命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图谋准备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买帮会流氓组织“中华共进会”，破坏工人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期间，为减少帮会流氓对革命的破坏，汪寿华曾与青帮大流氓杜月笙等有过接触。1927年4月11日，杜月笙以“有机密大事商议”为由，“邀请”汪寿华赴杜宅“饮宴”。秉持“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宁愿牺牲一切”的信念，他冒死赴宴，不幸被秘密杀害于枫林桥。汪寿华生前曾对周围同志说：“革命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我们应尽力地走我们现在应走的路。如果牺牲了，以后的路自会有人来继续走下去的。”

一生追求真理，一生为工运事业奋斗，汪寿华用26年的短暂生命历程诠释了何谓初心，何谓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