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泽 包庆德

摘要：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作为其经典生态思想之一，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阐释的经典依据。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此展开学术研讨，由于不同学者理解角度不同，学界对“自然报复论”的解读方式与相关进路有所不同：一是探讨恩格斯为什么用“自然报复论”这种方式来表征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关系，为什么自然界要“报复”，其根源何在;二是探讨恩格斯所谓“自然报复”人类，是怎样“报复”的，在当代有无其他“报复”形式，其生态警示何在;三是通过对恩格斯文本解读找寻其应对“自然报复论”的具体措施并联系现实提出新的举措。学界关于“自然报复论”的研讨，对于明确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重要节点的经典生态思想定位，加深对恩格斯生态立场、生态观点和生态方法，特别是对其生态思想核心实质的深度探究，重现“自然报复论”生态警示，树立生态价值观念，恪守生态保护红线，秉持生态优先理念，加深生态哲学预测等具有独特时代价值。同时学界对“自然报复论”的研究仍存在薄弱环节：如何有序强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针对性研究;如何有效扬弃资本逻辑从而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如何认识自然报复人类还是人类在报复自然;如何更有效提升“自然报复论”的生态警示作用，特别是“自然报复论”的生态预警功能，从而为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广阔道路。

关键词：恩格斯;自然报复论;生态警示;顺应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解

DOI： 10.16397/j.cnki.1671-1165.20200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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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诞辰整整200周年了。依恩格斯的观点，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为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自然前提和生物基础。因此，当人对自然界有所伤害的时候，人类本身也会受到伤害。特别是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就是自然对人类最严厉的报复与警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此相对应的是，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代价，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冲突越来越凸显化。因此，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能源的掠夺式开发、气候变化、物种减少、各种病毒肆虐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被大众所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了热门讨论话题，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逐渐被置于优先地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1]50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已经看到了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意识到了人类对自然的伤害终究会报复到人类本身，恩格斯这些观点对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依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我国众多学者对恩格斯“自然报复论”进行了相关研究，本文对此进行必要的逻辑梳理和简要的学术述评。

一、“自然报复论”的时代背景与经典依据

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是其经典生态思想之一，有着崇高的学术地位和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名称并非恩格斯本人为之命名，而是学界根据其经典文本进行概括总结而来的。那么，关于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有两个应该而且必须谈到的问题：一个是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另一个是其阐释的经典依据。 谈到恩格斯“自然报复论”的时代背景，就不得不提到恩格斯在英国对工人阶级状况考察的一段经历。1842年到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期间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了细致人微的考察，在亲自观察访问和在当地查找大量有效材料的基础之上，他从1844年9月到1845年3月在巴门创作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书。书中有大量关于环境污染对于工人阶级生态权益的剥削的论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国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遭到了自然报复的现实情况。其中提道：“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村地区那样清新，那样富含氧气。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消耗着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形式本来就阻碍了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街道上，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居民的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肢体疲劳，精神萎靡，生命力减退。”[2]409-410除此之外，在1872年到1873年这段时间，恩格斯应与W.李卜克内西的约定创作了三篇关于解决工人阶级住宅问题的论文，分别为《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和《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恩格斯后于1887年时将三篇文章进行了综合汇总成书，编成了《论住宅问题》这部著作，其中有段论述是这样的：“况且这些移民区的所在地现在大多数都不再是乡下;由于工业的巨大扩展，这些移民区大多数已经被工厂和房屋层层围住，以致它们目前已经地处拥有两三万以至更多居民的污秽多烟的市镇中间。”[3]288这段沉重描述比较形象地刻画了当时城市污染范围迅速蔓延扩张的状况。另外，恩格斯在写于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的《反杜林论》中也有提道：“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就是比较干净的水。但是工业城市把所有的水都变成臭气熏天的污水。”[4]当然，恩格斯对于环境污染的描述并不仅仅局限于以上这些情景，还有很多，此处便不一一列举了。由此可见，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显露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对人们特别是工人阶级生存环境的危害，这也说明了恩格斯具有很自觉的生态思维和生态思想。

关于恩格斯“自然报复论”的经典依据，恩格斯本人著作中最早明确涉及“自然报复”的文本是写于1872年10月至1873年3月的《论权威》，其中指出：“如果说人们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它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3]336然而，《论权威》里面只是简单的“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一句带过，并没有详细地论述到底什么是“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也没有说明“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是什么样的，但这个明确节点的出现为恩格斯后期“自然报复论”的论述与展开埋下了重要伏笔。

当恩格斯开始着手编撰《自然辩证法》之时，恩格斯的生态观变得更加明晰，恩格斯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自觉地给予高度关注。在1875年到1876年之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历史导论部分谈道：“只有人能够做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5]22之后的1876年终于产生了后来大家所公认的关于“自然报复论”经典论述。恩格斯在其著名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5]313恩格斯列举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等一系列例子，印证自己的这个观点并进行了详细论证。这篇文章也被收录在《自然辩证法》中，作为“自然报复论”的经典论述发源地，学者们对于“自然报复论”的分析也大都起源于这篇论文，并且学者们对于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分析也大多来源于对《自然辩证法》一书的研究。

二、“自然报复论”的解读方式与生态警示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于恩格斯“自然报复论”展开研讨，由于理解角度不同，学界对于“自然报复论”解读方式与相关进路分为三种方式：一是探讨恩格斯为什么用“自然界的报复”这种方式来表征人与自然之间不和谐关系，为什么自然界要“报复”，其根源何在;二是探讨恩格斯所谓“自然界的报复”人类，是怎样“报复”的，在当代有无其他“报复”形式，其生态警示何在;三是通过对恩格斯文本解读找寻其应对“自然界的报复”的具体措施并联系现实提出新的举措。

首先，关于大自然报复人类的原因，恩格斯在其多个文本中并没有给出答案，学界对此就有了很大空间展开研讨。因此产生很多不同看法，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有学者认为大自然报复人类的原因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密不可分的。郝栋认为，恩格斯所说自然的报复是由于资本异化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用对全球其他国家资源的掠夺和开发也就是用对外部生态环境的破坏来掩饰其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长期对外部资源的开发破坏日积月累之下定会对整体的生态环境的发展造成很大的破坏，引发生态危机。[6]郭学军等认为，恩格斯提出自然报复论是一种反思，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弊端的一种反思，它既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产生异化的反思，也是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产生异化的反思。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7]汪信砚注意到，自然报复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关，在谈到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时认为，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建立在人类可以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基础上，否则人与自然的冲突将会越来越明显，但是仅仅正确认识自然规律是不够的，还需要变革妨碍正确认识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制度。[8]还有学者认为，是由于人类活动超过了自然自我修复的范围导致的自然的报复。陈彦林等认为，生态系统有一个承载范围，人类如果在生态系统可承载的那个度内活动的时候人类就有主动性，一旦超出了这个度，人类就丧失主动性，自然就会对人类做出它特有的应激反应，就产生恩格斯所谓的自然对人类的报复。[9]包大为认为，自然报复与自然承受力有关，认为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不是一种激进的生态律令，恩格斯通过自然报复论希望达成一种动态的交互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想通过提高生产力、用技术手段来提高自然的承受力，以此来维护人与自然的平衡。[10]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自然报复人类是因为人类没有处理好能动性和受动性之间的关系，主观意志膨胀导致的。黄宏谈到恩格斯自然报复论时，认为如果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时候，主观膨胀，坚持了唯意志论，那么必然会遭到自然和历史的报复。[11]杨峻岭等认为，人在自然面前具有受动性，人是自然存在物，人不能片面地斗争自然，否则自然就会报复人类。[12]袁霞对恩格斯自然报复的理解是，我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时候所发挥的能动性都受到一定的受动性约束，如果违背了这种受动性的约束，不能实现改造自然的目标的同时，也会破坏生态平衡，被自然界所报复。[13]刘松涛关于恩格斯自然报复论的理解是，当人对自然的支配还受自然规律束缚的时候，人对自然的支配的目的越强，对于预期目的就越有可能偏离，我们对于自然支配的强度越大，对自然就越是破坏，而自然对于这种破坏性所作出的回应，就是自然的报复。刘松涛认为，面对自然的报复我们应该正确认识自然规律，运用自然規律。人相对自然界的自由，不仅仅是人的能动性的发挥，还取决于人的受动性。人与自然具有一致性——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14]陈爱华看到了劳动计划性的内在悖论，认为人不同于动物，人通过劳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来达到自身目的、满足自身需求，而动物仅仅局限于本能，人的活动具有计划性。但人的这种劳动的计划性在时间角度上有远近期的悖论，在空间角度上有局部与整体的悖论，在认识论角度上有特殊与一般、一元与多元的悖论。[15]

由此可见，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我们认为，恩格斯提到的自然报复人类的原因既有直接原因，也有历史原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异化与劳动异化、工业时代的崛起、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对于环境的破坏和对于资源的无限度开采是自然报复人类的直接原因。因为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已经超过了自然可承受的范围，所以自然直接做出相对应的反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资源能源缺乏、动植物种类减少等。但是这仅仅是直接原因带来的直接反应。更为重要的是，自然报复人类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历史的原因，因为自然报复不是瞬时反应，不是工业发展到现在才开始的报复，这不单单是近期的环境破坏导致的自然的自卫反击，而是一种历史的积累导致的，是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恰当认识的量的积累而导致的质的变化。从人类文明产生的发端，特别是进人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就以一种征服者的形象，一步步盘剥榨取大自然。并且人类文明的发展也确实营造出了一种人类是自然的主人的表象，看起来自然是由人类支配的，人类文明的印记一步步刻画在了自然身上。于是曾经随处可见的树木短短几十年就成了珍稀保护树木，曾经普普通通的小动物成了一级保护动物、二级保护动物，曾经最正常的蓝天白云、绿油油的背景成了奢求，可是，这真的是这一两百年才产生的吗？我们知道，部分是整体的部分，随着人类一步步“征服”自然，地球这个整体也会反应的，人们破坏为我们提供生存必然原料的环境，人们污染的水源也是我们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水，人们污染的空气也是我们必须呼吸的空气，人不能没有水没有氧气，因此，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从自身出发回到自身。全球变暖冰川融化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人们总是说斑驴、爪哇虎、旅鸽、加勒比僧海豹、金蟾蜍、比利牛斯山羊、袋狼、麇羚这些已经灭绝了的动物是因为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才灭绝的，人们总是很自信地说我们为了拯救野生动物人工饲养野生动物，而不说改变它们生存环境的主要力量其实正是我们自己，现在弱小的它们先从地球上消失了，是不是有一天我们也要自食其果地也走向灭绝呢？人类是从自然中产生的，从人类开始想统治自然的那一刻自然就已经做出了反应，如果我们还不能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及其本质，正确看待人与自然关系，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将会与日俱增，人类最终将为自己的自大付出巨大代价，变成下一个灭绝的物种。

其次，针对第二种解读方式，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之中谈及自然报复时列举了一系列案例来论证自然如何报复人类。但学者们也对自然报复人类的方式进行了重新解读和延展。最常见的解读是将生态危机视为自然报复人类的方式。譬如，常艳将自然报复论理解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积累到顶点的爆发以及生态危机的出现。[16]陈芬在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中认为，当人对自然进行掠夺式开发导致生态破坏必定招致自然对人严厉的报复。[17]还有学者将自然报复论延伸到了文化层面。如胡海波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社会推动了文化和外部世界的动态发展，但是人们在这种背景下仅仅认为自然界是我们满足物质欲望的客体，使得人们的文化层面的价值处于遮蔽状态，引发生态危机。[18]也有学者将自然报复论拓展到了价值层面。如黄志斌等认为，要从整体视野关怀自然界内在价值，自然的生态价值对人类价值具有优先性，一旦生态价值遭到破坏，人类价值也就荡然无存了。[19]

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并不仅仅局限于生态环境、文化层面、价值层面。我们认为，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体现在我们生活的诸多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其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公认的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中就有两点是与自然相关的，一个是自然灾害导致的经济危机，一个是原材料紧缺导致的经济危机。一是自然灾害导致的经济危机，最近的五百年左右人类遭遇的自然危机比以往频繁了许多，也更严重了，这无疑是与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脱不开关系的，当自然灾害发生时作为经济最基础的农业发展最先受到影响;二是自然灾害会引发期货和现货市场的急剧波动，造成大量投机投资者破产，这些投资者的破产直接连带影响民间贷款机构的回款进度，甚至造成局部金融灾难;三是由于原材料紧缺引起的经济危机，由于人类片面追求经济快速发展，追求GDP指数，为了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对资源不加节制地使用和开采，导致资源能源紧张接连出现原材料危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石油危机。其二，从政治军事角度来看，当经济危机爆发，某一国或者几国的原材料不充足时，为了获得商品原材料保证自身的发展，就必须通过其他方式得到生存发展的资源和能源，这时就需要向其他国家借贷，这种借贷就会使得原本脆弱的经济更加脆弱，后期由于无法偿还，就容易产生战争、政治危机，因此这就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政治危机。综上所述，如果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不恰当，那么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处处都在，体现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三，关于如何应对自然报复，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一部分学者从恩格斯本人的作品中来提炼恩格斯应对自然报复的举措，其中有学者认为恩格斯的“两个和解”思想就是应对自然报复的方式。如徐民华在对恩格斯自然报复论进行解读时认为，自然报复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活动，认为恩格斯防止自然界对我们报复的措施就是“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20]。也有学者针对自然报复将恩格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举措进行了概括。如解保军认为，应对自然的报复恩格斯的方案是“五个学会”：学会更正确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人类干预自然引起较远或较近后果;学会认识并控制生产行为引起较远的自然后果;学会估计生产行为较远的自然影响;学会认清生产活动的间接、较远的社会影响。[21]也有很多学者从人类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出发进行了探讨。如梁博、包庆德在谈到恩格斯自然报复论时认为，人类不能以人类沙文主义的方式征服自然、统治自然、奴役自然，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把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有效控制在生态环境系统和资源能源体系承载能力之内，以此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22]程昆认为，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保证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同步，不能为了经济发展放弃生态平衡。自然承载是有限度的，人类的活动只有在自然承载范围内，自然對人才有正面意义，否则就会遭到自然报复。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到自然对我们的利用价值，还有自然对我们的生存价值。[23]朱耀垠认为，人类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受其所处生态环境及其规律所约束，人类如果想有效利用自然，就要记住人类对自然的能动性不在于摆脱自然的独立，人类社会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既斗争而又有合作的，想摆脱自然、摆脱生态平衡的限制，只会让人类走向灭亡。[24]黄志斌等认为，自然界不仅仅是我们的劳动对象，还是我们生存和发展永远无法摆脱的客观环境和条件。我们要想改造这个特殊的劳动对象就要考虑这个劳动对象的自然属性，努力维护它，与之和谐共处。不能违背其生态属性，否则必然会引发生态危机，危及人类本身。[25]

从现实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退回到远古早期那种天人合一和谐状态的，恩格斯的本意也不是让人类文明倒退，人类文明是需要发展的，我们需要经济建设、需要科学技术，我们的日常也需要便捷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通过物质发展来提升幸福指数。但人类作为生活在自然界的人，同样需要自然生态环境的有序承载，我们既要更好更快发展，又需要有能让我们维持正常生存的生态环境。因此，这就产生了人类文明进步与人类赖以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矛盾。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又要受自然环境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是融为一体的，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尽管人类一度试图摆脱自然规律的限制，企图实现绝对的自由，但是摆脱自然规律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人类要想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就要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并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发展的关系，是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前进和螺旋上升的发展，是从远古阶段的人与自然一体和谐状态到人与自然矛盾激化再到重归和谐的一种动态发展过程。因此，我们认为，恩格斯提出“自然报复”的观点，既不是希望让人类文明停止发展回到原始阶段的状态，也不是希望人与自然之间仅仅维持一种简单微弱的平衡，恩格斯是为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充分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基础上，顺应自然规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科技的力量，在维护自然生态环境协调平衡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从而真正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三、“自然报复论”的当代价值与存在问题

学界关于“自然报复论”的研讨，对于明确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重要节点的经典生态思想定位，加深对恩格斯生态立场、生态观点和生态方法以及生态思想核心实质的深度探究，重现“自然报复论”生态警示，树立生态价值观念，恪守生态保护红线，秉持生态优先理念，加深生态哲学预测等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同时学界对“自然报复论”的研究仍然存在某些薄弱环节，譬如，如何有序强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针对性研究，如何有效扬弃资本逻辑从而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是自然在报复人类还是人类在报复自然，如何更有效提升“自然报复论”的生态警示作用，特别是生态预警功能，从而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

（一）“自然报复论”的当代价值

“自然报复论”的提出距今虽有一百多年，但其研究价值丝毫没有减弱，反而对于当代社会发展有着很深刻的意义。“自然报复论”的当代价值，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报复论”的理论价值，另一个是“自然报复论”的实践价值。

近年来，学者们关于恩格斯是否有生态思想进行了大量研究，那么，关于恩格斯“自然报复论”研究，首先的意义就是明确恩格斯是具有自觉的生态思想观念的，而我们通过对“自然报复论”研究，也找到了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定位。研究“自然报复论”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恩格斯经典生态思想的深度理解与探究，有助于我们发掘恩格斯的生态立场，探究其生态思想的核心内涵，研究恩格斯的生态方法论。其次，通过学者们对于恩格斯“自然报复论”研究，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恩格斯生态哲学具有的科学预测性。

在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是资本主义工业迅猛发展的时代，工厂林立，烟囱随处可见，工业区不断扩张，空气中充满了浓烟，资本家以资本金钱衡量一切，那是一个资本异化和劳动异化的时代，人们的注意力都在怎样可以获得更多利润、怎样征服自然以谋求更多利益上，而恩格斯已经看到了当时潜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也科学预测到了生态危机的爆发。如此看来，恩格斯不仅预测到了“往后”还预测了“再往后”，不仅如此，通过研究我们还看到了恩格斯很早就发现了环境问题是全球的问题，是全人类和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最后，从学者们对恩格斯“自然报复论”解读之中，我们也看到了恩格斯生态观的辩证性与实践性，学者们从恩格斯的自然报复思想中总结出了生态辩证观，看到了自然是一个辩证的整体，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证明了生态辩证观在现在以及今后的生态思想研究中依旧有着很强大的生命力，现有的对于“自然报复论”的研究，为我国生态问题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从实践上看，对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的研究有很强的实践价值，对我们的自然保护、未来的生态发展规划有着科学的指导意义。第一，对“自然报复论”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回顾、再次重视恩格斯发出的生态警示，这提醒我们不仅仅要积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也要积累生态财富，要想人类的发明创造得以延續，首先人类要存在，人类想要存在就要有支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的存在，要保证生存环境的健康，只有真正意识到我们所处生态环境已经伤痕累累，我们才有可能去保护它、去爱护它。第二，对“自然报复论”研究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重新构建人类幸福指标体系，让我们从追求经济社会发展，以经济实力来衡量发展的速度转向意识到生态发展的重要性有着深远意义。第三，单单只是意识到生态环境当然是不够的，对“自然报复论”的研究还使得我们从经济发展优先、先污染后治理的观念中走出来，构建了正确合理的资源观，从而开始停止鼓励资源能源的开采，让我们不仅仅恪守生态保护红线，也开始考虑给自然以自我修复的时间，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第四，对“自然报复论”的研究，使得我们开始找寻如何获得生态健康的出路，让我们意识到要加强生态教育及宣传，生态健康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学教育就开始让孩子们学会保护环境、爱护小动物，公益广告开始不仅仅是宣传科技创新、防止贪污腐败，还有了生态保护的宣传，我们国家近年来实行了垃圾分类，努力推广环保产品，购物塑料袋开始收费，这让人们意识到环境治理是全人类共同的事情，让大家有了参与意识，使人们从部分参与环境治理慢慢推进到了全面参与环境治理。第五，对“自然报复论”的研究使得人们重新开始审视自然环境的生长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前人们运用科技只希望能够发明出更方便人类生活的器具或者想利用科技创造出更强大的战争武器，现在人们开始考虑运用科技来实现环保，在研制各类产品时，考虑的不仅仅是价格和效率还包含了环保。第六，对“自然报复论”的研究有助于使我们意识到公有制经济主导对于生态发展的重要性，私有制经济发展往往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这就需要我们更好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公有制经济作为主导的经济力量，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注重生态安全，以此为私有制企业作表率，带动私有企业生态化发展，我们国家要努力让制度引领生态更好更快地发展。第七，对“自然报复论”的研究，有助于强化人们的资源节约意识和绿色发展理念，形成生态思维方式和生态行为规范，更好地倡导绿色购物、绿色消费，有助于推进我国绿色消费更进一步发展，因为只有人们意识到了自然的报复，才会意识到绿色购物绿色消费的重要性。

（二）“自然报复论”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恩格斯“自然报复论”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重大，但是现有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学界关于恩格斯“自然报复论”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化。

第一，尽管学者们都认为“自然报复论”是恩格斯重要的生态思想之一，但是学者们多数都是在探究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侧面提到“自然报复论”或者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时简略带过“自然报复论”，很少有针对“自然报复论”的直接正面分析，更少有针对“自然报复论”的专著和文献。但是恩格斯本人针对“自然报复”在《自然辩证法》中有相当长的论述，并且“自然报复论”中包含着恩格斯大量的生态思想以及恩格斯对生态危机的早期预见，但是现有的针对性研究数量较少，理论功力单薄。其实如果我们针对“自然报复论”进行专题解读，会看到以往所没有看到的全新的生态角度，从而得出更新的结论。现有的几篇关于“自然报复论”专题论文也证明了专题解读的优势。如胡大平在对恩格斯“自然报复”进行解读时侧重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否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相互冲突对立[26]，从而看到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独有的时代价值。尚东涛通过细腻的逻辑论证认为，自然界不存在不报复人类的可能性。[27]然而，这样的有针对性的研究还是太少了，如果再多一些，一定会实现更大的理论突破。

第二，涉及“自然报复论”的文章多数是对“自然报复论”本身的分析，对如何有效避免遭遇自然报复的分析较少，“自然报复论”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尽管其仍具有重大现实价值，但毕竟过了一百多年了，经济发展和人的生态理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实基础有了变化，那理论本身是否有时代局限性呢？李慧勤在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与自然历史关系的三个阶段时认为，之所以每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界定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不同的阶段人类面临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28]李桂花也谈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的统一”在每个时代都是不断改变的。[29]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鲜活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其“自然报复论”需要怎样与时俱进？“自然报复论”在当代应该以怎样的形态发展呢？应该怎样以此更有效提升其生态警示作用，特别是其生态预警功能？

第三，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郝栋、郭学军、张红海、汪信砚之外，周蓉辉也认为只有扬弃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30]，李蕙岚在探究恩格斯自然观时也有类似的看法[31]。由此可见，其实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自然报复”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是由于资本异化和劳动异化引发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对立冲突。但是人类从奴隶社会便有对环境的破坏，封建社会也有对环境的破坏，那这种人与环境的矛盾，是否属于“自然报复”？人离不开自然环境，无论在哪一种社会，人也摆脱不了环境，那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人类是否可以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如果可以实现又是以怎样的形态来实现？

第四，恩格斯所谓“自然报复”仅仅是自然生态意义上报复人类吗？是局限于生态环境问题，还是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公平、生态正义等在内的多维度和多层面的？并且“自然报复”这个比喻真的仅仅是自然对人的报复吗？李全喜等认为生态问题的本质不是自然报复人实际上是人报复自然[32]，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那到底是自然在报复人类还是人类在报复自然？

第五，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谈到自由主义经济学时有一段很出名的论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2]63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185这两段论述衍生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另外一个重要的生态理论，也就是“两个和解”的思想。有很多学者，除了上文中谈到的徐民华，还有林坚[33]、赵甲明[34]、王初根和潘程兆[35]、吴星儒和李沐曦[36]，他们或認为恩格斯的“两个和解”思想是应对“自然报复论”的解决方式，实现了“两个和解”，“自然报复”也会随之消失，或认为实现两个和解就能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或持有与之类似的看法。那么，作为恩格斯两个重要生态思想的“自然报复论”和“两个和解”有怎样的关系？

总之，重温经典有助于为新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石。在对恩格斯“自然报复论”相关文献述评之后，我们对“自然报复论”也有了新的认识。我们认为，或许我们可以把关注点从被动生态保护转换到主动生态建设上来，除了被动地去避免对自然的生态伤害，还要给自然生态以自我修复的时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既有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还有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我们可以实现从马克思生态生产力思想出发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37]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人与自然矛盾日渐加剧，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度大大提升。因此，我们应当也有责任认真廓清学界关于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的前沿研究状况，吸收学者们对恩格斯“自然报复论”产生原因和报复形式以及如何应对的研究成果，并对学界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资本异化、劳动异化以及人类主观欲望的膨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等“自然报复论”成因解析进行借鉴，以及探讨如何应对除了生态危机、还有文化层面的自然报复以及价值层面的自然报复。针对如何应对自然报复，学者们一方面从恩格斯经典著作文本中提炼了恩格斯的一些生态理论和生态方案，另一方面也结合实际提出了适合当代的生态方案，如此等等。学界的这些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既是对恩格斯经典生态思想的进一步解读，同时也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借鉴价值。回顾经典有助于我们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深度反思有助于我们有效提升“自然报复论”的生态警示作用，特别是其生态预警功能，从而为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广阔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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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凯）

作者简介：李金泽，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内蒙古生态文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包庆德，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内蒙古生态文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生态哲学、生态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