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小飞

关键词特朗普政府 叙利亚政策 美国优先 撤军 战略漂流

作为叙利亚危机的重要参与方，美国的立场对叙利亚局势的演变及未来走向影响重大。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的叙利亚政策秉持“审慎干预”原则，奥巴马政府尽量避免美国过度介入叙利亚局势。然而，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的叙利亚战略变幻莫测。特朗普在执政第一年，以打击“伊斯兰国”为由，加大了对叙利亚危机的介入力度。但自2018年年初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并在撤军问题上反复摇摆。美国的叙利亚政策似乎在过去几年里进入了一段战略漂流期。本文将简要回顾特朗普政府叙利亚政策的变化，探讨美国对叙利亚战略漂流的动因及其地缘影响。

一、美国的叙利亚战略进入“漂流期”

美国是最早干预叙利亚危机的域外大国之一。叙利亚危机爆发伊始，奥巴马政府便判定叙利亚危机是巴沙尔政权的独裁统治同反对派的民主诉求之间的斗争，明确要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必须下台。为实现“倒巴”目标，美国通过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政治力量、培训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和制裁叙利亚政府等方式削弱巴沙尔政权。2014年中旬“伊斯兰国”危机爆发后，“反恐”取代“倒巴”成为美国在应对叙利亚危机时的优先目标。为集中力量反恐，美国拉拢盟友组建反恐联盟，并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所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合作进行反恐。②但无论是“倒巴”还是“反恐”，奥巴马政府均秉持“审慎干预”原则，即采取扶植代理人和空袭、派遣特种部队等“輕足迹”策略介入叙利亚局势，避免美国力量的过度消耗。2013年8月，奥巴马政府拒绝因化武问题对巴沙尔政权动武，便是其在叙利亚危机中保持战略克制的绝佳例证。

特朗普在执政第一年，一改奥巴马政府在叙利亚危机中的审慎政策，加大了美国对叙利亚危机的介入力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加强了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和提高空袭强度。截至2018年3月，美军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基地增加到20个。驻叙美军的人数从2016年年底的500人增加到2017年年底的2000余人。在使用武力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摒弃了前任的审慎原则，扩大了在叙利亚的空袭范围。除提升对“伊斯兰国”的空袭强度外，特朗普政府还将叙利亚政府军及伊朗在叙利亚的附属力量（真主党）列为打击目标。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加强了对“叙利亚民主军”的援助。2017年5月，美国军方开始为“叙利亚民主军”提供重武器支援。2017年10月，美军协助“叙利亚民主军”攻占“伊斯兰国”老巢拉卡，并支持其组建“边境安全部队”。到2018年年初，库尔德武装控制了叙利亚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成为影响叙利亚局势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

自2018年3月以来，特朗普政府的叙利亚战略出现急速转变，特朗普本人多次表露从叙利亚撤军的意向。2018年3月29日，特朗普在俄亥俄州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即将彻底击败‘伊斯兰国，将很快从叙利亚撤军，是时候让其他人来接手叙利亚问题”。4月13日，叙利亚再次爆发化武袭击事件。之后特朗普在下令打击叙利亚政府军目标的同时再次重复其撤军立场，称“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寻求在叙利亚的无限期存在，在盟友分担美国责任后，美军将从叙利亚撤出”，并强调“美国注入再多的心血和财富都无法实现中东长久的和平与安全，该地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该地区人民自己手中”。

特朗普的撤军决定使得美国政府高层出现分裂，并遭遇军方和国会的抵制。特朗普外交团队中的多位重要成员反对美国从叙利亚撤军。2018年1月，时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提出，“美国计划在叙利亚维持无限期的军事存在，以击溃‘伊斯兰国、遏制伊朗和驱逐巴沙尔政权”。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和原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同样反对特朗普的撤军决定，博尔顿主张“只有伊朗全部撤出叙利亚之后，美国才会考虑从叙利亚撤军”。马蒂斯认为“美国应继续在叙利亚驻军，直至‘伊斯兰国被彻底击溃、美国盟友的地位得到巩固和日内瓦进程取得明显进展”。2018年12月，在特朗普正式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后，马蒂斯和美国“伊斯兰国”问题总统特使特麦格克先后辞职，以抗议特朗普的撤军决定。此外，军方和国会也对撤军持反对立场。2019年10月16日，在特朗普第二次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后不久，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反对白宫从叙利亚撤军的决议，并谴责了特朗普的撤军决定。国防部在一份报告中暗示“美国撤军将为‘伊斯兰国的复活创造条件”。2019年11月，美国军方表示“美军已重新部署在叙利亚东部，并重启同‘叙利亚民主军的反恐合作”。

由于政府高层内部的分歧和国内建制派力量的反对，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进程多次出现反复（见表1）。特朗普本人在撤军问题上频繁变换立场，在撤军和驻留之间陷入纠结状态。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在从叙利亚撤出千余名美军后，又有重返叙利亚之势。2020年7月，在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下，美国一家石油公司同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当局就开发叙利亚东北部的石油达成合作协议。2020年9月18日，为应对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摩擦，美国国防部宣布向叙利亚增派100名士兵及先进战车、雷达等军事装备。在此次增兵后，驻叙美军总数达到600人左右，主要分布在叙利亚东北部的代尔祖尔地区和东南部的坦夫军事基地。

可以说，过去4年来特朗普政府叙利亚政策的变化，尤其是其在撤军问题上的摇摆足以说明，特朗普政府缺乏持续、连贯的叙利亚政策，美国的叙利亚政策进入了一段战略漂流期。从战略目标上看，特朗普政府期望通过介入叙利亚危机实现持续击败“伊斯兰国”、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和遏制伊朗的多重目标。实现这些目标必须有与之匹配的战略资源和手段作为保障。然而，特朗普政府却不断减少在叙利亚的军事投入，明显缺乏长期介入叙利亚危机的计划和准备。特朗普政府在叙利亚危机中的预期目标和投入的资源之间严重失调，极大地影响了其叙利亚政策的成效。

二、美国对叙利亚战略漂流的主要动因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的叙利亚政策变幻莫测，特朗普政府在从叙利亚撤军的问题上陷入反复。这与美国实力的削弱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心的调整有关，是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及“特朗普外交”冲击美国对外政策的集中体现，并受到叙利亚复杂局势的深刻影响。

（一）美国实力削弱和国家安全战略重心调整的结果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中东地区，美国主导海湾战争，推进巴以和谈，将中东作为其构筑“世界新秩序”的试验场。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霸权不断遭遇挑战，中东便是诸多挑战和麻烦的来源地之一。“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提出“全球反恐战争”口号，将恐怖主义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此外，小布什政府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将中东恐怖主义泛滥归因于中东国家民主和自由的缺失，试图以西方民主制度为样板，通过经济援助和外部刺激鼓励中东国家推行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小布什的计划不但未达到预期的成效，反而使美国陷入战争泥潭，国家实力严重受损。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自199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国内失业率持续攀升，联邦政府债务和美国国债大幅增加，美国霸权的实力基础遭受严重侵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权力优势，使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

在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下，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和国家安全战略重心出现调整。一方面，美国持续从中东收缩力量。2009年，奥巴马在执政后放弃了小布什政府的“全球反恐战争”和民主改造中东的计划，降低了反恐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优先级，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应对地区挑战。为此，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并减少在阿富汗的投入，積极寻求同伊斯兰世界的和解。即使在中东变局和“伊斯兰国”危机发生后，奥巴马政府仍奉行“审慎干预”原则，避免美国力量的过度卷入。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中东的收缩态势更趋明朗。在打击“伊斯兰国”取得成效后，特朗普着手从叙利亚和阿富汗抽身，将美国中东战略的重心聚焦在油气资源丰富的海湾地区，着力推动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正常化，构筑遏制伊朗的地区联盟体系。另一方面，美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大国竞争”，对华政策日趋强硬。2012年，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强化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和联盟、伙伴关系，压缩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空间。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疆、领土争议问题上，美国开始“选边站”，为与中国有争议的一方提供支持，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2017年，特朗普在执政后首次明确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指责中俄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和利益。自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在经贸、政治、安全和高科技等领域打压中国，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南海等关涉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对中国全面施压，并借新冠肺炎疫情对华掀起“污名化”攻击浪潮。

在美国实力削弱和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从“反恐”逐渐转移至“大国竞争”，美国的战略资源也随之重新调配。在此种背景下，美国干预中东的能力及意愿同时下降。即使在中东范围内，美国关注的重点也是在海湾地区而非叙利亚。美国对叙利亚战略的漂流便是美国实力和相对权力优势削弱的体现，也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心调整的必然结果。

（二）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外交政策“内政化”的反映

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现象日益严重，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标志这一现象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国内政治极化的背景下，特朗普为巩固执政基础，有意识地将美国外交政策“内政化”，以叙利亚撤军为代表的“撤军外交”便是其表现之一。

政治极化意味着两个阵营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同时各自内部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同一性越来越高。受政治“平权化”和贫富分化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国内政治极化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在政治精英层面，美国政治极化集中体现在政党极化。美国两党内部的中间势力和温和派减少，两党之间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日益对立，党派内部的同质化趋势增强。在国会中，议员的投票行为高度符合其政党属性，跨党派投票的现象十分罕见。在普通民众层面，政治取向以族裔、文化层次、性别和年龄差异为分野。中下层白人、农村人、老人和男性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少数族裔、城里人、年轻人和女性则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两种政治取向的极端化趋势增强，中间选民的比例下降。在地理区域层面，政治取向与地域之间的相关性在增加。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支持民主党的“蓝州”集中在东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倾向于共和党的“红州”集中在南部沿海和中部地区。红蓝之间的对立加深且日益固化。

在国内政治极化的背景下，特朗普极端的政策表达难以赢得民主党选民和中间选民的支持，其扩展执政基础的主要路径就是将共和党基本盘和蓝领中下层关键盘的支持最大化。这是过去几年中，特朗普政府在贸易、移民等议题领域采取民粹化政策的原因所在。2018年中期选举后，众议院被民主党把持。这影响了特朗普在国内政治议程上发挥作用，外交事务成为特朗普施展拳脚的主要领域。在此种情况下，撤军同“退群”“大国竞争”一道，成为特朗普政府巩固执政基础、转移国内矛盾的“三驾马车”。

撤军之所以成为特朗普笼络选民的政策工具，与共和党民众对美国海外干预的消极态度有关。据2016年5月的民调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并让其他国家去处理其自身问题（在共和党受访者中，这一比例高达62%）;49%认为美国参与全球经济并非好事（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这一比例高达65%）。在看待从叙利亚撤军的问题上，同美国政治精英大多反对撤军相比，美国普通民众的看法存在明显的分歧。据2019年1月的民调显示，43%的受访者支持特朗普的撤军决定，45%持反对意见。其中，58%的共和党受访者支持撤军决定，反对者仅占30%。2019年10月的一项调查强化了这一沿党派分裂的民意，61%的共和党受访者支持特朗普从叙利亚撤军，67%认为美国过多卷入海外冲突之中，84%的共和党受访者对特朗普的执政表现表示满意。在从叙利亚撤军的问题上，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高支持率表明，撤军不但未动摇特朗普的执政基础，反而提高了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率。

在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背景下，特朗普难以争取民主党选民或中间选民的支持。为巩固执政基础，将共和党民众的支持最大化，撤军这一外交政策议题被特朗普赋予更多的政治色彩。对于特朗普而言，从叙利亚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亦是如此）不仅可以树立其“专注国内事务”的形象，提升其在外交政策上的存在感，还可将民主党及拜登置于反对撤军的对立面而加以攻击，坐实拜登“全球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的“罪名”。

（三）“特朗普外交”冲击美国对外政策的体现

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以来，美国国内关于特朗普是否有大战略的讨论便从未停息。部分美国学者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有学者甚至认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路径明显是反战略的”“特朗普没有也永远不会制定大战略”。也有美国学者认为特朗普有一项持续性的大战略，这项大战略可统称为“特朗普外交”（或“特朗普主义”），是建立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反自由国际主义等多重价值观念之上的一系列外交理念及战略行为。以上两种观点并无对错之分，只是各有侧重：前者主要关注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及政策偏好对美国外交政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后者侧重分析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及施政纲领对美国外交传统理念的颠覆与重塑。事实上，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和执政理念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分别构成了“特朗普外交”的表现形式和精神内核。

姑且不论特朗普是否有一项对外大战略。从过去4年特朗普在撤军问题上的摇摆可以看出，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及执政理念增加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在人格特质方面，国内学界普遍认为特朗普具有自恋（自负）、偏执、善变、逐利、外向和精干等人格特质。这些特质塑造了特朗普善于打破传统、偏爱利益交换、热衷强人政治、坚信个人直觉等诸多政策偏好。也有学者从特朗普的个人经历出发探究其政策偏好，认为“从事微观商务的单一经历和反主流、反精英、反体制思维，形成了特朗普重名利的价值观和行事准则，使其对外政策极少从精神、意识形态、信仰、原则和道德出发”。在从叙利亚撤军的问题上，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和政策偏好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政策认知上，特朗普以“成本一收益”计算美国在叙利亚的得失。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在“伊斯兰国”溃败后继续在叙利亚驻军是“耗费资源”的行为。这种看法忽视了叙利亚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体现了其“逐利”“短视”的商人思维。在决策过程中，特朗普不顾安全团队核心成员的反对，在未与其主要幕僚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坚持从叙利亚撤军，反映了其“好胜偏执”“坚信个人直觉”的“自恋型人格”。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特朗普在撤军问题上的反复摇摆展现了其不按常理出牌、不受规范约束的“善变”特质。此外，特朗普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问题上的较量和妥协，体现了其偏爱利益交换、热衷强人政治的政策偏好。

在执政理念方面，“美国优先”是“特朗普外交”的主要内容和施政纲领。“美国优先”的核心主张有三：一是外交政策始于国内。强调美国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护美国人民的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安全，而非关照他国或全球利益关切。因此，特朗普主张关注国内事务，减少美国的海外责任，尤其是减少不必要的干预。二是要求盟友分担美国的海外责任。特朗普并不否认美国在保护盟友上的责任，但拒绝美国单向的承诺及义务，强调以对等的方式同盟友开展合作。三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强调把“以结果而非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现实主义原则作为评判对外政策的标准。特朗普反对用人权、民主和道德等自由主义话语制定外交政策，注重以现实利益估量美国国家利益。从“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观察特朗普政府的叙利亚战略，同样可以为其撤军提供合理性解释。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在叙利亚和中东耗费了过多资源，而忽视了美国自身的安全及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应从叙利亚抽调资源用于解決国内问题。而美国的盟友在叙利亚问题上“搭美国便车”，特朗普要求盟友分担美国在叙利亚的责任，为打击“伊斯兰国”和叙利亚战后重建出钱出力。在库尔德人问题上，尽管库尔德武装曾协助美国反恐，但特朗普认为美国不应因昔日“反恐情谊”背负对库尔德人的“道义与责任”。于是，在土耳其步步紧逼的情况下，特朗普果断将库尔德人视为“战略包袱”予以抛弃。

就国内政治而言，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及执政理念迎合了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深得右翼白人群体的青睐，无疑是有效的竞选口号和动员工具。但在对外政策领域，特朗普“偏执极端”的人格特质冲击了美国外交，增加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其“美国优先”的施政理念带有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侵蚀了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基础。美国对叙利亚战略的漂流无疑是这一冲击和侵蚀的集中体现。

（四）叙利亚复杂局势的影响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叙利亚各路反对派趁机起事，斗争形势激烈而复杂。在外部势力的干涉下，叙利亚危机同美俄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博弈形成联动，并与土耳其、伊朗、沙特等地区强国的地缘战略竞争相互勾连，导致叙利亚局势高度碎片化和中东地区强烈的地缘政治动荡。叙利亚局势的复杂性增加了美国叙利亚战略的不确定性，是引发美国对叙利亚战略漂流的客观原因。

自2017年年底以来，叙利亚的地缘战略格局出现新变化。第一，“伊斯兰国”遭遇重创，基本丧失了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2015-2017年，在美俄各自主导的反恐力量、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军及库尔德武装等多方力量的打击下，“伊斯兰国”持续溃败。2017年10月，“叙利亚民主军”攻占“伊斯兰国”老巢拉卡。这标志着该组织在叙利亚进入衰败阶段。尽管其残余力量仍以“游击战术”攻击平民和士兵，但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大幅降低。第二，巴沙尔政权日渐巩固，成为叙利亚局势的主导性力量。到2017年9月，叙利亚政府军控制了超过85%的叙利亚领土。2018年，其取得了东古塔战役和南部战线的胜利，叙利亚反对派退缩至最后据点伊德利卜。随着巴沙尔政权的巩固，库尔德武装开始同叙利亚当局谈判，美国的一些阿拉伯盟友也尝试同巴沙尔政权重建联系。第三，土耳其强势介入叙利亚危机，控制了叙利亚北部的土叙边境地带。2018年1月，为回应美国对“叙利亚民主军”的支持，土耳其发起“橄榄枝”军事行动，占领了库尔德武装所控制的阿夫林地区并威胁进攻幼发拉底河东岸的库尔德控制区。

叙利亚局势的新变化使美国在叙利亚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一方面，美国继续介入叙利亚危机的风险在增加。随着巴沙尔政权的巩固，俄罗斯和叙利亚当局对库尔德武装的态度逐渐强硬，巴沙尔政权要求库尔德武装维护叙利亚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并以武力威胁库尔德人放弃自治的幻想。此外，土耳其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壮大持极端敌视态度。土耳其多次越境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埃尔多安以强硬姿态要求美国放弃对库尔德武装的支持。在此种情况下，美国若继续支持库尔德武装便意味着承担对其自治或独立的责任。这需要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并可能引发美军同叙利亚政府军的直接冲突和同北约盟友土耳其的分道扬镳。另一方面，美国在叙利亚仍有着重要的地缘战略利益。其一，从能源角度看，叙利亚的地理位置十分关键。尽管叙利亚并非中东能源大国，但叙利亚地处“什叶派新月带”的十字路口，是连接波斯湾、黑海、里海和地中海的重要枢纽，也是中东、中亚地区向欧洲输送油气资源的必经之路。其二，对于美国而言，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仍有重要的利用价值。过去数年，在美国的苦心经营下，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日渐壮大，成为影响叙利亚局势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将使库尔德武装陷入危险的境地，进而丢失在叙利亚的重要战略支点，使自身背负抛弃盟友的道义责任。其三，在叙驻军可遏制伊朗和俄罗斯的地缘影响。特朗普上台后，把伊朗和俄罗斯视为美国在中东的主要对手，而巴沙尔政权是俄罗斯和伊朗在中东为数不多的铁杆盟友。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将加速巴沙尔政权收复叙利亚全境的步伐，使地区局势朝有利于俄伊的方向发展。

因此，随着叙利亚局势的进展，美国在叙利亚的地缘处境愈加复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叙利亚战略的稳定性，使美国在叙利亚进退维谷。在博弈错综复杂、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美国难以奉行一项持续、无限的叙利亚战略。这是特朗普政府在撤军和驻留之间反复摇摆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美国对叙利亚战略漂流的地缘影响

尽管美军已重返叙利亚北部，但美国在撤军问题上的反复改变了叙利亚北部的地缘战略格局，使叙利亚危机背后的大国关系面临重新调整，并加剧了美国中东盟友的离心倾向。

（一）叙利亚北部的地缘战略格局出现了新变化

在美国宣布撤军之前，叙利亚主要存在3股军事力量：一是俄罗斯和伊朗所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其控制着叙利亚南部和中部地区;二是土耳其军队及其所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其主要控制着叙利亚北部靠近土叙边境的地区;三是美国所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其控制着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叙利亚领土。

当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后，叙利亚北部的地缘战略格局出现了新变化。第一，土耳其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2018年1月，土耳其在占领阿夫林地区后，多次威胁进攻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库尔德控制区，而驻守在该地区的美军是土耳其未能付诸行动的主要阻碍。2019年10月9日，在特朗普政府宣布从叙利亚北部撤军仅数日后，土耳其以“反恐”和“安置难民”的名义，发动代号为“和平之泉”的叙北攻势，控制了阿夫林、杰拉布卢斯、拉斯艾因等叙利亚北部重镇，在土叙边境叙利亚一侧设立了縱深30余千米的缓冲区，达到了隔离土耳其和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目的，并将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两岸的控制区连成一片，在叙利亚北部建立了事实上的“国中之国”。

第二，库尔德人的自治设想遭遇沉重打击。自2013年叙利亚政府军撤出库尔德地区以来，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在该地区建立了自治机构，维持了事实上的自治状态。在美国的支持下，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所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了大片失地，国际声誉一度高涨。然而，美国宣布从叙利亚北部撤军和土耳其的进攻使库尔德人陷入空前孤立。一方面，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按照美国和土耳其所达成的停火协议，被迫从土耳其主张的缓冲区内撤出。另一方面，为应对土耳其的威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向叙利亚政府军求助。在俄罗斯的调解下，叙利亚政府军从库尔德武装手中接管了曼比季、科巴尼、拉卡等战略要地。库尔德武装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实际控制区面积缩小，其自治计划遭遇重创。

第三，巴沙尔政权得到巩固。对于美国而言，“倒巴”是其在叙利亚危机中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通过援助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等方式削弱巴沙尔政权。即使在“伊斯兰国”危机爆发后，美国也时常以“反恐”的名义“误炸”叙利亚政府军。特朗普在执政初期加大了对巴沙尔政权的打击力度，增加了巴沙尔所面临的战略压力。因此，美国减少在叙利亚的驻军，有助于缓解叙利亚政府军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另外，美国宣布撤军致使库尔德武装孤立无援。巴沙尔政权兵不血刃，从库尔德武装手中接管了叙东北地区的多个战略要塞，壮大了自身实力。至此，巴沙尔政权已收复了除土耳其所控制的叙北缓冲区和伊德利卜叛军聚集区外的所有领土，其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二）叙利亚危机背后的大国关系面临重新调整

美国、俄罗斯、伊朗、沙特、以色列和土耳其是干预叙利亚危机的主要域外大国，且主要通过扶持代理人影响叙利亚局势的走向。其中，美俄博弈是叙利亚危机演变的主线。在美国宣布撤军之前，美土关系因库尔德人、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等问题持续疏离。为平衡来自美国的压力，土耳其同俄罗斯、伊朗结成利益联盟，与美国一以色列一沙特阵营对峙。

在美国宣布撤军之后，叙利亚危机背后的大国关系出现了戏剧性变化。一方面，土耳其同俄罗斯之间的联盟出现裂痕，双方关系因伊德利卜问题陷入紧张状态。先前，俄罗斯拉拢土耳其是为了分化美国所领导的“倒巴”阵营，减少巴沙尔政权所面临的外部阻力;通过向土耳其出售S-400防空导弹系统在北约内部制造矛盾，削弱北约围堵俄罗斯的能力。土耳其转向俄罗斯有着打击库尔德武装、拆散美国一库尔德同盟、扩展在叙地缘影响的多重目的。双方“相互借重”均有对付美国的需要。而在美国宣布撤军后，俄土在叙利亚的“共同敌人”消失，双方合作的基础及动力不复存在。此外，土叙在伊德利卜地区的冲突加剧了俄土之间的矛盾和分歧。2020年2月，叙利亚政府军趁土耳其抽调兵力发动叙北攻势的空隙，向土耳其及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所控制的伊德利卜地区发起进攻，引发土叙之间的军事冲突，造成双方士兵的伤亡。尽管俄土达成“停火协议”暂时缓和了双方关系，但土叙在叙利亚局势中的分歧依旧存在，俄土关系仍有持续下行的可能。另一方面，特朗普对土耳其的叙北攻势持默许态度，使原本紧张的美土关系出现缓解的迹象。尽管在国会的压力下，特朗普改变了先前的默许立场，威胁对土耳其实施制裁，但多是故作姿态而未付诸实际行动。在美土达成停火协议后，双方均作出和解姿态。2019年11月，埃尔多安受邀访问白宫，同特朗普就叙北局势和双边问题举行会谈，其间特朗普盛赞埃尔多安的爱国精神及其为地区和平所作出的贡献。然而，尽管美土关系出现回暖态势，但双方仍缺乏战略互信。在土叙发生军事冲突时，土耳其向美国和北约求援，请求美国在土耳其南部部署“爱国者”防空导弹。但特朗普政府仅是口头声援土耳其，并未给予其实质性援助。2020年10月，土耳其试射S-400防空导弹系统，引起北约和美国的强烈反应，美国参议院多位议员一致呼吁对土耳其实施制裁。

（三）美国中东盟友离心倾向加剧

美国在撤军问题上的反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抛弃”库尔德武装的做法令中东盟友寒心和担忧，使美国背负了巨大的“信任赤字”。

面对美国的撤军行动，以色列的反应最为激烈。对于以色列而言，伊朗是其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长期以来，以色列在抵制伊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地缘扩张上严重依赖美国的支持。此外，叙利亚同以色列存在领土争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担忧巴沙尔政权在站稳脚跟后将影响其对戈兰高地的控制，并威胁其北部边境的安全。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将增加巴沙尔政权和伊朗的战略主动权，使以色列独自应对叙伊威胁。2018年12月20日，在特朗普宣布撤军的次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以色列将继续抵制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甚至不惜增加在叙利亚的投入”。以色列随后还袭击了叙利亚境内的真主党目标，以此展示其对抗伊朗的决心。此外，以色列对美国抛弃库尔德武装的做法十分不满。犹太人和库尔德人同属中东少数族裔，以色列对库尔德人的遭遇倍感同情。2019年10月，在特朗普再次宣布撤军后，内塔尼亚胡暗指美国撤军使库尔德人面临土耳其的“种族清洗”，表示将向库尔德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沙特和阿联酋对美国亦颇有微词。为遏制伊朗，美国积极整合海湾阿拉伯盟友，拉拢沙特、阿联酋等多国组建中东战略联盟。美国的撤军行动使沙特和阿联酋严重怀疑美国遏制伊朗的决心，担心自身会是下一个“被抛弃的盟友”。除伊朗因素外，近年来沙特同土耳其的关系因穆斯林兄弟会、卡塔尔断交风波、卡舒吉遇害案等持续紧张升级。沙特王室担心土耳其在叙利亚坐大将威胁沙特在叙利亚的利益，使沙特在沙土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此外，沙特、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盟友担心美国撤军将削弱地区反恐力量，导致“伊斯兰国”死灰复燃。2019年10月，在美国宣布撤军和土耳其的叙北攻势之下，被库尔德武装所关押的上千名“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趁机越狱，给中东安全形势增添了不确定性。

美国的撤军决定加剧了中东盟友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以色列、沙特纷纷同俄罗斯加强联系，以消除美国撤军所带来的不安全感。2018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多次访俄，同普京协商叙利亚局势。2019年10月14日，在美国宣布撤军后不久，普京在时隔12年后再次访问沙特。俄罗斯和沙特签订了石油合作协议，并就沙特和伊朗的关系交换了意见。

美國对叙利亚战略的漂流，尤其是在撤军问题上的反复对叙利亚和中东地区局势产生了较大影响。尽管美国通过让渡库尔德人利益暂时缓和了美土关系、离间了俄土伊组合，但也损失了自身信誉，削弱了美国在叙利亚局势上的话语权。土耳其虽斩获颇丰，但面临同巴沙尔政权及俄罗斯直接冲突的风险，其叙利亚战略难有新的突破。俄罗斯和巴沙尔政权趁机收复了叙北失地，无疑是美国战略漂流的最大赢家。库尔德人沦为美国的牺牲品，其自治设想恐难实现。说到底，叙利亚危机是大国竞争的角斗场，美国和俄罗斯仍是叙利亚危机的主要角色。

四、结语

相对于国内政治，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中享有近乎“帝王般的权力”。这使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及执政理念对二战以来美国所倡导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形成了近乎颠覆式的冲击。美国对叙利亚战略的漂流便是这一冲击的绝佳例证。尽管美国的叙利亚战略带有浓厚的“特朗普风格”，但不应忽视“特朗普外交”所植根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基础。一方面，“特朗普外交”折射出国际格局的变迁和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的回归。二战结束后，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对外政策。自由国际主义认为美国的安全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息息相关，主张美国积极参与海外事务，拓展市场经济和促进政治自由，通过倡导国际合作机制和维持强大的军事实力与盟友体系来保证美国安全。冷战的终结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机会，使自由国际主义的实践达到历史顶点。进入21世纪后，随着美国实力的削弱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国内兴起了反对自由国际主义的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国内政治极化和社会分化的现象日趋严重。特朗普借势上位，以“美国优先”为口号，鼓吹现实主义原则，主张关注国内事务，减少美国对海外的干预，要求盟友分担美国责任，对以联盟、国际机制为核心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形成严重冲击。从叙利亚撤军并要求盟友分担美国责任、以现实主义视角评价美国叙利亚战略、抛弃“昔日盟友”库尔德武装均是这一冲击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在关注特朗普对美国对外政策传统的破坏和颠覆之外，我们也应看到其延续性。特朗普主张以实力促和平，其根本目的是要确保美国的主导地位。这同冷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战略目标别无二致。在具体的手段上，特朗普忽视国际机制，热衷单边主义的政策偏好同小布什政府如出一辙。因此，“特朗普外交”并不新鲜，而是新孤立主义的战略克制理念和主导论中的首要地位思想相糅合的产物，即反对美国在非关键事务上耗费资源，主张集中精力遏制主要竞争对手，通过增加军备确保美国的权力优势和主导地位。在特朗普看来，叙利亚并非美国中东战略的重点，随着“伊斯兰国”的溃败，美国中东战略的重心向海湾地区转移，叙利亚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包袱”。特朗普亟须从叙利亚抽身，集中力量应对“大国竞争”。

特朗普推动美国从叙利亚撤军不断受阻，表明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在美国政治精英中仍有巨大的影响力。即使在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多位建制派成员去职之后，五角大楼仍刻意凸显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国会中反对撤军的声音依旧不绝于耳。因此，在孤立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两种观念和力量的撕扯之下，美国的叙利亚战略将依旧飘忽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