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家 张庆超

[内容提要]本文使用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指标对东三省的对外开放度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并指出导致东三省对外开放度较低的几个共性与个性原因，提出借力“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扩大东三省对外开放的若干可行策略。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东三省 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举步维艰，东北地区出现了工业生产总值的持续下滑，时称“东北现象”。2014年以来，辽宁、黑龙江以及吉林三省连续在全国各省GDP增速的末尾徘徊，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社会关注，并被新华社等多家官方媒体称为“新东北现象”。较低的对外开放度是制约东北三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此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又于2015年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深陷经济慢速增长泥潭的东三省又该如何借力“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一、东三省对外开放度测算与比较分析

作者根据2014-2017年全国和黑、吉、辽三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统计年鉴”数据计算了对外开放度。图l揭示了2014-2017年全国以及东三省外贸依存度的变化趋勢及相互之间比较关系。一是统计期内东三省的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低（但如果将图1和图2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东三省的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是要大于外资的贡献率）。在这四年中，东三省的外贸依存度（介于7.6% - 28.1%之间）全部低于全国水平（介于32.1% -41.5%之间）。二是除辽宁外，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外贸依存度均呈现下降趋势。三是比较而言，辽宁省的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最大，经济增长对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比黑龙江和吉林两省要高很多。此外，2015-2017年期间，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外贸依存度水平比较相似，且都处于9%以下的区间，同时辽宁的外贸依存度不降反升，并于2017年达到了统计期间内的最高值（28.1%）。

从图2中可以看出，东三省外资依存度较全国水平要高，但统计期内的年实际使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只有平均3%左右的水平。相对而言，吉林省外资依存度最高，介于3.4% - 4.2%之间（由于缺乏官方发布，因此2017年的数据用2014-2016年数据的平均值进行了估计，结果为3.8%）。统计期内，辽宁的外资依存度的整体水平较低，且下降幅度最大（从2014年的5.9%跌落至2017年的1.5%）。在这里需要说明的一个情况是，虽然本文由于辽宁2015-2017实际使用外资数据尚未发布而缺失，进而选择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数据进行代替，但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往往大于实际使用外资数据，因此反映出来的趋势（即辽宁落后于其他两省）不仅是相似的，甚至更加明显。

二、东三省对外开放度较低的原因分析

虽然东三省对外开放程度的表现有一些差异，但也存在三个共性的原因值得关注与深思：一是从贸易品结构来看，进出口产品层次不高，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规模偏低。二是由于长期以来营商环境得不到根本性改善，外资的引进和实际使用规模还存在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三是相对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吸引和使用外商投资的规模更小且增速更为缓慢。

除了共性原因以外，还存在两个个性化的原因：一是黑龙江对外开放的主体仍然是俄罗斯，与同处“中俄蒙经济走廊”的蒙古以及“东北亚经济带”的日本、韩国以及朝鲜的对外经贸往来不多。《2016年黑龙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2016年黑龙江对俄实现进出口91.9亿美元，占全省对外贸易比重的55.6%，而对作为东北亚经济带中经济最为发达的日本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则仅为3.8亿美元。二是除了省级层面之外，本文也测算了2017年东三省四个核心城市（大连、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的外贸依存度，结果显示大连的外贸依存度（56.1%）远高于长春（15.0%）、沈阳（14.8%）和哈尔滨（3.6%）。尽管大连拥有如此之大的对外贸易优势，但是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的“扩散效应”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换句话说，大连还有很多T作需要去做，从而寻找和利用有效的渠道将其在对外开放中的引领作用传导给东三省的内陆城市。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进一步促进东三省对外开放的应对之策

1.结合自身优势深度融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和东北亚贸易分T体系。一是打造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手段，从而达成贸易品、资金、技术以及人才的互融互通。在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过程中，东三省仍需结合白身优势打造进一步融人“一带一路”建设的通道。李文雯（2016）认为，辽宁应充分发挥港口优势，积极打造“辽满欧”“辽蒙欧”和“辽海欧”三条物流大通道;黑龙江应积极打造以绥芬河为起点，经满洲里、俄罗斯到达欧洲以及俄罗斯远东各个港口的“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吉林则需加大“大图们江”地区的开发力度。二是东三省应通过参与贸易分工体系加强与东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与“中蒙俄经济走廊”贸易分工体系不同，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具有相对明显的“雁形”分工体系特征。在这个体系中，日本和韩国无疑处在“雁首”的位置，或处于贸易分工体系这个“金字塔”的顶端，而东三省则大多处在承接产业转移的接受方的地位，处于“金字塔”的中下层。因此，东三省（特别是相对于辽宁来说地缘优势更为缺乏的黑龙江和吉林）应进一步在原材料进出口以及来料加工贸易模式上抓住成本优势，扩大与日本和韩国的贸易往来，而在面向朝鲜和蒙古的对外贸易中则应扩大能源贸易的规模。

2.优化贸易品结构。虽说融入东北亚贸易分工体系是当前扩大东三省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可回避的贸易方式的选择，但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说，优化贸易品结构同样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中进一步提高核心技术以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是东三省贸易品结构优化升级的首选出路。具体而言，结合各自优势，东三省应采取以下可行措施：辽宁应重点扶持航空航天、软件与服务外包、机器人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以及动漫产业产品的出口;黑龙江则应大力发展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研发领域;吉林的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电力电子、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服务业等产业则具有比较优势，应在出口贸易中获得更多的政策扶持。此外，由于民营企业在东三省的科技创新领域具有良好的基础，因此政府应制定民营科技型企业研发费用和技术交易补助政策以及技术转移示范奖励机制去支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从而为扩大高新技术产品的规模和进出口提供政策扶持。

3.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贸易品结构优化离不开产业结构的升级。当前，东三省的资源日益枯竭，产业衰退严重，为此必须积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特别是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一方面，依托吉林的图们江地区、日本的鸟取和俄罗斯的海参崴等旅游集散地将旅游业打造成消费性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阵地。另一方面，深化发展服务于生产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同样势在必行。其中，加强金融服务业的创新与合作是提升东三省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开放的有效途径之一。为此，应依托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东三省与蒙古、俄罗斯、朝鲜、日本以及韩国的金融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全面提升人民币跨境结算水平。此外，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以及现代商贸服务业同样是提升东三省生产性服务业进出口水平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

4.保障農业“引进来”与“走出去”策略的有效实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不是意味着要忽视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的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外资向农业领域的倾斜与注入反而是提高东三省外资依存度的有效措施。黄征学（2016）指出，东三省各级政府要将建立中外农业合作区、农业技术师范基地、粮食基地、替代种植等列入政府的对外开放工作计划，优化外商投资的准入制度和投资环境，降低境外龙头企业在农业方面的投资以及带动相关企业进行投资的风险。同时，还要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步伐，以平衡三产的对外贸易结构。另外，各级政府也可以采取一定的政策补贴、退税以及捐赠等方式加快在国内已经供过于求的农产品品类（如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玉米）“走出”国门。

5.改善营商环境着力吸引外资。图1和图2揭示出东三省外资依存度远低于外贸依存度，这表明外资在促进东三省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远远滞后于对外贸易。因此，在对外开放中对外资的吸引和使用的规模上还应做出巨大的努力。虽然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东三省远离国内经济发达和投资热点地区，但真正制约外商投资的因素不是地理位置而是营商环境长期得不到重大改善，各级政府的管理透明度、管理效率以及社会信用建设等方面均与国内经济发达和投资活跃地区存在一定的差距。为此，政府部门应做好如下工作：一是要改变工作思路与工作态度，彻底剔除“官本位”作风，提高服务意识和工作效率，为涉外企业和项目降低交易成本与交易风险。二是政府应积极、透明地发布和解读涉外贸易与投融资政策信息，减少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给涉外企业带来的风险与负担。三是东三省应在吸引优质外资企业落户和归国高科技人才储备等方面寻找政策创新的突破点。四是抓好落实社会范围内的信用信息公开、奖惩分明以及信用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构建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6.充分发挥大连在东三省对外开放中的“扩散效应”。基于本文关于东三省对外开放度以及大连市等东三省核心城市外贸依存度的测算与分析可以得出大连在东三省对外开放进程中处于“发展极”地位这样一个结论。因此，大连市应充分发挥其带动东北地区其他内陆腹地城市扩大对外开放的“扩散效应”。在东三省范围内，大连在装备制造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餐饮业等产业上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为此，应首先加强大连与辽宁乃至东三省腹地城市在上述产业领域的合作，将大连在这些领域所具有的知识、技术以及先进制度向腹地城市进行扩散，从而降低各个合作领域的平均生产与贸易成本，以实现产业增长与对外贸易在地区间的“正外部性”效应。此外，大连的金融服务业在东三省的发达程度更是“一枝独秀”。根据2018年综合开发研究院第10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数据显示，在全国综合竞争力排名前31位的金融中心中，大连排名第14位，领先排名第20位的沈阳、第25位的哈尔滨和第29位的长春。因此，还应积极将大连打造成为东北亚地区继东京之后的又一金融核心区，从而为东三省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提供示范样本，并为东三省各行业的对外开放提供更为便捷与丰富的投融资渠道。

（作者单位：沈阳大学商学院）

责任编辑：宋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