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小蕙

“大孩子们”指的是“老三届”以上，即“文革”浩劫前已经上了初中以上的哥哥姐姐们，这拨孩子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年，人数众多，大院里有几十个。还有比他们年龄大几岁的四五位，1966年以前已经幸运地上了大学的，被社会习称为“老大学生”，由于年龄差距比较大，我對他们直接接触较少，所以不是很了解，只是道听途说地远观了。

都知道北京有很多大院。名声最大的，要数西边的那几个军队大院，什么“海”“陆”“空”，那里的孩子们出门，最拉风的是一身黄色将校呢，注意是黄色的而非绿色，其家长低级别的只能跟在高级别的后面当马弁或跟屁虫，那里比的就是谁家爹妈的官更大，还有着一股天然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之浩气。最有势力的，是那几个有实权的部委大院，什么“建”“财”“商”，当爹当娘的手里有职有权有钱，儿女们也觉得自己是身在庙堂，亦有着“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之豪气;不过幸亏那时还未繁衍到大面积塌方式腐败，虽然儿女们的小心眼儿里在比谁家更阔气，可他们的爹妈大多还保持着共产党员的信仰，谁敢一贪污受贿就上亿的？最有文化的是学院大院，那时的北大、清华，还没出现唯“孔”天下不乱和铁嘴“钢”牙的“胡”诌八“鞍”（“安”，北京话发三声，“俺”音，意为“安装”），其他所有的大学和学院，也还都崇尚“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所以孩子们比的是谁功课好，谁考上了名校。我们小小协和大院自然无法与那些“大院”相比，但它著名在居住着多位全国最一流的医学大神，他们的文明修养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不仅福泽自家子女，也深深影响着大院里所有的孩子，令我们知廉耻，懂善恶。有一位仁兄总结得好：

“协和大院的孩子与京西军队大院的孩子不同，也与胡同里的孩子不同。军队大院孩子动不动就比爹妈官儿的大小，对等级制度很敏感，特权味道重;胡同里的孩子，说话一抹京油子味儿，讲究现实和贫富。而协和大院里大知识分子居多，行政、党务干部中不少也是干医改行的，由于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和当时专家教授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的子女无形中养成了崇尚知识、追求理想、喜欢模仿、羡慕动手能力的品德……”

协和大院的中央花坛，1966年以前是黄刺玫大花丛。韩方生摄

李天初

“院二代”的骄傲李天初院士

1953年301医院建院时，从协和医院挖走了不少“大神”，除了我在前面讲到的聂毓婵校长，儿科的李耕田教授也是其中之一。此前，他一家住在我们协和大院37号楼，现在大院里只有几个老人还记得他们。据说他调去301医院以后，把协和的老传统带去了，工作一直兢兢业业，被誉为“医术精湛、治学严谨、医德优良”的好大夫，至今还为很多学生和患者怀念着。

李教授的儿子叫李天初，中学是在北京市著名的汇文中学（当年叫二十六中）上的，据他的同学介绍，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很聪明，但为人平和，不喜抛头露面，是脚踏实地、稳步做事那种人”。李天初还算幸运，赶上“文革”前最后一届高考，一举考上清华大学;不幸的是，翌年就爆发了“文革”，所以后几年的大学生涯，是在运动狂飙以及后期的学工、学农、学军中完成的，1970年毕业。好在恢复高考以后，他又回炉学习，1981年在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91年又获清华大学博士学位。1981年以降，李天初一直在中国计量科研院工作，从事时间频率基准、光电子计量、稳频激光和光干涉计量的研究等。1994年被聘为研究员，1996年至2005年担任量子部主任，2005年成为该院首席研究员。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孩子，他不向往权力，不走官路，而是一直孜孜矻矻坚守在科研岗位上。二十世纪80至90年代，他提出和研究准相干光干涉光纤传感，光干涉逼近测量液体折射率，小角度干涉仪的标定，自平反向二点互调建立光学水平准线，牛顿环法测量光学表面反射相移等新原理。1998年以后，他主持研制了2型3台激光冷却-铯原子喷泉钟，复现秒定义，利用铯喷泉钟驾驭氢钟产生中国原子时，为建立独立准确的中国时间频率系统做出贡献，同时为北斗导航系统的地面时间提供计量支持。之后，他继续坚持求真务实，淡泊名利，乐于奉献的精神，以具有前瞻性的技术眼光，带领他的小组勇于攀登，把我国的时间基准准确率提高到600万年不差1秒，使中国时间频率基准的水平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因而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荣获全国劳模称号，被誉为“追赶时间的人”。

吴立文

李天初为协和大院的二代孩子们争了光。

大院“医二代”吴立文大夫  

现在还住在协和大院里的“医二代”，是吴征鉴院长家最小的公子吴立文大夫（吴院长本人和他的家世，请参见本书第10章《四位世家子弟》）。他现在已是协和医院著名神经内科专家，熟练掌握英文、日文，专业特长为临床神经科病学、脑电图学及临床癫痫病学。跟上面的李天初院士一样，在“百度”网上有带照片的人物介绍。

犹记得有一年，单位里一位同事小小心心来问我：“听说吴立文大夫住在你们大院？我家亲戚的一个片子，只有请他看了才能一锤定音！”很不幸，那位亲戚得的是癫痫病。对癫痫咱们都不陌生，有时看到有人突然倒地抽搐，口吐白沫，旁边的人就会说：“可能是癫痫病发作了？”这是一种脑部因种种原因而出现短暂功能障碍的慢性疾病，它的发病使患者在身体和心理双方面都倍受折磨，痛苦不堪。而且糟糕的是，该病的发生率每年都在呈上升的趋势，中国目前大约有900万癫痫病人。

吴立文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从1983—1985年赴日本静冈国立癫痫中心，进修临床癫痫病学及脑电图学;1990—1992年再赴日本东京女子医科大学，进修小儿神经科及癫痫;1992—1994年获美国NIH神经科学奖学金，赴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做访问学者，专门从事癫痫临床综合征及国际分类的研究。

1994年回国以后，吴立文一直从事神经科临床工作。在中国首次报道了儿童良性中央颞区癫痫的长期预后及临床特点，对睡眠大发作的病人进行了系统全夜睡眠脑电图监测，在国外知名杂志上首次发表了福山型肌营养不良合并中央颞叶脑电图局灶性放电的病例。对于中国癫痫患者和癫痫综合征依据国际分类进行了分类总结。1996年创建了北京协和博爱癫痫中心，至2011年共诊治病人27000人次，在国内率先开展常规及长时间录像脑电图监测，共检测到各种类型的癫痫发作500余次，使脑电图对癫痫诊断的阳性率由过去的40%提高到82%……

吴立文大夫在他的患者眼中很威严，他们都是好不容易才挂上他的专家号。面对他的问诊，他们心情紧张地盯着他的每一个眼神，仿佛那是能够决定他们命运的宣判书;然而对于大院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更愿意倒退回去五十多年前的“五一节”和“国庆节”，重新回到那时的晚上，当节日的礼花轰然升上天空，有白色的降落伞飞过来时，吴大哥带着他们奔跑着去追逐……呵，金色的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成长是一生所走过的每一天，就在這每一分每一秒的锤炼中，一个医学世家的孩子自觉地接过责任的衣钵，成长为新一代医学大咖。

吴征鉴老院长驾鹤西去以后，吴立文一直留守在他长大的32号楼里居住，全面继承了吴门世家的优秀品德，文质彬彬，埋头苦干。非常让我感佩的是，他每天不论多么忙累，晚上都坚持陪太太散步，夫妻俩边走边低声交谈，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他的夫人是肖劲光大将的女儿，精明强干而又温柔贤惠，夫唱妇随，低调内敛，大院人对这个“嫁进大院来的媳妇”评价很正面。重要的是，从他们夫妇一直住在32号楼的旧室中，似乎可以判定他们的正直与清逸，这也成为协和大院里硕果仅存的一道“医二代”风景。

前面专门介绍过他父亲和吴家祖上的显赫。在他的平辈中，吴立文是家里五个孩子中最小的弟弟，他的大哥曾是南京市政府某部门领导，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退休;二哥是空军，参加过中印反击战;老三夫妇都是医生，改革开放后去了美国;老四是女儿，在外地上学和工作。吴立文不仅是吴家的骄傲，也是我们协和大院的骄傲，老一辈医学大神们都走了之后，现在他是大院的代表性人物了。

三位“文革”前的老大学生

第一位先说说年龄最大的何ZN。他是何观清、司徒美媛夫妇家的大公子，原来的职业是教师，所以我一直尊称他为何老师。那天在院子里碰到他，突然听他说已经78岁了，这让我大吃一惊，进而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了！“文革”前，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某名牌大学，然而政审没通过——因为正如我前文说到的，何观清大夫当年因为对苏联“专家”的错误提出意见而被生生打成了“右派”——还好，毕竟“文革”前还能给条出路，何ZN被划拨到北京师范学院，还算上成了大学。苦读4年，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北京远郊区的偏远山村教书，绝无回城希望。又算他幸运，在当地娶了一位既能干又贤淑的农家姑娘成了家，逢年过节能够回到协和大院看望父母，有了两个儿子后也能把孩子放到城里读书。退休后，两口子一起回到父母身边，照顾二老并为父母送了终。现在一家人还是住在何观清教授的35号小楼里，日子过得平淡而宁静。

他的弟弟何ZI因为年纪小了几岁，就没他幸运。本来是游泳运动员出身，成绩好到拿到了北京市冠军，但因为“出身不好”而不能晋升到国家队。“文革”中被送往农村插队，以后跟随大批知青返城，又回到协和大院里住，成为一名靠出卖力气吃饭的送奶工。他的妻子是一起插队时的患难伙伴，夫妻俩都是特别厚道的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活得安贫乐道，还养了一条叫“高高”的小狗，每天在大院里遛狗，整天乐乐呵呵的——“可惜”司徒阿姨没有得女孩的“命”，这老二夫妻俩也是生了两个儿子，这一来，何伯伯和司徒阿姨就是俩儿子、四个孙子，全是秃小子了哈。

黄文昆。黄文昆著作《法相之美》封面

改革开放后，中国曾有过一次出国大潮，有关系没关系的人家都想方设法出国留学，曾经，何家和司徒家在美国的亲戚们也提出要接他们兄弟俩出国，这些亲戚据说不是高官就是显贵，比如司徒阿姨家的一位叔公就是开国大典上站在毛、朱、刘、周等领导人身后的司徒美堂先生。然而两兄弟谁也不去，就留在父母身边侍奉左右，故此，坎坷半生的何观清、司徒美媛教授夫妇，晚年过得还是比较安适的，这件事让大院人都很挑大拇指。

第二位要说的是黄家驷院长的公子黄文昆，他也是上了“百度”网的公众人物。由于黄院长家住的41号小洋楼地处大院中部，进出要路冲，所以能常常见到黄家人进进出出，除了老院长本人，还有他胖胖的老妻徐春娣，以及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女儿女婿、儿子儿媳，还有他们的几个孙儿辈孩子。

黄文昆长得跟父亲一样高大，戴一副眼镜，很像黄院长，但他比老院长“清高”，不爱搭理人，绝少看到他停下来与人聊天。本来我以为他也是搞医的，后来才知道并不是，而是学美术理论史的，1966年从中央美院毕业后，进文物出版社做了编辑，以后成为中国古代佛教研究专家。他的“清高”其实是珍惜时间，他几乎把上班、吃饭、睡觉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他的编辑事业上了。我印象里他的最经典形象，就是坐在电脑前，面对着书稿，背对着世界。有一次，我偶然跟他说起，自己早年去过甘肃临夏的炳灵寺，当时虽然看到的佛像大多残破，但却极受震撼，甚至留下了心心念念的牵挂。这位黄文昆大兄马上兴奋起来，如数家珍地介绍起炳灵寺佛像的特点，以及该寺在中国宗教史、艺术史上的地位等等，倒把完全无知的我弄得十分惭愧。还有一次，一位外地作家寄给我一部大书，是他写某石窟艺术的新书，文风华美，书也出得十分高端，大开本，配了许多照片，十分吸引人，该书也在北京召开了不小规模的研讨会，造势，调门很高。这位作家十分希望我能为他写点什么，我不懂啊，不敢贸然应允，便去请教黄文昆。隔了些日子，他忙完手里的一部书稿，真的抽空读了我送去叨扰他的这部书，并非常直率地问我：“从你们文学的角度，这本书的文字是你喜欢的？”我点头称是，因为该书作者是下了大功夫，且有些段落写得诗情画意，的确很漂亮。然而，他却非常严肃地对我说：“我对此书评价不高，因为作者的历史知识太缺乏了，犯了不少常识性错误，这让我们这些专业人员觉得很不严肃，不可接受……”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不仅是对这部书，而且包括着怎样对待做学问，怎样对待文字，乃至于怎样做一名合格的编辑等等，黄家大兄都成为我的楷模。

黄文昆为中国古代佛教艺术的出版工作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编辑出版了《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国建筑艺术史》等大书，多次获得“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等国家级大奖。鉴于他的成绩和献身精神，他成为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会员等，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还曾被报送过中国出版界最高奖“韬奋出版奖”的候选人，可惜后来这个名额被一位官员占去了。对此，黄文昆虽然有些不忿，但依然踏踏实实地做着他的编辑事业，依然把一个雕像似的背影留给后面的世界。

第三位是周华康教授的儿子周ZN，也是运动员出身，后来成为我们新闻界的职业同仁，在北京某报社担任副职领导。据说在其单位里的工作风格，跟我们大院人对他的印象很有差距，在大院里他基本不跟人来往，在单位里却非常关心下属，甚至能体恤到手下人的柴米油盐等细节，因而很受年轻编辑记者们的拥戴。

周ZN长得高大英朗，家世好，其祖父是清华大学原校长周诒春先生，其姑婆是林巧稚大夫，从小就是在林大夫的28号小楼里长起来的。到了男大当婚时候，顺理成章地与共和国首批上将叶飞将军之女结婚了。谁知婚后并不太和谐，二人从家庭背景到文明教化上皆有差距，就导致了观念上的互相冲突，于是离婚便不可避免了。孰料正当此时，叶氏出了经济问题，一时成为全国的知名案件，最后被判服刑17年。周郎就此抱守读书人“不落井下石”的道德观念，硬是等了漫长的17年，直至叶氏出狱，二人方办理了离婚手续，此时，二人均从黑发如瀑的盛年转向两鬓斑白的“知天命”了。此事令大院一众大人、孩子纷纷暗挑大拇指：全中国几千万人当中也出不了这么一位高尚的道德君子吧，而我大院几百人中就出现了周ZN，比例高得令人驕傲。

胡家大姐胡RP

下面要说到一位大姐姐胡RP。现在她的娘家，也就是她从小生长的家，和我父母家是同楼层的邻居。她父母都是老干部，其父赵林伯伯“文革”前是医科院仪器所的党委书记，据说年轻时极为骁勇能干，18岁就当了县长，是八路军《敌后武工队》主角魏强那样的英雄人物，大院孩子们说起来都“啧啧”的，极为佩服和向往。

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再那样年轻气盛的当然就不行了，于是他就被“运动”了一下子，从此谨小慎微，不言不语，也很少在大院里现身。“文革”时又捎带着烧了他一把火，就更使他夫妻俩噤若寒蝉。晚年里他更是足不出户，我都几乎想不起来他说话是什么样子的了。他家里的一切对外事务，全是由他老伴打理，那阿姨性格极善良，也是不招灾、不惹祸，尽量不吭声地度日，跟我们所有人见面都是和蔼可亲地笑，然后便急急忙忙回自己的单元里去了。他们家有7个孩子，4个女儿3个儿子，其中包括一对双胞胎女孩，是大院里孩子最多的家庭。其第6子小名“老六”，跟我一般大，且是我们被就近分配在胡同中学里的同班同学。

“赵林”显然是老伯参加革命后改的名字，那时为了在敌后工作的方便，老干部们基本都用上了新的革命名字，他原来姓胡，名胡晓农。

胡家的这位最大的女孩胡RP，“文革”时已上了高中，据说是清华附中高三学生，住校，所以在院子里很少见到这位大姐姐。偶尔碰到了，她也不认识我们，不跟我们这些“小屁孩儿”说话，那时我觉得她很大、很远，很神秘。到了1976年，胡家大姐突然亮瞎了大院人的眼——她竟然带回家一位法国男朋友。都传说，他俩是在西单民主墙那里相识的，随后，胡姐姐以她的才干吸引了法国男，死追，最终有情人成眷属。具体细节不详，只能想象这是赵林伯伯把他年轻时的优秀基因传给了胡姐姐，要知道第一，当时刚刚打倒“四人帮”，接触外国人还是很大的禁忌，更遑论谈婚论嫁？这无论从社会到学校、到街区、到社会关系、到各方面，全都是壁垒森严的阻力;第二，来自家庭的阻力更是大过天，以赵林夫妇俩的谨言慎行，他们很难不想到若“娶”回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女婿，会给自己7个孩子的大家庭带来什么？第三，胡姐姐不是巩俐那样的大美女，据说是以才华、主见、思想、见解、勇敢等深深吸引法国男的，在当时那种中国人对外国完全两眼一抹黑的认识下，若是你把自己交给了那个陌生国度的陌生男人，万一有一天婚姻失败了，胡姐姐可是连退路都没有了。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我们小时候男孩女孩都爱看的小人书《敌后武工队》资料图片

不过，最后结局是喜剧，皆大欢喜。若干年后，我两次见过胡姐姐和她的法国丈夫回娘家来。第一次是用儿童车推着他们的混血儿子，两岁多的时候，长得别提多漂亮了，金卷发，大碧眼，皮肤白得透明，俨然就是一个洋娃娃，简直太招人爱了。第二次已经是10年后，胡姐姐夫妻俩身后跟着一个黄头发大男孩，皮肤还是白白的，只是瘦瘦的，正是拔节长个儿的年华，继承的父亲基因多一些，一看就是欧洲孩子。因而就推测他们日子过得挺美满的，从心里替他们全家祝福。后来赵林伯伯和阿姨相继去世，胡姐姐把几个弟弟、妹妹带去了法国。现在跟我家住街坊的，只剩了我的同学老六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子，守在当年七姐弟一天天长大的单元房子里，依然是不声不响，不招灾、不惹祸地安静度日。

还有后话：胡姐姐后来改回了自己出生时候的名字赵小芹，那是解放战争时期，赵林伯伯正带领一个独立营（后发展为独立团），与国民党做最后的拼搏，她母亲许阿姨则在后方带领妇女们做军鞋等，不断配合着前方的战事，孩子生下来，都寄养在老百姓家。胡姐姐被寄养在其外祖父的结拜兄弟家，那是一位老中医，有传统文化根底，老先生根据杜甫诗《槐叶冷淘》中“献芹则小小，荐藻明区区”，给她起了这个澄明诚意的名字。新中国成立后，赵林伯伯调到北京，把女儿接回身边，那时一直都还叫赵小芹。上小学时，爷爷提出让孩子改回姓胡，所以，又取中国古代神话中“修蛇瑞民”句，起名胡瑞民——这名字多么男性化啊，可见长辈们对这个大女儿寄予着很大的期望。后来，胡家生儿子皆名“胡X军”，生女儿皆叫“胡X平” ……这些曲曲折折，直到上世纪70年代，胡姐姐到河南父亲工作过的老区去，听父母的老战友说起，才知道了自己名字的来源。

为了读者们的阅读方便，我在本书里还是把赵小芹称为胡姐姐。胡姐姐的优秀，不仅是因袭了赵林伯伯的精明强干，也还承继了来自母亲的柔韧顽强，特别是对自己婚姻的选择，真好似当年的许阿姨第二！许阿姨名叫许荣俊（1924—1997），是家里的幼女，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家里住进一位叫段克强的女共产党员，二十五六岁，开始给许荣俊讲革命道理，那时她是十八九岁年纪。段克强生命力顽强，一直健康活着，在2003年还写作出版了一本书《岁月的痕迹》，其中写到许荣俊，称她为“小姑娘”。说小姑娘下决心脱离家庭出去参加革命，组织上也决定接收她，可其父母不同意，整天哭哭啼啼地闹，不让小姑娘出门，说是“未出嫁的女孩子出去工作，男女混杂，叫外人笑话”！过去还在小姑娘五六岁时，父母就给订了一门“娃娃媒（亲）”，男方在抗战初期就当兵离家，一直杳无音频……党组织派区委干部，轮流到她家做说服工作，她和父母才缓和了关系。可是那年除夕前，父母还是强行把她送到了没有男方在场的“夫家”，算是“结了婚”，直到大年初二才肯让女儿回娘家。于是，小姑娘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傍晚，背着家人，悄悄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小侄子陪伴，步行到离家大约五里地的王庄，找到了区委抗联所在地。小姑娘参加革命意志坚决，很快成为共产党员，工作积极，学习努力，进步特别快，成长为得力的妇女干部。跟着共产党赶走了日本鬼子，又带领妇女们支援解放军的前方战斗……哇，请原谅我在这里不得不“哇”，以表达我的惊艳之情----却原来，身边这位胖墩墩、不多说话、似乎整天在忙活着柴米油盐的平凡阿姨，还有着这么壮怀激烈的过去！

岁月不居，白驹过隙，当年的小姑娘早已远赴天堂，胡姐姐赵小芹也已是七十岁的人了。她的学术做得卓有成绩，很早就已在中法文化界名声鹊起。经她手编辑，在中国出版了《马背上的水手》《七分钟的夜》《黄狗》《法国中篇小说选》等法文书。上世纪70年代，她作为“四月影会：自然·社会·人》的创始人之一，主持了两届影展的配图诗文，以摄影和文学相结合方式介绍中法国情。80年代写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发表于海内外报刊，散文诗《异乡人之歌》由黄安伦谱写为女中音声乐套曲，梁宁等著名艺术家在海外演出。90年代参与利氏学社编辑《利氏汉法大词典》。为芬达克利出版社编译《紫禁城》《古代中国的礼与宴》等法文书。2005年胡姐姐的作品集《猎美的足迹》由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散文笔法，描述了作者心中的五位大艺术家福楼拜、莫泊桑、屠格涅夫、莫奈和左拉。现在，胡姐姐仍然笔耕不辍，我衷祝她百尺竿头，再创辉煌。

果然不凡的陆家三兄弟

中国有民谚“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果然是真言。嗣后又有成功学上的一说，说是根据统计，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在学校期间基本都不是乖乖读书、门门考前三甲的状元、榜眼、探花一类，而是常能动个小心思“折腾”一下的中上等学生。如此之说落实到我们大院陆家三兄弟身上，还真颠扑不破哈。

他们也住在32号楼。这座小洋楼前前后后住过好几位名人，最早的是抗战后即担任协和医院院长的李克鸿教授，当时是他一家住整座楼，1957年当上“右派”被发配贵阳“劳改”以后，搬进了吴蔚然大夫和夫人黄伍琼护校校长（在本书第六章《协和大院一百年（人物篇）》和第十章《三十朵金花（上）》有详细介绍，请去观览，此处不赘）。与他同时搬入的还有医科院副院长吴征鉴教授和夫人李元昭，也就是吴立文大夫的父母。二十世纪60年代初，陆如山、吴冠芸教授夫妇带着他们的三个儿子，热热闹闹搬进了这座小楼的三层。以后吴蔚然大夫调离协和亦搬离这座小楼后，接替入住的是协和医院原妇产科主任连丽娟教授和她丈夫陆士良研究员。“文革”乃至改革开放后，陆家与连家先后搬走，原来的老住户就只剩下吴立文了。下面我要介绍的是陆家的三兄弟。

吴冠芸生物化学家、医学教育家。陆如山放射生物学专家

他们的父母是从上海调来的。当时在上海华东师大任教的吴冠芸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是“琥珀酸脱氢酶研究”，而中国医学科学院也正在重点抓核酸研究工作，便把她调入院本部的实验医学研究所，在梁植权教授的领导下，负责其中一个小组的工作。经过该组全体同志4年的努力，研究工作不仅有了很好的开端且已做出成绩，引起了国外学界的注意，在《核酸100年》的国际综述中提到了该所的研究进展并给予好评。后来到了拨乱反正的1978年，“核酸研究”项目获得卫生部的嘉奖。属于吴阿姨个人的贡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遗传病的产前基因诊断”，她在中国最先建立起一系列遗传病基因诊断的新技术、新方法，并在实践中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二是“中草药抗癌疗效原理研究”，她是中国在分子水平上研究中医药疗效原理的开拓者之一。1987年，吴阿姨被世界卫生组织任命为WHO遗传病（地中海贫血）社区控制合作中心主任。她一生发表论文百余篇，编著出版专著5部，还培养了不少有突出成就的人才。陆如山教授是放射生物学专家， 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历任医科院四川分院副院长、放射医学研究所所长、医学信息所所长、中华医学会放射医学与防护学会副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等。二十世纪80年代末就任医科院图书馆馆长以后，开始从事医学情报相关的研究工作，组织开展了我国情报图书网络建设，创建了中国最大的医学文献库和MEDLARS中心，建立了我国世界卫生组织卫生与生物医学信息合作中心。他们夫妻俩真是了不起，比着谁为中国开创的事业多，贡献大。

而让我们今天的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是，夫妻俩为中国做了这么多开创性的大事业，可是怎么也沒耽误他们生儿育子呢？仨男孩有序降生，都长得很好，教育得很好，很有出息，按年龄大小依次叫陆颂G、陆颂U和陆颂N，据大院人传说，颂U是赞颂吴阿姨，颂N是纪念留学苏联，而老大颂G的“G”代表什么，待考。刚搬进大院时，三兄弟全是一口上海话，“阿拉、阿拉”、“侬、侬、侬”的，没少受大院孩子们的嘲笑，但他们很快就生龙活虎地融入了大院的男孩子群。到1966年时，他们都已经说得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老大上高二，老二上初二，老三是小学四年级。后来这哥仨都长得高高大大，很魁伟壮实，完全像北方孩子一个模样了。

“文革”中，老大陆颂G的天地在学校，那时的高中生一般都相当于大人了，不会把自己囚在家里。正上初二的老二陆颂U，论出身，非革干、军干、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父母虽未被揪斗却是旧知识分子，因此在学校里吃不开，当不成“领袖”人物;天生不甘居人下的他，在大院里找到了一片施展组织才能的天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孩子都成熟得早，小小初二学生，今天还都离不开爸妈呢，那时却已是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的领导人，这叫“时势造英雄”。陆颂U成了大院的孩子头儿，他头脑清楚，心眼儿活，点子多，胆也大，同时具有海派的精明务实与京派的开阔大气，就带领着大院的一帮男孩女孩“活动”，组织宣传队，排演文艺节目，到郊区拉练……做的都是有模有样的正经事，而不是像有的男孩儿就知道混打混闹。那时各个学校都停课了，中小学生都放羊在家没人管，家长们也都得从早到晚去单位“闹革命”顾不上管教孩子，所以也乐意有大孩子带着自家孩子玩，只要别学坏就成了——不过说来有点惨，我没参加他们的组织活动，因为那时我父亲被揪斗，我成为“黑五类子女”，是被打入另册的“第四等级”，一般大人不能跟我父亲说话，一般孩子也不能跟我们家兄弟姐妹说话，我们也当然更没资格参加他们的活动，只能天天囚在家里自己找书看，盼着父亲被“解放”的日子。于今想来，陆颂U和大院孩子们对我们几家被批斗的孩子，基本没有肆意欺负、谩骂、侮辱人格什么的;除了我过去同班的一只尖嘴鳄借机泄私愤之外，他们还真是挺有“政策水平”的，让我一想起来就感觉到很温暖，非常庆幸自己是住在这么一座文明的大院里——要知道，在那荒唐且疯狂的年代，常常听说别的地方的“造反派”怎样丧失人性地折磨“黑X分子”的，有的地方的“贫下中农”还有把“黑五类”活埋乃至吃掉的，真是灭绝人伦啊！值得充分警惕的是，近年来，有黑恶势力又在蠢蠢欲动地替“文革”招魂，企图“再来一遍”，他们是要把改革开放彻底否定，把中国重新拉回到万劫不复的地狱中，这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生死对决，所有人将面临一场阶级利益的再考量和大拼杀，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危险的时刻，绝不可掉以轻心啊！

1968年，社会的车轮“滋呀”一声，开始缓慢移动。先把那些“1968届”以上的初中、高中“大孩子们”送去“上山下乡”，然后是把我们这些“1969届”以后的中小学“小孩子们”召回学校“复课闹革命”。一时间，大院里人仰马翻，除了军干子弟赶紧都去穿上了军装，其他没有“路子”的知识分子、一般干部和工农子弟的“大孩子们”，纷纷含泪告别父母，一个个拉着简单的行李，走出了大院那扇沉重的雕花大铁门，各奔“广阔天地”。

尽管陆家夫妻教授为国家开创了那么多个“第一”的大事业，然而，他们的两个儿子也都做了“车辚辚，马萧萧”的“行人”，只有老三小弟陆颂N因为岁数小而留在北京，上小学。老大陆颂G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还好，被分到18团9营88连搞机务，不用整天到大田里面朝黑土背朝天，还能学点技术，还能吃饱饭，还能有点兵团津贴。老二陆颂U下乡到了陕北延长县的黑家堡镇，昔日大院的“孩子头儿”当时也就17岁，面对着穷得连饭都吃不够的残酷现状，不知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也不知他是怎样熬过那些苦难的？之所以有着感同身受，是因为我家大哥也“插队”到了陕北，穷啊，苦啊，累死累活干了一年，连口粮钱都没挣回来，还得倒找回去XX钱！我家姐姐“插队”到了山西，同样穷，同样苦，小小年纪干重活，不知道保护自己，闹了一身病回来，于今是腰也疼，腿也疼，谁管？只能是自己受着！

当时下乡时用的旅行袋和箱子

所以，今天，当我看到十六七岁的初中孩子们拿着手机，满世界寻找宇宙资讯时;当我走在大院的石板甬道上，盯看着一座座满目疮痍的小洋楼时，有时会想到当年那些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哥哥姐姐们，他们会否在满是虱子的土炕上，怀念昔日里在协和大院的幸福日子呢？当时被“欢送”远去的大院孩子，据不完全统计有：

去东北建设兵团：陆颂芳、张正国、钱佳声、张展、张京生、郭彦、冯华

去山西、陕西、内蒙古农村插队：梁端、金蕾、吴北玲、陆颂吴、张克君、韩方生、韩红琪、冯明、郭晓蓉、薛萍

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吹尽黄沙始见金。陆家三兄弟果然不凡，各自战胜了命运的挑战，最终都从灰色地带中走了出来。老大陆颂G从东北兵团回到北京，在协和医科大学的研究所工作了约30年，一直从事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器械领域的工作，曾承担参与自然基金、国家攻关、重点课题等项目的研究，也作为访问学者出国进修交流，很早就被评为教授级研究员。老二陆颂U从陕西回城以后，上学、工作，一路打拼、奋斗，我相信当年在大院里当孩子头儿的经历给了他很好的锤炼。2005年他开始施展，以法人身份注册成立了新疆凯涟捷石化有限公司，出任董事长。该公司由银邦海外有限公司与巴音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注册资金11090万元，以生产销售顺丁烯二酸酐为主要经营范围，年营业额达到亿元以上，真正做成了大老板，赚到了大钱，这可不就是前面我说到的“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吗？大院当年的孩子里面，不算依靠爹妈的势力，可能还就是这位“孩子头儿”最成功。后来，他把这家公司交到小弟陆颂N手里。小弟比他小4岁，就比他幸运，后来上了大连海运学院，出任过美国泛洋海运公司总经理、上海北海船务有限公司执行副董事长，听着就洋气不是？1994年，大连海运学院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陆颂N向母校捐赠100万元人民币设立了“泛洋海运教育基金”，用于奖励优秀教职人员和学生——1994年的100万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我说不上来，但在那时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呗。

吴冠芸、陆如山教授与他们资助的学生在一起

这就是陆家更让人钦佩的方面：首先是吴冠芸阿姨的表率，从2003年吴阿姨在77岁上离开工作岗位起，她便用自己的退休金向社会捐资助学，最先帮扶了北京宏志班的一名贫困中学生，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又面向大学生捐款，逐年增加名额，现在每年都保持着扶助15名学生，15年来已有几十名学生已经大学毕业。2015年，吴冠芸与老伴陆如山在度过人生90年的新春伊始，二老颤颤巍巍，相互搀扶着，走进他们工作了几十年的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要求向北京协和医学院教育基金会捐资，每年捐助2万元人民币，用于奖励4至5名品学兼优的八年制医学生;同时在适当时机，一次性捐助不少于50万元人民币，成立“吴冠芸医学教育基金”，每年利用基金利息中的2万元，继续奖励4至5名品学兼优的协和医学院学生。当人们赞扬他们老俩口时，吴阿姨说，“我年幼丧父，跟随哥哥長大，过的是苦日子。12岁时杭州沦陷，我亲眼看见日本鬼子的烧杀抢虏，我自己在难民所里待了三个月，活了下来。当时我就想，中国人为什么要受欺负？我要为国家富强付出一辈子……”这就是她一生不懈工作和尽己所能捐资助学的动力，她说：“只要我活着，资助就不会停止。我要是不在了，老伴还会坚持下去，他的身体比我好。资助这件事是要一直做下去的，将来还有我的几个孩子……”

你看，我们协和大院的孩子们，受到的是什么影响啊？为什么我们不比吃好穿好、不比家穷家阔、不比官大官小，因为院里这些大神们、前辈们的榜样在激励着我们，从小就在我们心中种下了“奉献”的根苗——我们比的是谁能像他们一样，为国家和民族做更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