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忠壮

（沈阳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110034）

1775年，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英国殖民统治的新英格兰人民奋起抗争，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1783年，新英格兰人民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摆脱了宗主国英国殖民主义的各种盘剥、束缚和压制，社会经济蓬勃发展。19世纪初，在美国东北新英格兰地区，工业革命的发展已颇具规模，传统的生产方式被颠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与之相伴的是人们物欲膨胀、思想混乱、道德沦丧等严重的社会问题。美国史学家加里·纳什在《美国人民》中描述了当时的美国社会：“整个社会仿佛都精神错乱了……我们这些美国同胞的品质在一夜之间全变了。美国人如何适应这些变化？……如何继续把握自己的生活？他们将如何重塑这样一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社会？”[1]爱默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教育目标的滞后，国家的精神正在日益殆尽……曾经怀着最美好的希望来到我们这里开始新的生活的年轻人，如今却发现脚下的这片土地已经今非昔比。”[2]为了摆脱加尔文教宗与一神论的思想束缚，爱默生在波士顿附近的康科德镇与新英格兰地区的一群志同道合者一同建立了“超验主义俱乐部”。他们时常在那里举行小型研讨会（seminar），探讨身体、心灵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们强调，“超灵”（over-soul）是一切善的源头，同时又具有一切善的特征[3]。每个作为个体的人，都存在着与超灵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潜质，他们这些追求自助自立的个体主义主张和观点被称为“超验主义”。爱默生是超验主义哲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其思想来源纷杂庞芜，主要有柏拉图及新柏拉图主义、欧洲浪漫主义思想、德国唯心主义及东方玄学。对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的源流进行梳理分析，有利于进一步发掘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运动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1837年8月31日，爱默生在麻省剑桥镇对全美大学生荣誉协会发表的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说中说道：“历史学家通常认为，不同时代的主导性思想各有差异。有资料表明，古典时期、浪漫时期以及现在的反思或哲学时期，都产生了独特的天才类型。刚才我强调了人类心灵的同一与近似性质。出于同样观点，我也不注重它们的差异。事实上，我相信每个人都要经历三个时期，即孩童的希腊时期，青年的浪漫时期，以及成年的反思时期。”[4]其实，这也正是爱默生本人思想历程的真实写照，本文沿着这个路径对以爱默生为代表的新英格兰超验主义哲学思潮的滥觞与流向加以扼要评述。

一、孩童的希腊时期：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

爱默生早在哈佛大学求学时代就潜心研读过英文版的柏拉图作品及其希腊文原著。1820年，他提交了一篇题为《论苏格拉底的品格》的论文，参加波登奖（Bowdoin Prize）评奖，虽未能获奖，但这篇论文与1821年同样参评落选的题为《论伦理哲学的现状》的论文一道，表明了爱默生早年对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的浓厚兴趣[5]。

爱默生擅长用其充满激情的想象力来重新诠释其他哲学家的思想。在他后来成熟的作品中，即使没有提到柏拉图的名字，读者也能辨认出其中所蕴含的柏拉图式的主题。爱默生在《论经验》一文中写道：“完美的律动隐藏在不和谐的日常琐事之中，因为理念始终与我们相伴。”[6]在《论诗人》一文中，他声称，诗人处在一个最接近于把“存在转化成表象”的位置上。他认为，当我们能够正确解读诗人的作品时，“我们就像一个从洞穴或地窖里出来的人一样。”[6]17不难看出，爱默生在此借用了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只不过在柏拉图那里，柏拉图要把大多数诗人和诗歌从他所设计的理想国当中驱逐出去，而对爱默生来说，正是诗人和哲学家把人类从幻象的洞穴里领到了现实的真光之中。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中，善不仅仅是我们借以理解事物的光，它还是一切事物的源头：“不仅仅是知识对象的存在取决于善，知识本身的存在也取决于善。尽管善本身不是存在，但它在地位和力量方面都要胜于存在。”[7]深为爱默生所景仰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如普罗克洛斯（Ploclus）、普拉提诺（Plotinus）和艾姆布里克斯（Iamblichus）都持守以上观点。在1824年的一篇日记中，爱默生把柏拉图和普拉提诺描绘成“神一样的存在”，因为他们揭示了“人类思想的无限伟大与价值。”[8]在《论自然》的开篇，爱默生即引用了普拉提诺《九章集》中的一句名言以质疑自然的真实性：“自然只不过是智慧的表象或摹仿，在灵魂中排在最末位。作为实存的自然，它只是去做，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做。”[6]1在论到人们获得直觉知识（intuitive knowledge）之前所处的被动接受状态时，爱默生也引用了普拉提诺的观点,他写道：“直觉知识时而呈现显性状态，时而呈现隐形状态。在它有幸向我们显现时，对这个奇迹加以思索考察，我们禁不住就会怀疑自己此前真是既耳聋又眼瞎。”[6]22

上述这段文字源自于柯勒律治所翻译的新柏拉图主义的扛鼎之作《九章集》：“普拉提诺谈到直觉知识时说道，‘对直觉知识起源的追问是不合法的，因为这样追问的前提是把直觉知识看作是附属于空间和运动的物体，而直觉知识既无来处，也无去处，它无始也无终，它时而呈现显性状态，时而呈现隐形状态。’”[8]103爱默生在论及他所指称的“透明”宇宙的起源时，即引用了普拉提诺的上述观点。他接下来列举了一系列伟人的名字，其中包括柏拉图、培根、莱布尼兹和瑞典神秘学家伊曼纽尔·斯维登伯格（EmmanuelSwedenborg）。后来，在《论自然》的“精神”这章里，他指出，他所考察探讨的是一些妙不可言的事情，正所谓：“思想最深邃的人，其言语最为寡少。”[6]37（He that thinks most,will say least.）

爱默生在《代表人物》系列演讲中论到柏拉图时，直接断言：“柏拉图就是哲学，哲学就是柏拉图。”他认为，柏拉图的著作就是“学术界的圣经”，是“众多学派的基石，……是逻辑、算术、审美、对称、诗歌、语言、修辞、本体论、道德或者实用知识等学科的规则。”[9]可以这样说，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及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在爱默生的一生中扮演了一种孩童时代的哲学启蒙与奠基的角色，其影响力长久而深远。

二、青年的浪漫时期：柯勒律治、马什与海奇

关于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运动的缘起，弗雷德里克·亨利·海奇在他的日记中做了详尽的表述：“1836年9月，在哈佛学院二百周年庆典那天，我和爱默生先生以及策普利先生碰巧有机会聚到一起，交换彼此对当前神学和哲学的看法，大家一致感觉非常不满意。我们是否可以做点什么以示抗议并引入某种眼界更为开阔而深刻的观点？我们自己也很难说清楚我们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观点。我们的一神论神学建基在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之上，我们对这种处于统治地位的只满足于感官刺激的哲学感到极度不满。最近经由马什编辑出版的柯勒律治的著作点燃了年轻的神职人员心中的激情，一个知识生活的新时代即将到来。”[10]

美国学者哈维指出，正当爱默生的思想趋于成熟和波士顿超验主义运动处于萌动状态之际，柯勒律治的思想传到了美国[10]24。柯勒律治究竟为什么能够搅起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波澜？海奇的上述评论可为我们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答案。爱默生、策普利与海奇在哈佛200周年校庆上的那次相聚被公认为“超验主义俱乐部”的诞生。

其实，爱默生潜心研读柯勒律治的那段时间也正是他的知识成熟期，同时他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也正经历着各种波折。1832年，他辞去了一神教牧师的职位，主要原因是他对一神教的圣餐仪式持不同意见。此后不久，在经历了一场疾病之后，他开始了其首次欧洲之旅。此时，他正站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追寻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思想、新的职业。

从许多角度来看，这次欧洲之行都堪称爱默生的人生转折点。在这次旅行中，他体验了欧洲的文明，参观了巴黎自然博物馆，开始感受到了自然的奇妙，并立志要成为一个自然主义者，一生从事自然历史的研究。最为重要的是他亲自拜访了英国的思想巨擘兰道·卡莱尔、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与他们结下了一生的友谊。爱默生第一次欧洲之行结束后，尤其是拜会过柯勒律治之后，他意识到，对于他来说，一个知识层面的学徒期从此结束了。

康德于1781年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1788年出版《实践理性批判》，1790年出版《判断力批判》。无论人们对这些作品做出怎样的评价，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康德凭借这些作品改变了哲学的知识版图。爱默生从19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阅读柯勒律治的作品，其中有大量篇幅是有关康德哲学的内容。

柯勒律治借用了康德对人类知性（Understanding）与理性（Reason）的区分方法，爱默生在《论自然》中大量使用了这种区分方法。康德认为，知性通过时间来理解因果律（causal order）和物体的属性（identity of objects），但人类的知性却无法认识物自体（noumena）。然而，在其道德哲学著作中，康德论道，道德律是通过我们的理性而不是通过我们的知性向我们发号施令。康德指出，遵从理性的指令，我们对自己会有一个不同往常的看法，在因果律主宰的世界里，我们完全受制于欲望和外部环境。当我们遵从道德律行事的时候，我们便居住在“目的的王国”（kingdom of ends）中，在其中我们是自由的。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马什（James Mash）为柯勒律治的《反思之助》（Aids to Reflection）作了颇有影响力的序言。爱默生对知性和理性的区分最早就是来自于这部著作。爱默生的传记作家小罗伯特·D·理查森写道：“在柯勒律治的这部著作中，同时借助于马什的阐释，爱默生发现在自我中存在着一个充满着能动性的力量，这个力量具有自我决定的能力。在爱默生看来，这个论点论证充分，界定严谨。这个力量叫理性，它高于感觉，也高于知性。”[11]众所周知，柯勒律治对康德哲学的翻译存在着许多误读现象，我们对此不必苛求，而爱默生正是借助马什对柯勒律治的解读把知性与理性这两个概念融入到了其早期作品的语域中。在《论自然》的最后一章“远景”中，爱默生呼吁人们要保持知性与理性之间的平衡，若失去了这个平衡，人类将无法实现其完整性：“在目前，人对自然仅仅施展了一半的力量，仅仅依靠知性处理世上的工作……他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他用于征服自然的力量，都是通过知性来实现的，就像给庄稼施肥一样。……与此同时，在那漆黑的幽暗之中看不到美好前景的希望之光——那就是人们偶尔表现出全力对付自然的例子——他们不但运用知性也运用理性来工作。”[2]55-56

马什的贡献不仅仅只在于为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提供了一个美国版的《反思之助》，他为该书所做的《序言》更是凝练了柯勒律治思想的精华，这一点对于美国思想界来说尤为重要，其中最突出的几个主题就是呼吁宗教与哲学的融合，以及在理性与知性、精神与自然之间所做的区分与界定。

马什像柯勒律治一样，使用理性这个词汇时并不能始终保持一致。有时这个词的意义很宽泛，其含义明显指的是其逻辑功能；有时它与直觉同义；有时理性与知性之间的区分等同于不言自明的真理与衍生真理之间的区分；有时，使用这个词汇是为了表明存在一个不为人类的感知能力所能感受到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只能通过直觉判断来认识。不管怎么说，理性是一个高于知性的能力，知性的结束是理性的起头。

海奇是极力倡导柯勒律治思想的另一个美国哲学家，他是当时美国为数不多的在德国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之一。他通过“超验主义俱乐部”（又称“海奇俱乐部”）与爱默生保持密切接触，后来，这个俱乐部发行了《日晷》杂志，爱默生的许多随笔在这本杂志上得以首次发表。很有可能，正是海奇把德国哲学引介给爱默生[10]34。

像马什一样，海奇认为，如果把我们自己提升到超验主义观点的高度来认真研读推广柯勒律治的思想，就有可能为读者带来宗教和哲学层面上的觉醒。他认为，在美国突然盛行起来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得归因于柯勒律治，是柯勒律治促成了美国超验主义运动迅猛发展。他编撰出版了介绍费希特和谢林等后康德哲学思想概要，而在当时的美国，人们对德国哲学普遍知之甚少。而海奇的文章不仅仅是德国哲学原著的扼要综述，更多情况下是概括介绍柯勒律治对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改造，其中也包括柯勒律治对康德哲学的误读。

海奇在美国激起了人们对柯勒律治的热忱，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救赎者的形象，认为他能把“我们这一代人”从遍布着“流畅易懂”假象的知识迷途中拯救出来：“恐怕我们这一代人已被娇宠惯了，懒散成性，任何需要付出痛苦努力才能获得的东西均被剔除出去，以使一切都变得流畅易懂，毫不费力。人们对艰深的知识运用毫无兴趣，没有能力去接受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理解的事物。一个难懂的词汇令我们害怕；一个假设，若第一眼没有读懂它是如何论证的，就会让我们困惑不已；任何超越感官的事物，若不能借助意象直截了当地向我们的感官解释清楚，就一律被看作是荒谬怪诞或者是玄虚夸张的，继而弃之如敝履。任何超越了普遍的外在经验界限的事物都被看作是属于幻想的难以实现的梦想的世界。”[10]35

海奇对柯勒律治予以极高的评价，但同时也承认，他的著作有严重的碎片化倾向。这个诚实的评价为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完成柯勒律治起头却未完成的工作搭建了舞台。正如通过观察废墟可以想象出其完整的建筑过程，柯勒律治的碎片及其极具挑战性的建议激发了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去完成他们自己的创造。因此，艰深难懂的碎片对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来说没有成为障碍，反而成了机遇。海奇呼吁人们不仅要去理解柯勒律治的思想，而且还应该预备好自己的思想去迎接一个更高层次上的理性主义视角和观点。

三、成年的反思时期：从主体认知转向主体实践

康德强调：“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的人格中的人性和其他人格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仅仅看作是手段。”[12]由此,康德把人的主体性推向了历史的前台。如果说康德把人的主体性原则推向了历史前台,那么爱默生则把人的主体性推向了实践。法国学者莫里斯·格那德认为,晚期爱默生思想根本上是从一种执着于“理性直觉”的哲学向一种重视现实的“力量”哲学的转变：“生命的意义便在于对力量的追寻，这种追寻无处不在。”[9]26“我们应该果断地终止那些繁杂多样的活动，将精力集中在某一个或某几个重点上。”我们“必须接受自己的大脑所能接受的事物，同时放弃其他的一切。只有这样，生命的能量才能够积聚起来，才能够迈开由认识到行动的步伐。”[9]26

由此可见，反思时期的爱默生经历了一种由“智性”到“实践力”的发展,其中抽象的个人自由被改写为一种与命运和现实不断进行“创造性对抗”的“力量”[13]。

爱默生在超验主义宝典《论自然》一开篇就呼吁读者投身到一个对自然、思想和神性全新的感知模式中来。在这里，他问了一个貌似很简单的问题来引导人们投身其中：“让我们追问，什么是自然的目的？（Let us inquire，to what end is nature?）”[14]这里应该注意，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爱默生没有问“什么是自然？（What is nature?）”通过增加了简单的几个单词，他就巧妙地把一个本体论问题变成了一个以主体行动与实践为目标导向的实用主义问题。

《论自然》的第二章阐释了自然的“多种用途”，这昭示了“世界的终极因”——也就是“服务于人”。爱默生运用了理性与知性的区分，以螺旋上升的方式，从不同视角来感知认识自然。第一组“用途”属于知性范畴，从实践的和实用主义视角来观察世界。use（用途）和useful（有用的）这两个单词在英语原文中出现了36次，表明爱默生具有潜在的实用主义倾向。在爱默生看来，“物用”就是“我们的感觉亏欠于自然的那些优势”，其益处“就像对灵魂的好处那样，只是暂时的和过渡性的，不是最终目的。”物用，像知性一样，与对自然的低层次感知力相连接，但同时还代表了“为众人所理解的自然的唯一用途。”爱默生根据这个基础和平台，为把读者带入到一个更高的观点层次做好了准备。例如，物用只是“暂时的和过渡性的，不是最终目的”，这个陈述表明他还将就此展开进一步的论述。自然不仅满足人类物质需要，它还能激发人们去创造“有用的艺术”，这些艺术“只不过是人通过智慧对自然的再现或重新组合。”[14]100由此，“物用”这一章以一个对自然的更高目的和要求而结束：人类享用大自然的各样恩赐，其最终旨归是为其主体性实践活动提供能量与动力。

爱默生在《超灵》中犀利地指出：“不是发自内心的说教对我来说毫无用处[15]。（It is of no use to preach to me from without.）”他鼓励人们要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讲话（Speakalwaysfrom within.），做“事实的参与者和占有者[16]（asparties andpossessors of the fact）”。可见，爱默生赞同康德提出的主体在道德行为和道德判断中的主动参与性。在康德的影响下，爱默生的思想视域从关注主体认知转向了主体实践，他深刻地认识到世界的存在显现在人们参与性的行动中，世界是人们认识的对象，因此，人的存在亦是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反映[17]。

爱默生曾抱怨道：“我的生活是肤浅的，没有在这个深邃的世界中扎下根基。”[10]118但他持之以恒不断地努力向下扎根，以找寻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完全的统一与联合，这些努力点燃了他的最佳的创作激情，为我们贡献了他的最佳作品。爱默生全身心地投入到思想动力过程中，以严格的哲学标准来判断，其结论难免差强人意。一些国外学者认为，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哲学根本称不上哲学，只不过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舍尔曼·保罗称其为一种“看问题的视角”。但正是这种哲学化的开放性模式对爱默生的追随者梭罗、詹姆斯、杜威和尼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爱默生于1840年创刊了以中国古代计时仪器命名的杂志《日晷》，顾名思义，该杂志不仅欢迎年轻的未发表过作品的作家，更是欢迎各种来自古代中国和印度的东方玄学思想。目前，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针对儒学对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已做过许多颇有意义的梳理和研究，本文不再加以赘述。在此，只强调一点：以爱默生为代表的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虽然花了大量精力来译介这些东方玄学作品，但他们并没有全盘接受印度梵教和中国儒学思想，他们只是批判性地接受了其中“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等思想精华。这对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国际理解、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新时代国际交流方略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