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英琴

（商洛学院人文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在中国，一个作家没写过诗是很难想象的。我们读过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钱钟书的诗，也知道陈忠实、路遥、莫言的诗句。贾平凹曾说：“我不是现实主义作家，而我却应该算作一位诗人。”[1]他多次提到自己最初热爱写诗而后转到散文和小说的事：“我更多的是写小说和散文，最倾心的却是诗。”[2]137贾平凹的诗发表不多，但不乏名篇佳作，历来被人重视，在20世纪的新时期诗坛曾占一席之地。学术界向来不乏对贾平凹的关注和研究，但对其诗的考察与分析明显不够，现有的几篇文章也多是关于诗的鉴赏和解读，如张清华的《在空白的尽头或背后——贾平凹〈空白〉阅读散记》、马琳的《辩证玄思与佛道共生——贾平凹〈空白〉诗集赏析》等。其中，不得不提的是王俊虎《论贾平凹的诗集〈空白〉及其文学意义》和王万顺《贾平凹诗歌创作研究综论》，两篇文章对贾平凹诗歌语言特色、题材内容、审美思想、主题意蕴等诸种特性的综合阐述。当然之前费秉勋的《贾平凹论》，李星与孙见喜著的《贾平凹评传》等著作也都论及贾平凹的诗歌创作，且以整体视角解读贾平凹的诗美内涵，对探析贾平凹诗歌与小说、散文的互文关系提供了不容忽视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在2019年6月出版的《陕西新时期文学访谈及研究》一书中，邰科祥借诗论小说，以“意境叙事”概括了贾平凹对当代小说民族式样的独特贡献和个性开创；王万顺也指出：“贾平凹擅长抒情诗和叙事诗两种体式，素材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不作无病之呻吟，内容饱满，情感真挚，以主题深远胜，表现手法上传统与现代相交织，语言质朴，又充满智性哲思。敏锐的现实关注度，深广的历史存在感，浓郁的民间意识，以及痛彻的人性迷思，贾氏诗歌彰显出来的这些鲜明特点在小说中亦贯穿弥漫着，两者形成同质异构的互文关系。”[3]贾平凹的诗歌叙事性特征突出、手法兼取传统与现代、注重整体美，且有散文化倾向。他的散文诗化，以及近年来井喷式的诗性小说在创作的题材选择、主旨立意、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均与早年的诗歌写作有着内在的承袭关系和一致性。故而从诗歌的角度切入以整体把握作家，探析贾平凹在诗歌、诗化散文和诗性小说写作中的互文交涉关系，可深化人们对其文艺世界的理解，明了贾平凹对诗骚传统的继承和对当代文学样式的开拓与贡献，以此打通贾平凹文学创作的文体研究，丰富贾平凹研究的视角和路径。

一、《空白》不白：贾平凹的新诗写作

《空白》是贾平凹唯一的诗集，收录了1976—1986年间创作的三十一首新诗，1986年12月由花城出版社首次出版，当时列入诗刊社“诗人丛书”第五辑，27年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8月第二次出版。《空白》中，除《一个老女人的故事》《二月》等较长诗篇外，其余诗作多以短诗的形式抒怀咏物或寄情叙事。虽然贾平凹在诗歌创作领域取得的成就远不及他的小说与散文，但他对诗歌有着浓厚的兴趣，曾在诗歌创作方面花费了很多心思，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诗歌创作对贾平凹文学之影响可谓深远，有人说“没有诗歌就没有今天的贾平凹”[3]。对此，孙见喜在《鬼才贾平凹》中有颇多叙述：1971年，不到20岁的贾平凹在乡村公社时期即已开始写诗，他的第一首诗登在工地战报上；1972年入西北大学读书，以校刊上发的一首《入校感想》”赢得“诗人”称号——“几乎天天在作诗了，夜夜像初下蛋的母鸡，烦躁不安地在床上构思；天明起来，一坐在被窝上就拿笔记下偶尔得到的佳句。一天总会有一首诗、两首诗出来，同学们都叫我‘小诗人’”[4]。大学期间贾平凹写了很多诗、散文和故事，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1974年刊于《西安日报》的一则散文。工作后，“什么都想写，顺心所欲。开始了学写中篇，开始了进攻散文，诗的兴趣也涨上来了”[5]。20世纪80年代，贾平凹强力进军文坛，“开始了小说、散文、诗三马并进的写作；举一反三，三而合一。而诗写得最多，发表得最少，让它成为一种暗流，在我的心身的细胞之内，在我的小说、散文的字句之后”[6]。可见，贾平凹的诗歌写作从未停止，诗在他的生命里、文字中，在他大量的小说和散文的句子背后。

贾平凹写诗其实是公开的秘密，于诗集《空白》之外，在《诗刊》《星星》《延河》等刊物发表过《在这块土地上》（1981年）《诗二首》《老树》（1982年）《随感二首》（1989年）等诗作。他曾说，“诗可以使我得到休息和安怡，得到激动和发狂，使心中涌动着写不尽的东西，永远保持不竭的精力，永远感到工作的美丽。当这种诗意的东西使我膨胀起来，禁不住呈现于笔端的，就是我平日写下的诗了。当然这种诗完全是我为我而作，故一直未拿去发表”[7]。所以读者读到的只是他浩大诗歌世界的冰山一角。

发表于《诗刊》的《一个老女人的故事》是贾平凹的代表作，诗歌研究者更是常用之作叙事学、文体学和语言学的分析案例。当年，叶橹曾这样评析贾平凹的诗：“在叙事方式上以极为朴素自然的结构，表现出平凡中见奇突的生活底蕴；在思想内涵上，又用虚实相生的叙述来体现奇突中寓深意的哲理思考。所以，它既是平凡的，又是非凡的；它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8]不同于对贾平凹诗歌叙事性的肯定，费秉勋《论贾平凹的诗》以叙事、寻根、整体性为关键词着重论述了贾平凹诗歌的历史文化内涵，指出贾诗“以单纯求丰富、以浅求深、以冷求热”的艺术个性，是“对整个民族历史和发展出路的思考”，是“寻根”的“大诗”[9]152-156。贾平凹崇尚质朴自然、境界高远的“大诗”，从他对汉赋骈文的推崇、李白和李贺的喜爱，以及他在诗歌、散文和小说写作中混沌圆融、意近旨远的艺术追求可见一斑。贾平凹诗歌的叙事性、乡土味、质朴的语言和深厚的社会历史含蕴，早已成为学界一致褒奖的事实性征候。

二、原初之美：《空白》的乡土味、叙事性与抒情性

诗是诗人的精神之国，是诗人对意义之在的赋予；因为诗源于诗人对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源于对世界万象的诗意命名与言说。而诗之所以感发人心，是因为诗是诗人在具体历史时代生存和生活的意义阐发，是其不安于现世又不肯离弃现世的际遇直观。作为文学创作的初始，贾平凹的诗在关注社会流变和人性拷问的同时，显现出一种纯粹的、直观的、未有任何遮蔽的原初之美，诗集《空白》以特色化语言、叙事性和抒情性构建了浑沌简练、静穆幽远的原初诗美。

（一）原初诗语：质朴古雅的乡土抒写

“作诗如说话”（胡适），贾平凹用乡土气息浓厚的日常语言写诗，以平日生活中人们普遍使用、人人烂熟的语词写诗。首先，以方言俚语入诗。贾平凹写诗，不避尘俗，因材取物，大量运用了“赶明日”“四百整”“拱出土”“驼着腰”“面片片”“片片面”“洗涮水”“胖女子”“谄媚人”“成了精”“羞下头”“大喊大吼”“扩大了口”“肥大笨拙”[2]5-133等地道的陕西方言。其次，以日常口语入诗。《空白》的诗句里有诸如“最辣的辣子”“弯了腰的老父”“瘪了嘴的老母”“腰已经变扭”“打一个惊怵儿”“拔掉你衣裤”“活人的权利”“叭叭地扭”“嗡嗡地叫”“灰心懒意”“炭撬起来”“浑身精湿”“摄魂夺魄”“忌恨死了”[2]5-133等原汁原味的日常用语。这些语词的选择和使用展露了贾平凹对语言的极度敏感和把握的天赋，昭示了作家在语言探索和摸索尝试过程中的痕迹，以及其对精神原乡与故乡生活的诗意护守。

贾平凹诗歌写作中对方言俚语和日常语言的使用，一方面使诗歌具有厚重的地方韵味和鲜明质朴的地域特色，另一方面传达出他对文学根据地——商洛的开垦、坚守和热爱。好的文学作品总是从人民中来又回到人民中去，诗集《空白》反映出诗人贾平凹亲近普通民众，深入人民生活，从芸芸众生的一日三餐里观察生活、汲取营养，在对足下坚实土地的书写中展示了百姓生活与生命面孔的信仰和追求。

（二）原初诗艺：关注历史的意象叙事

贾平凹的叙事诗分量重、体量大，以对时代历史的细致刻写表现其对生活万象的深刻体验，以意象叙事、象征叙事和戏剧性手法的综合应用显露其对中国叙事传统的借鉴与把握，构成贾氏叙事诗的独特意蕴。

其一，人与物的意象化。在《过马嵬坡杨玉环墓致E信》中，历史人物杨玉环被意象化为“一个胖女子”。《啊，亚克利兰》把内心爱恋的对象意象化为一块遥远而浪漫的有外民族味儿的“红布”，一颗天天在雪线上分娩的“太阳”，而“我”则幻化成一头不堪忍受的“斗牛”，一只讨厌却勇敢的“苍蝇”。《广岛的老鼠——并非攻击人的一则寓言》里将老鼠意象化为吃三分粮而成了丑恶的“精”，猫被意象化成谄媚人的、从对老鼠大开杀戒到不吃老鼠的、只作人的玩物的“异化了的老虎”。而这些意象化的人和物构成了单篇诗歌的核心意象，关涉着诗歌主旨的表达。

其二，情节事象的意象化。情节对于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塑造具有叙事支点和链条联接的关键作用，贾平凹每每运用象征、隐喻和戏剧化的手法举重若轻地把故事情节意象化、淡化和深远化。比如《我的父亲》中父亲受批判时还不忘纠正批判者的宣告——“不念‘逃之天天’念‘夭夭’”。当自己的学生——领导的孙子说“我什么也不当，我当管你们的领导”[2]91时，父亲觉得自己责任没尽到，连夜去拜访领导，结果只收到领导夫人的哈哈大笑，回来大发脾气，连家里的猫也踢了一脚；为了学生的书法，父亲硬逼着领导写了一幅“白纸上画着一个‘○’和一个‘√’的字稿”……这些叙事过程的重要节点和转折事件均被简净、淡远地意象化和诗意化了。

其三，环境景物的意象化。作家是在意象世界安身立命的人，意象的营造也成为贾平凹的自觉追求。环境景物的意象化是作家创作过程中对内心世界与自然事象感应点的寻求，以四季运行、天地征候、山川河流、动物植物等这些大自然的具体事象来表征内心、营造环境。《深山见闻》里的“桃”，《高塬上的一只斑鸠告别着一株垂柳》里的“斑鸠”和“垂柳”，《雨化石》里的“鱼”，《二月》里的“蚯蚓”“菜花”“蜜蜂”“小草”“黑山”“飞虹”“蚂蚱”“石磨”“阳坡”等意象均在人物刻画和事件环境的铺展上收到画龙点睛、含蓄隽永的效果。而《废都》开篇的“四色奇花”“四日并出”就是一种具有复杂历史和现实内涵的环境意象，对小说故事的展开起到渲染烘托和暗示隐喻的作用。

（三）原初诗情：憨直浪漫的生命实感

诗人写诗无疑是在记录他的心曲，写他的人格。乔伊斯强调，艺术家的人格首先是一声呼喊、一段音乐、一种情绪，然后是一段流畅轻柔的叙述，最后修炼自身以达到非人格化的境地，直至化为乌有[10]。读贾平凹的诗，得见诗人的情思切意和心之波澜，比如《单相思》：“世界上最好的爱情/是单相思/没有痛苦/可以绝对勇敢//被别人爱着/你不知别人是谁/爱着别人/你知道你自己//拿一把钥匙/打开我的单元房间。”[2]81可见1986年34岁的贾平凹对爱情中单相思的体味，它真实细腻同时又含蓄克制地表达了男性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失落——在自己的绝对勇敢中落寞地尝尽一个人的悲欢，在孤独与孤独地沉沦中打开房门，而“钥匙”是只能自己紧握却无从给予“她”和不知如何与“她”共享的怅然。

贾平凹的爱情诗还有《初恋》《分手给××》《深山见闻》《二月》《无题之一》《无题之二》《北上之一》《北上之二》等，值得一提的是《天·地——静夜给 A》[2]5：

有多少水/你就有多少柔情/有多少云/我就有多少心绪/水升腾成云/云降落为水/咱们永远不能相会

天黑了/日子多寂寞/月亮是我们的眼/我看着你/你看着我/夜夜把相思的露珠淌着

爱使我们有了距离/距离是我们爱的永久柏拉图曾说“美是难的”，诗也是“难的”，诗人渴望无限地接近心灵，而心却与诗无限陌生。当然，还有什么是与心灵无比接近呢？只能是诗，是艺术。区别只在于有人写诗，有人被诗所写。写诗的人企望掌握诗之“道”，学习诗之“技”；被诗所写的人往往沉溺诗美，耽于诗心，词句倾泻而出，不能自拔。无论如何，诗是心物相应的无碍，接近万物的本质。以天—地为题，说明了贾平凹对爱情里男—女或你—我的二元归置，在“水”“云”“日”“月”的流转和“天黑”的时空隔挡中，营造一种“美在距离”和“爱在距离”的浪漫与忧伤。人与人因距离而美，因美而欣赏爱慕，同时因距离而不得，而成怀念或回忆以恒久，这也正是爱情的悖谬和魔力。在贾平凹的抒情诗里，我们读到他在繁芜孤寂的岁月里对美好情感的向往，读到他朴拙地道、真诚直接的爱意，读到他在质朴古雅的人情烟火中打捞的人性之美，读到他丰盈、结实、干净、坚定的词句和自然、恬静、沉静、明快的语言节奏中诉说的生命怡悦，同时以冲淡从容、张弛有度、含蕴丰富的诗美印象，以对生命之歌的浪漫演绎展露其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和中国诗学的传统与风度。

三、以诗留白：贾平凹诗歌与小说的互文关系

诗的花，是从诗人生命的土壤里开出来的，包括诗人对原初生命的表达。“原初的诗歌写作源于生命自由自在的体验，源于语言自身对纯洁无瑕的初次虚构与创造。”[11]贾平凹的诗歌创作是一种在陕西方言场域生发言说的诗意生命，是自由显现的形象或形式，是一种原初的诗歌行动。贾平凹认为“诗人并不仅是做诗的人”“诗应该充溢世界”[9]381-382，而诗歌对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综合性的、是多方面的，显著体现在他的诗化散文和诗性小说里。

《空白》中《广岛的老鼠——并非攻击人的一则寓言》《过马嵬坡杨玉环墓致E信》《啊，亚克利兰》《洛阳龙门佛窟杂感》《我的父亲》《我的眼睛有了特异功能》《老人》等篇，通过“老鼠”“马嵬坡”“杨玉环”“亚克利兰”“龙门佛窟”“父亲”“眼睛”等意象，结合象征与隐喻手法展开叙事，被延续运用在《废都》《秦腔》《极花》《山本》等小说叙事中，以“废都”“秦腔”“极花”“山本”等意象隐喻和象征时代历史与社会文明。“贾平凹的小说和诗歌从主题、表现手法、艺术风格、语言等方面存在很多共性，有些在诗歌中进行了实验，一以贯之在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中。”[3]由此构成的文体互文和连带关系成为解读贾平凹文学文本和文艺世界的开阔路径，贾平凹诗歌与小说、散文的互文关系至少指涉三个向度。

首先，注重历史与关切人生的题旨互文。诗是与时代同呼吸的，诗歌应该有时代感，能体现社会价值。贾平凹《一个老女人的故事》从一个女人的一生出发思索一个村庄、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的发展与出路，以开阔深沉的笔调、平冷浑厚的语境融合了个人、地域与历史。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2]以诗之用论诗之作，从诗集《空白》我们看到贾平凹对《诗经》传统的继承，看到他延续屈子、杜甫一路对时代民生的关注和现世人生的关切，抒写当代中国宽阔变迁的人民生活成为贾平凹文学创作一直以来的核心题旨。另《过马嵬坡杨玉环墓致E信》《洛阳龙门佛窟杂感》《题三中全会以前》等诗篇均以其历史性和当下性确立诗歌价值，同贾平凹近三十年创作的《商州》《浮躁》《废都》《白夜》《土门》《病象报告》《秦腔》《高兴》《古炉》《带灯》《极花》《山本》等关涉当下、挥写时代大音的小说主题形成内向的互文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13]贾平凹正是用最大的真诚反映时代的作家，他的创作始终不忘乡野，扎根民间，志在抒写中国这篇“大文章”。

其次，意象叙事与隐喻象征的手法互文。贾平凹曾说：“我欣赏这样一段话：艺术家最高的目标在表现他对人间宇宙的感应，发掘最动人的情趣，在存在之上建构他的意象世界。”[14]意象抒写成为贾平凹从汉字思维和汉语诗性本质出发，对中国“立象以尽意”的象征化叙事传统的切入和赓续，从中我们窥见贾平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自觉传承和他建构混沌圆熟的文艺世界的野心与实力。对于贾平凹文学叙事的意象化、隐喻性和象征性特征，邰科祥在《“意境叙事”的实验及其成功范例——贾平凹的民族化小说探索之路》一文中用“意境叙事”命名贾平凹小说创作的观念和实践，并以此肯定贾平凹在现代小说民族化范式探索中的贡献。邰科祥说：“这种写法类似于诗的思维，我认为，贾平凹其实是用诗的形式来写小说，或者说，他的长篇小说就是诗小说。”[15]“意境”是诗学核心概念，亦是抒情文学的优秀标准，借以指涉贾平凹小说用意境讲故事和用有意味的故事造意境的独创手法，暗合贾平凹从诗歌写作走向诗化散文和诗性小说的天成之路。正如贾平凹所言：“中国人感知和把握世界是整体论的意识，诗则贯通其中，是有意而无形的；今生做不了诗人，心中却不能不充盈诗意，活着需要空气，就更需要诗呀！”[2]137以故事营造意境引发联想和想象，以象征隐喻附会文本之外，注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和“弦外之音”的意味效果，正是贾氏小说区别于其他小说的显著特征，而诗无疑成为解开贾平凹文学创作的一个秘钥。

再次，方言抒写与乡土韵味的语言互文。贾平凹是一位陕西味十足的作家，几十年未改的仍是一口浓重的商州腔，正所谓“我手写我心”，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语言。贾平凹的诗歌里有大量的方言俚语，小说散文中亦不例外——以朴素见真情、见意蕴、见思想。贾平凹的语言是以方言口语为基础的语体结构，其语感美一方面表现为地域言语结构的内在节奏与情感起伏变化的同构，一方面为有意弱化语义，使之产生超语义的“意在言外”。贾平凹注重文学语言的准确性、形象性、音乐性，而以准确性为重中之重。他说：“好的语言是什么？即能准确表达出人与物的情绪的就是好的文学语言。”[16]他认为好的语言是实用的，是通过搭配能准确表达人和物的情绪的，具有形象性和质感，是精简却也不失其味的，是有让人眼前一亮过目不忘的“准确”，能一下子就说到人和事的“骨头”上的。因此他提倡作家向古典和民间学习，比如学习陕西民间散落的上古语言，而后在写作实践中锤炼结构、节奏和语感。贾平凹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对话、叙述语言均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像“有蛇黑藤一样地缠在树上，气球大的一个土葫芦，团结了一群细腰黄蜂，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一只松鼠就在路中摇头洗脸了”[17]这样灵活运用方言土语的句子不胜其数，而以地道的方言口语描写乡土中国、刻画土生土长的民间人物以书写鲜活生动的时代地域，已成为贾氏语言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

四、结语

台湾作家王鼎钧曾说诗是一个人“夜半心头之一声”[18]，这“一声”是生命的跃动，是诗人热烈情感浸润中宇宙万物的意象化涌现，是将这些意象诉诸语言以形象性、音乐性和意境化、具象化的过程。贾平凹也说：“我一直认为诗人并非一定须要写诗，但弄文学的人却一定要心中充溢诗意；诗意流动于作品之中，是不应提取的，它无迹可寻。这是不是一种所谓的‘气’呢？文之神妙是在于能飞，善断之，善续之，断续之间，气血流通，则生精神。”[1]247那么，诗和诗人是两件事，诗不是诗人专有，诗意也并非诗歌独具。诗，说到底，是人们看待自然事物和人世诸象的方式，是基于生命感觉的一种给予能力，是奇妙理解事物之后对生命经验的表达建设。所以，诗意是一种意蕴，一种姿态，是流溢在天地之间的气韵，是作家寄寓在文艺世界的神妙和自然之灵。天心、地心、人心，乃诗者之心，是写作力求解决的人类思维与认识世界的关系——对命运、苦难、光荣、幸福、制度的探究，是作家关于时代、历史、地域的反思和追问。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能更深刻地理解贾平凹写出这样的诗，而没有写出那样的诗，写出这样的小说，而没有写出那样的小说的原因根由，理解贾平凹以叙事见长的诗歌、诗化散文和诗性小说的独特意蕴和渊薮根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