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丹丹

(绍兴文理学院 元培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中国戏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在世界剧坛上独树一帜。“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加快中国戏剧“走出去”、深化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发展，理应成为当前学界的题中之义。文章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运用主体间性理论、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与媒介环境学理论，探讨“一带一路”中国戏剧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几个问题，为提升中国戏剧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文化共建共享共荣提供决策参考。

一、文献回顾

中国戏剧的跨文化传播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初，学界围绕中国戏剧的对外翻译与传播、异质文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做了大量研究。进入21世纪，中国戏剧跨文化传播研究拓展到了媒介层面,研究主要关注如下几方面内容。

(1) 中国戏剧的对外翻译与传播。在国外，一些学者对中国戏剧的翻译进行了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论文是Birch (1970) 的 Translating Chinese Plays: Problems & Possibilities[1]。他认为中国戏剧翻译的困难主要在于中西戏剧诗学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戏剧翻译时应保留文化意象，避免因韵损义。Mei-shu认为在翻译戏曲作品时，译者要有演出的观念，既要杜绝中式英语，又要尽量保留原作的韵味[2]。Wichmann-Walczak指出京剧唱词翻译既要做到如英诗般押韵，又能契合京剧唱腔[3]。在国内，学者们研究了戏剧文本的海外传播。陈受颐的《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首次在理论上论述了中国戏剧在国外的传播[4]。王丽娜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探究了各时期中国戏剧在国外的流布状况[5]。孙歌等人撰写的《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古典戏曲在国外的传播历史[6]。

(2) 异质文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此类研究主要包括异质文化受众对中国戏剧的评介、翻译、改编及演出等。宋光祖[7]、宫宝荣[8]、李伟民[9]等众多学者探讨了戏剧改编移植异质文化经典的意义及方法。这些研究开拓了异质文化经典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渠道，也为中国戏剧在海外传播找寻到更多的文化契合点。此外，刘珺探讨了传播现象所折射出的内在文化本质，提出了文化差异、经济因素、面对强势文化的自卑心态等异质文化因素对中国戏剧变革的影响[10]。

(3)中国戏剧跨文化传播中的媒介问题。施旭升、舒凌云探讨了戏剧传播的媒介特性，提出了不同媒介的审美规则与交流方式[11]。张帆进一步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戏剧当前的生存状况[12]。林一就戏曲艺术传播媒介进行了分类，提出了原态创新与动态创新观点[13]。戴茜、林一将戏剧传播媒介分为具有时间偏倚性的冷热媒介和具有空间偏倚性的冷热媒介，建构了戏剧跨文化传播媒介分析模型，为制定中国戏剧“走出去”战略提供了宏观指导[14]。

综上，国内外学界围绕中国戏剧跨文化传播中的译本可接受性、异质文化的制约以及传播媒介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也存在不足：从研究范围看，针对西方国家的研究较多，围绕更广区域的研究偏少，考虑当下“一带一路”背景的研究更少；从研究内容看，针对剧本译介传播的研究较多，涉及跨文化传播中戏剧呈现方式的研究较少；从学理意识看，当前研究尽管已从“比较文化学”延伸到了“跨文化传播学”，但大多局限于新媒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方面，真正涉及传播媒介的深层次应用研究明显滞后。如何解决中国戏剧跨文化传播中的有效性问题，亟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二、“一带一路”中国戏剧目标受众研究

目标受众研究是中国戏剧跨文化传播的首要问题。“一带一路”中国戏剧跨文化传播本质上是一种获得异质文化认同的过程。由于地域、宗教、文化、政治等方面差异，不同国家或地区受众对中国戏剧的价值意蕴和艺术特质会有不同理解。了解不同受众群体对中国戏剧跨文化传播意义阐释可能产生的偏误，准确把握其文化需求特征，是实现中国戏剧跨文化传播精准化和有效性的基本前提。

“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合作网络。据商务部报道，截至2019年5月，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随着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国家越来越多，近年来，针对跨国文化交流与合作问题，国内学者从地缘政治、大国博弈和国家利益等方面，探讨战略支点国家的选取问题。借鉴现有文献研究成果，考虑到地缘、贸易、文化等方面的接近性，可优先选择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特别是已经与中国政府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战略国家，如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等，邀请来自这些国家的外籍人士，参与调查和访谈，考察其对中国戏剧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了解他们欣赏中国戏剧的目的动因以及欣赏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障碍。从种族、语言、阶层等多个维度，对目标受众进行分类，剖析不同类型受众对戏剧题材、剧情结构、艺术形式的审美需求和消费诉求。查阅“一带一路数据库”和《“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了解目标国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以及戏剧发展和交流现状，比较中国与目标国在戏剧诗学传统上的差异，明确中国戏剧在目标国传播的剧种剧目，剖析存在的困难与障碍，为选定中国戏剧跨文化传播对象、内容、形式提供决策依据。

三、“一带一路”中国戏剧本土化阐释

跨文化传播中存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交锋、碰撞与融合，事实上人们往往以自我文化为中心而忽略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差异，这是阻碍跨文化传播的一大因素。同样，“一带一路”中国戏剧跨文化传播的核心矛盾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障碍。为了规避不同价值观和不同的标准所导致的文化冲突，就需要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观、信仰、风俗和宗教，通过彼此交流和交融，增进相互理解和认同，而不能用各自的文化规范去要求其他相异文化圈，更不能追求价值观层面的统一，否则就会导致文化内涵理解上的偏误。中国戏剧的本土化阐释就是为了使目标受众能够真正理解中国戏剧所传达的价值内蕴。

根据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理论，“一带一路”中国戏剧跨文化传播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意义为内核的主体间性对话。在中国戏剧跨文化阐释过程中，要遵循“间性对话”的原则，考察不同文化主体在碰撞交流中的理解和阐释机制，揭示参与交流的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交互主体关系。从语义、文化、情感和节律等方面，对中国戏剧的内涵意蕴和艺术形式进行解构，对剧本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做本土化阐释，从而实现意义在不同文化间的传播和准确解读。在此基础上，从戏剧的情节架构、特色呈现与价值彰显三个角度，以清晰的叙事逻辑展现中国戏剧的历史厚度、地域广度和思想深度，以浸入体验式的叙事方式呈现中国戏剧的传统特质，从而使中国戏剧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质在目标语语境中引发共鸣。

四、“一带一路”中国戏剧多模态意义生成

中国戏剧的多模态话语生成是体现中国戏剧核心要义、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受众消费诉求和审美期待的有效手段。

多模态话语指运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中国戏剧已有800年历史，发展至今有300多个剧种。作为一门综合艺术，中国戏剧是以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为中心的戏剧形式，它有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段。例如，戏剧中的服装和化妆，除用以刻画人物外，也是增强表演效果的有力手段。水袖、翎子、髯口等，不仅是人物的装饰，而且是戏剧演员美化动作，表现人物微妙心理活动、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工具。因此，单纯用语言文字显然无法深入准确地表达其文化内涵和价值，许多非语言元素也会对戏剧文化的传播效果产生一定影响，包括声调、语调、语速等副语言元素，手势、身势、面部表情、动作、移动等肢体语言元素，以及声音、灯光、场景等环境元素。因此，可以借鉴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框架，从文化、语境、内容、语法和形式等不同层面，分析戏剧的十三个符号系统(语言、语调、表情、动作、调度、化妆、发型、服装、道具、装置、照明、音乐、音响效果)之间的包容、交叠与互补关系，以及多模态呈现方式，挖掘不同模态的深层次意义及其对揭示中国戏剧价值意蕴的作用，探索多模态在共同话语意义上的有效表达方式，构建中国戏剧跨文化传播的多模态话语体系。

五、“一带一路”中国戏剧多样化传播路径

中国戏剧多样化传播路径是实现传播效益最大化的重要保证。戏剧传播中，舞台演出因其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和带入感，已经成为戏剧文化最传统的传播形式，它通过演员动作的演化，使观众感受其服饰、扮相、布景、动作所蕴含的艺术之美，领悟其文化内涵。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国戏剧频繁地走出国门，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戏剧对话，推动着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与融合。在展示中国戏剧文化的同时，也为他国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然而，由于受地域和时限影响，舞台演出这种现场传播的局限性逐步显现，因此，急需更新中国戏剧传播观念、创新传播渠道，不断扩大中国戏剧文化的传播面和影响力。

当前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大数据技术为创新戏剧文化传播路径提供了技术支持，经由PC端和移动媒体端融合生成的广播、电视、网络等全媒介，为人们精准选择有效传播路径提供了便利条件。“一带一路”文化共建为更新戏剧文化传播观念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动力。“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目的在于使中国的优秀戏剧文化惠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形成新的文化共同体。这就需要树立全球视野，以世界各国受众的戏剧欣赏体验和消费需求为导向，开展全方位传播。然而，由于语言障碍、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了解，国外受众理解中国戏剧文化时存在不少困难。为此，还要重视具体传播媒介的选择，根据电视、广播、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等不同媒介的特征，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接受度及适宜性量化评价，以确保传播媒介的合理选择。

除了以上两类传播路径外，教育与学术研究传播也是中国戏剧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形式。这方面可借鉴孔子学院推广中国文化的做法，在充分了解国外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采用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优先考虑在“一带一路”支点国家中设立形式多样的中国戏剧学院或学术机构，开设中国戏剧欣赏和表演课程，举办中国戏剧文化节，开展戏剧交流学术活动。在吸收其他国家文化精华基础上，对中国戏剧文化进行传承创新、提炼升华，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国戏剧文化向全球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有效传播。

以上围绕“一带一路”中国戏剧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尤其是自我和他者两大文化主体可能面临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的差异，综合运用戏剧戏曲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提出了中国戏剧跨文化传播的基本思路和策略，这对于实现从需求挖掘、剧本阐释、话语呈现到意图表达的全面贯通，推动中国戏剧文化跨国界、全方位、多角度有效传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