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霞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教育中心， 福建 福州 350108)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1775—1817) (Jane Austen) 毕生创作了6部小说，每一部皆是经典，并被多次搬上荧屏。道德教育是奥斯丁一贯坚持的重要主题，她笔下的每位女主角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道德教育。《傲慢与偏见》和《爱玛》的女主人公在纠正自身的道德缺陷后收获了爱情。《诺桑觉寺》中，凯瑟琳·莫兰在古堡客居的经历是对她的道德洗礼。《理智与情感》讲述了一对姐妹花的故事：姐姐的道德克制与妹妹的道德放纵形成对比。《劝导》中的安妮为了恋人的前程舍弃婚约，然而她高尚的道德挽回了恋人的心。与上述小说不同，《曼斯菲尔德庄园》(以下简称《曼》)中所涉及的道德问题更加突出，被认为是“奥斯丁小说中意识形态与道德倾向最明显的一部”[1]。小说的女主人公范妮·普莱斯出身贫寒，刚满10岁就被有钱的亲戚伯特伦爵士夫妇收养。范妮在曼斯菲尔德庄园受到诸多不公平的待遇，虽经历了感情的起伏，却始终保持一颗明辨是非之心，因此，她最终获得了表哥埃德蒙的厚爱。

维多利亚时代前期，社会提倡以传统风俗和社会制度约束个人的行为规范, 这正是奥斯丁的作品所呈现的道德观：原则与秩序。对此，刘易斯(C. S. Lewis)称赞道：“坚持原则而严肃认真，是奥斯丁艺术的精髓。”[2]奥斯丁在小说创作中如何把她高超的叙事技巧作用于道德教育的主题，这是本文探索的重点。英国学者伊恩·D·怀特(Ian D.Whyte)的专著《16世纪以来的景观与历史》(Landscape and History Since 1500)阐述了影响风景构成的因素，大到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经济活动和政体，小到个人的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状况、道德种族等因素[3]。他尤其强调，风景与人们的道德传统有着密切关系。我国学者黄继刚认为，风景叙事实际上是将风景研究“问题化”，是揭示蕴含在风景中的人文意识、生活实践、共同情愫、历史记忆、民族认同以及文化政治的呈现方式[4]。由此，本文从《曼》中三处风景入手，解读风景背后的社会和道德现象，进而探究奥斯丁作品中道德教育的深层蕴意。

一、庄园风景与功利主义道德观的对抗

道德是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而庄园是身份、财富和权力的象征，直接指向人物的情感和命运。正如小说评论家苏珊娜·克拉克(Susanna Clarke, 1959— )所说：“自然风景已经不再是一个物质存在，而是有一种情感意义；它代表了人物的未来。”[5]6维多利亚时代前期，以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和穆勒(John S. Mill,1806-1873)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思想成为贵族阶级衡量人们行为的“道德标准”，凡事以钱财为主导的功利主义道德观让人误认为“充分满足个人利益便可以实现最大的幸福”[6]。

《曼》虽然以曼斯菲尔德庄园这个地理名称命名，但在小说开篇，奥斯丁仅说其是“漂亮的宅邸”[7]1。直到玛丽·克劳福德小姐面对庄园的继承人汤姆·伯特伦的追求，开始盘算是否要成为女主人时，读者才从她的视角中看到，“一座庄园，一座方圆五英里的名副其实的庄园，一幢宽敞的现代修建的房子，位置相宜，林木深掩，完全可以选入王国乡绅宅邸的画集，唯一不足的是家具需要全部更新”[7]41。克劳福德小姐直言结婚是她的目标，当上女主人行使权力是她的渴求。然而，她痛苦地发现自己真正爱上的是庄园的小公子埃德蒙，而根据当时英国的长子继承权制度，埃德蒙势必要搬出庄园而靠牧师的微薄俸禄生活，所以，克劳福德小姐因利欲熏心而最终失去真情。

索瑟顿庄园是小说中检验人物道德的另一个试金石。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大小姐玛丽亚·伯特伦参观过拉什沃思先生的大房子后，面对“粗大肥胖、智力平庸”[7]32的庄园继承人，还是对这桩婚事心动了。第一卷第八章，一群年轻男女去参观索瑟顿庄园，快到庄园时，玛丽亚指着前方的风景，喜不自胜地炫耀未婚夫的财产，“那座可终身保有的庄园大宅，那座拥有庄园民事法庭和庄园刑事法庭权力的家族宅第”[7]72。玛丽亚一语道出了她对行使索瑟顿庄园权力的无限向往，接着她又绘声绘色地向人们描述了庄园：村舍(寒碜)、教堂(玛丽亚觉得教堂远离大宅，可免钟声之扰)、牧师府、救济院(女主人行善来博取声名的地方)，林地、农地、村道(只有庄园主有能力出资修建)。游园中，玛丽亚一边与克劳福德先生调情，一边盘算着如何当上女主人从而逃离原生家庭的道德束缚，完全成了功利主义思想的俘虏。

此次游园中，学者周丹丹注意到以下几点有关风景的道德隐喻[8]：索瑟顿庄园的老夫人作为长辈，为图便捷带领众人从后门进入礼拜堂的行为，违反了从正门进入礼拜堂的规矩；同时，礼拜堂内缺少让人敬畏的装饰物，这暗示了道德的缺失。玛丽亚不等未婚夫取来钥匙开门就直接翻墙，大胆走向暗墙外的风景，预示违背道德的行为必有代价：故事以玛丽亚身败名裂收尾，她不仅搅乱了索瑟顿庄园的秩序，也令曼斯菲尔德庄园蒙羞。而坚守原则的范妮没有被暗墙外的风景诱惑，这是对功利主义道德观的成功抵制。

二、牧师府风景与乡村共同体观念的一致

风景因人而异，对乡村风景的不同态度可以反映出人物的乡村共同体观念是否与其道德观一致。小说描述的牧师府有两处，一处在曼斯菲尔德教区，由格兰特博士夫妇居住。不久，格兰特太太的弟弟和妹妹亨利·克劳福德和玛丽·克劳福德从伦敦来牧师府度假。那里风景如画，如文中所述：“一个漂亮活泼的年轻小姐，依偎着一架和她一样雅致的竖琴，临窗而坐，窗户是落地大窗，面向一小块草地，四周是夏季枝繁叶茂的灌木林，此情此景足以令任何男人为之心醉魂迷。这季节，这景致，这空气，都会使人变得温柔多情。”[7]57因此，血气方刚的埃德蒙当即就对爱情产生遐想。然而，克劳福德小姐却对美景无动于衷，风景在她眼中一钱不值。范妮初访牧师府，就细细品味这里的风景，她赞叹大自然的魅力并认为：“如果人们多留神大自然的崇高壮丽，多看看这样的景色而忘掉自我，邪恶和忧伤一定会减少。”[7]100在小说结尾，范妮成为这座牧师府的最终女主人，着实是奥斯丁对功利主义道德观的嘲讽。

第二处牧师府地处偏僻，在桑顿莱西，是埃德蒙即将就任的教区。克劳福德先生偶然到访这个牧师府，他想按照上等人的标准来改造这个牧师府。埃德蒙听过克劳福德先生的想法后表示，他喜欢亲近大自然和教民，不想做太多劳民伤财的事，更不想借牧师府来炫耀特权，他还希望心上人克劳福德小姐能与她共守乡村。在听了哥哥的高级改造计划并沉浸在幻想中的克劳福德小姐，被埃德蒙的一席话惊醒。范妮对表哥的见解深表赞同。

克劳福德小姐和范妮对待乡村风景截然不同的态度，预示了她们不同的道德观。持功利主义道德观的克劳福德兄妹疏离自然，把牧师府的风景看作身份地位的象征，最终与世间真挚的爱情失之交臂；而埃德蒙和范妮都有一颗能领略乡村风景的道德之心，他们不追求人造风景，愿意与教民同乐来维持乡村共同体，自然结成情投意合的伉俪。

三、城市风景与维多利亚家庭道德观的博弈

家庭关系是维系社会的基础，家庭内外的风景能体现人物情感和道德观之间的矛盾。乡村宁静有序的风景有利于培育女主人公范妮的道德行为，如上述的庄园及牧师府，而鱼龙混杂的城市更能挑战范妮的家庭道德观。小说中主要涉及了伦敦和朴次茅斯两个城市。奥斯丁对伦敦轻描淡写，对新兴的海滨城市朴次茅斯的描写却浓墨重彩，借此展现了城市劳工阶层的生活以及维多利亚家庭观的现状，具有现实意义。

范妮8年后第一次回到生母家，她憧憬着亲人团聚的温馨时刻，却被现实狠狠一击。当马车停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一座小屋前的那一刻，范妮失望地看到：家里空间逼仄，光线昏暗，声音嘈杂，到处是一片混乱的场景。“她觉得城里的阳光与乡下的完全不同。在这里，太阳只是一种强光，一种令人窒息、令人生厌的强光，只会使原本沉睡的污秽和浊垢显现出来。城里的阳光既不能带来健康，也不能带来欢乐……墙上有父亲的脑袋靠脏了的痕迹，桌上被弟弟们刻得坑坑洼洼，桌上的茶盘从来没有擦净过，杯子和碟子擦后留下条条污痕，牛奶上浮着一层薄薄的蓝色灰尘。”[7]376

18世纪末的朴次茅斯是英国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城市里的劳工阶层居住条件堪忧，空气污染，女性参加户外活动的机会很少。正如范妮的母亲普莱斯太太说：“我的女儿们常常关在家里——朴次茅斯这地方太糟糕了——她们很少出门。”[7]344城市的封闭空间阻隔了人与自然的接触，造成人类道德上的无序感及功利主义思想的蔓延。

家庭内外风景的变化，让困囿家中的范妮面临家庭道德观的挑战。克劳福德先生在曼斯菲尔德庄园爱上了范妮，几次求婚不成，又追随她来到这里。范妮原本可以答应这位富家公子的求婚而离开这个贫贱之家，成为男性顺从的“家庭天使”[6]。但是她没有忘记对方的道德缺陷和可耻的放荡行为，只对他以礼相待。范妮第一次有机会来到朴次茅斯的海边大堤上散步，尽管身旁是她唯恐避之不及的克劳福德先生，她觉得，“在这天气的感染下，万物显得绚丽多姿，在斯皮特黑德的舰船上，以及远处的海岛上，只见云影相逐，涨潮的海水色调变化莫测，大堤边的海浪澎湃激荡，发出悦耳的声响，种种魅力汇合在一起，逐渐地使范妮对眼下的处境几乎不在意了”[7]350。范妮此刻拥抱大海，由视觉愉悦带来心情愉悦，为自己坚持原则而感到骄傲。

家庭道德观的坚守促使范妮开始力所能及地帮助家人，维持家庭秩序。范妮给即将出海的弟弟缝制衣服，解决了两个妹妹之间争夺一把银质餐刀的家庭矛盾，教导大妹妹苏珊读书识字和行为礼仪，让家里变得秩序井然。从痛苦的原生家庭到开阔的大海，范妮的心胸渐宽，并主动适应了现实环境。正如学者段义孚指出，人们生活的环境和面对的风景“不仅仅是人的物质来源或者要适应的自然力量，也是安全和快乐的源泉、寄予深厚情感和爱的所在”[9]。

四、风景叙事构建的道德教育

简·奥斯丁的兄长亨利·奥斯丁在《回忆奥斯丁》中说奥斯丁本人“热爱自然风景，而且是一位具有鉴赏力的行家”[5]14。这在她的小说中一览无遗。她笔下的风景为人物提供了展现其道德观的空间，成为道德教育主题的叙事层面。而奥斯丁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源于她对英国18世纪道德理性的继承，这种继承还包括小说家理查生和菲尔丁。

在《曼》中，奥斯丁通过对庄园、牧师府和海滨城市的风景叙事，展现了人物情感和道德观的内在联系，突出了功利主义道德观的危害性及其对维系乡村共同体和家庭稳定的不利影响。以玛丽亚、克劳福德小姐和范妮为代表的三位女性，面对生存环境下的风景，所做出的不同的道德选择，预示了她们各自的命运。被功利主义道德观吞噬的玛丽亚和克劳福德小姐，无视风景又蔑视道德，最终在物欲的漩涡中丧失了自我。范妮几次拒绝了克劳福德先生的浪漫追求，与埃德蒙的感情在风景的共赏中水到渠成。奥斯丁在小说结尾处盛赞他们的婚后生活是“世上少有，他们生来都同样喜欢家庭生活，同样陶醉于田园乐趣”[7]405。 奥斯丁借三对青年男女的婚恋故事，以风景的叙事手法，深刻揭露了受功利主义道德观荼毒的丑德行为，提倡女性以严肃认真的道德观约束自我，在自然和道德的环境中获得爱情，才是实现个人幸福的有效途径。

五、结语

近年来，学界兴起了关于奥斯丁小说的风景叙事研究，这一研究不仅是研究英国社会的重要方面，而且突出了风景与社会、道德之间的相互建构。《曼》中三处风景所展现的人物道德观被编织进叙事的文本中，道德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物的本性。在镜子里，美德之人与丑德之人形成鲜明的对照，德行高下不与财富多寡成正比。庄园、牧师府及城市，不再是单纯的建筑个体，而是具有社会指涉的象征性风景，是人们道德观交锋的场所，是用于书写人与自然、道德与命运的抗争的。奥斯丁透过“风景”这一独特的视角，丰富了小说的叙事层面和道德蕴意，呈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前期英国人的道德风貌与情感之间的关系；同时，借助风景叙事，读者更容易接受奥斯丁小说中的道德教化，并认识到坚持原则和秩序的道德观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