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辉

象征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历程和策略

李国辉

台州学院人文学院

象征原为古希腊词语，14世纪随着拉丁语天主教文献传入法国，成为常用的思想和语言术语；19世纪后期它成为法国象征主义的核心美学概念，然后经日本传入中国。五四时期，法国象征主义迎来了在中国传播的黄金时期，但是因为它不合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文学民族化和文学宣传功能的要求，象征主义的译介和创作随后陷入困境。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等批评家、诗人，他们在理论上用中国的比兴、意境理论来解释象征主义，在创作上使用有中国气派的意象，遂使得象征主义在中国实现了本土化。象征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策略，是系统性的、对等性的重构。这种重构寻找与法国象征主义的具体理论有等价性的传统诗学，然后树立这些诗学的中心地位。法国象征主义诗学并未受到排斥，而是与中国诗学组成一种新的、包容的体系。梁宗岱、戴望舒等人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是法国象征主义的中国化，而且也是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化。

象征主义 本土化 梁宗岱 戴望舒 意境

中国现代文学最具争议性的思潮是象征主义。梁实秋曾这样批评它：“这一种堕落的文学风气，不知怎样的，竟被我们的一些诗人染上了，使得新诗走向一条窘迫的路上去。”[1]尽管象征主义受到很多非难，文学史却有自身的书写规则。站在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再来审视它，会发现它不仅是新诗现代性的主要资源，而且也是国际象征主义思潮的重要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