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博自杀报道的叙事模式研究

2020-02-24毕维娜

视听 2020年2期

□ 毕维娜

作为异常事件，自杀因其具有的冲击性往往为公众所关注，硕士和博士因学历的显著性，他们的自杀尤其如此。硕博自杀事件通过媒体的报道为人所知，媒体在对事件进行叙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价值判断。研究媒体硕博自杀报道的叙事模式，其实质是在揭示媒体的价值倾向。本文以媒体的硕博自杀报道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这些报道的叙事模式，以及这种叙事对公众和自杀预防的影响。

叙事是“一种能把不同的角色、场所和事件统理在一起的方式”①。媒体对自杀事件的报道通常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呈现的，即将记者采访到的新闻素材组织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记者的叙事不可能做到纯粹的客观中立，总会受到媒介立场、受众需求、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由此形成媒体对事件的特有解读。

本文选择了新浪网2018—2019年对硕士和博士自杀事件的所有报道作为研究样本，共收集到11 篇硕博自杀报道，其中硕士5 篇，博士6 篇。通过文本分析，笔者发现在硕博自杀报道中存在着固有的叙事模式。

一、故事主题：学业困境导致的极端选择

在11 篇硕博自杀报道中，媒体所构建的故事主题无不与学业有关，指出自杀是硕士和博士在面临学业困境时的一种选择。在对自杀原因的呈现中，“论文”“科研”“毕业”“导师”是提及最多的字眼。《南大博士失踪9日后，警方证实跳江自杀，失踪当天参加师门谢师宴》中，博士的自杀被导向“实验课题太难，导师没有提供太多帮助，毕业又是悬在头顶的剑”。《研究生疑因毕业论文自杀，本计划与女友年内结婚》《28 岁中南大学研究生跳楼，疑因论文未通过》更是在标题中就直接将研究生的自杀归因于毕业论文。

迪尔凯姆认为自杀是社会制度、社会环境的结果，而硕士和博士主要的生活环境在学校，发生在学校里的事情主要与学术研究和与导师的关系有关，理所当然地被媒体构建为自杀的原因。媒体关于硕博自杀的故事叙事也以此为核心展开，自杀成了他们摆脱困境获得解脱的方式。硕博是高知群体，关于其学业困境的叙事主题能够引起公众的阅读兴趣，但媒体大肆渲染学业困境的主题危害极大，容易给那些现实生活中面临同样困境的硕士和博士错误的引导。

二、故事讲述：因果线性结构下的自杀建构

讲故事时使用的叙事结构一般包括因果线性结构、缀合式团块结构和双线交织式结构等。经过文本分析，笔者发现因果线性结构是新浪网硕博自杀报道中最常用的结构。因果线性结构即记者按照因果关系来安排新闻事实②，这种因果情节的布局在11 篇硕博自杀报道中可以轻易窥见。

《中国博士生在美国自杀，遗书称导师逼其学术造假》的开头就展示了自杀博士陈慧祥的遗书：“我以后的生活会生不如死，完全进退两难。我反复考虑到了所有情况，觉得无路可走。”遗书中直指自己即将发表于业内的顶级会议论文中数据漏洞百出，导师不同意撤稿，之后通过倒序的手法，将一系列关键事实组织在一起，陈慧祥被导师逼迫而死的线性结构跃然纸上。

在杨宝德自杀的报道中这种因果线性结构更为明显。杨宝德女友的文章《还原事实真相，愿你在天堂安息》涉及的事实行文以“男友的自杀和他的博士生导师周某有很大的关系”开篇，随后呈现出杨宝德被导师要求浇花、拎包、挡酒等遭遇，并辅以聊天截图证实。记者站在杨宝德女友的立场上对事件进行了解读，这种解读加剧了涉事双方之间的冲突。

用因果线性结构对自杀事件进行报道，将自杀硕士或者博士与其导师、学习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就使得导师和硕士或博士的自杀行为之间具有了直接的因果关系。而这种将自杀的全部责任推给导师的叙事方式，违背了《自杀预防：供媒体工作者参考》中“切忌将自杀归为单一原因”的禁忌，容易造成自杀原因的片面化，不利于自杀预防。一方面，自杀是由多种因素长期累积而成的负性事件，报道过多着墨于引发自杀的诱因，会使真正需要关注的个体心理健康问题受到忽视；另一方面，自杀行为得到媒体关注后，客观上能达到惩罚诱因方的效果③，然而媒体报道对此大肆渲染却可能促使自杀行为产生。那些在现实中处于同样困境的硕士或博士看到诱因方被惩罚后，也许会出于报复心理选择以同样的方式自杀。

三、故事人物：“寒门学子”呈现的刻板印象

报道中，自杀者本身的性格也常常是记者呈现的一个重点。通过文本分析笔者发现，硕博自杀报道中呈现的自杀者不仅具有某种刻板印象，而且多数自杀者是积极正面的性格。

首先，在新浪网的11 篇硕博自杀报道中，自杀者往往被刻画为“寒门学子”。《研究生留血书自杀，万字文章被曝光，跳楼疑因导师压榨》通过对陈泽民家庭情况的呈现（“他的父母均务农，且身体不好，父亲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母亲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均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但他很争气，本科就读于河南农业大学，每年都拿到一等奖学金……”），刻画了一个家境贫寒却品学兼优的学子形象。《寒门博士之死》中的杨宝德也类似：“他来自湖北农村，父母在外地打工，家中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因为知道家里负担重，从读大学起，除了学费，基本没找家里要过钱。”叙事中刻画的这种“寒门学子”形象，更能打动读者，激起读者的同情心，但是同时也会给公众造成“寒门学子”心理脆弱的歪曲认知。

其次，对自杀硕士或博士的报道倾向于呈现其正面阳光的性格。《中国博士生在美国自杀，遗书称导师逼其学术造假》中，同学形容陈慧祥是一个“阳光开朗、乐于助人、待人真诚”的人。《华南理工大学一研究生坠楼身亡校方：系个人原因》中，同学称自杀硕士“平时开朗活泼”。《武汉自杀研究生：导师的管家助理和“干儿子”》中的同学一致认为“陶崇园很阳光，和大家关系都很好”。《研究生留血书自杀，万字文章被曝光，跳楼疑因导师压榨》里，在家人和朋友眼中，陈泽民是个“乐天派”，“性格不错，与人为善”。这些报道在叙事中将自杀者的正面性格呈现给公众，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淡化了自杀硕士或博士的心理健康问题及其可能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支持了报道中的因果线性结构，使受众产生了“性格开朗的硕士或博士自杀完全是其导师造成”的片面认知。

最后，硕博自杀报道中关于人物的叙事，除了自杀者之外，鲜有报道关注自杀者的亲属，也即报道对自杀者亲属的呈现过少。只有《25 岁理工硕士旅店楼顶自缢始末》这篇报道中呈现了硕士自杀对其家庭造成的影响。《自杀预防：供媒体工作者参考》中规定了媒体自杀报道应遵循的六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在报道时应提到自杀者的行为对其亲属和心理方面的伤害”。媒体对自杀者亲属的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抑制自杀的作用，那些具有潜在自杀意念的人看到自杀者对其家人造成的巨大伤害后，可能会放弃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