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翔月

一、意识层面：新闻救国，坚定发声

意识层面，自萨空了从事新闻工作之始，侵略者的铁蹄就在国土上肆意践踏，举国上下满目疮痍。因此，萨空了认为新闻工作者应该肩负起民族国家的责任。

首先是新闻救国，具体来说，即通过办报达到宣传抗战的目的，并且报纸应该拥护大众利益并为大众提供服务。总的来说，一是要唤起百分之一的中国人（社会精英）为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无能改变的普罗大众）的幸福而努力；二是要时刻关注行业领路人的动向，并及时反映给百分之一的精英，询问意见，给予反馈；三是要使百分之一的精英形成力量，监督领路人，教育群众。

其次是言论自由，坚定发声。萨空了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的沟通，已从双向变成了单向，失去了向他人报道消息提供意见的权利，而只剩下了倾听他人所报道的消息所提供的意见的义务。这样会有三个弊端：1.新闻被恶人用作工具。被少数人利用而不是服务于多数人。2.打开局面的时候，黄色新闻泛滥。3.报纸上的新闻失去了真正新闻的价值，而成了陈腐无聊的“杂志”。把持新闻的人“虚晃一招”，用黄色新闻麻痹读者，使其在战争的时代背景下淡忘民族意识，而新闻机构也可以因此安逸，不背负在经济政治方面的责任。这样的情形明显是萨空了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他一直在为民族的自由发声而努力，其为劳苦大众献身的精神，渗透在他任《立报》总编辑的整个时期。如大量宣扬“精诚团结、共同抗日”的救国主张，组织报道“一二·九”学生运动；还刊登了许多对国家政治有重大影响的新闻报道，如“七君子”事件报道、“西安事变”报道、“八一三”抗战报道等。

二、人员层面：能力过关，恪守道德

人员层面，萨空了认为，要从事新闻行业，就先要具备判断新闻价值的能力，然后才配做一名记者。详细来说，从业人员一是要坚守所办的报纸有益于人类，并且对新闻事业要具备一定的牺牲精神。二是必须要有自己的判断力，不要受宣传的骗。比如看到一篇新闻，应当提醒自己到这一步，报纸至少受了三重主观的筛选（写稿人、选定人、编辑），它已经不是一个完全的事实。三是，宣传应当是“以先知，知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要“不应比事实多一分，也不比事实少一分，至少记住要的确忠于他自己的认识”。横向对比西方，这一点正好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观点相契合：“新闻实践，是‘临场发挥的表演’，其元素是行为者对场景的诠释和在具体场景下策略的选择。”两者都认为新闻的创作存在主观的选择。四是，新闻从业人员应当树立好新闻的标准，这标准首先是要与人类的生存直接或间接相关并且有益，其次是要新和真。“新”指的是相对而非绝对，它是相对于人类的已知水准而言。故在萨空了看来，想要把握“新”的含义，就必须以人们目前的认知水平作为标准。对于一些旧知识，也可以将其有价值的部分提取出来，变成新闻传达给观众。

三、管理层面：企业经营，服务大众

管理层面，萨空了秉持“重营业，更重事业”的经营管理理念。要创办报纸，就要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社会环境，它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办报要配合它的轨迹发展。要跟随社会的发展道路，新闻事业应当成为企业，必须采取一般大企业的管理方法。不外乎要体现的是：权力集中、厉行法治、由细密分工而归于机动合作。

这大致需要建立几个部门：一是编辑部，负责报纸的言论写作、采访、编辑和出版工作。二是经理部，处理日常运营工作，如广告、发行、杂役管理等。三是印刷厂，管理印刷事务。并且各部门需要有层层会议并做好记录，再建立办事细则，算是一种机制内的立法手段，一种奖惩的机制，既能充分保证职员尽心尽力工作，不偷懒懈怠，更能用薪资奖励进一步激发职员的工作热情。

此外，虽然是企业经营，也要反对以纯营利为目的。特别是在编辑报纸时，奉行“精编主义”，严格把关新闻的质量，照顾读者的感受。如《立报》在“精编主义”原则的指导下，报纸的篇幅紧缩，使得报纸读者如《立报》标语所说：“五分钟能知天下事”。除了奉行“精编主义”，萨空了还注重读者意识。他认为报纸一是要为读者服务，解决读者的困难；二是要把读者报告当成报纸新闻的重要来源，把读者变成通讯员；三是改革报纸文字，服务大众。他在《立报》副刊《小茶馆》的“点心”专栏里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个专栏是献给‘上层社会的人们’心目中所称为的‘下层民众’的，它将努力以浅显通俗的文字，写出些有益于他们的思想进步和增进常识的文章。”

四、与西方对比：媒介同为统治工具，发展模式却各自不同

要对比当时中西方的新闻思想，可以先看当时的时代背景。那时的中国前有列强的炮火轰鸣，后有国民党等买办阶级和军阀的钳制，在进退维谷的战争背景下，中国新闻的发展起起伏伏。而西方媒介，也经受着二战后的阵痛，美国处于新闻专业主义起步阶段，新闻业内外部条件基本齐备，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是其主要的理论基础。

中西方的媒介思想，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有宣扬自由的需求，并且都是公共领域的媒介，是被控制的媒介组织。国内，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新闻革命人仍然坚持为自由发声。而在辛亥革命后期，报纸被军阀和买办阶级控制，形成北京、上海两个中心。北京报纸为军阀服务，政治属性突出。上海报纸则是被买办阶级控制，操作市场，主要体现为经济属性。放眼西方，进入20世纪后，片面追求“新闻自由”使资本控制了媒体，垄断扼杀了思想自由市场，建立“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的呼吁日显迫切。许多“学术大咖”实际上充当的是服务于“帝国统治技术”的角色。这么看来，国内外的新闻事业虽都有自由发声之需求，却在实际发展中不得不沦为经济或政治的工具。

中西方的媒体思想同样也有所差异。西方国家新闻行业在自由市场和司法体系较为完善的条件下，各种力量相互制衡促使媒介呈现多元化发展，公营私营皆备；而以萨空了为代表的中国报人则心怀家国天下，主张“文人论政”，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试图以文章报国。

五、今日之反思：完全的新闻自由难以为继

总而言之，萨空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坚持新闻救国，且报纸要为人民服务，其一些思想极具前瞻性，直到现在还具有参考价值。如媒体应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一致，是在努力达到各类广告收益与新闻自身价值的平衡；与受众交流，注重受众的反馈，类似于现在的数据收集反馈机制；对新闻进行精编，方便读者阅读，发展到现在则慢慢演变成了微博快评、“关键词”新闻，最大程度上做到吸引受众的眼球。

但是，通读《科学的新闻学概论》以及萨空了的各项思想，笔者对其媒体内部共和思想的一些观点仍保留自己的意见。如他认为新闻业应该不受第三方的干扰而独立发展，笔者则认为新闻业不可能独善其身。媒介处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没有绝对的客观和真实。新闻场会受到经济场和政治场的干扰。虽然萨空了乐于接受新事物，比如成舍我的办报主张和马列主义的观点都曾让他受到震动，但是他的变化始终是温吞的，本质上，他坚持的仍然是徐宝璜的“新闻本位”的思想主张，其实是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思想色彩的，毕竟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不可能存在完全的新闻自由。在今天看来，新闻只顾行业内部的自律坚守以及读者的感受，而忽视政治经济力量的介入和引导，也欠缺与社会的联系与考量，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