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颖

一、研究背景

中美贸易战大背景下，2019年5月15日凌晨，美国商务部正式将华为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企向华为出售相关技术与产品。这一举措标志中美贸易战升级为科技战。美国政府发动的“华为禁令事件”对中美企业、5G技术发展以及全球科技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国主流官方媒体与地方商业媒体逐渐将华为作为关注的焦点。

二、研究理论与方法

（一）框架理论

“框架”的概念最早是由人类学家贝特森提出，他认为“框架是一组讯息或具有意义的行动”。美国社会学家吉特林最早将框架分析运用于媒介研究。此后，在新闻传播领域中，框架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分析媒体中如何运用新闻框架来呈现社会现实。塔奇曼在《做新闻》一书中直接提出“新闻是框架”，甘斯在《什么在决定新闻》一书中使用田野调查法再次证实了“新闻框架”的存在。

（二）内容分析法

本文采取内容分析法，以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封面新闻三大媒体在5月15日-6月9日中对“华为禁令事件”的报道（人民日报67篇，环球时报80篇，封面新闻154篇）为样本，通过设置变量并进行编码，运用Python中的Pandas库与Pyecharts库进行相关数据处理与分析，以获得准确的统计结果。

三、数据与分析

（一）报道体裁

报道体裁是新闻报道内容的重要表现形式，选用什么样的体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媒体的报道策略和框架。两类媒体都以消息作为主要报道体裁（人民日报与环球时报：55%；封面新闻：53%），且明显高于其他体裁所占的比例。消息是以事实描述为主的报道体裁，两类媒体对华为禁令事件主要通过报道事件相关进展、相关方的表态与声明等消息性体裁来呈现华为禁令事件的最新信息。不同之处在于，除使用消息体裁之外，人民日报与环球时报配合使用评论性体裁，进行舆论引导、强调官方政府态度与立场以及表达社会各界的反应；封面新闻通过配合使用通讯与深度报道体裁，对事件的始末、相关事件报道、产生的影响与后果进一步挖掘新闻价值，以吸引用户浏览量。

（二）报道议题

就报道议题种类来看，两类媒体议题类型相同的有“华为禁令事件的最新进展”“国内媒体/网友对华为事件的态度与评价”“外媒/外企/其他国家领导人对华为禁令事件的态度与评价”“华为禁令事件对相关企业/国家/股市/民众的影响”等；不同的是，“对华为未来的担忧”“华为新产品/技术/业绩的报道”等议题在封面新闻中有部分涉及，而在人民日报与环球时报没有相关报道。

即使在相同议题中，两类媒体的议题范围也有所差异，例如关于“华为芯片及操作系统披露与评价”，人民日报与环球时报中仅有5篇相关报道，而封面新闻有15篇。在两类媒体涉及议题最多的前三类中，人民日报与环球时报分别为：中国政府/国家领导人对事件的表态与回应（34篇，占比23.13%）、外媒/外企/其他国家领导人对华为禁令事件的态度与评价（32篇，占比21.77%）、华为企业官方回应与表态（20篇，占比13.61%）。封面新闻分别为：华为供应链企业断供辟谣报道（32篇，占比20.78%）、国内媒体/网友对华为事件的态度与评价（25篇，占比16.23%）、采访任正非的相关报道与评价（20篇，占比12.99%）。

（三）关键词分析

在新闻报道的文本中，媒介的新闻框架可以通过一定的符号体系即定性的关键词表现出来，从而凸显媒体态度和报道立场。

人民日报与环球时报在报道“华为禁令事件”时，主要使用“发展”“国家”“世界”“全球”“美方”“威胁”“服务”“安全”“企业”等关键词。这说明人民日报与环球时报等中央主流媒体在报道华为禁令事件时，更加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进行报道，同时他们也通过带有强烈立场的词语（如“威胁”“发展”“合作”“支持”“反对”）来表达对美国禁止华为所表现出来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否定态度以及表达对华为企业（科技成就、居安思危的表现）的肯定态度。

封面新闻在报道“华为禁令事件”的时候，更多使用“5G”“任正菲”“科技”“芯片”“技术”“应用”“手机”“操作系统”“产品”“智慧”“智能”“腾讯”“城市”等关键词。这表明封面新闻等地方商业媒体更关注“华为禁令事件”中与科技相关的话题，同时从“周跌”“指数”“上涨”等关键词中也可以看出封面新闻侧重从经济视角来报道“华为禁令事件”，更加强调美国政府打击华为后对相关企业及国家经济（特别是美国股市、美国企业）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

四、结论

研究发现，主流官方媒体与地方商业媒体报道框架呈现如下差异。

（一）主流官方媒体聚焦于舆论引导，而地方商业媒体关注事件本身及其影响

从报道体裁、报道议题的对比来看，人民日报与环球时报通过在消息体裁基础上配合使用评论性体裁，突出中国政府国家领导人华为企业的回应与表态，以及强调外国媒体对华为禁令事件的评价性文章，再配合一定数量的社论、社评来进行舆论引导，强化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维护国家与政府的形象；封面新闻则在消息体裁的基础上配合使用通讯以及深度报道等题材，报道“华为禁令事件”事件本身的发展及其产生的影响，还包括选择部分自媒体的文章内容，以贴近性的原则，站在用户的视角来进行新闻报道，此举更能增加用户黏性，激发用户共鸣，并突显了一定的情感关怀。

（二）主流官方媒体偏向政治框架，而地方商业媒体偏向科技框架

华为禁令事件本身具有双重性质，因其在中美贸易战以及美国政府打压中国经济的大背景下产生，所以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又因华为企业本身属于商业公司，禁令涉及未来5G等相关科技的发展，因此又具有一定的科技性。而人民日报与环球时报等党中央媒体，本身就拥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因此在报道华为禁令事件时更关注其政治框架，与之相反，封面新闻政治属性不强，因此会报道更多受众感兴趣的相关科技话题。

（三）主流官方媒体侧重宏观视角，而地方商业媒体侧重微观视角

人民日报与环球时报是在国家语境下的党中央主流媒体，而封面新闻主要偏向于地方用户（川内用户为主要受众群体），所以是地方语境下的商业媒体（华西都市报运营，阿里集团是其重要投资者）。因此，人民日报与环球时报的华为禁令事件报道侧重站在宏观的国家视角，以正面舆论宣传为导向，关注事件对国家层面的影响，并在社评中不断表达代表国家与政府的立场。而作为地方媒体的封面新闻，主要实行的是商业化运营模式，因此更加注重受众和盈利。作为“内容+技术”的新生代媒体，智能算法推荐（类似今日头条）及AI技术（机器写作、语音合成）已经成为其报道的基础性技术，因此封面新闻更善于发现“华为禁令事件”中的市场与新闻价值，报道对象也更加具体和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