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我并不想描述移民疾病王国并在那里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想描述围绕那一处境所编造的种种惩罚性的或感伤性的幻象：不是描绘这一王国的实际地理状况，而是描绘有关国家特征的种种陈见。我的主题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我的观点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然而，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写作此文，是为了揭示这些隐喻，并藉此摆脱这些隐喻。

两种疾病一直以来都引人注目地同样为隐喻修饰物所复杂化，这就是结核病和癌症。……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因此，数量惊人的癌症患者发现他们的亲戚朋友在回避自己，而自己的家人则把自己当做消毒的对象，倒好像癌症和结核病一样是传染病。与患有一种被认为是神秘的恶疾的人打交道，那感觉简直就像是一种过错；或者更糟，是对禁忌的冒犯。光是这些疾病的名称就似乎具有一种魔力。……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做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不是仅仅被当做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解决之道并非是对癌症患者隐瞒实情，而是纠正有关这种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秘性。

——摘自[美]苏珊·桑塔格著： 《疾病的隐喻 （节选）》，程巍译， 《名作欣赏》2011年第13期

我在书丛里出生成长，大概也将在书丛里寿终正寝。在外祖父的办公室里到处是书，一年只在十月开学的时候打扫一次，平时不许掸灰尘。我早在不识字的时候就已经崇敬书籍，这些竖着的宝石，有的直立，有的斜放，有的像砖一样紧码在书柜架上，有的像廊柱一样堂而皇之地间隔矗立着，我感到我们家是靠了书才兴旺的。我在一间小小的圣殿里嬉戏，周围是一些方方厚厚的古代艺术珍品，它们亲眼目睹我出世，也将给我送终；书不离身使我有一个清净的过去，也使我有一个清净的未来。我偷偷地摸摸书、碰碰书，让双手有幸沾一点书上的尘土，但不知拿书做什么用。我每天恭恭敬敬地参加仪式而不解其意：外祖父平时笨手笨脚，连扣手套扣也要我母亲代办，但摆弄起这些文物来却灵巧得好似主祭司。我千百次看见他心不在焉地站起身来，绕桌一圈，两大步横穿房间，毫不迟疑地抓起一本书，根本不必费时选择。他一边回到扶手椅，一边用拇指和食指翻阅着，刚刚坐定，一下子就翻到了 “要找的那一页”，啪的一声打开，那声音像皮鞋一样发响。有时候我走近看看像牡蛎一样裂开的盒子，发现里面赤裸裸的内脏，但见灰白而发霉的纸张微微凸起，覆盖在上面的黑色小静脉，吸饱喝足了墨水，散发出蘑菇味儿。

…………

我还不识字，但为了赶时髦，要求有我的书。于是，外祖父跑到他的混账出版商那儿要来了诗人莫里斯·布肖写的 《布肖故事集》，里面是几篇民间传说，经过改头换面适合于儿童的口味。……我捧起这两本小书，闻了闻，摸了摸，漫不经心地翻到 “要找的那一页”，发出啪啪的响声。结果白费了力气，因为我并没占有它们的感觉，我力图把它们当作玩具娃娃，哄哄、吻吻、打打，也不成功。我只得哭丧着脸把书放到母亲的膝盖上。她眼睛离开了活计，抬起头对我说：“你要我给你念什么啊，亲爱的？仙女吗？”我疑惑地问道： “仙女？这里面讲仙女吗？”仙女的故事我是很熟悉的，母亲经常讲给我听。她给我洗脸的时候讲，只在给我擦花露水时停一停；她给我洗澡的时候也讲，到浴缸底下拣从她手上滑下去的肥皂时停一停。所以我现在听起来心不在焉，这样的故事我太熟悉了。我一个劲儿地瞅着安娜·玛丽，她是我每天清晨的侍女；我专心地听着她战战兢兢的声音，这声音是由于她地位低下所造成的。我喜欢她那些半句半句的话，姗姗来迟的词语。她说话时猛一上来很有把握，但很快就乱了阵脚，败下阵来，她的自信消失在悦耳动听的稀疏的话语中，但一阵缄默之后，她的自信又重新抬头。故事，通过讲故事，她把内心的独白串联在一起了。她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俩始终单独和秘密地在一起，远离人间，远离诸神，远离教士，好似两只带角的母鹿，和其他成仙的鹿在一起。

——摘自[法]萨特著：《读书》，沈志明译， 《新世纪文学选刊（上半月）》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