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雯欣

网络舆情生态系统是一个涵盖舆情主体、舆情客体、舆情本体、舆情载体和舆情环境的综合性传播系统，它具有开放性强、互动性强的特点。其中舆情客体主要表现为体现民众共同利益的公共事务或带有群体性意见的个人事务，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事件往往更易挑动民众情绪，引发舆论浪潮。

一、突发性事件：环境舆情“燃烧”的可燃物

伴随着“两微一端”的发展，突发性事件的曝光速度呈直线式上升。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第一手事件报道资料来自普通民众，而不是新闻媒体。人们对突发性事件具有敏锐的感知力和判断力，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事件表现出极高的关注。近年来，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环境问题逐渐上升为舆论的热点话题。从2018年11月4日的泉港碳九泄漏事故和2019年3月21日的响水爆炸案的公众反响来看，环境污染问题更易煽动民众情绪，加速舆论传播发酵。

环境问题因其强烈的伴随性一直是公众高关注度的对象。响水爆炸案中，化工厂的工作人员和附近村庄的居民都是利益相关者，他们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而这种突发性事件的爆发不仅受到利益相关人员的关注，同时也会受到自由主体的关注。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突发性事件激发共情效应，相似的痛点引发社会上大范围的心理恐慌，刺激着公众的神经。同时，强烈的代入感激发群体的同理心，让自由主体和利益相关人员能够突破年龄、阶层、性别等圈层障碍走到一起，表达共同的诉求，发泄共同的感情。

因而，一场舆论的爆发燃烧首先需要“可燃物”的存在，即易激发公众情绪，使公众产生情感共鸣的突发性事件。在“碎片化”的信息时代，注意力已经成为稀缺资源，舆情热点事件必须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冲击力，否则就可能湮没在海量舆情信息流中①。“3·21 响水爆炸案”以其热词“蘑菇云”“化工污染”等涉及环境污染的内容充分调动了网民参与讨论的热情，一时间掀起了大范围的舆论浪潮。

二、群体性意见：环境舆情“燃烧”的着火源

舆情的爆发源于突发性或刺激性事件，依赖于公众不同观点态度的交织碰撞。因此，群体性意见的表达就成了环境舆情是否能持续传播发酵的重要因素。舆论的产生是多方观点、情绪博弈的必然结果，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影响就像蝴蝶效应般迅速引起社会言论的巨大波动。

（一）基于生存发展的利益相关者

在“3·21 响水爆炸案”舆情分析报告中，江苏地区的微博转发评论量保持第一且持续高涨，因其地理位置的接近性，基于生存发展需要的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舆情讨论，表达自己的诉求。化工厂爆炸使工作人员和附近居民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民众的恐慌度、愤怒度②也在加速舆情的传播和发酵。在后真相时代，公众更倾向用“情绪流”代替“信息流”，加之网络社群的情绪感染及暗示机制——情绪由内向外流露，由外向内产生影响③，舆情传播在短时间内就会迅速达到顶峰，使舆论持续蔓延和发酵。

（二）基于共情效应的自由主体

在任何环境舆情中，利益相关者总是在第一时间对舆情发表自己的看法，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而自由主体也并不是完全将自我视作“看客”，他们同样也会依靠媒介发声。环境舆情因其伴随性极易激发公众的共情效应，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弱势群体中，从而激烈地表达自我的诉求。自由主体表面上是为因响水爆炸而受伤的人员惋惜愤慨，其实质是由于相似的痛点引发了社会上大范围的恐慌心理，使得公众神经紧张，恐惧的心理无处排遣。但在表达诉求的过程中极易出现“群体极化”现象，群体的无意识活动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而有悖于大多数意见的少数群体就会越来越沉默，即诺伊曼所提出的“沉默的螺旋”。如若能够引导大多数意见朝正向积极的方面发展，那么消极的少数意见将不攻自破、逐渐消散，如此一来舆论生态将会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三）基于引导舆论的意见领袖

格拉德威尔在其著作《引爆点：如何引发流行》中写道：“联系员具有把全世界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天赋。”④而意见领袖在舆论形成扩散过程中的作用与联系员很相似，他们散发着一种“超感染力”，这不仅是说服别人的能力，更是一种将他人纳入自己思想范围内的能力。法国学者勒庞提到：“在使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方面，领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意志是群体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而群体则像是温顺的羊群，没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⑤意见领袖凭借其超凡的交友能力、深厚的知识储备和敏锐的洞察判断力，依靠关系网传播看法、观念和态度，是舆论导向的风向标，甚至左右着舆情发展方向。在“3·21 响水爆炸案”统计报告中，“就是阿姨吧”“石扉客2018”等以上千的转发量成为该舆情扩散的核心传播人，即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正确的舆情选择、价值判断和观念传播将会对舆论引导产生非常显著的作用。

（四）基于重构舆论生态的管控主体

管控主体一般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媒体，二是政府部门。

首先是媒体。随着移动终端的发展，新媒体的使用频率骤然上升。在面临各种突发公共事件时，新媒体借助其开放性、包容性的特点，已经成为舆情事件首次曝光的主要信息来源⑥，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传统媒体的发展。但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其权威性、专业性和议程设置功能，依然在媒体行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相较于新媒体上的海量信息、失实新闻，依然会有不少的公众选择信赖传统媒体。传统媒体的关注参与和持续新闻报道则助推网络舆情进一步传播与扩散⑦。简言之，无论是权威性更高的传统媒体还是传播速度更快的新媒体，其活跃程度以及报道深度都与大众的参与度和关注度息息相关，因而媒体对舆论生态的重构起着指导性作用。

其次是政府部门。对于“3·21 响水爆炸案”来说，与舆论重构相关的即当地的环境部门。网络舆情是民众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⑧，突发性事件所造成的大众恐慌极易激发大众的负面情绪，政府部门的态度在这时就显得尤为重要。爆炸案发生后不到两个小时，盐城市委宣传部便通过微博证实消息属实，并建议公众不要围观现场，非常及时地安抚了大众情绪，避免了谣言的产生。如若政府部门拒绝向大众透露真实消息，对谣言采取放任措施，对其扩散不施加阻力，那么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便会如涟漪效应般不断地沿着圈层关系网扩散，坠重将导致政府形象陷入“塔西佗陷阱”。而未来政府形象的重塑不仅会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还将耗费漫长的时间。

三、技术化媒介：环境舆情“燃烧”的助燃剂

有了“可燃物”和“着火源”，舆情可以扩散和传播，配以先进的技术化媒介，舆情“火势”将会大范围地扩大，由一星半点演化为燎原之势。舆情产业是基于IT 技术的信息服务行业，网络技术的发展是舆情产业发展的基石和推动力。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搜索引擎的迅猛发展都为舆情产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媒介的交互叠加使网络舆情被非线性放大⑨，扩大了传播范围，加快了传播速度。概而言之，技术化媒介的发展为舆情产业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也让信息在不断传播的过程中持续发酵，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⑩。

注释：

①⑨⑩全淑凤，李璐.网络舆情生态系统运行的动力节点解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5):156-160.

②虞铭明，朱德米.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扩散动力学机制分析——以“昆明PX 事件”为例[J].情报杂志，2015(08):115-121.

③④⑤[加拿大]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引爆点：如何引发流行[M].钱清，覃爱冬 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⑥王平，谢耕耘.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形成及演变机制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03):63-69.

⑦张一文，齐佳音，马君.网络舆情与非常规突发事件作用机制——基于系统动力学建模分析[J].情报杂志，2010(09):1-6.

⑧王来华.舆情变动规律初论[J].学术交流，2005(12):155-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