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豫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0）

17 世纪后，特别从霍布斯开始，在旧唯物主义那里，“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感性”［1］164，而使“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1］164。近代唯物主义哲学的这一缺陷被施达克以某种方法发现了，他在1885 年写的一本书——《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这本书中，施达克将费尔巴哈含有唯物主义元素的思想视为唯心主义。如此一来，就造成了这样的混乱：“费尔巴哈到底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2］？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相混淆，从而扰乱了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还起到了批评并蔑视唯物主义的作用。所以当《新时代》杂志社总编辑考茨基请恩格斯“写一篇批判文章来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时，恩格斯就同意了。

1 批判逻辑：恩格斯反批判的逻辑理路

在《费尔巴哈论》的题目中，“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是放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之前的，以常理度之，应在正文开始时即阐释费尔巴哈哲学，但为何恩格斯开篇即讨论“黑格尔哲学”呢？有些导读解释为“阐述马克思主义怎样从黑格尔哲学走出”［3］，有些导读认为这是按时间先后顺序的方法而写，笔者在此另做阐释。

《费尔巴哈论》直接写作目的是批判施达克的“混乱”，而施达克正是通过搅乱黑格尔哲学与费尔巴哈“新哲学”之间的关系，使费尔巴哈在哲学范畴上成为唯心主义者，以此来制造混乱，达到为费尔巴哈申辩的目的。因此恩格斯先从黑格尔哲学入手，正本清源，直接达到对施达克辩护前提的批判。黑格尔作为唯心主义的大师，是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最杰出代表。在当时欧洲的思想界，“唯心主义”大行其道，唯心主义哲学被认为是“好的”。与此同时，“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4］229，在欧洲的哲学家看来，这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但这种“反叛”非同一般。费尔巴哈认为“唯物主义是人的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因此他的思想被认为是“唯物主义”的，这种斗争并非“唯心主义”的“内部争斗”，而是哲学两大阵营的对抗。施达克并不想把问题上升至两大阵营对抗的局面，他要把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固定到“唯心主义内部争论”的范围内，藉此批评并蔑视唯物主义。但施达克本身就是“混乱”的，他“越是把各种流派……的用语混在一起，这种堆砌所造成的混乱就越大”［4］223。在“混乱”之中，施达克错误地解读划分两大哲学阵营的标准，这就出现“费尔巴哈到底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的问题。讨论这一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施达克认为“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进步”。他将费尔巴哈的“理想”元素拿来作为“唯心主义者”的标志。毫无疑问，费尔巴哈哲学是有一定的演变过程，他从早期黑格尔主义的信奉者转化为机械唯物主义者。可以明确，费尔巴哈的哲学具有浓厚的唯物主义色彩，他认为在“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4］234。在费尔巴哈的“新哲学”中真真切切存在着“唯物主义”，只是他口头上并不承认自己是个“唯物主义者”罢了。如果一些糊涂者听从施达克的蛊惑，把真实存在的“唯物主义”视而不见，偏听偏信施达克对费尔巴哈歪曲的评价，将“对理想目的的追求叫做唯心主义”。那么在糊涂人看来，“追求理想目的”就是“唯心主义者”。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也承认“理想道德”的作用。这样以来，施达克就混淆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元素，随意把哲学两大阵营的对立打破，把马克思主义和思辨唯心主义混为一谈，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此一来，无产阶级的领导思想就被扰乱了。因此恩格斯开篇即写清楚了“黑格尔哲学”，彻底阐释了施达克的辩护前提——黑格尔哲学的内部逻辑，随后就“哲学基本问题”作深入阐述，廓清了施达克搅乱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范畴，对施达克的唯物主义批评进行了直接、有力的反批判。

2 深层批判：恩格斯反批判的两大方面

恩格斯对施达克的反批判主要表现在对施达克辩护方向的批判以及对其辩护错误原因的分析两方面。恩格斯认为“施达克在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找错了地方”［4］234，所以说从一开始，施达克的辩护以及他对唯物主义的批评就站不住脚。

2.1 对施达克辩护方向的批判

第一，施达克的辩护基础已经否定了他的辩护依据。施达克“在这里无非是把对理想目的的追求叫作唯心主义”［4］234，他将“那些把席勒诗歌中符合他们需要的少数哲学上的只言片语”搬来，根据康德的唯心主义及“绝对命令”来论证费尔巴哈的哲学是“唯心主义哲学”。但单单是“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最杰出代表”——黑格尔就“尖锐地批评了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4］238。连施达克心目中的高峰——黑格尔都如此批评这样的“绝对命令”，那么施达克就已经丧失了辩护的前提与基础了，恩格斯的反批判不可谓不深入骨髓。

第二，施达克的辩护存在逻辑上的错误。施达克把人类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无论是生产实践活动还是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都看作是大脑所派生的。施达克认为，由于外在事物通过人的眼球映入人的大脑，因此人的头脑产生各样式的知觉或感觉，形成了所谓人的“意图”，进而指挥着人们的行动，并指出了这种拥有“理想的意图”的人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者，这种论断是极其没有逻辑思维的推断。按照他的逻辑，“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4］238，唯物主义者就不复存在了。所以这种辩护从逻辑上来说就是错误的。

第三，施达克的辩护与事实不符。施达克把“是否相信世界进步，是否肯为促进世界的进步而献身”［5］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对于他的错误，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指出人类“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4］238。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历史总是在不断进步、不断前进的，这是真理。相信世界进步，肯为世界进步献身者，有唯物主义者，有唯心主义者；反之，则亦有。所以说，施达克在辩护时候并未研究史实便妄下结论，必定犯下错误。

2.2 对施达克错误辩护原因的分析

第一，施达克将不同流派的哲学语言杂糅于一本书中，造成混乱。纷繁复杂的、不必要的哲学语言不一定说得清楚事物的本质，可能仅仅是想吸引读者的眼球。正如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利用“美文学的、有时甚至是夸张的笔调”，是为了让文章在语调上更精妙，以此达到自己的写作目的。施达克似乎学习费尔巴哈的写作模式，“用不必要的晦涩难懂的哲学语言来阐述”［4］223一些哲学家的见解。但这是弄巧成拙，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把“哲学用语堆砌得太多”，而“这种堆砌所造成的混乱很大”。思想上的“混乱”蔓延至笔尖，施达克的错误就绝不可避免了。

第二，施达克沿袭德国庸人的定义。“施达克在这里向那种由于教士的多年诽谤而流传下来的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庸人偏见作了不可饶恕的让步”［4］239，他接受了德国庸人对“唯物主义”的定义。庸人们把贪吃、酗酒、娱目、肉欲等“一切龌龊行为”都归结到唯物主义中，而把追求“理想”，向往美好归结到唯心主义中，直接抬高唯心主义，批评并蔑视唯物主义，而作为哲学家的施达克，不可幸免的成为了庸人们的“信徒”。

第三，施达克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认识不清。施达克崇拜唯心主义哲学，他认为一般的理想与信念本质上与康德讲到的“道德理想”相等同，在这一模式内，他就把是否“相信人类进步”，是否追求“理想的意图”作为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所以说“哲学基本问题”对于施达克来说仍是未知领域，因此恩格斯在第二章直接引入“哲学基本问题”，阐明“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形成了对施达克的反批判。

3 现实意义：恩格斯反批判逻辑的方法论意义

恩格斯在对施达克批评唯物主义进行反批判时，通过把握批判与构建的关系，在批判的同时丰富并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并辩证地分析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与施达克的批评形成鲜明的对比，展现出一个共产主义者高超的理论品质。

3.1 把握批判与构建的关系

恩格斯对施达克的批判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先贤的各种语境化阐述和判定出发来进行批判的，而是根据时代需要来阐述，根据使命的召唤来发声。马克思逝世后，如施达克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乃至抹黑并未停止，当时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都需要有人站出来为马克思主义发声、证明。时代的问题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兴盛的根本，这一点恩格斯非常清楚，因此他写了《费尔巴哈论》一书。

恩格斯坚信“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他深刻认识到黑格尔哲学体系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将黑格尔“保守的方面”抛弃，汲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在对待施达克错误批评时恩格斯并非像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们（譬如施达克）去单单论述“对象是什么”即论述费尔巴哈哲学是唯心主义哲学，而更多地是在批判中体现“发展什么”，正如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并非单单阐述黑格尔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而是在批判这两大哲学后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从恩格斯的论述逻辑中可以探析出，他将批判作为引子，由批判起，落实到构建中，落实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完善中来，这是那个时代的要求。恩格斯处理批判与构建间矛盾的逻辑对当今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踏入21 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的浪潮裹挟着越来越多的人们走进紧密联系的社会。个体人之间分工的“异化”以及经济收入差距的拉大，使“社会诸领域不断分化，导致了社会整合危机”［7］。这种危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价值观念滞后于时代的变迁；另一方面即制度层面，制度建设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这一现实背景下，社会研究就不应该过多地停留在批判层面，而是应该侧重于批判问题后的解决方法及制度保障的构建上，由仅仅蕴有批判性的理论发展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构建性理论。较之于仅仅聚焦于问题批判层面，那么批判后的构建则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问题之所在，对某些问题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民想要看到的结果。

3.2 保持辩证的批判态度

恩格斯同样批评了施达克对待费尔巴哈哲学的形而上学态度。施达克为费尔巴哈申辩，他用自己的“独特逻辑”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唯物主义部分抹除，盲目与唯物主义划清界限，片面地将费尔巴哈哲学划归到唯心主义阵营。与此同时，施达克看到了费尔巴哈“相信人类的进步”的方面，就以偏概全地认为他是唯心主义者，仅仅盯着一部分，完全不顾及费尔巴哈哲学整体的逻辑与体系，犯下盲人摸象的错误。

恩格斯则对费尔巴哈哲学展开辩证的分析。恩格斯明确表示，唯物主义因素存在于费尔巴哈哲学中：费尔巴哈强调物质的决定性，认为是物质产生了精神。但在社会领域内，费尔巴哈就重新跌落到唯心主义的陷阱中，造成了“半截子唯物主义”。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在社会领域的唯心主义，同时也认同他在自然界的唯物主义。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的第一章也对黑格尔哲学运用了辩证的批判态度，他从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层面和方法层面两部分入手，并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虽然黑格尔在“保守”的“体系”上花费的时间远远多于“革命”的“方法”，但恩格斯仍然辩证地对待这一理论。

恩格斯对施达克形而上学态度的批判以及对费尔巴哈及黑格尔哲学辩证的批判值得我们学习。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事物紧密联系，矛盾环环相扣，如果仅仅把握一个矛盾点大加批判，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要么批判，要么通过，这是不行的，不仅解决不了发展中的问题还可能会带来危险。只有用唯物辩证法武装自己，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熏陶自己，才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迎风破浪，奋勇前行。

4 结语

2020 年是恩格斯诞辰200 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9 周年，这一年是奏响奋斗集结号的一年。“船到中游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我们更应该保持镇定，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汲取营养，学习恩格斯所展现出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坚定“四个自信”，更有目标、更有方法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