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笑男

2016年，有专家学者提出中国电视“死亡”步入倒计时。从“电视寒冬论”步入“电视将死论”，面对新环境，中国电视确实出现了种种危机和挑战。但无论从客观规律还是主观视角，从历史发展还是现实环境的可能性来看，做这样一个结论仍然为时尚早。从辩证的角度来分析，电视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媒介，而是代表一种政治文化的“符号象征”。因此单从技术逻辑和资本逻辑推断“电视将死”是武断的，应从政治逻辑和社会逻辑等角度全方面地探讨中国电视新环境下的客观优势和困境机遇。

一、中国电视发展新环境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智能化传播

全球化意味着内容、资本、人才、渠道、技术等方面的全球性资源配置，在中国电视和国际接轨融入的进程中，其实在不断吸纳全球的新资源。以综艺节目为例，在过去20年间，中国电视带活了全球的电视节目生产市场。中国电视荧屏上最火爆的大型综艺，比如《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和《中国有嘻哈》等，都属于外国节目模式进入中国，基本上都是全球的资源供应。在资本上，由于对收视率的追求，也难以逃脱外资的力量。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购买不同的渠道。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电视在海外的渠道已经超过了100个。人才方面，诸如外国制作人、编剧、主持人、各类明星等都纷纷踏入中国电视的版图。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VR/AR等技术正在驱动传媒业的全面变革。在内容生产方面，智能化技术已经进入到媒体的信息采集、内容加工、内容审核、用户反馈等各个生产流程。例如中央电视台在央视云和大数据项目的支撑下，将传统广电内容制作体系与新兴媒体有机结合。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总台纪录频道推出了融媒体系列短视频《武汉：我的战“疫”日记》，这些微纪录视频在大小屏多个平台不断更新。无论是生产的自动性、联想性、虚拟化、拟态化，还是传播的互动化、碎片化、多屏端一体化、非线性，都使未来传播景观以（短）视频传播为主导，朝着社交化私人定制方向发展，同样包含更深层次审美的需求。

（二）破除“电视将死论”：电视背后的文化符号与政治象征

如果仅仅将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那它被更为先进的技术和媒介所取代并不奇怪，但电视背后其实包含着不可取代的文化符号和政治形象。所谓的“文化符号”，可以理解为一种中国人植入骨髓的习惯与中国文化的传承。比如过春节，虽然任何时间都可以回老家看望父母和亲友聚会，春节却因为其特殊“文化符号”不能被取消或是取代。电视和春节一样，已经在不经意间成为一种家庭、亲情、爱的象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电视台具有不可磨灭的权威性和政治性，在国际舆论引导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中国电视的发展优势

传统主流媒体在受众心中具有新媒体无法比拟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正如上文所述，电视代表一定的政治形象，自然就被赋予了重大事件报道、政治信息发布的权威性角色。尽管新媒体面对重大信息时会以更快的速度、更多样的形式进行报道，但我们总会对网上的信息半信半疑，希望能够得到主流媒体的证实。

同时，新媒体时代，人们的碎片化和场景化阅读习惯导致迎合受众需求的新媒体在传播上也刻意呈现出碎片化和分众化，信息也因此变得支离破碎。而电视媒体直播化展示出一种对生活全景的直播和呈现，是其他媒介暂时无法比拟的。

三、中国电视的发展困境

（一）关注度焦虑与相对收入下降

中国电视近年来面临着收视率下滑、观众老龄化、电视终端开机频率低等多种问题。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可能只有在大型的体育比赛、春晚等大型晚会时刻才会偶尔开机，日常化开机率严重不足。对于电视台和主持人来说都处于危险的境地。目前除了央视还保持比较强的收视能力，省级的电视经济情况大多都已出现负增长状态。电视台的经济收入不佳就很容易引起人才流失、节目同质化等潜在问题。

（二）人才流失与复合型人才缺乏

随着媒体的高度融合发展，在电视领域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方面人才的流失现象严重，不少资深电视人相继离职。想要打造匠人精神的节目不能没有匠人。东方卫视就曾推出更为自由的“独立制作人”制度，以此来激发创作动力；浙江卫视通过不断提拔一线制作人，将节目与制作人进行深度绑定。2018年，卫视人才管理上又出现了不少新动向，如湖南卫视推出了以知名导演或主持人的姓名来命名的融媒体“工作室制度”，江苏卫视推出“制片人任期制度”等。但另一方面，我们对需要的人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播音员为例，在智能化时代，各种AI主播同样具有了精准的播读技能，播音员主持人需要提升自己的文化涵养、塑造个人品牌。例如央视主持人康辉的Vlog备受好评，并呈现IP化效应。

四、中国电视发展对策

（一）融媒体时代发展方向：技术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衡

智能化时代，视频传播面临着技术主义还是人文主义的发展方向选择的问题。技术主义路线认为，技术是决定性力量，技术对于中国电视的发展是决定性的，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视频生态的组织与结构形态。但这很容易走进技术决定论的误区，没有内容空谈技术，不去满足契合人的生活需求，就很容易使中国电视走向歧途。人文主义路线则认为，要与人的需求相关联，人本导向，但同样容易因此忽略技术发展的逻辑，陷入过度保守甚至落后的境地。

那么，如何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胡智锋教授在“新环境下中国电视的发展与创新空间”讲座中曾举例，中国电视就如中山装的变迁，它既要简化最初设计时繁琐的穿法，又不能为了创新而让人无法认出这是中山装。我们要看到技术主义和人文主义各有优劣，以此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和谐。比如，2018年央视春晚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推出了创作春联的“智能春联”H5活动，观看春晚的用户在智能手机上通过百度搜索关键词“智能春联”就能立马看到一幅春联呈现在眼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加入，不仅推动中国电视节目形式的多样化，同样也以娱乐的方式提升受众的文化内涵，增强文化自信。

（二）融媒体时代发展空间：短视频领域借鉴融合

媒介融合的探索在中国具有全球领先意义，这种探索大致有两个走向：一是传统主流媒体主导的向互联网方向迈进的媒介融合，例如央视拓展出的央视网和央视频APP；二是商业互联网向主流媒介靠近。总结起来就是传统媒体互联网化，商业互联网媒介化，两者相互靠近。

中国电视可以借助短视频的力量使内容的创作更为草根化、传播更为分众化、接受更为精准化。推动高品质文化内容的广泛传播，展示文化内涵，打造经典文化产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可以借助短视频加强跨文化传播，平衡国际舆论格局中对中国媒体的刻意扭曲和污名化，塑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

五、结语

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中的电视不会消亡，但需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走创新智能化生存之道。这就使得原始的电视传播除了具备AR、VR这种加强性的体验外，将会有更丰富的跨屏传播。组织机构也可能从现在的电视台迈向未来的多种经营相结合的组织形态。播音员主持人也需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和审美品位，推动中国电视在融媒体时代追求工匠精神，实现创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