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丽华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重视文章的写作技巧与方法，是刘勰文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总术》篇称“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①，对当时文坛只重锻炼文辞而忽略创作方法的现状提出批评，他强调“文场笔苑，有术有门”，集中以《神思》等18篇文章精研文术，从构思谋篇、语言修辞、气格声律等方面论述写作的原则与方法，并以《总术》会诸篇之旨，以示“执术驭篇”之道，今谓之文术论。《通变》篇往往被视作展现刘勰文学发展史观与通变观的核心篇章②。《通变》篇研究中的主要疑点有二：一为“通变”含义，二为本篇意旨③。这两个问题又紧密相关。笔者认为，若要精准把握上述问题，有两点要特别注意：其一，从创作目的看，《通变》是刘勰用以探讨写作原则与方法的篇章，呈现刘勰文学发展史观只是其客观效果之一，因此，还是要将“通变”置于文章学视野下考察，方能更契合刘勰之本意；其二，“体大而虑周”是《文心雕龙》的突出特点，要注意刘勰文学理论的整体性与周密性，将《通变》置于《文心雕龙》宏观结构之中，结合刘勰整体而一贯的文学思想进行考察。

一、“通变”的对象：文辞气力

对“通变”的对象认识不同，是人们解读《通变》篇的分歧之一。《通变》开篇云：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刘勰认为，在创作活动中，如诗赋书记等不同文类之“名理”即文体名称与写作法则是恒定不变的，因此写作者必须学习以往的典范作品(“资于故实”)以保持各种文体的纯正；而语言文采与格调气势等则恰恰相反，须通变方可不断发展，这种通变没有一定之规，必须斟酌“新声”，才能在文章写作中有广阔的发展，获得永不枯竭的源泉。

另外，本篇也不研究文章的思想情志。刘勰并非不关注文章的情感内容，《时序》篇集中论述文学作品随时代演进而呈现的“古今情理”之变，并得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的结论。《通变》篇在紧承首段的论述中，也有两次提到关乎内容的“志”：“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别”[1]；“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但是，刘勰这里强调的是不同时代文章表达情志与叙写时事的一致性，明显与“通变”无涉。

《通变》全篇，探讨的都是文章的语言文辞、格调气势及由其决定的文章风格。先来看本篇所举全部例证：其一为九代咏歌：“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质、广、文、褥、丽、淳而质、质而辨、丽而雅、侈而艳、浅而绮、讹而新，显然是就语言或风格而论的。其二为桓君山所称“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其三是述汉代五家赋作文辞之异，阐发的角度都是语言文辞。再者，“通变”一词在篇中共出现5次，上举文段出现了3次。寻绎这三个“通变”的话语指向可以发现，“通变”都是针对“无方之数”而言的，这里“无方之数”又特指“文辞气力”。“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櫽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句中“通变”一词第四次出现，刘勰指出，讲“通变”的前提是懂得在质与文、雅与俗之间斟酌衡量，而文质、雅俗谈的还是文辞与文风问题。“通变”第五次出现于文末“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句中，实际上依然是总括上文诸多文辞之变得出的结论。因此说，刘勰《通变》篇所关注的是以语言文辞与格调气势为代表的文章艺术风格之通变。如黄侃所言：“质文之变，独在文辞。”[2]102

二、“通变观”的理论基础：肯定积极变革，否定因循模拟

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别。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通变》)

首句“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别”为总领句，刘勰强调，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情志表达相同，而文辞气力不一，因而不同时代作品的文风亦不相同。而后他对自黄帝至晋朝的“九代”文风进行了评析，从行文上看，刘勰的论述明显分为两层，也传达出他对不同时代褒贬不同的态度。

这段话展现了刘勰对自黄帝至南朝初期文学发展的认识。自“黄歌‘断竹’”至“其揆一也”为第一层，论定黄帝、唐尧、虞舜、夏朝与商周时代的文风。刘勰以“广于”“文于”“缛于”“丽于”展现出后代对前代的文风变革，最后指出“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意在强调，尧、舜、夏与商周都对前代文风进行了变革，但是它们表达情感与叙写时事的准则是一致的，即文风之变并不损坏思想情感的表达。可见，对于后代善于变革前代文风而能自成一家，刘勰是极为赞赏的。

从“暨楚之骚文”开始，刘勰以“矩式”“影写”“顾慕”“瞻望”四词描述了自楚至晋后一代文学与前一代文学的关系，显然，这些动词都有模拟因袭之意，也同具贬抑色彩⑤。下文进一步推演，“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即善于变革的，文章的风格愈变愈胜；“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因袭模拟前代的，文风日渐偏离正轨。一变革，一因袭，正是楚汉之前与楚汉及以后语言文辞与文学风格发展趋势的差别。从黄唐直至刘宋初，文章风格经历了“从质及讹，弥近弥淡”的转变，后世不良文风的形成，是由于创作者“竞今疏古”、因袭模拟近世文风而忽略了向更久远的文学传统学习造成的。

《通变》篇后半部分，刘勰又以汉赋为例，论证了汉赋作家“循环相因”的创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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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枚乘《七发》云：“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月生西陂。”扬雄《羽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张衡《西京》云：“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于濛汜。”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诸如此类，莫不相循。

刘勰认为，汉赋体物铺排、夸张形貌的特点，在枚乘的《七发》中已展现得淋漓尽致，以“广寓极状”为例，《七发》已有“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句，后世司马相如等四家虽“轩翥出辙”，但不过是因循枚乘之迹，故而“终入笼内”，是难以自具面目的。

在对九代文风与汉赋发展状况的历史总结中，刘勰深入地指出了因循模拟之弊，阐明了积极变革文风的理论意义；回归当时文坛，针对因循模拟而导致的“宋初讹而新”的不良文风，刘勰又明确指出其症结所在：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茜，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

刘勰肯定了当时文人专心致力于文章写作的努力，同时指出他们的问题在于近附远疏，具体表现就是仅以刘宋时期的文集作为师法对象，而忽略了对更早的汉代诗文的学习，故而难以“复化”。至此，《通变》篇的现实针对性也豁然显现。刘勰认为，自楚骚汉赋至魏晋南朝，文章的语言修辞之美被日益挖掘，受重视的程度越来越高，文辞一路向华美发展，以至于宋初文咏“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明诗》)，终陷于绮艳淫靡，这种不健康的发展之路必须被切断。所以，刘勰坚决反对自楚汉以来语言文辞的循环相因，希望以革新来改变当时的不良文风。这应是刘勰创作《通变》篇的用意之一，正如黄侃先生所言，“彦和之言通变，犹补偏救弊云尔。”[2]101

通观全篇，刘勰所否定的对象有三类：第一类是因循前代的楚、汉、魏、晋的文人，第二类是“师范宋集”的当今“才颖之士”，第三类是对枚乘亦步亦趋的司马相如、扬雄、马融、张衡等汉赋作家。这些对象的共性在于只知因袭模拟近世文风，而没有向更久远的文学传统学习，以故他们的创作与前人相比在文辞或风格上虽也有所不同，却或变而趋讹，或“终入笼内”。综上可知，在语言文辞与格调气势等文章风格方面，刘勰是倡导积极变革、反对因循模拟的，这可视为刘勰“通变论”的理论基础。《通变》篇之主旨，是要求在创作中积极进行“文辞气力”的革新，“通变”也“主要是指‘文辞气力’方面的发展创新”[3]。刘勰提出的这一“文法”，既是对文章写作的共性要求，更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实欲借此以改变当时文坛文辞日趋华美新奇的风气。

三、“通变”的方法与路径：贯通古今，博览精阅，凭情负气

在梳理文章历史流变的过程中，刘勰指出九代文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由质朴渐趋华美。从宏观走向来说，这一概括是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商周而后，文风的发展渐渐偏离了正轨，由“丽而雅”渐趋于侈艳浅绮，其原因在于创作者竞今疏古，过分地因袭近代文风，导致“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因而只见“庭间之回骤”，难以成就“万里之逸步”。“近附远疏”的因袭模拟必然导致文章“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那文章的正确发展之路何在呢？

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茜；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櫽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这句话既指出“矫讹翻浅”的方法为“还宗经诰”，也给出了语言文辞之变需把握的标准：“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櫽括乎雅俗之际”。刘勰用类比的方式指出，矫正讹滥浮靡的文风必须返归根本，“还宗经诰”。显然，他以向更久远的文学传统、特别是先秦时期圣贤之经诰汲取养分为补时救弊的良方，这与他宗经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语言文辞与格调气势为什么要宗经呢？《宗经》篇中，刘勰曾指出经文的六个特点：“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其中，“文丽而不淫”是就文辞而言，《征圣》篇称“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本篇也提到“商周丽而雅”。可见，刘勰认为，主要产生于商周时期的圣贤之文在语言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丽而不失其正，在“斟酌质文”中找到了最佳的平衡点——“雅丽”，这可视为文辞之美的最高标准。但“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定势》)，其症结在于失雅丽之正，因而返归圣贤之经诰，“执正以驭奇”(《定势》)，自然是改变当时不良文风的根本途径了。

此外，在强调“还宗经诰”的同时，刘勰也指出南朝“多略汉篇”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也就是说汉代篇籍也应是刘宋人的师法对象；再联系篇中“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等语可知，在确立师法对象时，刘勰并未将“新声”排斥在外。先秦经诰须宗，两汉篇籍可学，近代新声亦须斟酌，可见，刘勰并不是以圣贤经诰为唯一的师法对象，相反，他主张古今均须参酌。刘勰固然强调宗尚经诰，但他要求在融通古今的基础上进行文风变革，取古而不废今。至此，“通变”之含义亦豁然明朗：“通”意即融通、贯通，此处指会通古人、贯通古今；“变”即变革、革新，与因循模拟恰成反义。“通变”一词，中心语为“变”，“通”是“变”的修饰语，用以限定“变”的方式。“通变”即通而后变，强调的是在融通古今基础之上积极变革文辞气格。詹福瑞先生称：“旧说多把‘通’理解为继承，其实，从刘勰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通变’非但不含继承之意，而且恰恰相反，是意义完全与因承相对的一个概念。”[4]这是很有见地的。

在会通古人、贯通古今的基础之上，再“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櫽括乎雅俗之际”，推敲文章的质朴与华丽、权衡文章的典雅与浅俗，在质与文、雅与俗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进而确定个人创作的辞采风格，如此才能实现“通变”，这是创作者须把握的原则。

《通变》篇的最后，刘勰指出“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与单纯的“循环相因”相比，错综复杂的继承与革新，才是真正的会通变革。而后，他给出了实现通变的具体路径。第一步，“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不博则师资不广，不精则去取不明”[2]103，在广泛阅读古今著作的基础上萃取菁华，掌握其要领，求得其规律：是为“变”的前提即“通”；第二步，“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在阅读思考的基础上拓展思路，设置好文章的枢纽，宏观布局；第三步，“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根据个人的情志与气质，择取前代适宜的文化遗产为己所用，同时考虑当今之情势以出奇制胜，这样才能创作出富有光彩的“颖脱之文”：此“尤为通变之要本”[2]527，是“变”的关键。“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文章写作的规律轮回运转，总是要有所创新的。就文辞气力而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时序》)，质朴与文华随时代而变。“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因为有无穷的变化，为文之道才可长久；因为能汇通古今，所以才有不竭的取法源泉。文章写作必须“望今制奇”，而“参古定法”正是革新制奇的策略。

反对因循模拟，提倡变革创新，可以说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创作之法。此后文学的发展，也印证了刘勰理论的正确性。刘勰提出的汲取前代文学养分以矫正当代不良文风的做法，在后世屡次被采纳：唐代韩柳的“古文运动”，宋代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以及明代的前后“七子”“唐宋派”“竟陵派”等，均采纳了刘勰提出的策略以矫当时文坛之弊。刘勰对“文辞气力”提出的要求，不独在他的时代，即便在今天，依然对文章写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注 释 】

①除特殊标注外，本文所用《文心雕龙》引文均引自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以下不赘注。

②如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谈到《文心雕龙》之“文学的历史发展和通变”时写道：“除《时序》篇外，《通变》篇对历代文学的发展，也发表了比较系统的看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

③学术界对“通变”含义的理解分歧较大，比较有影响的有“复古”说、“继承与革新”说、“会通适变”说、“变新”说四种，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中华书局，2005 年)中有较详细的介绍(第181-188页)；也有研究者将各家之说作了更细化的分类，如徐浩《〈通变〉卮言》(《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203页)归纳为7种说法。

④周兴陆《〈文心雕龙·通变〉辨正》一文认为：“‘通变’探讨的是文体规范和文辞气力等问题”；“‘通变’内涵包括‘昭体’和‘晓变’两个方面”；“刘勰所说的‘通变’，包含着对‘设文之体’有常的遵守这一方面的内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八届年会论文集》，第447-448页)姚爱斌《〈文心雕龙〉文学通变论的意义建构与整体解读》称：其论述重点不是提倡和推动文章之“变”，而是强调通过对源于经典的“有常之体”的“相因”来规范文章之“变”，以克服“新变”之弊；其所说的“通”也主要不是指向文章之“变”的结果，而是指向文章之“变”的前提，即对传统“有常之体”的“会通”。(《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第27页)

⑤周兴陆教授《〈文心雕龙·通变〉辨正》一文曾结合《文心雕龙》全书考察刘勰使用上述四词的情感倾向，详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八届年会论文集》第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