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宜 嘉

(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0)

在魏晋诸诗中,俯仰二字频频出现,就算作者并未直言俯仰二字,诗歌的整体意境也具有俯仰宇宙的气势。可见,仰观俯察的审美视角已成为魏晋文人的审美自觉。本文拟从魏晋玄道学的“原道论”和“自然观”入手,探析仰观俯察审美视角的形成路径,并简要分析“仰观俯察”在诗歌创作领域的典型显现。

一、静观自然以悟道

“原道”思想是扎根于中国古人思维中的一种终极思想,是一种哲学本体论,“静观”思想,则是一种哲学认识论。二者都与哲学密不可分,“静观”是过程,“原道”则是目的,二者相辅相成。

“原道”思想与“静观”思想最早来自于道家哲学。道家哲学和美学的核心是自然之“道”。老子曾在《道德经》中提出,道是本原,也是万物存在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和内在依据。庄子在此基础上认为，“道”是人的精神自由之境:“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1]361圣人观天地之美,从而感悟道的存在,以无为之心、虚静之态达成美的精神境界。因此,“道”是根本,达“道”是终极目的,而审美则是“原道”的途径,依靠“致虚极,守静笃”“涤除玄览”“心斋”“坐忘”,达成虚静空明的主体心境,也因此达成“道”的终极目的。因此,在道家哲学美学思想中,要想领悟“道”的真谛,审美主体必须排除主观的一切欲念,依靠体悟与直觉“凝神静观”,以虚静之心来观客体万物,最终达到“心与物游”、至真的精神境界。

魏晋玄学上承老庄道家思想,以“无为”为本,并且强调“虚而待物”,正如王弼《老子注》:“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2]玄学家们要做到内在精神永恒虚静,方能“越名教而任自然”,从而摆脱现实世界的滞累,达“道”通“玄”,这也被视作魏晋时期的理想人格。因此,在魏晋时期,文人们怀着虚静之心,静观自然,达成精神的永恒宁静,在静观自然的过程中悟道。

玄道合流,是魏晋时期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魏晋思想虽是多元化的,大体却以道家老庄思想为基调,“老”“庄”,甚至可以说是魏晋人士的灵魂,时流学士,俱以谈玄说道闻名于时[3]。因此,魏晋时期的玄道思想是整体的、浑融的。如果说“道”是理论内核,那么“玄”便是思想途径。通过静观来体悟玄理,从而悟道。静观思想也成为融合玄道两派的重要理论基础。

静观思想作为玄道两派重要的思想理论,有如下特点:(1)静观的目的是悟道。通过静观的方式,达成对本体和无限的抽象思辨。(2)静观是一种超脱于世俗羁绊、无功利的认识活动。(3)悟道讲求瞬间的直觉体悟。即在静观的过程中,通过直觉的方式,瞬间体悟,从而体察宇宙与本体。静观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认识论,更是一种审美方法论。主体怀着虚静之心,通过静观这种无功利的审美活动,通过对自然灵性的直觉体悟,达成主体内心的释然与宁静,在接触自然的过程中得以回归宇宙的本体、世界的本真,终而悟道。

综上所述,在玄道哲学的影响下,魏晋士人们通过对自然的静观来悟道。但是,“静观自然、复归于道”的思想过于抽象、玄虚,对一般士人来说只能算作一种玄谈妙论,难以付诸实践。而复归于道的思想一旦与自然山水联系在一起,就变得具体可行了[4]。因此,魏晋名士们对自然与生命有了全新的体验与看法。在魏晋名士的心中,自然山水便是蕴含“道”的灵性之物,因此,他们将静观自然具象化为通过俯仰的方式与视角观览、体察山水,从而在对山水的观照中悟道。

二、俯仰山水，与道合一

如上所述,魏晋名士们怀着虚静之心,凝神静观自然,是为了追悟宇宙之本体——“道”,那么这一认识方式是如何转化成审美观照方式的呢?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厘清“山水”与“道”的关系。

自然之道的崇尚与追求,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道家。老子曾云:“道法自然。”庄子也曰:“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1]359在老庄的理论体系中,自然是个高度抽象化的、形而上的哲学概念,受到泛神论的影响,带有某种神秘、虚幻主义色彩。

魏晋时期,道学玄学家们将老庄的自然之道具象化为自然中的山水之道,因为山水是大自然永恒的馈赠,山水最能体现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能力。因此,在玄道学的影响下,在魏晋人的心中,山水即道。阮籍在《达庄论》中就曾说过“山静谷深”便是自然中的“道”之真谛;宗炳在《画山水序》中也多次论“道”,提出了“山水以形媚道”的著名命题,山水作为自然的主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了显示“道”,而圣人智者也能通过山水之形来认识山水中所藏之道。后代的刘勰也在《文心雕龙·原道》说:“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5]道出了原始存在的山川大地、自然万物完美契合了“道”的本质。

“道”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物质运动规律,通过静观自然难以全然把握。山水藏道,观览山水便成为士人们为追求道而采取的最直接且最有效的精神实践方式。那么士人们又如何在接触自然的过程中从山水中悟道呢?这就涉及到士人进行审美观照的方式和视角,即仰观俯察。

“仰观俯察”最早出自《周易·系辞传》:“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这句话是针对八卦创制来说的,阐述了古人从观察万物到制成八卦的整个思维过程[6]。原始八卦阴阳喻象的形成,便本于古人对自然万物的直接观察。通过俯仰的视角,能够最直接地摄取到对象的特征。这句话也使得“仰观俯察”成为中国古代文人进行审美活动的固定思维模式,也成为中国文人在艺术创造中观物的基本方式。

“仰观俯察”的审美观照方式侧重一俯一仰、俯仰之间的主体观物视角,体现了“天地与我并生”的宇宙观和“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俯仰是人的行为动作,涉及到人的多重感官,由此体现审美观照活动中人的主体性。审美主体以山水为其观照的对象,而非拘泥于某一具体物象,这使得所选取的意象宏伟寥廓、深阔高远;主体面对山水这一宏大的对象,采取俯仰的视角和方式,仰观俯察,感悟道的存在,与此同时,审美主体也和所面对、观照的山水融为一体,共同成为意境的中心。通过仰观俯察,人与自然、宇宙合而为一。

“仰观俯察”,不仅仅是对外部自然宇宙的探求,更强调主体心灵世界的颖悟[7]。魏晋社会动荡,士人们要想远离社会的烦扰喧嚣,只得沉醉于自然山水,以虚静的心怀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对山水自然进行最真切的直觉感悟。士人们“超脱于物”“神与物游”,都在这一“俯”一“仰”之间得以完成。因此,“俯仰山水”升华到形而上的理性高度,成为魏晋人生命本体和精神自由的象征。

三、仰观俯察之诗歌体现

玄道学的“原道论”“自然观”浸润到魏晋士人思想、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魏晋士人以凝神状态、虚静之心来静观自然,终而悟道。但静观自然过于玄虚,难以实践,魏晋士人们因此将静观自然具象化为对山水的仰观俯察,通过“仰观俯察”的观照方式,在观览山水的过程中悟道,最终达到与自然合一、“神与物游”的精神境界。

王羲之的名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便是这一观物方式在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体现。宋人范文举在《对床夜语》中曾举出魏晋诗诸例来论证“仰观俯察”的审美观照视角在魏晋时期被文人广泛运用,诸如曹子建的“俯降千仞,仰登天阻”，何敬祖的“俯临清泉渊,仰观嘉木敷”，谢灵运的“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淙”等[8]。在魏晋时期,俯仰二字在文人诸诗中频频出现,可见仰观俯察已成为文人的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并自觉应用于诗歌创作中。

仰观俯察成为魏晋文人的审美经验,集中体现在诗歌创作的意象摄取和意境创设上。上文曾提到过《周易·系辞传》,其不仅是仰观俯察的直接文献来源,也点出了“观物取象”这一命题。“观”是基础,“取”是在观的基础上的提炼、概括。观和取都离不开象,“观”的目的和结果则是审美意象的创造[9]。嵇康的《赠秀才入军》中多次提到了俯仰二字,其诗中也多有仰观俯察所得的意象。作者通过俯仰的视角,全身心无杂念地观照鸟兽虫鱼、山川河流,并摄取了飞鸿、游鱼、高云、轻波等宏大的意象入诗,营造了一种广阔宏远的空间感,也创设了俯仰宇宙、“游心太玄”的诗歌意境。因此,仰观俯察也成为魏晋文人在文学创作中摄取意象和创设意境的必然途径。文人通过对山水自然甚至是天地宇宙的仰观俯察,能够最大限度地体察审美对象,建立起一种审美主客体的交流对话机制,从而在此过程中达到“神与物游”的最高境界。

在魏晋,“纵情于山水之间”成为文人名士们离俗避世的自觉选择，孙绰在《瘐亮碑》曾提出“以玄对山水”的哲学命题。在魏晋士大夫的主观意识里,山水与玄理是相一致的,他们沉醉于山水,以山水悟玄,同自然相化,从而达到与道冥然合一的精神自由之境。因此,魏晋时期的山水诗歌中又含有玄理的因子,从而形成“山水玄言诗”,集中体现在王羲之等人的诗歌作品中。

王羲之的《兰亭诗·其三》便是一首典型的山水玄言诗作品。作者怀着明朗空廓的心境,通过仰观俯察的观照方式,看着眼前的碧蓝天空、淙淙流水、山峰峻崖,作者在欣赏山水的过程中体悟到一切自然物都蕴藏玄理,于是内心涌起一种万物均齐的情愫;自己置身于如此美好之境,也化作一员回归到这种无限和谐之中,达成“万物与我为一”的审美境界。

“兰亭诗”只是一例,风靡于魏晋的“山水玄言诗”的认识模式便是通过对山水、天地的仰观俯察,从而体悟到山水天地中所蕴藏的玄理,最终在人与自然的接触中达到“物我两忘”“神与物游”的精神境界,这也暗合了魏晋文人“俯仰山水以悟道”的传统。

综上可见,仰观俯察的观物视角已成为魏晋文人的一种审美自觉,其对于魏晋文人的影响是极大的。仰观俯察不仅仅是魏晋文人进行审美观照的一种方式或视角,更是玄道思想深入到魏晋士人骨子里的一种思维模式,同时也是魏晋文人在文学创作中摄取意象和创设意境的一种必然途径。通过仰观俯察,主体以虚静的心怀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对山水自然进行最真切的直觉感悟,最大限度地感受山水自然、天地宇宙,人与自然合而为一,共同成为意境的中心,真正达到“神与物游”的精神自由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