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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以医名行以儒
——《二妙集》中儒学与医道关系初探

2020-02-23王安吉宁水龙

运城学院学报 2020年1期
关键词:克己医者

王安吉,宁水龙

(1.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山西 运城 044000;2.运城市稷山县后稷文化研究会,山西 稷山 043200)

《二妙集》是金人段克己、段成己的诗文合著。段克己(1196—1254),字复之,号遁庵,工于词曲,有《遁斋乐府》;其弟段成己(1199-1282),字诚之,号菊轩,有《菊轩乐府》一卷。兄弟俩世居绛州稷山县平陇里,是金末元初著名文学家、诗人,河汾诗派重要作家,与元好问齐名。虽克己中举、成己及第,但二人皆无意仕途,金亡后,在龙门山中(山西河津黄河边)闲居避乱,被人们称赞为“儒林标榜”。金礼部尚书、书法家赵秉文(号闲闲居士)曾赞扬其为“二妙”(同时以才艺著名的两人,曰“二妙”)。元泰定四年(1327)时任天官侍郎的段辅(段克己、段成己之孙)搜集祖父生前诗文,编印了《二妙集》,并请翰林学士虞集撰写了《河东段氏世德碑铭》。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吴澄在《二妙集》“序”中赞扬“二妙”先生:“复之磊落不凡,诚之谨厚化服”,皆“心广而识趣,气盛而才雄。”元代著名学者、诗人虞集在《河东段氏世德铭》序中也评价二段兄弟“盖为金者百数十年材名文艺之士”。由此,当今稷山县将“二妙”先生尊为古代乡贤,列为本邑名人,可谓实至名归矣!

今人研究二妙先生生平及著作时,对他们的国士风骨和诗家流派尤多关注和评论。而笔者近年来参与挖掘和梳理稷山段氏千年一脉的医家渊源时,发现二妙先生在其不少诗文中,还将儒学与医学视为一体。从儒道中的“讲忠恕”“明仁义”“行王道”,阐发医道的“以仁爱之心,行精诚之医”,因而在其不经意间,映现出天人合一、“儒医同源”的中华传统文化之历史底蕴和人文精神。

儒医,原指读书人出身的中医。广义上指“既通儒义又晓医术”且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素养的医者。狭义是指宗儒、习儒的医师或习医、业医的儒者。也许因为“儒医”一词,最早出现在宋徽宗当政时期,故宋代文人士大夫多通晓医学。但并非所有文人都能称之为儒医。部分文人亦官亦医,或者由儒转医,不仅著书立说,而且参与医疗活动,既济世又救人,才称得上真正的“儒医”。诸如苏轼、沈括、陆游、朱熹、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辛弃疾、司马光、黄庭坚、范成大、苏颂、洪迈、郑樵、蔡襄、文天祥、郭思、张载、文彦博等,几乎到了“无儒不通医”的地步[1]。宋金时期推行“崇文抑武”治国理念,受儒家济世救人的医德思想影响,统治者屡次颁布医学诏令,要求有文化素养的儒生学医,且多次组织医学专家编修方书,撰写本草著作等。因此,“儒而知医”者,整理编撰方书(有处方的医书、方剂学著作)、记载医学史料、探求中医之理,便成为一种自觉。

段成己七言律诗《赠医者》:“术以医名行以儒,为人不肯著方书”中的“术以医名行以儒”,就阐明了“儒医”的关系:即使医术再高超,也必须以儒家思想来规范言行。

纵观一部《二妙集》,其中涉及儒学与医道之间关系的内容,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与民间医家、药师多有往来

据《二妙集》重印者稷邑王堉昌(清光绪年间举人、民国时期山西著名金石家和晋学家)记载:金亡后,段克己、段成己二人隐居于龙门县北山脚下的午芹村,设教多年,门生甚众,结交广泛,诗文自娱,并发起成立“芹溪诗社”,其座上常客多系晋南贫儒、各地名士。尤对当地医生、药师极为尊重,从《二妙集》中段克己的《赠医师范子和并引》《封仲坚挽词》《赠医者呼延生并引》,段成己的《赠答诗社诸君》《封仲坚挽词》《赠医者》《仲坚见和复用韵以答》等大量诗作可看出,二段不仅虔心受诊于彼,而且经常和他们一起饮酒品茶,诗文唱和,探讨医道药性和养生之方,颇有心得。

当时和二妙先生来往密切的有范子和、封仲坚、呼延生等医家药师。比如范子和,“居姑射山麓,世隐于医,敏给多艺能,略涉猎文史”[2]。范子和为姑射(今新绛县城北25公里)山麓隐居行医者,经常在家中与当时文人隐士品茶饮酒,二妙先生就是他的座上宾。“我庐姑射东,君居西山隅。相去不十里,曳杖以问途”,范子和在酒酣耳热之际,请在座客人们留些文字,供自己儿子研习,“二妙”先生慨然应允,当场命笔成诗,写成《赠医师范子和并引》。医者封仲坚,更与二妙先生结交多年,生死契阔,感情颇深,封仲坚生前,二妙先生就多次各有诗词唱和;其病故后,他俩又都写了《封仲坚挽词》,抒发“崩摧五内热,契阔一生悲”(段克己诗句)之伤感。“十年往事如春梦,千古遗经忆夜谈”(段成己诗句)之忧思,忆及他们“诗成先取示,酒熟预令知”。“夜被当同盖,朝筇复兴撦”(段克己·封仲坚挽词)的亲密友谊。慨叹“对月听歌处,围炉把酒时,凄然独不见,何以慰相思?”(段克己诗句)。至于另一位医生呼延生,段克己在《赠医者呼延生并引》中历数其精湛医术和高洁医德,直白“余贤其为人,故赋诗以赠之”。

可以想见,二妙先生当年并未以文士名流而自命高洁,而是虚怀若谷,躬身平视,与当地贫儒、农人乃至乡间医者倾心交往,其诗文中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平民疾苦的殷切关注,对乡间医者的极大尊重。更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普遍涉猎医学领域,结交乡间名医,谙熟中医之道,常常引用医名药方来作诗作词,无形中促进了医学知识的广泛传播。

(二)对中医的医术、医德由衷褒扬

“二妙”先生兄弟俩在诗文中擅采熟习的典故,惯用以古喻今的比拟、烘托手法,来描写医家药师的济世仁心和施药妙术。先后例举东晋葛洪,南朝陶弘景,东汉韩唐、张志和,南齐潘聚师,东晋徐登,唐代孙甑生,南唐薛伯宗,汉魏封君达等历代名医典故,又熟练援引《孟子》《荀子》《庄子》《列子》《颜氏家训》以及陶渊明、樊子迟、伯乐、卞和、孟郊、向秀等先贤名家轶闻趣事,以衬托映现当地医家们“君子异于众,而独与我娱”(段克己《赠医师范子和并引》)“誓言拯众疾,犹己有饥溺”(段克己《赠医者呼延生并引》)的济世仁心和“百谢不一顾,黄金同瓦砾”(同上)、“术以医名行以儒”“共高世外封君达(汉魏时期“青牛道士”,善施药治病,活人无数),自许山中陶隐居(东晋淡泊恬静的隐者陶渊明)”,“掉首耻为他日计,论心羞未古人如”(段成己《赠医者》)的高士雅风,以及“所至以义合,无莫亦无适,衙门时见过,笑语慰岑寂”“饮酒过百觚,醉不遗涓滴,归来掩门卧,瑶琴闲挂壁”[3](段克己《赠医者呼延生并引》)的为人洒脱、慷慨、逍遥的生活情趣。

特别是刻画出这些医者“听声观色,察气观脉”“扶虚疏实,抑过补惫”“得之于内,应之于外”“大气作云霓,掉舌飞霹雳”(段克己《赠医者呼延生并引》)“匠斤欲运庄周泣”(段成己《封仲坚挽词》)“于学无所不贯,于术无所不通”的渊博学识和精妙医术。他们借诗词创作,将仁义纳入医德,把“仁爱”“修身”“孝亲”的儒家思想渗透到医理之中,实则是对祖国医学执业者“医乃仁术”传统医德的真实写照和由衷歌赞。

(三)将中医药的神奇功效加以品评

以小喻大,见微知著,从闲处着笔,往深处寄情,赞叹一草一木皆可入药济人的中医药之神奇功效,同时寄托自己报国无门的悲愤心怀。

譬如段克己的诗句“半李黄芦相并枝,秋虫萧洒弄幽姿”“春到芜菁事已非,杜鹃看又唤春归”“手撚冰蕤步月华,暗香先已透垂瓜”“以树徙痈疽,伯宗多伟绩”“自是昌阳堪引寿,不须辛苦进猪苓”……段成己的“卖药韩康伯,能诗张志和”“秋菊春兰俱可喜,等闲乘兴一凭阑”“愿君参取东坡法,有病安心是药方”等。“二妙”兄弟诗句擅长细处落笔,平淡中著味,巧含药名、药方、名医师之名于诗文,既表达了词义,又在不显山露水中让文采学识尽情飞扬。

“有藤名鹭鸶,天生匪人育。金花间银蕊,翠蔓自成簇”,“二妙”兄弟陪同封仲坚在山野闲游时,偶见一种野草名曰“鹭鸶藤”,听医者介绍这便是能主治痈疽疮病且有清热解毒作用的中药忍冬,又名金银花,进而联想到唐代韩愈“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4]他二人由此大发感慨,各自写了一首五言诗以咏之、赞之、慨叹“牛溲与马勃,良医犹并蓄”“世俗不知爱,弃置在空谷,作诗与题评,使异凡草术”(段克己诗句)“情知无俗姿,安能悦众目”“遇合良有时,不才异山木”(段成己诗句),进而由物及人,联想到自己时下境况,慨叹空怀凌云之志、王佐之才,而像荒径野草一般,难以被人赏识一展抱负,实在可悲可叹。

(四)就人生意义、养生之道展开探讨

《二妙集》中有一首段克己写的《饱食箴示同志二三子》,全文仅56个字:“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方寸之微,万虑来侵,外物为诱,内即慆淫。醉生梦死,桎梏亦深。夜气不足,弗违兽禽。博弈犹贤,虚废光阻。凡百君子,尚服攸箴。”这首诗,可以说是充分反映了“二妙”先生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对生命的通彻感悟。

我们知道,作者生活在金末元初,蒙古大军蹂躏中原,“兵连犹未解,莫厌数相过”(段成己《赠答诗社诸君》),“四海干戈战血腥”(段克己《排遣》),民不聊生苟活难的战乱年代,统治者视民众性命为草芥,大多数平民百姓只得在担惊受怕中苦捱时光,过着既没安全感、更无自尊和体面的生活,似乎在这种状况下“养生”成了一句奢侈和妄谈。“二妙”先生之所以隐居在龙门境内紫金山下,一是为了逃名,二是为了避祸,但他们并没有就此苟延残喘,得过且过,而是透过乱世表象,以更加豁达和优雅的积极态度,阐述生命的意义,体味养生的真谛。从这首四言诗来看,作者首先指出了当时蔓延在士大夫和文人名流之中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享乐思想,是万万要不得的。须知要防微杜渐,抵制物欲横流的种种诱惑,重在内心修炼,提供科学养生,不然就会“桎梏亦深,弗违禽兽”,即便是“博奕”下棋这等雅事,适可而止,总比虚度光阴要强。他们虽然也曾有过“病寻药物为闲计,闷引文书作睡程”(段克己《排遣》)的自嘲,但实际上并没有随波逐流,放纵自己而闲玩闷睡,而始终是以理性的思索和达观的态度直面人生,设教课徒,耕读度日,吟诗作对,颂古评今,延续着自己坚强的生命,为芸芸众生播撒着文化的种子,这便是二妙先生高尚的家国情怀和豁达的养生理念!

当代作家张炜在谈到他的长篇小说《独药师》创作心路时,讲了这么一个观点:“遇到混乱,我们要做的就是养生。”总结一下中国的历史,春秋战国和魏晋时代,当时战乱频起,但养生术却在此时最为发达。这就告诉我们,越是不可抗拒的外力践踏生命、危及生存的时候,就越要记住:最现实的就是要把身体调养好,这并不是提倡消极的苟活,而是遵循儒家先贤倡导的凡为君子者,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倘若为国家为民族为大义而舍生取义,那当然是死得其所;但尽量不要作无谓的牺牲,不养其身何以“独善其身”?!这便是《二妙集》中关于生命和养生方面对我们的深刻启示意义!

(五)为中医药的传承保护奔走呼告

《肘后备急方》为东晋葛洪和南朝陶弘景两位医药学家,费尽多年心血,先后著述和简编的中医药著作,内容虽多为一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然而,正是这些简便易得,不值一提的治疗方法、方剂中涵有宝贵精华,却令后人敬重。这一点,段成己的品评“葛陶二君,世共知为有道之士,于学无所不贯,于术无所不通,然犹积年仅成此编,盖一方一论,已试而后录之,非徒采其简易而已”足得以证实。

当时葛、陶《备急方》,难登大雅之堂,故在历朝变乱中湮没人间,直到平乡郭氏方得此书于“汴之掖庭变乱之际”,将其视若珍宝,而轻易不肯示人。一个偶然的机会,连帅乌侯在河南北道任按察一职时,方得此书珍本,决意命工匠刻印。段成己得知后欣喜若狂,极力玉成此事,一口应允连帅所请,为刊行《肘后备急方》写了精彩序言。此序中对葛洪、陶弘景在中医药上的历史贡献如数家珍,充分肯定;对历史上的名医、先贤等经典掌故,信手拈来,引用贴切;对珍藏和重印此医书的郭氏和连帅,更是备加褒扬,充满深情。并进而阐发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的深刻含义,以及企盼天下清平、“良医仁政”的良苦用心。

可以说,800年前,段成己等人在民间倾心守护医药古籍,传承题序,800年后,女药学家屠呦呦鉴古研新,提取“青蒿素”,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传统中草药的关注。

段克己、段成己的《二妙集》,汇儒学医道于一炉,遣词用句,引经据典,十分贴切而又自然,一方面处处映现着他们高雅的生命价值取向和博大的人文家国情怀,另一方面则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脉络,这就是:中医学与儒学始终休戚相关,密不可分,医道即是儒道,医家往往就是儒家。晋南民间历来把教书的塾师和看病的大夫,都尊称为“先生”,在招待他们用饭时,讲究要用“乌木筷子铜勺儿,细磁罐儿提盒儿”,意思是以好饭和精器好生奉敬,不敢怠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医者和儒者的同等看重。

纵观历史,有不少儒医世家,在业医和业儒两方面都卓有建树,相兼并传。如苏州名医盛氏,是宋代名儒盛度之后,宋元时代声誉不衰,是谓江南望族。这个家族,从医者多为太医院御医或郡邑医官;业儒者则多出进士,仕于当朝者络绎不绝。“凡施之治症,有升降浮沉、寒热温凉之候,皆推吾儒者所论阴阳之理,以会通之;施之接物,有拯危起废……即吾儒者所行仁义之道,而扩充之。”[5]唐代医药大家,人称“药王”的孙思邈就通晓诸子百家,博涉经史学术,兼通佛典。“孙思邈知识广博,深通庄、老学说,对佛教典籍也无所不涉,被佛教尊为药师佛化身。”[6]凡为医者,不但要熟练掌握《索问》等各种医书药典,还要通晓经、史、文、集等儒学经典。

中国人历来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之说,把为医和为政等同齐观,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医道即是儒道,医者只有通儒道‘明仁义,方能存仁心’,而博施济众,这也是中医学史一贯提法。儒家的“仁义”“中庸”与中医学“精诚”“平衡”正道明了中医学与儒学密切联系:既以“仁爱”之心,行精诚之医;又解“中庸”之道,行“执中有权”之术[7]。如果说,儒家文化为中医药的精神家园,那么,中医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乃是最具特色、保存最为完整功能最为齐备且仍旧产生着影响的中国学术。这个论断,也与段克己、段成己在《二妙集》诗文中流露的观点十分吻合。他们极力推崇“术以医名行以儒”(段成己赠医者),再三赞扬医家药师们“行李书填案,生涯药满壶”(段克己仲坚见和复用韵以答)这种亦儒亦医、半儒半医的执业生涯,折射出他们心底认同的“中医学即是医学中的儒学,医家就是杏林中的儒家”[8],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执中权时,君子人格,人本精神,互为作用,儒家的思想精华,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

段克己、段成己在《二妙集》诗文中如此尊崇医学,评赞医者,其实也是有其家传渊源的。据稷山宋金砖墓碣石《段楫预修墓记》出土的段氏刻铭砖铭文载:“据父传曰上祖先嫡,字讳先,著有《贯通食补方》一册,上行宋太宗年间。救人济世,康人益寿。方圆数百里妇孺皆知。孰料贯通如饵,官索夷掠,实难保之。故刻砖四块,择方于其上,分付二子预留后人继之矣。贯通食补汤方,方曰:鹿茸三钱……”宋金砖墓出土之地——马村,与“二妙”的老家平陇里相毗连。经文物部门发掘、研究,其中宋金墓中墓主年代最早的是宋太宗年间的段先,正是河东段氏家族的先祖,也是平陇“二妙”段克己、段成己的先祖。

段先,生卒年月不详,稷山县马村人,北宋医学家。幼继承家学,钻研医术,成年后行医足迹遍及晋、陕、豫,是当地“方圆数百里妇孺皆知”的一位民间名医,被民间誉为“段不老”。所创制的“贯通食补汤”,颇有“救人济世康人益寿”之功效。宋金时期,段氏家族子承父业、从医行善者的确为数不少。段氏后人持有刻着“孝养家,食养生,戏养神”的“段氏祖训”三块方砖,被当今专家、学者概括为段氏“三善养生文化”。这种家学底蕴,不可能不对生活在金末元初的段克己、段成己兄弟俩产生直接的薰陶影响,滋养了他们尊儒敬医的人生理念和生活态度。稷山平陇段氏自有宋以来,至于金代,官宦代继,名儒辈出,这些都在家传谱牒中都有记载。据人们推断,其中业医者也肯定大有人在。段先就是其中佼佼者之一。到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稷山段氏又涌现出一位民间中医段玉根,他在陕西韩城悬壶行医,创立了“济德堂”医馆,其精心研制的“肾病三步疗法”,至今已被传承四世,2018年被批准为运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结语

溯古为鉴今,继往更开来。我们研究和探讨《二妙集》中诗文中所反映的儒道医理,目的在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抓住目前中医药发展史上千载难逢的新机遇,从传统国学宝库汲取养分,增强文化自信,搞好传承创新,更好地促进祖国中医药事业持续发展,永葆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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