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文

(临沂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5)

对于中国新时期黑色幽默小说和美国黑色幽默小说之间的关系，国内学界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大部分学者认为，新时期黑色幽默小说在主题、形式，甚至内容上都受到了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的影响，因而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例如，杨丽在评论文章《美国黑色幽默文学影响下的当代中国小说价值取向》中就提出，“中国作家在对美国黑色幽默文学的借鉴和吸收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黑色幽默文学风格”[1]117；李曙豪在评论文章《论西方黑色幽默流派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提出，中国黑色幽默小说“具有戏仿黑色幽默消解解构性、荒诞性、实验性的特征”[2]68。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新时期黑色幽默小说与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具有质的差异，认为将两者放在一起颇有“芳草之木，高于岑楼”的嫌疑。例如，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许从巨就指出两者之间的相似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中国黑色幽默小说缺乏“非理性主义的认识基础，也没有黑色幽默近乎彻底的虚无主义，甚至没有黑色幽默近乎彻底的背叛传统”[3]52。中国新时期黑色幽默小说在审美理念和文化主题上，究竟是克绍箕裘地承袭了美国黑色幽默小说，还是对方同名异质的文学形式？尽管国内学者持两种不同的观点，但就一点是达成一致：即在技术层面上，前者受到了后者的影响。下文将以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和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以下简称《军规》)为例，从文化认同视阈来比较中美两种黑色幽默小说的异同。

一、荒诞：第256飞行中队和云南兵团的生存逻辑

1984年，时年32岁的王小波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深造，并于四年之后拿到了硕士学位。秉持着对文学创作的热情，王小波在此期间饱览了美国文学作品，对同时代的黑色幽默小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独树一帜的解读。在对海勒、冯内古特、品钦等美国当代小说家作品耳熟能详的基础上，王小波发现黑色幽默小说创作理念不但迎合了自己对文学的审美标准，而且是最能表达内心呼声的文学形式。王小波在文章《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中讲到：“在我的小说里，真正的主题，还是对人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生活有那么多的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黑色幽默。我觉得黑色幽默是我的气质，是天生的。”[4]316王小波对“黑色幽默”的界定流于简单。但因为“生活那么多的障碍”而“有意思”，这种不合逻辑的荒诞正是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的重要内核。王小波用粗糙却又质朴的语言，道出了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对其影响最为深远的荒诞主题。王小波于1982年开始写作《黄金时代》，直到1986年才完成。从时间上看，这段时间正是作者最直接地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时期，因而在创作时使用了大量的黑色幽默小说写作技巧。刘雄平在评论文章《荒诞的黑色与灰色的有趣——海勒与王小波之比较》提出：“王小波的‘有趣’是一种为被摧残的人性的基本诉求……海勒的‘荒诞’是一种对已经疯狂的世界的深刻洞察。”[5]77实际上，海勒《军规》对于荒诞在形式和主题上的呈现，都对王小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黄金时代》文本中时时闪现着《军规》的影子。

《军规》问世于1961年，它的发表标志着美国黑色幽默小说流派的开始。故事的主要背景设定在二战中的地中海皮亚诺扎岛，这是一个荒诞的梦魇世界：“第二十二条军规”(以下简称“军规”)让士兵永无止境地执行飞行任务直到战死。主人公约塞连(Yossarian)经历了身边战友的死亡，意识到了荒诞和梦魇，并通过装疯、装病想方设法逃避执行任务。故事的最后，在奥尔(Orr)叛逃的鼓励下，约塞连决定逃往中立国瑞士。美国评论家查理斯·B.哈里斯(Charles B. Harris)将20世纪60年代成为“荒诞的十年”，认为这一时期“用荒诞的手法处理荒诞的主题，已经蔚然成风”[6]1。而《军规》的成功之处，正因其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荒诞的主题。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乖讹，是荒诞产生的必要条件。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有对客观事物的期盼，而这种主观期盼往往和客观现实有所出入。这种现实对理想的背叛，即是所谓的荒诞感。阿尔伯特·加缪认为，在“人类主观需求”与“世界非理性沉默”之间，生存的荒诞感油然而生。[7]20“斯诺登之死”是《军规》的主要场景之一，因对约塞连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而在故事中一再地出现。但约塞连似乎有意压抑这段回忆，因而直到小说第41章读者才看到了完整的死亡场景。约塞连所在的飞机被炮弹打中，与之同飞的斯诺登受伤。约塞连尝试救治斯诺登的腿伤，但最终发现致命伤在腹部：“斯诺登那可怕的五脏六腑脏兮兮地淌了一地。”受到惊吓的约塞连顿悟道：“人是物质，这就是斯诺登的秘密……灵魂离去之后，人就变成了垃圾。”[8]496在整个救治过程中，约塞连试图通过救治腿伤而夺回斯诺登性命的主观期盼，最终被后者腹部致命伤的现实所击垮。约塞连的存在主义认知正呼应了克尔凯郭尔有关灵魂和肉体对抗的人类“生存困境”(existential paradox)的论述。小说的结构看似凌乱无序，这一点也备受学界的指责。但如果从“斯诺登之死”这一终极荒诞场景出发去审视，可以发现小说的无序实则服务于呈现死亡的荒诞感。“看似破碎的小说结构，实际上源于由斯诺登的死亡而引起的时空错乱(特别是从约塞连的视角)”[9]74。

尽管《黄金时代》中的人物设置简单，但其与《军规》中的人物存在明显的互文性。与《军规》中约塞连的情人达克特护士一样，《黄金时代》的女主人公陈清扬同样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像约塞连对待达克特一样，王二也从陈清扬那里得到了身体和精神慰藉。王二和约塞连两个角色之间的呼应更为强烈。和约塞连一样，王二也是荒诞体制之外的人，也是荒诞世界的逃兵。而王二去山里追求东山之志的情节，却又将他与《军规》中的丹尼卡医生联系起来。《军规》第30章完整地讲述了“活死人”丹尼卡医生的故事。在《黄金时代》中，王二为了恢复腰伤而隐居深山，由此引发了“王二是否存在”的争议，就连陈清扬内心也犯了嘀咕：“大家都说存在的东西一定不存在，这是因为眼前的一切都是骗局。大家都说不存在的东西一定存在，比如王二，假如他不存在，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10]14荒诞的生存逻辑下，生与死的严肃问题也变成了儿戏。王二虽然活着，但是因为罗小四亲眼看到其“失踪”，以及队长和陈清扬铁齿铜牙的否定，他变成了像丹尼卡医生一样的“活死人”。除了在人物设定上的相似，《黄金时代》与《军规》一样都使用了荒诞的语言逻辑。

在《军规》第五章，丹尼卡医生和约塞连就奥尔的例子谈到了“军规”：“假如他执行飞行任务，他便是疯子，所以就不必去飞行；但如果他不想去飞行，那么他就不是疯子，于是便不得不去”[8]48。“军规”包含着两个看似矛盾的条件：

(1)凡是疯子，都可以停飞；

(2)但承认是疯子，就意味着逃避任务，因而证明不是疯子，也就得继续飞行。

尽管乍看来飞行员可以停飞，但实际上“军规”的真正目的是不允许任何人停止飞行，飞行员无论是疯子还是正常人，都要一直执行任务直到战死为止。如果(1)是有效陈述，那么(2)也是符合逻辑的，但将两个条件放在一起，两条陈述就都变成了无效的。这就是“军规”的荒诞逻辑，“能指”和“所指”彻底分离，看似掷地有声的戒律条文下实际是行不通的悖论。

可以看出，王小波对“军规”的悖论印象深刻，在《黄金时代》第一章的短短几页中，他连续几次使用到了类军规逻辑。例如，小说伊始在交代陈清扬身份背景时，就她“是否是破鞋”进行了陈述。王二按照“军规”的例子讲到了三点：

(1)如果陈清扬是破鞋，即陈清扬偷汉，则起码有一个某人为其所偷。

(2)如果不能指出某人，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

(3)但是我偏说，陈清扬就是破鞋，而且这一点毋庸置疑。[10]1

与“军规”的陈述(1)与陈述(2)一样，王二的前两条陈述是针锋相对的。但与前者不同的是，两条陈述放在一起，可以推导出结论：陈清扬不是破鞋。荒诞的是，陈述(3)却堂而皇之地宣告前两条都是无效的，因为：陈清扬就是破鞋。想要理解陈述(1)(2)与陈述(3)的逻辑悖论，只能将“破鞋”的所指内容改变，这样就消解了“破鞋”的传统意义。在这一点上，王二逻辑和军规逻辑是相似的，都是建构在“能指”与“所指”的荒诞分离基础之上。

尽管如此，《黄金时代》对《军规》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军规逻辑是个悖论，两条相互矛盾的陈述最终指向了荒诞的生存逻辑。而王二逻辑则存在刻意模仿的痕迹，虽然亦具荒诞意味，但主要停留在文字意义的变化上。换句话说，作者颇有刻鹄类鹜的嫌疑。究其原因，一方面，和海勒有相似的创作背景而又急于表达自由主义的理想信念，王小波自然使用了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的表现手法；另一方面，两位作者背后不同的文化认同，决定了简单的拿来主义有可能会变成画虎类犬的笑料。那么，两人之间相同的创作背景以及不同的文化认同是什么？

二、个人和体制：约塞连和王二的叛逃

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改革开放的兴起，国家意志统领文学创作与鉴赏的局面得以改善。在匹兹堡大学求学期间，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的创作手法在王小波的意识形态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在现实生活中，王小波坚称自己是一个理想的自由派。在与朋友的通信中他大声疾呼道：“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11]1也正是因为对自由主义的信奉，回国后就教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小波才会辞职做起了自由撰稿人，自动归类为体制外人士。在文学创作中，王小波浓墨重彩地在小说中书写了经验理性的自由主义思想。描绘个人和体制的冲突与矛盾，一直是王小波文学创作的重心。王小波在美国黑色幽默小说中读到的存在主义选择、对体制的背叛、对自由的追寻等，都与其自由主义信仰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众多黑色幽默小说中，《军规》对个人和体制之间矛盾的勾勒是比较典型的。

尽管结构呈现碎片化，《军规》故事中心线索是约塞连从第256飞行中队的叛逃。意识到战争的荒诞，约塞连拒绝执行飞行任务，他装疯卖傻、装病求医，直到最终逃亡瑞士的那一跃。“军规”布下的天罗地网，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圆形监狱”(Panopticon)的分析一样，对飞行员的身心进行了全面的监控，“在通往他们自由的精神世界大门上安放了一把无法开启的枷锁”[12]65。圆形监狱是对“军规”无形掌控力量的有形隐喻，在约塞连看来，自己时时刻刻都受到“中心塔”的监视，个人始终处于体制的震慑之下。彻底逃离军规的世界，才是约塞连对体制最强有力的反抗。与之相对应的，《黄金时代》中的王二也是一名抵抗体制的孤胆英雄。

《黄金时代》中的两次“逃跑”，是故事展开的中心线索：一次是王二被本地小伙子三闷打伤，跑进荒山去休养；另一次是王二被军代表所逼，逃到十五队后山去了。尽管两次逃跑的目的不一样，但是从中可以看出王二对于体制的抗拒，而“军代表”正是这一体制的具象化。军代表调戏陈清扬未果，加之对王二一贯的涣散不满，因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实施报复。在几次正面对决中，王二始终拒绝开口说话，用沉默表达对军代表的蔑视，以至于“他甚至搞不清我是不是哑巴”[10]19。之后军代表让王二和陈清扬两人写交代材料，出“斗争差”。意想不到的是，两人却在被批斗中自得其乐。在写交代材料时，王二添油加醋地描写了很多情爱的细节，因而大家都愿意读他写的材料。而在出斗争差时，两人时不时情绪激动：“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打倒王二！打倒陈清扬！’”[11]29。

尽管和《军规》一样围绕着“个人和体制”之间的矛盾展开，但《黄金时代》对这一主题的处理明显与前者不同。《军规》中的体制是抽象的，它的代言词是“军规”，但后者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从形而上的层面讲，《军规》是用寓言的形式关照了荒诞秩序下普通人的生存逻辑。而《黄金时代》中的体制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而《黄金时代》的逃离主题，表达了新时期作家挣脱原有体制的期盼，是具象化的反抗。也正因此，同样是黑色幽默手法创作的小说，《军规》的故事细节可以在幽默和“黑色”之间平衡，而《黄金时代》的文本则在强颜欢笑的背后，让读者感受到了人物的切肤之痛。

同样是挨批斗的场景，《军规》中克莱文杰受审和《黄金时代》中王二两人参加批斗大会，两个场景的黑色幽默的效果并不相同。《军规》中，梅特卡夫这样定义正义：“正义就是半夜里从地板上用膝盖盯着别人的肚皮用手按着别人的下巴手里拿着一把刀偷偷摸摸地摸到一艘战列舰的弹药舱里事先不给任何警告在黑暗中秘密地用沙袋把别人打昏。”[8]88文字在军规的世界里失去了原有的能指功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荒诞堆砌。克莱文杰的审判片段将语言逻辑的张力推至尽头，利用非常规的交流模式制造幽默的效果，同时彰显了整部小说的荒诞主题。幽默作为媒介，恰到好处地勾勒了“黑色性”的荒诞。

《黄金时代》中也不乏对批斗场景的描述，像是王二和陈清扬高呼打倒自己，陈清扬轻车熟路将解放鞋挂在脖子上等幽默细节的描写，同样让读者忍俊不禁。然而与《军规》存在主义哲学背景不同，王二重述的批斗现场，让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时代阵痛下的个体悲哀。与《军规》不同，《黄金时代》使用了第一人称的回忆叙述视角。这种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具有直接生动、主观片面、较易激发同情心和造成悬念”[13]103-104，而读者更容易对小说人物的遭遇产生共鸣。因此，尽管作者用戏谑的口吻描写了批斗现场，但是当王二讲到陈清扬被挂上破鞋揪住头发挨批斗时，附于文字表层的戏谑立时被消解：“一双大手从背后擒住她的手腕，另一双手把她紧紧捆起来，捆成五花大绑。后来人家把她押出去，后面有人揪住她的头发，使她不能低下头，所以她只能微微侧过头去看汽灯青白色的灯光。”[10]43王二看不惯陈清扬受辱，向人保组提了意见。在第一人称回忆叙事中，读者跟随王二的视角为陈清扬鸣不平，为两人的遭遇愤懑不已。因此，《军规》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和荒诞寓言的形式拉开了读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而《黄金时代》的叙述者兼主人公则用特殊时期的个人遭遇拨动了读者的心弦，引起了读者内心的强烈共鸣。

如上文所说，《黄金时代》之所以不能像《军规》那样在幽默和“黑色”之间平衡，因为小说的幽默只是漂浮在“黑色”中的一层薄雾，不能真正做到与后者紧密贴合在一起。正因如此，国内才有学者提出，王小波作品中的“幽默有时由于失去了控制而流入油滑，走向低俗，缺少了蕴味”[1]75。《黄金时代》的幽默之所以滑落于“黑色”而失去控制，源于文本中过多渗入了人物的主观情感。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在《笑》(Laughter)中指出，“情感的缺失”(the absence of feeling)是作品文本幽默的先决条件，“冷漠是幽默产生的自然环境，因为对于笑来说，没有比情感更大的敌人”[14]63。《军规》以第三人称视角和荒诞寓言的形式讲述了约塞连的叛逃，海勒很少正面描写主人公的主观情感，以此减少读者与人物之间产生情感共鸣。这也是海勒将约塞连设定为已经消失了的亚瑟人(Assyrian)的原因。相比较来说，《黄金时代》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意识。主人公王二是王小波在小说世界中的代言人，嬉笑怒骂的背后充斥着作者的情感体验。从爱情角度看，约塞连不谈爱情，爱人达克特护士和情人露西安娜都只是他在荒诞世界的慰藉而已；与约瑟连不同，王二却专注爱情，《黄金时代》的故事实际正是围绕着王二和陈清扬的爱情展开。小说最后，陈清扬在交代材料中承认爱上了王二。陈清扬告诉王二，“承认了这个，就等于承认了一切罪孽……就该五马分尸千刀万剐”[10]51。故事到这儿戛然而止，两人之后被释放，再次相见已是多年以后。这样看来，《黄金时代》只具备了《军规》黑色幽默的“形”，而两者的“神”却大相径庭。之所以神形分离，源于两部作品创作背景中文化认同的清尘浊水。

三、文化认同的建构：阈限视阈下的价值混乱

王小波之所以对海勒作品产生强烈的共鸣，是因为两位作者同样处于社会价值转型的阈限中时期。“阈限理论”由人类旅游学家维克特·特纳(Victor Turner)提出。根据阈限理论，宗教朝圣是以“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的方式来宣告新价值体系的形成。朝圣者要经历符合主流意识的阈限前，“共睦态”(commuitas)的阈限期，以及获取新价值体系的阈限后时期三个阶段。特纳指出，在“共睦态”中的个人是反社会结构的(social anti-structure)，“个体的混沌与无界定状态就是对是世俗社会的颠覆”[15]45。共睦态中，个体能接近并释放真实的自我，并以此达到更为高层次的阈限后价值体系。在特纳看来，共睦态是人际关系的一种理想状态，“结构”与“反结构”总是相反相成的，而社会则在两者的拉锯之间得以稳定发展。

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经历了价值观混沌的巨大冲击。自殖民地时期开始，美国以美国梦为中心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以自由和民主为核心的美国梦，是世代美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是美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美国人追梦的过程是建立在与儒雅传统的对抗中，在与清教思想和英国贵族文化相反中得以相成。两次世界战争釜底抽薪般地解构了美国的文化价值体系，儒雅传统首当其冲地被拉下价值标准的神坛，失去相反相成标准的美国梦就此迷失了。这也是凯思林·休姆(Kathryn Hume)将美国当代小说家称为“失梦的一代”(the generation of Lost Dream)的原因。[16]1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在麦卡锡反共狂潮震慑下，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表面的平静期。美国学者理查德·查斯(Richard Chase)准确地捕捉到了平静表面下的骚动，他用了两个词汇来形容这十年：“政治意识的消解”和“先锋艺术的死亡”[17]63。如果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处于阈限前阶段，那么上世纪60年代则是社会价值体系经历天翻地覆改变的阈限期阶段。梦想的迷失和价值体系的崩塌，正是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兴起的背景。

中国新时期小说兴起的背景，是对之前“文革”文学共生意识禁锢的祛魅。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之前的“文革”时期，国内出现了文学诉求与表达受政治意识主导的局面，“当代文学的需要和坚定机制一直是包含在国家意志之内的，而文学创作就更加被纳入一种体制，一切不属于此体制中的都将被视为异端”[18]214。在禁锢被解除后，文学创作逐渐拥有了自我发声的权力，这种声音既是个体作家控诉历史、表达自我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集体创作者对于新价值观的思考和实践。与共睦态的“反社会结构”不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对于当下以解放思想为主导的政治意识是认可的，作家们专注于对历史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探寻。在类共睦态的状态下，新时期小说家的创作实践往往带上浪漫自由主义的特点。王小波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性爱描写，而且与海勒将“性”与“爱”分离开来的做法不同，王小波对于后者也是不吝笔墨的。有学者指出，新时期小说家的情爱书写所担当的是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讴歌，性爱描写“发挥着‘控诉’与‘反思’的文学史功能”[19]147。

两相比较，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和80年代的中国，看似都处于共睦态的过渡期，但实际存在本质的不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色幽默小说以幽默为媒介陈述了梦想和信仰的迷失，是个体作家对人类荒诞生存逻辑的哲学思考；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以情爱书写等为媒介对“文革”进行了批判和反思，是作家集体对阈限后阶段生存方式的思考。但无论是对生存逻辑还是对生存价值的思考，特定时期的两种文化认同都带有存在和本质分离的荒诞色彩，这也是中国新时期作家能够借鉴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创作技巧的重要基础。

从荒诞视角审视，如果《军规》的约塞连可以被称作克尔凯郭尔所谓的“信仰骑士”(knight of faith)，那么《黄金时代》的主人公王二则只能是“隐忍骑士”(knight of resignation)。在《恐惧与战栗》中，克尔凯郭尔谈到了面对荒诞两种不同的骑士：意识到事物本质和存在的荒诞分离，并对此保持“恒长觉醒”的荒诞人，即为隐忍骑士；而以荒诞为平台，个体通过“信仰的跳跃”(leap of faith)逃离了荒诞世界，“个体高于世界的”，则为信仰骑士。[20]81约塞连意识到了军规世界的荒诞，通过各种尝试来抵抗这种荒诞感，但最终都不能逃脱成为荒诞牺牲品的命运。在故事的最后，奥尔成功叛逃瑞典的消息传来，这让约塞连明白叛逃是唯一的选择。丹比少校对约塞连的逃跑计划提出了质疑：“你决不会成功的，这是不可能的。从这儿跑到瑞典，单从地理上讲，就几乎是不可能的。”[8]510但对信仰骑士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所以约塞连最终跳着跑了出去(jump)。

“你得赶快跑。”

“我是要赶快跑的。”

“赶快跑吧！”丹比少校叫道。

约塞连跑了出去。[8]511-12

这里的“赶快跑”(jump)呼应了克尔凯郭尔“信仰的跳跃”，标志着约塞连信仰骑士身份的最终确立。

关于约塞连最终的叛逃，学界一直有声音质疑其是否符合传统道德观。针对这一质疑，学者里昂·塞尔泽(Leon F Seltzer)提出了在荒诞视阈下“道德疯狂”(moral insanity)一词：“一种出于本真心理对理性的奇怪颠覆，以至于行为者看不到他的(或者别人的)行为中任何有意义的道德因素。”[21]292荒诞意味着能指与所指传统意义的消解，形而上存在和本质的分离，和“人类主观需求”与“世界非理性沉默”之间的乖讹。在荒诞世界里，传统的价值判断标准被解构，取而代之的是类似“军规”的悖论逻辑。举例说明，米洛虽然带领德军轰炸了自己的阵地，但是因为他得到的报酬也属于美军，因而他的“本真心理”并不违背道德观。在“道德疯狂”中，传统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在荒诞的逻辑下，逃离是唯一可以生存下来的方式，因而约瑟连的逃跑又显得合情合理。而尽管王二只停留在意识到荒诞存在的阶段，“道德疯狂”同样可以解读《黄金时代》的非道德伦理行为。

《黄金时代》所描写的“文革”时期是道德错乱的荒诞时代，贫下中农殴打王二却免受责罚、军代表堂而皇之地公报私仇、麻风寨跑出的刘大爹无人敢管，等等。小说中最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应属故事的主线——王二和有妇之夫陈清扬的风流韵事。故事开始时，陈清扬的丈夫已经做了一年的牢，别人都污蔑她是“破鞋”。之后她主动靠近王二，才有了后面的故事。王二说道，“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的黄金时代，虽然我被人当成流氓”[10]45；而对于陈清扬来说，“不管怎么说，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虽然那时她被人叫作破鞋”[10]47。身份是“流氓”和“破鞋”，王二他们为什么将“文革”时期称为最美好的“黄金时代”？一方面，和《军规》中第256飞行中队一样，云南兵团也处在荒诞逻辑主导的世界。在存在和本质分离的荒诞视阈下，“流氓”和“破鞋”的所指与传统内涵发生了偏离。正因为王二意识到了荒诞，即为克尔凯郭尔笔下的“隐忍骑士”，他们才会不以此为耻，甚至称那段狂欢的日子是“黄金时代”。另一方面，从文化认同建构的视阈审视，在类共睦态时期的作者王小波，借用“文革”时期“道德疯狂”的王二韵事，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理性自由主义的信仰。不同于英美国家的经验自由主义和欧陆的理性主义自由思想，尽管王小波的自由主义并没有系统的理论和佶屈聱牙的形而上套路，但“他丰富敏感的经验理性，洞若观火的感知判断，质朴率真的文字，都传达出一个纯正的、本真的自由主义思想者的立场”[22]22。从新时期小说视角反思“文革”，数往知来，用荒谬时代的故事来表达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热恋，这就是王二认为“文革”的兵团生活是“黄金时代”的原因。《军规》中约塞连最终一跃既是从荒诞中的逃离，又是踏上荒诞逃亡之路的开始。与约塞连不同，《黄金时代》中的王二没有完成最终一跃，因为陈清扬的坦白将他“荒诞骑士”的外衣卸下，并将他推回到了正常生活中。虽然狂欢的寓言故事戛然而止，而作者所描述的自由主义喧嚣却会激荡起读者对自由主义的共鸣。

四、结 语

中国新时期小说出现的背景，是长达十年文学共生意识禁锢的祛魅期。相似的创作背景基础上，在描述个人与体制对抗时，以王小波为代表的中国新时期黑色幽默小说家借鉴了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创作技巧。尽管如此，通过对比研究可以看出，《军规》为了阐释“失梦的一代”而采用类似寓言的讲述方式，海勒从形而上的层面较好地平衡了“黑色”和幽默之间的关系，以幽默为媒介揭示了荒诞等黑色性内涵；《黄金年代》文本虽然也表现出幽默的特点，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拉近了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往往淡化了故事的幽默色彩。从阈限视阈的共睦态去审视，两本小说都是在建构新价值观时期的文学创作，且都可以用“道德疯狂”来解读悲剧故事中出现幽默元素的原因。尽管如此，约瑟连的“最终一跃”明确了《军规》荒诞寓言作品的特点，而王二最终回归到正常生活的情节，则是《黄金时代》等中国新时期小说被称为只具备了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