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万洪 杨雨佳

(西华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杨雨佳，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论与文化。

一

有关《文心雕龙》文学思想的研究，有“折中”一说，以周勋初、王运熙先生为代表。周勋初《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一文将刘勰的文学思想视为折中派，与当时(齐梁)裴子野等守旧派和萧子显、萧纲等趋新派相区别[1]。王运熙《刘勰文学理论的折中倾向》一文认为对永明文学及其以后文学的“新变”现象，可分为反对派、赞成派与折中派，以裴子野等为反对派，沈约、萧子显、萧纲、萧绎等为赞成派，而刘勰与钟嵘、萧统等为折中派[2]。周、王两位先生将齐梁文论派别三分的论述，虽然具体划分稍异，但意见基本相同，其立论的基点，是齐梁时代广阔的社会风尚与文学理论背景。刘勰的文学思想是“折中”齐梁文论的产物。

笔者认为，上述两家的意见有其合理的一面，即“知人论世”的一面；但是这个“折中”文学思想并不是复古与新变直接结合的产物，“折中”说在看到时代背景等外围因素的同时，即重视“知人论世”的同时，忽略了“以意逆志”，即对《文心雕龙》内证的分析和研究。《文心雕龙》全书高举的文学尚丽大旗，并非刘勰取法时风的产物，而是在哲学依据上取法文学原道、自然生丽的产物；并非魏晋玄学思潮重情论性、“馥采曲文，经理玄宗”的产物，而是远取儒家雅丽、阴阳诡丽、楚辞奇丽的结果。相反地，魏晋宋齐的文学之美与文学之丽，恰恰是《文心雕龙》除“枢纽”论以外，在几乎所有篇章中加以贬斥的对象。刘勰以为，“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近代文学浮浅诡俗、讹滥丛生，取法不正、争奇斗艳，“竞今疏古”“莫肯研术”，思想内容已经不雅，即使尚丽，也是轻艳浮浅之丽，因此，要求“执正驭奇”“正末归本”，以“圣文雅丽，衔华佩实”为最高准则来指导文学创作。于是，《文心雕龙》跳出时风，上寻自然之道，渊源儒家经典，远远超过当时“复古、新变、折中”三分的理论水平。如果以“文学自觉”称呼六朝文学抒情尚美的特点，那么，《文心雕龙》雅丽思想是对“文学自觉的再次自觉”，是对“文学自觉”感性过度的理性回拉。

二

古代文学理论界讨论甚多的关于“文学自觉”的命题，有汉代开始说(张少康、袁济喜先生等)、魏晋自觉说(鲁迅先生开端)等不同的意见和争执①。诚然，汉代文论与创作实践体现了鲜明的尚丽特色和“文学自觉”的萌芽，但是，因为文学本质特征的抒情性、审美性是明显依附于汉代经学与政治王权的，因此，尽管《毛诗序》“情动于中”、《礼记·乐记》“和乐之美”、扬雄《法言》“丽淫丽则”等文论在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学自觉”的命题仍然无法得到独立的回应。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两汉时期对屈原与楚辞的若干评价，这些评价往往出现互相矛盾的对立意见；即使同一个人的评价，也往往因为其所处立场与角度的差异而呈现大相径庭的分歧，比如班固等。这样，真正摆脱经学附庸、探索文学纯粹特质的理论主张，是在汉末建安的曹丕与西晋年间的陆机才开始的工作。曹丕、陆机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诗赋欲丽”“缘情绮靡”“体物浏亮”的尚丽文体风格论，提出了作家气质与文章风格类型的“文如其人”论，提出了文章功能的“伟业不朽”说，提出了文学鉴赏的态度意见，提出了文学写作思维探索与“物—意—文”的写作过程理论，对“物感说”“灵感论”“言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实践探索和具体主张——这些直接关系文学审美、抒情、思维、风格、内容、功能、鉴赏的具体意见，直面写作本质与过程，直面实践与意义，直面技法与鉴赏，这才是文学真正自觉的到来。

文学理论的自觉探索是文学创作自觉的保证，《文心雕龙》的理论水平超越了之前“文学自觉”的文论水平，我们可以通过《序志》来分析《文心雕龙》何以是对“文学自觉的自觉”。《序志》篇有一段话，专论“文学自觉”的文论主张：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治②流别，弘范③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3]610-611。

这一段话涉及魏晋时代的一些著名文学理论家及其著作，累计有曹丕《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应玚《文论》④、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六家，其后又简述了东汉桓谭与刘桢、应贞、陆云四家“泛议文意”的主张。上述十家中，应玚《文论》与应贞文论今已不传，其余八家的文论主张我们都还能够看到。尽管挚虞《文章流别论》与李充《翰林论》仅剩残文数条，但仍和桓谭、曹丕、曹植、刘桢、陆机、陆云的文论主张一起影响到了《文心雕龙》的理论观点，尤其是曹丕《典论·论文》与陆机《文赋》，更是对《文心雕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已经得到学界公认和深入研究⑤。

曹丕《典论·论文》是我国文论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文，以论述文学评论为主，其文体风格、文气清浊、文体差异、鉴赏态度、文学功能诸说，对《文心雕龙》的刚柔风格论、文体风格论、作家才性论、知音鉴赏论、“树德建言”说有着深刻的影响。陆机《文赋》以论述文学创作为主，其说折中儒道，不仅论述“缘情绮靡”“体物浏亮”之丽，更将重点指向文学创作“如何能丽”的探讨，其思维论、物感说、风格论、情性论、写作过程论等理论，都被刘勰继承了下来；尤其是“诗缘情”一说，直接《毛诗序》与《乐记》，是魏晋六朝诗赋理论中重情尚美一块的理论开启点。《文心雕龙》全书论美谈丽，论述情性，提出诸如“人禀七情，莫非自然”“辩丽本于情性”“情经辞纬”“圣贤书辞，非采而何”“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圣文雅丽，衔华佩实”等等重情尚美的文学理论主张，这既有魏晋玄学的影响，更有曹丕、陆机文学理论主张的直接影响。比如，仅仅以《文心雕龙》的风格类型理论为例，就可以看到这两家的影响所在。《文心雕龙》论述的“八体”基本风格类型是“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至少从术语运用角度来看，与曹丕和陆机的文体风格论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如“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与“说炜晔而谲诳”近似，“炜烨”即“炜晔”字形之异；“精约、显附”二体，即合“论精微而朗畅”之意；曹丕说“奏议宜雅”，陆机说“奏平彻以闲雅”，刘勰归纳出来的“典雅”一体，正是对曹陆二人所使用术语的继承与发展，如此等等；甚至于“圣文雅丽”的风格，作为八体“得其环中”之核心，与曹丕、陆机之“雅”“丽”文体风格论也是关系密切；同时，《定势》篇论述文体风格的六种基本类型是“典雅、清丽、明断、核要、宏深、轻艳”，与曹陆两家所论，一样的极为近似。

但是，刘勰对上述十家文论是报以贬抑之心来论述的。对曹丕等六家，刘勰认为他们“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各有自己的见解，但是六家“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不够完整全面，论文不从大处着手，因此评价为“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他们各自有着“密、辩、华、巧、精、浅”的优点，同时存在着“不周、无当、疏略、碎乱、少功、寡要”的不足，整体上看，对六家是不满的；同时认为桓谭、刘桢等四家没有文论专著，不过是偶有论文之语，即使中肯的话也显得偶然。

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上述十家，每一家都是声名显赫的“大家”，多数还具有文学家与文学理论家的双重身份，在文学史、文论史上影响甚大，比如王充对桓谭极为赞赏——对于如此优秀的前代贤才，刘勰为什么要这么评价呢？

前六家文论广为人知，数量也多，《文心雕龙》对其直接或间接的引用不少，此不赘述。对于后四家，《文心雕龙》中对桓谭论文之语有三处引用。

第一处是在《哀吊》篇中：“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及卒章要切，断而能悲也。”[3]168桓谭评价司马相如《吊二世文》“其言恻怆，读者叹息”，有很强的感染力，是典型的“曲终奏雅”的好作品。刘勰引用桓谭的话，是在证明吊体经典作品的基本特点。第二处是在《通变》篇中：“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3]397《通变》简略地论述十代文学发展史，以为“从质及讹，弥近弥澹”，近代文学发展不良，是因为“竞今疏古，风末气衰”所致。刘勰指出近代写作者“近附而远疏”，习染不正，师法不古，“多略汉篇，师范宋集”，因此养成不良技法之后，难以改变。桓谭的话是为了证明“刘扬言辞”等“汉篇”的美而有采而发，是刘勰拉来为自己的见解作正面论据的典型。第三处是在《定势》篇中：“桓谭称：‘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华而不知实核，或美众多而不见要约。’”[3]407刘勰引用桓谭的话，是为了证明文家“势殊”的存在事实，是为本篇文体风格各有不同的“本采”论寻找到的正面论据，桓谭所说“浮华、实核、众多、要约”的不同风格，是“文家各有所慕”的情性风格论，各体之间并无高下差异，其意思是说应该对各种风格“兼解具通”，不要偏解执一。

对刘桢论文之语则有两处引用。第一处是《风骨》篇：“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3]388刘勰在《风骨》篇中引用曹丕与刘桢论述“文气”的话，认为二者均是“重气之旨”，即所论重视“文气”。《风骨》篇论述“文气”，主张作家“缀虑裁篇”时的“务盈守气”，这样作品才会有“刚健既实，辉光乃新”的充实辉光之美，“文气”论实际上是从主体修养角度对“文如其人”论的另一种说法。第二处是在《定势》篇中：“刘桢云：‘文之体势，实有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馀，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谈，颇亦兼气。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3]407刘桢的话是认为文学风格有“强弱”之分，主张阳刚风格为美。刘勰认为他论述的仍然是阳刚“文气”思想，不过文学风格虽有“刚柔”之别，但不能片面强调“壮言慷慨”的阳刚风格，其言外之意是认为柔性风格同样重要，应该刚柔兼备，才是对文风的全面把握。这与他在本篇中持有的“兼解倶通”的方法有关，正是因为有了“兼解以俱通”“随时而适用”的方法论基础，刘勰才对“奇正”“刚柔”“典华”“雅郑”分析得深刻透彻，以“惟务折衷”的态度来客观地分析这些风格各自存在的理由，而不是以个人好恶为准来片面理解。上述两处引文，刘勰一褒一贬，符合自己见解的予以赞美，不合自己见解的予以辨正。

对于陆云文论的引用一共有四处。第一处是在《定势》篇中：“陆云自称：‘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3]407刘勰以“情固先辞，势实须泽，可谓先迷后能从善也”评价之，认为应该“情经辞纬，先情后辞”，既要重视“文势”，也要重视文采，不可偏废，在论述文势的同时，为《情采》篇打下基础。第二处是在《镕裁》篇中：“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及云之论机，亟恨其多，而称‘清新相接，不以为病’，盖崇‘友于’耳。”[3]426本篇论述文章裁剪，主张不要繁杂，陆机“情苦芟繁”，陆云也“亟恨其多”，不过因为“雅好清省”之故，对陆机以“清新相接，不以为病”相称，刘勰认为陆云仅仅从个人喜好出发而不能公正地论述文学，这是错误的。第三处是在《章句》篇中：“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3]411刘勰认为陆云“改韵从调”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改韵稍快，因此主张与“百句不改”的用韵之法相互结合，以“折之中和”为宜，这显然是刘勰“惟务折衷”的思维方法在起作用。第四处是在《养气》篇中：“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3]511刘勰将王充、曹操等人关于写作伤神的话与陆云“用思困神”的话引用在一起，作为正面论据来支持他“写作宜养气”的谋篇宗旨，这是唯一从正面来看陆云文论的地方。

上述分析表明，桓谭等四家文论有得有失，刘勰认为他们“泛议文意，往往间出”，是有道理的，比如陆云之论，刘勰主要是以之为反面论据来看待。但是，评价他们“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则显得非常严重，如此上纲上线，意在为何？

笔者以为，这正是《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创新意义之所在。简言之，《文心雕龙》在继承吸收魏晋文学理论“自觉”成果的同时，又对这些“理论自觉”所出现的不足一面进行纠正与提升，呈现出更高、更新、更精的内容与超越时代的特点。《文心雕龙》的“再次自觉”，在《序志》篇中体现有三。

第一，写作动机。《序志》篇明确告诉读者，《文心雕龙》的写作动机有三，一是求得令名。刘勰以为生命脆弱，为了“树德建言”，一定要写本书留下来。这是《左传》“三不朽”说，与孔子、司马迁、扬雄等人“名德”思想影响的结果。二是方向选择。写作最好的是进行注解儒家经书的工作，但是前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很难超越。刘勰认为文章之“运用”是儒家经典的“枝条”，功能巨大，于是选定写作“文章”。三是写作的针对性。刘勰写作“文章”，不是写诗赋之类的文学作品借以名家，而是写理论专著，专门研究“为文之用心”，针对当下文坛讹滥的离本趋势而发。近代文学不遵守经典的根本规范，形成了很严重的弊病。因此，《文心雕龙》的直接写作动机是为了纠正文坛当下的不良创作，间接动机则是为了著书留名，以求不朽。这就首先确立了一个尊崇儒家、崇古抑今的基调：古代经典是好的，近代文学是该批评的——魏晋“文学自觉”时代大量的文学创作，不入刘勰法眼，可见刘勰的文学思想标准，一定会高于“文学自觉”时代的理论水平。

第二，体系完备。通过刘勰自述其书之体系结构，我们可以看到，《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采用“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的《周易》数理来确定篇目数量⑥，吸收道家“自然之道”来作为论文根本，以儒家圣人和经典为论文之体、宗法之经，吸收纬书、《离骚》的优点，在思想取法上广取各家，为我所用，因而立论深刻，论述充分，见解独到。全书“论文叙笔”部分采用“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综合立体方法，篇目众多，“囿别区分”，远比上述十家细致、完备、深刻。“剖情析采，笼圈条贯”的二十四个篇章，论述思维论、风格论、技法论、文学史、物色论、作家论、鉴赏论、修养论等等有关写作的全方位问题，并且非常具有可操作性——这是前述十家所不可比拟的。刘勰以为“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也就是说，前述十家的文论主张，最多不过是“铨序一文”而已，远没有达到“弥纶群言”的地步。“弥纶群言”就会“照隅隙，观衢路”，文论功能与影响上就会“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述先哲之诰，益后生之虑”。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证明，《文心雕龙》论述的写作之道，理论体系完备充分，在功能影响上确实比上述十家更高更深，而且迄今没有任何文论专著可以超越。

第三，理论方法。《文心雕龙》自觉使用“惟务折中”的思维方法，这是其理论水准超越前人的最根本原因。折中方法论源出儒家、道家、兵家，刘勰也有可能借鉴了佛家的“中道”思维⑦。刘勰认为上述十家文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不全面、不完整，因此《文心雕龙》要以全面完整为目标，超越它们。比如，《通变》篇综述历代文风时指出：

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3]397。

这一历代文风总括之论，以“黄唐淳而质”与“宋初讹而新”为正反两极，以“商周丽而雅”为折中范式，鲜明地体现了“九代咏歌”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从质及讹，弥近弥澹”的文学发展趋势。运用折中思维论观照之，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心雕龙》以“商周丽而雅”为折中历代文风的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以《通变》《时序》为主要载体的“质文代变”的文学发展史论，从而“蔚映十代”，第一次撰成中国文学简史。其开辟独创之功，除了刘勰纵观历史的宏大视野，折中思维方法论的运用助力不少。此外，《章句》篇引用陆云四句换韵的话，认为应该“折之中和”，方可“庶保无咎”；《知音》篇提出了鉴赏的正确态度和“六观”的操作方法，尽管有曹丕《典论·论文》关于文学批评态度与方法的影响，但其理论见解绝非曹丕可比，如此等等。

因此，从写作动机、体系内容、思维方法来看，《文心雕龙》远远超越了魏晋“文学自觉”时代的所有文学理论。

三

通观全书，对于汉魏晋十家“文学自觉”的文论主张，《文心雕龙》进行了坚持正确方向、主张重情尚美、提倡文学新变的积极阐释，吸收、运用了相当多的十家文论。但是，曹丕、陆机开启的文学理论“自觉”，最后并没有走在一条健康发展、良性发展的正路上，而是在战乱频仍、世积乱离、残酷血腥的时代政治格局下，在儒学式微、经学崩溃、思想混乱、玄佛思潮乘虚而入的学术思想局面下，文人学者一方面向重情尚美大力进军，逐渐出现了美文丽辞、绮丽巧艳、奢华淫靡的靡靡之音；另一方面恐惧现实谈玄论佛，走向了寄情山水、讽喻外物、远奥隐情、玄虚空淡、为文不用之势。这两种趋势并存而以靡丽轻艳为主，使得六朝文坛“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刘勰于是在重视文学美丽精神的同时，也对新变轻艳、师法不古、创作讹滥、思想不雅、作用有限的创作实践提出了批评与救弊主张，这一文学理论主张就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雅丽文学思想[4]。

《文心雕龙》是对“文学自觉的自觉”，从全书来看，其“自觉”体现有三。

第一，理论渊源。《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结合道家思想与其他各家思想为辅助，体现了兼收诸家而独尊儒家的鲜明思想取法。具体而言，“雅”出于儒家，儒家主张“雅丽”并重，而“丽”还有汇聚诸家思想的理论渊源。道家文艺美学思想重视对“美”和“妙”的探讨，同时，从《庄子》开始谈“丽”，《淮南子》大量论“丽”，但是道家论隐幽，谈避世，少论政，不谈雅，即“丽而不雅”。这样，“雅”与“丽”的结合，需要在整体上综合儒家和道家文艺美学思想，才能得到既雅且丽的结果。根据《辨骚》篇的说法，“丽”之渊源之一，来自楚辞之“奇”，汉赋随流而下，“追风以入丽”；另据《时序》《才略》等篇的论述，屈宋楚辞的源头，是“纵横之诡俗”，是出于谈天飞誉、雕龙驰响、飞辩驰术的阴阳家和纵横家。联系《序志》篇对《文心雕龙》书名解释中提到的邹奭“谈天雕龙”的言说之术，瑰丽迂回，虚诞莫测；联系到书中端木赐、烛之武、苏秦、张仪、范雎、蔡泽、李斯等人的游说君王、干预政治的言辞技巧之术，以及孟子的雄辩无敌、墨子的难楚存宋、鬼谷子的《飞钳》精术——这些“诡丽”的言辞技巧，才是辞赋“奇丽”特点的根本来源。这就是说，是语言之“丽”影响到了文学之“丽”，从而形成“言文皆丽”的历史演变脉络。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作品，其主要特点是思想内容与语言文辞的雅正规范，于是，五经之“雅”与辞赋之“丽”的结合，就成为“衔华佩实”的雅丽文学思想。《风骨》篇说“镕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经典雅正，史书实录，子书技法思想多样而丰富，这不仅是刘勰主张的作文如何才能有“风骨”的取法原则，实际上更是刘勰本人文学美学思想博杂精深、镕铸百家的来源所在。《文心雕龙》一书，其雅丽文学思想除了源出儒家，比较明显地，还包含道家、阴阳纵横、法家、兵家、玄学思想，并融会贯通，熔为一炉。而在所有的这些学术思想中，最主要的是独尊儒家。《文心雕龙》在千年以降的各家思想中吸收精华，在“文学自觉”、重情尚美过度的时风中寻找正途，以求归正。

第二，文论特点。《文心雕龙》立体而丰富，其文学理论具有鲜明的内涵特征，体现了“文源于道，郁然有采”的文学本源与文学尚丽的哲学依据，体现了“自然之道”循环相因的新变意识，体现了征圣宗经的经典意识与思想规范，体现了折中“雅”“丽”的思维方法，体现了上溯先秦、取法两汉的史学意识，既包含了魏晋六朝重情尚美的文学美丽精神，又能崇尚雅正的思想内容，润色华丽的文采，上溯数千年，超越同时代，达到全面、立体地整合所有写作技法与文学规律，并借以指导正确写作的目的。

第三，道器兼备。《文心雕龙》在“枢纽论”中提出具有崇高理论高度的写作之“道”，在二十篇文体论中详细论述各类文体的创作规范与写作得失，在十九篇创作论和五篇批评论部分深入探究写作技法、追求“执正驭奇”、崇尚“执术驭篇”、探索文学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以此构成全书论述“为文之用心”的主要内容，使之成为具体写作之“器”。《文心雕龙》既在哲学高度论述形而上之的写作之道，又在技法与创作层面深究形而下之的操作技法，体现了“本乎道，进乎技”的原理性质与操作技术的结合，成为理论性与操作性完美结合的文论主张。

综上所述，《文心雕龙》是对数千年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创作得失的整体综合，是对萌芽于两汉、成熟于魏晋齐梁之“文学自觉”的再次理论自觉，是对“文学自觉的自觉”，处于“文学自觉”时代文论巅峰的位置。

【 注 释 】

①学术界对“文学自觉”的起始问题有三种主要的观点。其一，以张少康、袁济喜、詹福瑞先生为代表的“西汉说”；其二，以刘跃进先生为代表的“宋齐说”；其三，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魏晋说”，王遥、游国恩、李泽厚等人对此做了进一步引申和拓展，把“文学自觉”的起始时间延长至魏晋。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是以鲁迅先生的意见为主，集中代表这个意见的是袁行霈先生《中国文学史》中的看法：“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载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地追求。《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袁先生认为《文心雕龙》是“文学自觉的标志”的意见很深刻。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文心雕龙》还对“文学自觉”的成败得失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总结，并提出具体解决办法和发展思路，超越了“文学自觉”时代的理论水平。

②按：“仲治”，一作“仲洽”，西晋学者挚虞的字。牟世金先生《文心雕龙译注》作“仲洽”，杨明照、詹锳等先生认为作“仲治”为宜。

③按：“弘范”，一作“弘度”，字形相近之误，东晋学者李充的字。各家通行作“弘范”。清黄叔琳与杨明照、詹锳、吴林伯等先生以为作“弘度”为宜。

④《文心雕龙》的多数注本以为这里的《文论》是指应玚《文质论》，牟世金先生《译注》认为确实应为《文论》，此文已经散佚，《文质论》与论文无关。

⑤有关曹丕、陆机文论对《文心雕龙》影响的研究文章非常之多。各家主要的意见是：曹丕主要是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陆机主要是在文学创作理论方面对《文心雕龙》发生了积极影响。

⑥《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夏志厚先生等研究者指出：《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序志》一篇是总目，其余四十九篇是个案专题，对应“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数理关系。又：周绍恒先生等研究者指出，《文心雕龙》全书避“衍”字之讳，实则因为成书于梁代初年，必须避讳梁武帝萧衍之名“衍”字之故，所以此处改“衍”为“易”。

⑦关于《文心雕龙》“折中”方法论的渊源，“龙学”界有源出佛家与源出儒家之争。源出佛家的意见主要是认为“折中”方法论是龙树“中道”论的产物，以张少康先生论述最为充分，张辰先生等同持此说；源出儒家的研究者认为“折中”观念是儒家“执两用中”“分而为二”“中庸之道”“折累中平”的产物。两说都有道理。除此之外，笔者认为道家也有中道思维，体现为正反对比的辩证思维模式；兵家也有奇正结合、正反结合而取其适度与适中的思想，实际上，“中道”思维是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一种传统思维。因此，片面地说“折中”思维方法出自儒家或者佛家的争论，虽然都有各自成立的理由，但是如果注意到《文心雕龙》思想驳杂而以儒家为主导这一点，就应该采取合观各家的方法来讨论“折中”方法论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