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收季节回乡，正值外公去世十周年纪念日，我和母亲去给外公上坟。从我家出门北行一公里，爬上黄河大堤，然后顺大堤向西行走六公里，顺着一条长长陡陡的马路向北折下去，进入堤内，一路奔黄河滩区那个叫马家渡口的村子而去，这条路，我小时候走过了几十次，曾经再熟悉不过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年春节下了大雪，我和弟弟背着酒和点心，穿着靴子“咯吱，咯吱”踩着雪陪母亲去给我外公拜年，如今时间一晃，就过去十几年了。

消失的村庄

外公于十年前去世，享年九十三岁，舅舅次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外婆却早在二十年前就去世了，那时我还大学未毕业。如今，马家渡口老辈人不在了，我已经近十年没去过了。这条长长的马路，我印象很深，黄河大堤两侧每个村口都会有这样的马路，我忽然想起我小时候跟着母亲赶着马车走亲戚的情况，那匹枣红马性子急躁，下马路时奔驰而下差点翻了车。母亲也想起来了，问我是否记得，我索性停下车，下来陪母亲站了一会。相比于我，母亲走过的这条路会更多，估计不下几百次——四十年前，她从黄河滩区的马家渡口嫁到堤外平原的我们乔辛村就开始了，这条路就是属于她的“命运路”，她的生活轨迹基本就在这两点一线上，母亲不识字，半辈子深居简出，这一条路是她“通往新世界”的征途，也是她牵挂着的不时往返的亲路。只不过她的“到世界上去”距离她的出生地只有十几里路，从黄河里到了黄河外而已。

“这怕是最后一次了。”母亲幽幽地说。我明白她的意思，有两个原因。一是黄河滩区“脱贫攻坚”大搬迁已经接近尾声，这一次上坟之后，外公、外婆的坟就要跟随村庄搬迁到堤外的新社区祠堂里去了;二是在我们这里去世的人一般只做到十周年祭奠，十年之后，大家各自安好，互相忘却，除非清明，不再有死日的祭奠。母亲的话里带着忧伤，我设身处地，很可以理解她的心情。我们上车，不再说话，只是都不停地朝窗外看——

過去的黄河滩，炊烟袅袅的田园景象，掩盖不住贫穷和洪水的双重侵袭。

马家渡口村庄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黄沙滚滚的黄土地，村庄遗址还残存着的最后的几间房舍，挖掘机和运土车正在忙碌着——他们在搬迁一个村庄，连同一个村庄的记忆、历史和所有的爱恨情仇。村庄腾出来的空地上，已经大部分都种上了麦子，麦浪金黄，收割机已经开始收割，啊，麦季到了。

就在年前，表哥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新居里弄几幅字画，他知道我交往的书画家多。他告诉我再回家找他时就去幸福新区社区，他们都搬进了崭新的楼房，用上了自来水，“再也不喝那又咸又苦的盐碱水了！”我为他们高兴，我从新闻里看到过黄河滩区搬迁的消息，彼时心里一动，竟有百感交集的感受，如今再见到这个消失了的村庄，无数少年时的记忆奔涌而来，把我淹没了。

黄河里的“孤岛”

没见过滩区村庄的很难想象是什么景象，而对于祖辈都生活在滩区的黄河人家来说，则又正常得再普通不过。奔腾的黄河一路自黄土高原而来，流到入海口就减了威势，因为这里是阔大平原，地势平缓，河道很宽，因为黄河是季节性河流，所以河水一般到不了大堤附近，特别是枯水季节，黄河水细瘦得如一条带子，就匍匐在河道最中心的一条小河沟里。大水带来肥沃的黄土，那土地馋得庄稼人流下涎水，绝不会白白浪费了种庄稼的机会。

于是，久而久之，一些人在宽阔的河床上安家而居并慢慢繁衍，于是滩区的村庄诞生了——也有黄河发大水的时候，但那几乎是几十年才有一次的事，他们有办法抵抗洪水，可以把村庄变成一座黄河里的孤岛，等不多日顶多几十日黄河水退去，村庄又继续显露出来，鸡鸣犬吠的日常又开始了。

这些年，我只见过一次黄河水泛滥的情况，发生在一九九八年。那一年，我十八岁了，高考之后，蜗居在家。突然有一天，喇叭里就响了“抗洪防灾”的宣传，说是到了汛期，黄河水大浪头就要下来，各家各户做好防汛，而村东的柏油“黄兴”路上，一辆一辆的大卡车自县城方向络绎不绝地开过来，经由我村，奔赴村北的黄河大堤上去。那大卡车有两种情况，一是拉着穿迷彩服士兵的卡车，他们是来支援抗洪的;一类是运石头的大货，一车一车的石头运到大堤的坝头上，倾倒下去，用来加固大堤。各村的民工也都集合起来，带着铺盖卷儿，扛着铁锨和镢头，拿着乡里发的绿色帐篷，朝黄河大堤浩浩荡荡而去。

我们就跟着去看热闹。大堤上真热闹啊，来来往往的拖拉机和民工、士兵，手举喇叭喊话的干部，大家都在忙碌着。我们几个朝堤里的黄河里看，宽阔的黄河床干干的啥也没有，只是抢收庄稼和西瓜的农民忙碌着在收割还没有成熟的玉米和青豆，那西瓜差不多都下了，只剩下生瓜蛋子。听喇叭里喊，今天晚上，黄河浪头就能到达梁山段，下午五点之前，河床清理干净，一个人也不能留。我家中了二亩西瓜，该卖的已经都卖了，剩下的最后的末瓜摘来也没有用就由它在那里——果然，第二天上午我们再去看，那滚滚的黄河水都涌到了堤根处，河边打着旋儿的小漩涡里是连根拔起的玉米秸和绿皮西瓜，那景象真是从没见过。那些人不让我们靠近河边，撵着我们快走，而一堆一堆的大石头正由推土机往河堤里面推，黄河百年不遇的景象真热闹啊。

我母亲急得团团转，担心我的外公外婆。昨天，她让我父亲开着三轮车去接我外公外婆，想把他们接到我家来住，但我父亲空手而归——据说我外公外婆非常淡定，说，黄河发水的事他们见得多了，不用大惊小怪，他们也不会来我家，他们还得守着他们的家，河水很快就会退下去的，让我们放心。

我母亲把房间都收拾好了，见我父亲没能把他们接来，气得打了一仗。第二天她还要亲自去的时候，已经晚了，河水从遥远的西方一路奔来，从小浪底一路狂奔，已经到边到沿，把马家渡口那个村庄变成了一座“孤岛”。

我母亲站在大堤上，遥望她的父母，眼泪汪汪。从大堤到村庄倒是也有几艘小船在巡逻，都是穿了黄马甲的防汛人员，要想进村已经不可能，要想出村也已经不可能。

小孩子不知道害怕，只觉得好玩，我和弟弟站在大堤上，踌躇满志，仿佛看了一场电影。如今想来，其实很是后怕，如果河水再上涨一些，房屋地基再坍塌一些，我外公外婆还能在否？后来，洪水退去，我们在泥泞的没过脚面的浑水里趟着去走亲戚，等推开家门一看，我母亲就扑在我外婆怀里又哭又打起来。只见洪水退去的印痕留漫过了高高的宅基，在距离地面一米高的屋墙上留下了一条明显的黄斑，外公外婆家里的地面上还是黄沙留下的影子。外婆说那些天，他们就坐在床上，水在屋里咣里个当，他们把提前准备好的馒头和米放在高处，水就装在大缸里，就那样日夜不眠地度过了十几天。

“怕不怕？”我們问。

“也没觉得啥怕哩，都习惯了。”外公说。

“为啥就是不走？”我父亲问。

“这是祖祖辈辈的家，都没出过事儿，大部分都没走，也不用走。洪水用不了几天就退了，这不是完好无损吗？”外公说。

“吓死俺了，恁这俩神仙！”我母亲说。

“不是还有船吗？真不行了坐船上，再说了，防汛干部都住在村里日夜值班，有了危险他们会想办法啊。”外婆说。

“那该多好玩啊！”我和弟弟忍不住感叹，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机会留在这里经历这一切。母亲生气地瞪我们一眼！

外公领着我们看宅基，说：“你看，我们早就准备好了，一般的大水没问题的。”我们知道，滩区的房子都建在高高的防台上，那宅基地一家比一家高，新宅基有时候比老宅基的房顶都高，那都是未雨绸缪，为了防汛的。但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既然这么麻烦，这么危险，为什么不搬走呢？为什么在这里冒险呢？

“搬到哪里去呢？搬到别人村上去？到处都是人家的地，咱能搬到哪里去呢？”外公说。

长大以后，我明白了这种感情叫做“安土重迁”。

高高的防台和毛驴少年

在黄河滩区，男孩子大多初中毕业就辍学了。因为在他们将至的人生命途中，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等着去做——拉土垫宅基地。

为了防止黄河洪讯，他们要建在人工防台——“土岛”。在高高的土岛上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一家比一家的宅基高，一家比一家的房子高。垫宅基是个大工程，那时候也没有挖掘机，就指望着驴车拉土，日积月累，好多年，才能把一个新宅基垫好。这不由地让人想起来“愚公移山”的壮举，如今看来，那一个个愣头愣脑的黄河少年，简直就是一个个“小愚公”啊！

于是乎，有儿子的人家，就会早早买一头毛驴，架上地排车，把一根皮鞭和驴缰绳交到儿子手里，告诉他们：“以后的日子，能不能娶上媳妇，就看你和毛驴的了！”我小时候去走姥娘家，每次都会遇见在路上把驴车赶得尘土飞扬自己满面灰土的少年郎。他们赶着驴车去村外的黄河边碱地里拉沙土，然后一趟一趟地往村子里运。就像蚂蚁搬家，那时候我都会忍不住停下来看着他们发一阵呆，一是庆幸自己没有生在黄河滩里，不用初中辍学赶驴车拉土垫宅基;二是又有些羡慕他们自由自在地赶着驴车玩儿。

如今再回头，遗憾着就缺了一架相机，缺了一组长镜头或者照片，把那宝贵的影像拍下来、录下来该多好啊。但这遗憾中也有一丝悲伤，悲伤那村道上赶驴车的少年，与毛驴和黄土为伍的少年青春，又该是如何身不由己地孤单和寂寞啊。

带了供品和烧纸，跟随母亲和表哥又一次来到黄河边的林场里，那里有我睡眠了一二十年的外公和外婆。火纸燃起来了，苍白的烟灰随风飘着，朝黄河对岸飘去。母亲跪在坟堆前，和外公外婆絮絮叨叨说着话。我和表哥起身，来到河边，点燃一支烟，默默地看着黄沙滚滚的黄河水从西而来，又向东流去。

我们没说话，空气沉默着，都有些失神，只有那哗啦啦的黄河水在耳边响着，像极了当年我俩十几岁时，第一次偷偷来黄河里洗澡时的紧张和沉默。

乔洪涛，山东梁山人，出版长篇小说《蝴蝶谷》，小说集《赛火车》《一家之主》，另有长篇散文《大地笔记》《湖边书》《飘满云朵的木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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