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利 芬

(运城广播电视大学，山西 运城 044000)

《西厢记》是元代王实甫的一部杂剧力作，作品讲述了张生和崔莺莺大胆突破层层压力、勇于追求爱情的动人故事，是元杂剧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故事源自唐代元稹所作的传奇小说《莺莺传》，经数代流传，成为后世许多文人创作的题材，金代董解元所作的《西厢记诸宫调》便是其中之突出者。董作将原本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做了很大改动，对故事结局也进行了再创作，直接影响到《西厢记》杂剧的创作。《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集中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婚恋观念的变迁。

一、西厢故事婚恋观的发展

1. 由注重前程到郎才女貌、强调爱情的婚姻观

从《莺莺传》之创作到《西厢记》的成书，中间大约相隔五百年，历经唐、宋、金、元时期不同朝代诸多文人的改编和创作，最终产生了流传至今的不朽名作。《西厢记》相比《莺莺传》，更加突出追求爱情和幸福这一永恒的主题，在复杂的斗争中，男女青年终于“有情人成了眷属”，取得大圆满的结局，当然，中间许多情节都是在董解元的精心处理和构造的基础之上完成的。但是，无论是元版还是董版，均不似《西厢记》这般，发出“永老无别离，万古常欢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眷属”这样的呼声，这就极其鲜明地体现了西厢故事恋爱、婚姻观念最终演变的一个结果——从“无情”到“有情”。

《莺莺传》中的“无情”——不知所起的情感和始乱终弃的结局。《莺莺传》中，张生即言“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当张生遇到崔莺莺时，见其“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实在堪称“尤者”，便起了爱慕之意。恰巧张生在蒲地出游时使得崔家“不及于难”，对崔氏有恩，因此，即便张生翻墙进入莺莺的居所，也不过受到“愿以礼自持，无及于乱”的怪责，才会有张崔二人自献枕席的故事，相爱似是由此开始。然而当张生为了前途去长安后，感情并未一直延续下去，正如莺莺心里明白两人将要诀别时所说的话：“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也，愚不敢恨”。[1]

张生抛弃了莺莺，是其作为男主人公之无情，但此事并未就此而终。当张生的朋友听闻这件事后，张生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认为莺莺“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自己难以驾驭，并举出帝辛、周幽王等古代帝王所谓因一女子而败的例子，认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1]，为自己抛弃莺莺的无情无义之举进行辩解。且“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当时人之“许”，恰恰体现了当时婚恋观的“无情”。

而在金人董解元那里，西厢故事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张生和崔莺莺不再以张的始乱终弃为结局，二人产生了强烈的情感，以至于竟有“生不同偕，死当一处”这样的言语，以及张、崔二人在遇到阻隔后甘愿同赴黄泉的誓死不渝的情感，他们最终走到一起，结局不再是爱情悲剧。

不同于《莺莺传》中婚恋过程和故事结局，《西厢记》旗帜鲜明地表现了忠贞不渝的爱情观和婚姻观。从张生初见莺莺时的意马心猿开始，便情根深种，当张生一纸解了孙飞虎兵围普救寺之忧后，老夫人反悔，强令二人认作兄妹，张生由此相思成疾，莺莺在派红娘探望后，终于抛却矜持，为了爱大胆与张生共枕眠。不同于《莺莺传》的是，此时莺莺并非全出于感恩，而是实实在在“才子合配佳人”。十里长亭送别张生“眼中流血，心里成灰”；分别后更是“神思不快，妆镜懒抬”。这种追求自由平等、忠贞不渝的婚恋观，摒弃了封建门第观念，把“有情”体现得淋漓尽致。

2. 女性主体意识以及在婚恋关系中的主动性加强

首先，女性主体意识的加强。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大都以男性的角度去观照女性，唐传奇《莺莺传》即是如此，在写莺莺的容貌时，便是以张生目光所及来表现，女性的主体性较弱。而在《董西厢》中则开始从女性视角下展示男性的风流才貌，描写张生“司马才,潘郎貌”、“风流好模样”，描写郑恒则是“旷脚、驼腰、秃鬓、黄牙、乌眼”，可见当时女性审美也开始成为婚恋的一项标准。

在杂剧《西厢记》中，张生的外貌和才情多通过莺莺、红娘等女性角色的所见所说展示，所谓才子配佳人，这个“才子”，也是有着女性参与的“郎才女貌合相仿”。当孙飞虎围寺逼莺莺相嫁时，莺莺便称，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对方能“杀退贼军、扫荡妖氛”，她都可“倒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成眷侣，非常突出地表现出女性择偶的意识和标准。可见，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女性的主体意识在不断加强，呈现出进步的趋向。

其次，女性在婚恋关系中，也由被动转向主动。《莺莺传》中，张生为追求莺莺作诗、翻墙，莺莺始终没有表现出任何主动响应，只是被动地接受张生的所作所为。而《董西厢》中的莺莺则显得落落大方，鲜少拘束，张生到崔莺莺宅边吟诗时，莺莺以诗回应。同样，杂剧《西厢记》中，当张生空庭作诗时，莺莺也回以“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在三版西厢故事中，均有莺莺主动同张生共枕席的情节，但相对于唐传奇中的被动和模糊，《西厢记》则展现了莺莺的主动，非但张生日日夜夜恋着莺莺，莺莺同样是“语言恍惚，神思加倍”，比较圆满地刻画出恋爱双方的反应。在张、崔二人的爱情中，当崔莺莺认定张生之后，始终不曾被动、遮掩，充分表现了当时女性对婚恋大事的主动参与意识。

3. 女性在婚恋中的贞洁意识淡化

在古代社会里，女性的贞洁在很多时候都会被据以衡量品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女性身上所缚的一道枷锁。但是，由唐至元，形随世迁，不同时期也稍有所异，从《莺莺传》到《董西厢》乃至《西厢记》，几部作品均有张生、崔莺莺二人在尚未婚配的情况下结合的情节，对于这种行为，在不同的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女性心理的差异就非常突出地说明了女性对于贞洁意识的淡化。

在《莺莺传》中，张生为了前途远去长安，终于“始乱之，终弃之”，崔氏则因当时的“自献之羞”而“没身永恨”，由“羞”到“恨”，折射出当时的女性贞洁观念还是比较强的。而在《董西厢》中，当莺莺误以为张生移情别恋时,只道“自家错了!自家错了!”并未像唐传奇中那样羞恨交加。《西厢记》也有《西厢记诸宫调》中类似的处理。当张生病重后，莺莺自来和他同衾共枕，言道：“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希望张生好生相待自己。待到张生在京中举为官、郑恒诬陷张君瑞做了卫尚书家的女婿时，莺莺作为当事人，只质问“此理安在”，却不曾怨恨、后悔当日事。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女主人公，其他女性对于贞洁也并未表现出过分的重视。当老夫人发现女儿“语言恍惚、神思加倍，腰肢体态比向日不同”时，听红娘坦白张崔二人已行私情，除却恼怒外，说道：“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与了这厮罢。”郑恒诬陷张生后，老夫人只念“张生负了俺家”，欲将莺莺再许郑恒，可见当时并未将贞洁视作女性永世不得逾越之“红线”，因而当她见到张生后不过是恼怒、“不悦”。此外，红娘作为重要人物，她亲近爱护的莺莺夜会张生时曾帮忙守门，而当她误会张生时，也只是心头怒，讽刺他“新夫人何处居？比俺姐姐是何如？”[2]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可见金元时期女性的贞洁意识比诸唐朝，已经明显淡化。

二、演变的原因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在数个世纪的时空变换中，文学作品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因而它所折射出来的婚恋观的变迁便有了具体可寻的脉络。

1. 社会原因

任何时期的思想观念都是一定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等社会因素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反映，我们要探讨古代婚恋观念的演变，一定要置身于特定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这样才能保证不受既有经验和主观因素的不利影响，所得出的结论也更符合我们要探究的主题。

首先，唐宋到金元时期，社会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不同民族之间的碰撞和交流的加强，这直接促使民族融合的进程加快，从而在思想领域也产生了许多不同以往的观念。在婚俗观念上，唐朝虽然有开明的思想观念，对待外来文化总体而言开放而包容，但它毕竟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父权思想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因而《莺莺传》中，张生的始乱终弃，时人司空见惯而不足为奇的反映，足见唐人的思想观念。到了元代，这种来自其他民族的婚恋观念使得当时女性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同时，贞洁观念却在不断减弱，这一点从金人对于过分强调贞洁的批判以及《元典章》所载妇人亡夫后改嫁现象大量增加也可以看出。

其次，市民文化兴起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也使得“有情”成为当时普遍的愿望。唐代的长安城布局井然，坊市之间有明确限制，到了宋代以后，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宵禁被突破，坊市之间不设限制，城市中有勾栏、瓦肆等专门的娱乐场所。诸宫调的出现更是引起文学上的新变，王灼在《碧鸡漫志》中就说，“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3]而不论是商品经济的繁荣还是文学形式的发展，都对市民阶层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当这个群体形成以后，反映世俗喜好和一般平民的欣赏趣味便成为在街巷之间进行表演的诸宫调、杂剧等文学形式的重要创作导向。因此，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的故事情节在越来越重视情爱的宋元时期必然会招致不满，在这样的情形下，董解元、王实甫等人均选择变“无情”为有情，不再将强烈的贞洁观和对女性的忽视作为创作倾向，显然是和时代观念相契合的，这也是婚恋观发生演变的原因之一。

2. 张生个人性格原因

张生作为西厢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他的性格在不同版本中也几经改变，因为该人物的取舍、选择直接关系到整个西厢故事的构建，因而在分析婚恋演变的原因时，还应特别关注张生个人的性格因素。

在唐传奇中，张生“性温茂”、“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这样的张生，一方面展现出对“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1]，另一方面却是“忍情”、始乱终弃。他留心仕途，内心所“坚”均在于此，因而导致崔、张二人最终相诀，可以说是由性格驱使人物做出选择的典型。而在《西厢记诸宫调》和杂剧《西厢记》中却并非如此，张生开始变得重情重义，当他“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时，也曾感慨“何日得遂大志”，想着“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4]但当他一见莺莺而倾心后，爱情在他心里远非仕途可比，甚至在“董西厢”中，当张生和莺莺的爱情受到阻隔时，两人宁愿共赴黄泉。此时的张生，不单才华出众，更是重情重义、善始善终。可见，从热心前程到忠于爱情，在不同作品里，不同性格的张生也是作品婚恋观念发生变化的一个因素。

3. 作者的原因

在任何时代，都会产生思想观念超前的思想家、文学家，一些优秀的作者可以冲破时代束缚，道他人之不能道、不敢道甚至不耻道，言他人之不能言、不善言乃至不肯言。西厢故事的创作者从元稹这样的士大夫文人转向更加深入民间的董、王等社会地位不高的文人，故事逐步雅俗共赏，相比于士大夫的高雅品味，平民出身的文人更可能创作出能够代表整个时代世俗观念和大众朴素理想的作品。

首先，王实甫作为《西厢记》的作者，《录鬼簿》将之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5]，明代贾仲明悼念他：“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称其“天下夺魁”。王实甫富有才情，王世贞屡屡赞叹：“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6]金圣叹更是直言《西厢记》“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不是何人做得出来，是他天地直会自己劈空结撰而出”[7]，足见后世对他的推崇。然而作为一部旷世杰作的作者，王实甫并非纯以才华名世，其作品中透露出来的那种冲决封建礼教、婚姻制度之罗网，主张大胆追求爱情和婚姻幸福、表达“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眷属”的美好愿望，都是他能够领先于时代观念、冲破部分时代束缚的表现，也因此使得杂剧处处充满了“情”的意味。

其次，科举制的兴衰以及朝廷取士标准的变化对作者产生的影响也是促使婚姻观念从“无情”转向“有情”的重要原因。唐代科举制度从事实上为无数士子提供了进身之阶，因而唐代读书人充满了锐意进取的心态，仕途成为他们努力的重要方向。唐传奇《莺莺传》中，张生的奋斗目标同样也是到长安求取官身，而爱情本身并非是人生所必求，这就使得与莺莺的感情在张生的认知世界里成为“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的一种具体表现。此外，当时流行“行卷”风气，向先达显贵推荐自己、同达官高门结为婚姻以取得仕途的顺利也比较常见，因而小说里的莺莺出身为博陵崔氏，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

到了金元时期，随着社会的剧烈动荡，加上民族之间的激烈矛盾，科举制度虽一度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但文人也逐渐转至民间下层进行创作。当时许多文人不得不从事于创作市民文学如诸宫调、杂剧，以维持生计。到了元朝时期，科举制度甚至一度停止，在很长时间内或断或续，对传统读书人带来很大冲击，他们之中许多人开始从事杂剧创作。当这些读书人接触到社会下层更多人的喜乐悲欢时，迸发出强大的创作动力，他们大胆地说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眷属”、“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自称“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4]，这些都是前人说不出或不能言的。因此，当创作者越来越能贴近世俗大众时，他们的作品不再“无情”，不再忽视女性，从而使得笔下的西厢故事更加荡气回肠、引人入胜。

以文学观历史，往往能够从中得出许多可以同史书相互印证的结论，而若从宏观角度看历史，则过去之文学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故而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无论是唐传奇还是诸宫调、元杂剧，都曾熠熠生辉，透过它们去分析背后的观念演变，并对诸如从“无情”到“有情”的婚恋观、女性主体意识和贞洁观念等的变化背后的原因做出分析，便是本文的创作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