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岳阳

一、总体概况：面向全球构建自由贸易版图

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是英国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英国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欧盟27国，其份额接近英国外贸总额的一半。从单一国家来看，英国的主要出口国依次为美国、德国、中国大陆、瑞士、法国等，主要进口国依次为德国、美国、中国大陆、荷兰、法国等（2017年数据）。2012开始，英国与欧盟贸易增长率持续下降，预计至2021年将进一步萎缩，而英国对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的贸易在增加。

英国总体实行的是自由贸易政策，但又存在正当的贸易保护。其货物贸易自由化程度高于服务贸易，工业部门的自由化程度高于农业，出口自由化程度高于进口。而在欧盟单一市场，英国与其他欧盟成员国实施统一的贸易政策，基本实现劳动力、资金、货物等自由流通。

对上海来说，中国与英国经贸合作已处在“黄金时代”，这一基调下，英国脱欧利于上海在英寻求更深更广合作。一是招商引资机会，英国企业将更渴求欧盟以外市场，考察中，英国专家认为，英国商界与中国合作的意愿强烈，但主要顾虑中国劳动力竞争力高、环境保护标准低、知识产权保护不够严。可以通过进博会，扩大“英中企业对话会”等国别投资活动，构建更精准的投资洽谈沟通平台。二是人才引进机会，作为世界第二大人才强国，英国有华人近70万，华人留学生超19万，华人正教授近600人，英在华人才约4万人，国家人才计划、对外企业或各类在英分支机构可以积极开展人事招聘，吸引优秀人才流向上海。

二、历史镜鉴：创新是风，贸易是帆，风劲帆满

产业结构决定贸易结构，产业链位置决定贸易链位置。英国赢得第一次工业革命，但输掉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都与贸易有关，可以说“成也贸易，败也贸易”。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为“世界工厂”，通过自由贸易和殖民地两大手段，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垄断世界工业利益，大量积累财富。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继续向其殖民地出售第一次工业革命制成品，忽视了在国内对战略性新兴工业的投资，其全球贸易的巨大规模，掩盖了市场质量下降的质变暗流，导致其贸易结构变成“从美、德进口第二次工业革命制成品，对外出口第一次工业革命制成品”，直到丧失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导权，霸权旁落。这段历史启示我们：工业竞争力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先决条件，新产品和新技术是源头，贸易和市场是结果；赶超并不是沿着既定技术轨道持续发展，在科技与产业变革期，赶超往往是创造新路径的“换道超车”。

如今，英国高度重视创新，2016年《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中，英国的创新指数为全球第三。其三种创新生态值得上海学习参考：一是知识生态，英国的科研力量主要在大学，比如英国著名的区域创新体系——剑桥、牛津街、哈特福德郡等，是英国专利活动的中心，都是伴大学而生。二是产业生态，比如剑桥，有20多个科技园区，集聚着1500多家高科技公司，华为、申通等中国企业也在这里建立研发基地，其中中国启迪控股与剑桥三一学院合作的“启迪剑桥科技园”，主要孵化培育生物医药企业。三是服务生态，鼓励和扶持各类产业基金会、慈善机构、中介组织，以及科技园区、科技孵化器、众创空间的管理运营机构，培育富有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

三、核心竞争力：服务还是货物，贸易也要加速新旧动能转换

当前，国际贸易价值链正在发生深刻调整。40年前国际贸易70%是制成品交易，10年前是40%的制成品和60%的中间品交易，2018年已变成70%以上零部件和原材料交易，服务贸易的飞速发展是关键原因。世贸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贸易报告》指出，2005年至今，全球货物贸易年均增长率为4.6%，而服务贸易的增长率达5.4%，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达到10%的增长速度。服务贸易增强了全球贸易新动能，已成为全球贸易中最具活力的贸易形式，并将在未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英国是服务贸易强国，服务贸易发展历史悠久，以金融、保险、零售、旅游和商业服务等为主要优势的服务业，是英国经济的支柱。2001-2016年，英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160亿美元增长到5374亿美元，年均增长16.59%，且长期处于顺差状态。尤其是它的生产性服务贸易（生产性服务贸易能够向制造业提供所需服务，从而提高制造业的生产率、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及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等特点，主要分为运输服务贸易、保险服务贸易、金融服务贸易、其他商业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贸易以及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等六大类），在国际贸易中更是具有核心竞争力，部分领域甚至超过美国，2016年，英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额2026.99亿英镑，进口额957.6亿英镑，顺差高达1069.39亿英镑。

在中国对外贸易的讨论中，服务贸易容易被忽略，它们对我国外贸的贡献没有被充分估值。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增长非常迅速，从2001年的726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6351亿美元，年均增长58.32%，规模超过英国，但仍有两大问题：一是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比例偏低，对外贸易结构仍然失衡（中国2018年货物贸易4.62万亿美元，全球第一；2017年服务贸易仅为7919亿美元），二是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远大于出口额，且逆差逐渐扩大。

对上海来说，借鉴英国经验拓展服务贸易大有可为。建议从战略层面，将优先发展服务贸易作为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重要发力点：

一是对外更开放。英国开放的市场为服务贸易各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考察中，苏格兰国际发展部就谈到，在苏格兰投资设企，基本无门槛，也没有禁止投资的领域。比如20世纪80年代，英国通过金融服务国际化改革，吸引大批国外金融机构进驻英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优化了金融市场结构、规范了市场秩序，极大提高了英国金融服务的全球竞争力。去年10月，上海自贸区率先推出首张服务贸易领域的负面清单，迈出了我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的重要一步。建议应抓住自贸区新片区建设契机，推动服务贸易扩大开放的重大制度创新，融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和外资负面清单，在金融、电信、航运、专业服务等领域逐步放宽或取消一批限制条款，建立包含商业存在、跨境交付、境外消费、人口流动等全方位准入制度的开放体系。

二是结构更融合。全球制造业已出现服务化、融合化的趋势，上海货物贸易的巨大规模，给服务贸易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服务业为制造业进出口提供运输、知识产权、金融、保险等服务，推动两者融合式跨越发展。比如，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契机，在长三角产业整合中，充分发挥上海服务辐射、产品集散功能，形成内外联动型跨境服务贸易的产业格局。

三是金融更活跃。伦敦和纽约同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在外汇交易、保险、黄金现货交易、衍生品交易、船贷和非贵重金属交易等领域都是世界最重要的中心，拥有数量众多的外国金融分支机构或办事处。比如伦敦金融城，集聚了250家外国银行；85%的欧洲对冲基金部门资产由英国对冲基金管理；各个国家各类领域的保险业务，都能在劳合社里找到对接。2006到2016年，英国金融服务出口占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20%～26% 之间，而中国只在0.16%～1.54%之间。比如新兴的金融科技产业（Finteck，主要指结合前沿技术，比如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推动金融业各领域的业务创新），毕马威今年7月的一份报告将英国形容为“全球无可争议的金融科技之都”，目前英国的金融科技公司已超过1600家，金融科技的采用率达到42%，而全球平均值为33%，今年上半年，英国金融科技投资活动总额达39亿美元，占整个欧洲的68%。英国金融科技的强劲势头，受益于英国政府的包容态度和大力支持，比如英国和中国一样不支持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但不妨碍伦交所将其底层技术“区块链”作为新一代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技术，成立专门团队推进研究。更有代表性的是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创立的“监管沙盒”制度。“监管沙盒”是划定一个安全空间，金融科技企业通过限定服务人数、缴纳保证金、附带约束条件等，享有受限权力，测试其金融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而不用在相关活动碰到问题时立即受到监管规则的约束。建议上海规划特殊金融功能区域，在上交所、伦交所“沪伦通”合作的基础上，深化战略合作，聚焦科技金融和金融科技，创设“上海金融监管沙盒试点区”，建设与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5G甚至6G等新技术适配的新的空间载体，赋能金融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

四是基础更厚重。英国服务贸易的基础是本土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达，比如伦敦的产业结构，就是以大量服务型中小企业为主。其比较直接的扶持策略包括减税和支持创新：生产性服务企业主要为知识、技术密集型，对税收比较敏感，上世纪80年代，英国就开始降低标准税率、提高税收起征点，逐渐降低最高投资税、资产转移税、企业税等；同时，由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和创新设计委员会等部门为生产性服务企业提供支持，比如保障相关服务设施，设立各类基金加大研发投资，通过各类创新平台、知识转移网络、科技创新券等项目助推企业创新，等等。

四、综合优势：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国际投资“首选目的地”

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英国排在第8位，中国大陆排在第31位。英国被认为是全球商业最友好的国家之一，根据今年德勤的分析报告，即便是“脱欧”影响下，英国对外资吸引力仍排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全球500强公司中，有57%的公司把欧洲总部设在英国。

英国的营商环境具有综合优势，比如伦敦：时区连接东西半球，英语在海外推广成功；税收在欧洲属于较低水平（公司税率是G7和G20国家中最低的，仅为20%），具有基本完全自由的外汇市场，拥有成熟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伦敦港、以伦敦为中心的国家公路、希思罗和盖特维克等六个机场，使伦敦成为连接世界的交通枢纽。

建议上海对标伦敦的营商环境，在公共服务、政务服务、行业服务、外资服务、专业服务等方面营造更好生态，打造世界投资亚洲的“首选目的地”：

一是公共服务体现显示度。在城市精细化管理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上发力。比如伦敦的城市规划、历史建筑保护、交通管理、城区环境品质都体现了国际一流水准，针对人口膨胀，政府投资建设新社区、智慧城区（如伦敦奥运村、金丝雀码头等），改善创新环境；英国顶级的教育，吸引着大量外国留学生，在欧洲西部，英国成年人完成高等学历教育的比例最高（考察中，苏格兰国际发展部介绍，苏格兰高等教育人口占就业人口的50%）。

二是政务服务体现体验度。打响“一网通办”品牌，持续在“放管服”上发力。比如，英国2014年发起“挑战文牍”的行政文化运动，大幅清理监管规定，为企业每年节省了3亿英镑的合规成本；要求增删审批事项应遵循“一进一出”进而“一进二出”的原则，要求引进新监管举措时必须满足为商业节省至少高出成本一或二倍的资金价值，否则中央不予批准；2015年启动“政府即平台”战略，创建单渠道、同站点、全综合的在线政务平台，推行政务APP商店，引导部门和民众在上面开发附加应用，财政部采购相关应用程序。

三是行业服务体现影响度。英国主管对外贸易的部门主要是英国国际贸易部（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和武汉等城市设有办公室，英中贸易商会在中国的13个城市设有办公室），他们帮助英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中竞争，并为海外公司在英投资提供政策与服务。此外，行业协会在英国政商界乃至世界贸易活动中有很大影响，比如苏格兰威士忌协会，在世界范围促进威士忌贸易，观察各国威士忌监管法规，保护苏格兰威士忌的品牌权益；还有在自由贸易区领域，尽管英国目前已经没有自贸区了，但其世界自贸区协会却仍是世界最主要的三个自贸区相关国际组织之一（另外两个是世界自由区组织、世界自由贸易区联合会），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FDI杂志，每年会对全球自贸区指标测评，具有较大世界影响力。而中国自贸区数量多（根据FDI杂志的数据，中国有2500多个自贸区），理应发出更大声音，建议上海以申办世界自贸区大会等形式，扩大在自贸区国际组织的话语权，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和完善。

四是外资服务体现便利度。英国政府鼓励吸引外资，外资在英投资项目广，投资形式灵活，这方面上海差距仍较大。建议率先寻求某些行业某些、环节的专项突破，比如在生物医药的研发环节：近两年，由于进博会的溢出效应，进口创新药在国内获批上市加速（去年亮相于首届进博会的罗氏抗癌药“安圣莎”，在美国获批后的9个月后就迅速在中国获批，2018年一年，默沙东就有9种创新药和疫苗在中国获批），跨国药企越来越重视在中国的研发布局，辉瑞、诺华等都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但生物医药研发材料进口通关难等问题长期存在，可以探索设立跨境生物医药研发保税区，针对跨国药企研发所需，简化通关流程，支持使用保税状态下的试剂、样品、材料进行研发作业，将有助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技术合作。

五是专业服务体现集聚度。百业兴旺都离不开专业服务业，专业服务业同时又是服务贸易的代表性行业，占上海服务贸易的15%。建议做大做强专业服务业，在相关产业基础较好的功能区域，打造专业服务业发展集聚区，推动能级提升，扩大服务辐射力。比如劳合社周边，就围绕保险业务的展开，集聚了清算、结算、会计、法律等各类服务机构和企业。上海正在开发的黄浦江两岸重点区域，都可以围绕产业规划，引进相关产业链所需的人才中介、商事仲裁、知识产权、管理咨询等总部型机构，形成集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