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睿,秦跃宇

(鲁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论语》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集中展现了儒家始祖孔子的思想，自汉代以降备受推崇，经久不衰。汉时虽仅于文帝时期置《论语》博士，但彼时《论语》之传播与接受“实广于五经，不以博士之废置为盛衰”[1]。是书后因符合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需求，又被推尊至六经的地位。汉代之后，儒家受佛道冲击而一度式微，但《论语》研究却并未受到压制，甚至产生了诸多重要注本，例如何晏等人的《论语集解》、王弼的《论语释疑》、皇侃的《论语义疏》等，创造了《论语》学史上的辉煌篇章。唐代佛道昌盛，《论语》研究一度颇显冷清，是以韩愈和李翱将其作为复兴儒学之首选，共同撰成《论语笔解》二卷。韩、李二人虽有疑经破注之倾向，但其所展现出来的解经策略却反映了《论语》研究从汉学传统向宋学体系之过渡。宋儒一改《论语》诠释路向，侧重以道德性命解说《论语》，胡瑗《论语说》、刘敞《论语小传》、陈祥道《论语全解》、程颐《论语解》等著作，皆体现出义理解经的诠释特点，及至朱熹《论语集注》更是标志着《论语》宋学诠释系统之确立。元明两代因将朱子学立为官方思想，故其间《论语》诠释多为羽翼朱熹之作。明代中叶，王阳明心学日益兴盛，其《传习录》亦以心学诠释《论语》，此后罗汝芳《盱坛直诠》与周汝登《四书宗旨》亦沿此路径寻求发展。陈士元、郝敬、顾梦麟等人则在调和朱、王立场下继续开拓《论语》诠释。明末考据学勃兴，陈士元遂将视线转向《论语》名物典故之考证，撰成《论语类考》二十卷，“较明代诸家之书，殊有根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清代《论语》研究集前代之大成，是中国古代《论语》学的高峰之一。惜乎学界未能充分利用清代《论语》学文献，致使该领域研究较为薄弱，相关专著仅有朱华忠《清代论语学》(巴蜀书社，2008年)和柳宏《清代<论语>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二书对于清代《论语》学史之考索虽已有一定成果，但皆以历时性的散点研究为主。这虽是学术史的惯常写法，却难以深入反映清代《论语》学的整体面目。201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扬州大学柳宏教授的《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是书研究对象虽仅限于有清一代地域学派之《论语》学，其意义却早已超过断代经学史研究之界限。尤其是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种种打破清代《论语》诠释现状之方法与理念，足可为类似研究树立范式。

在该书出版之前，尚有部分关于清代《论语》研究的单篇论文。但其中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即仅停留于个案研究或综述层面，而对于断代经学史本身的研究理念与方法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因此，以往论文大多未能深入至学术思潮内部，对清代《论语》学的发展脉络和地域现象做出准确剖析。这些个案研究的对象在清代《论语》学史中处于什么地位？其诠释价值又当如何估量？一旦提出上述疑问，便能发现《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的意义所在。因为此书最引人注目之处，即在于从地域角度对研究对象作最大限度的呈现。作者在“绪论”和第一章中指出，清代学术的地域特色较为显著，尽管学界已经开启了乾嘉学派地域视角研究方向，却长时间处于悬置状态。“至今较少从地域视角深入具体论述清代《论语》诠释的论文，更遑论从地域角度系统研究清代《论语》诠释的专著了”[2]11。正因如此，作者敏锐地选择了“从诠释主体的生长地域角度将清代的《论语》诠释分类切割，深入比较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论语》诠释的异同”，以期“超越传统学术视野下历史式的叙述”[2]11。如此，则可整体直观地描绘清代《论语》诠释版图，深入透彻地分析不同地域《论语》研究之独特个性与形成原因。因此，本书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借《论语》诠释问题拓展经学研究领域，为传统经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借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者对乾嘉学术地域学派划分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地域学派划分依据应综合考虑占籍、师承、地域风貌、治学主张、学术特点等诸多因素，并指出学人占籍应是第一核心要素，其次是师承，再次是血亲关联。在“地域——师承——血亲”视域下，作者将地域学派重新厘定为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常州学派、浙东学派、岭南学派和湖湘学派，体现出对于乾嘉学派归属和清代《论语》研究范式的深入思考。与柳宏教授前期《清代<论语>诠释史论》相对照，可知除李光地、宋在诗、李塨、程廷祚、冯登府无法涵盖之外，清代研治《论语》者基本皆可划归进入上述七大学派。《清代<论语>诠释史论》是历时性的脉络梳理，《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则是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的专题研究，二者一经一纬，全面反映了清代《论语》学之概貌。因此，有关该书未能涵盖之内容，可与《清代<论语>诠释史论》合而观之。

需要注意的是，柳宏教授对于地域学派之划分并未脱离文本分析，而是注重以微观的内部研究来确定宏观的叙述立场。这一点在其对刘恭冕学派归属问题的重新审视和界定上有充分体现。以往学界论及常州学派《论语》诠释，或将刘恭冕纳入其中，或认为其以《公羊》学解《论语》。但作者从籍贯、血缘、师承切入，在细读刘恭冕著述后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指出刘恭冕与常州学派既无交游关系，亦无师承关系，且其著书无论在诠释目的、诠释方法，还是在诠释特点、诠释倾向上，均和常州今文派存在显著差异。至于本书对原始文献的旁征博引，也令全书始终保持着严谨周密的风貌。总之，作者不惜花下苦功，对清代《论语》学派归属和学人著述重新做了拉网式的整理与分析，在实证材料的基础上总结概括，所得结论灼然可据。以上方法之运用不仅是对作者此前《清代<论语>诠释史论》的丰富与超越，也是对传统经学研究门径的拓展，其意义不可小觑。

在具体展开方面，作者先尽可能全面整理出清代《论语》注家及其著述，再综合考察学人里籍、血亲和师承，将其归入七个学派。这也就是第一章“清代《论语》诠释地域分布与学派归属”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每个学派的《论语》著作进行细读分析，从中考索出该派系《论语》学的诠释共性与成因，此即全书第二章至第八章的基本任务。上述七章存在三种颇为值得注意的叙述方式。其一，对同一学派不同学人之著述尽可能等而视之，即便是公认之大家，亦不专立章节。作者之所以如此安排，主要是基于一种求同存异的理论认识和撰写目的，即在尊重学人著述差别的前提下，归纳地域学派研治《论语》之共性，从而自然呈现不同地域学派《论语》诠释之联系与区别。乔秀岩教授曾明确指出，“不论何时何代，经学著作多以继承为主，创新者少”[3]。李畅然老师对宏观研究的“求同”性也深有体会，认为“如果只关注学术的进展，那么我们的材料发现总是以新以奇为主；但当认真对待所有学术产品时，我们更多地要处理因循重复的问题。”[4]在以继承为主调的学术演变进程中，过分强调差异性显然会导致对学人著述的片面认识，因此《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在试图展现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版图时，尤为关注同一学派不同著作之间或同一时期不同学派之间的相同成分。其二，作者在分析各个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特点时，并未止步于现象本身，而是结合具体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为这些现象寻求解释。例如岭南学派《论语》诠释之所以能够在融汇汉宋之视野下多元探索，在实事求是之基础上开新改制，与岭南文化的复杂开放性和岭南学派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密切相关。又如皖派不别古今汉宋和精于名物考证之诠释特点，乃是生发于皖派对新安理学求真求是理念之回溯。其三，尽管作者察觉到将诠释学理论引入《论语》的探索实践较为薄弱，但并未在书中滥用哲学诠释学的概念与理论。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学，实际是一种存在主义哲学，而不是一种可以专门用于中国古代文本诠释的理论。哲学诠释学所关注的是作为此在(Dasein)本身存在方式的“理解”，而非主体对某一客体之理解。对于文史考证而言，哲学诠释学只是给予了研究者一种看待问题的角度。倘使仅通俗地把“诠释”理论套用于文献研究，则不可避免会使文本简单化，同时也会将饱含“思”的哲学诠释学平面化。尽管柳宏教授不乏理论方面的考量，但其仍在书里反复强调文献与文本在经学研究中的第一性，认为只有抓住文本，才能“避免经学研究中一味盲从固有的认识或判断，减少空洞的总体分析和宏观描述”，“真切感受到经学家的生命律动和独特个性”[2]16-17。正因如此，作者始终坚持通过细读《论语》诠释文本，作出切合实际的判断与评价。

七个地域学派的主体研究铺就之后，作者便在最后一章“总论”中对每个学派的《论语》诠释面貌进行概述：“吴派‘求古’，皖派‘求是’，扬州学派‘最通’，浙东学派经史兼擅，择善而从，常州学派转型公羊，汇通拓展，岭南学派平心求是，开新改制，湖湘学派根性独立，经世致用。”[2]263不过，倘若要细究各个学派的《论语》诠释特点，仍须返回其所在的相应章节，因为清晰的特征描述往往会掩盖一些细节问题。例如作者在第三章“皖派《论语》诠释特点论”中对吴、皖两派诠释特点之分析，就是对吴派“求古”与皖派“求是”这一概述的有力补充：“吴派的‘求古’中不乏‘求是’的内涵，而皖派的‘求是’也以‘求古’为基准。并且，从演变进程看，吴派是由‘求是’而变‘求古’，皖派则由‘求古’趋向‘求是’。”[2]106

更为关键者，末章“总论”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回顾和总结前文结论，而在于作者又别出心裁地从时间维度对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的面貌特征进行了审视。作者之所以在末章补充历时性的著史方法，实是基于这样一种考量：“地域学派不是静止不变的，有些地域学派经过几百年的演变过程，其学术宗尚、治学方法很难保持一成不变。且即使是某一独立学人主体在一生的治学进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拓展，思想的深邃，其学术主张、治学倾向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2]263因此，该书又从时间视域中加以观察，深入透视清代同一时期、不同地域学派《论语》诠释之面貌，同时也积极回应了清代《论语》研究中诸多前沿性和焦点性的问题。概言之，清初从不同地域聚集交汇了对理学与佛老之诘难，乾嘉时期不同地域学派之《论语》诠释顺应了当时注重考据的治经风气，晚清《论语》诠释则转变为对现存制度的反思、抨击与变法图强的设计和谋划。

总而言之，作者一反断代经学史的传统写法，通过拉网式的文本研究，将清代各时期零散的《论语》著述以地域群体的视角予以整合归纳，使得每一地域学派《论语》诠释之面貌在纵深考索中得以彰显，诚可谓是清代《论语》研究方面的一大实绩。此书距离柳宏教授前期《清代<论语>诠释史论》之出版已有十年，追寻作者这些年的研究踪迹，可以看出其一以贯之的专注和逐步拓展的趋势。《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作为柳宏教授多年探索之结晶，本无容他人置喙品评，但全书在问题意识和理论视野上的反思与开拓，以及作者在“后记”中流露出来的淡泊睿智与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令笔者感触极深，遂不揣冒昧撰就此文。当然，该书给学界提供的借鉴与启示亦不止于上述几点。本文未及其他，主要是因为笔者最受启发和最希望自己今后能进一步探研者即以上几个方面。故拙文所论不仅是对该书之评介，更是用以自励并与学友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