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彬

吴浊流在小说《铜臭》里，刻画了一个刚到光复之初的百里乡专事吹牛和蒙骗的沈国大(“国大代表”)，常以领导者的地位来启发乡民，讲解三民主义，说得天花乱坠。但乡下人缺乏理解力，有的人以为是三人主义，有的人以为是三眠主义，因为乡下人天一亮就起来，而他却天天睡到九点十点才起床，中午又要睡午觉。乡下人看他朝睡、午睡、夜睡，就送他一个绰号，叫他“三眠主义先生”。①这篇小说作于1958年，说到的事情，在光复之初的台湾真有影子。最早在台介绍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本土文人杨逵后来回忆道，“到台湾的国民党那批人，都是些胡作非为的，对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那批人完全背道而驰。……当时老百姓都这样说：那不是什么三民主义，而是他妈的三眠主义。”②从三民主义到“三眠主义”，变化如此之快，与光复初期台湾政情社情的急转直下密切相关。光复之初，多数台民对回到祖国怀抱，充满热情和憧憬，并不是先决地与祖国疏远(当然因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和教育的影响，各种隔阂是客观存在的)，而是看到光复后当局的治理无术，导致不满、愤怒，进而产生离心。当时民间创办的《新新》杂志，通过漫画的形式，深刻反映了这种政情社情的演变过程。

一、漫画家办杂志

《新新》是台湾光复后第一本综合性文化杂志③，创刊号于1945年11月20日在新竹发行，共发行8期，7册(第4、5期为合刊)④，最初的出版和销售都在新竹。创刊时编辑部在新竹西门町二丁目145番地，第2期后移至同段169番地。⑤1946年5月间，又拟迁往台北中山堂前大华民报社二楼。⑥总编辑黄金穗(1915—1967)，新竹人，1937年在京都帝国大学留学，1941年毕业后进入岩波书店，在岩波文库部任职，战后回到台湾任新竹中学教师，1945年11月创办编辑《新新》杂志，1950年代末转任教于台湾大学哲学系。⑦发行人吴亭霖，印刷人曾瀛槐⑧，社长黄克正。⑨《新新》杂志以文艺创作为最大特色，台湾本土著名作家江肖梅、龙瑛宗、吴浊流、吕赫若、吴瀛涛等都发表过作品或艺评，左翼知识分子苏新、王白渊也在《新新》杂志发表政论时评性文章，但为数不多。《新新》的迁址启事中，鼓励“读者投稿，凡随笔通讯、评论及文艺、漫画等作品，均极欢迎”。⑩

漫画在《新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是因为《新新》辟有“漫画”专栏，更引人注目的是，除总编辑黄金穗以外，《新新》杂志实际上是由在当时台湾已饶有名气的漫画家陈佳鹏、王花、叶宏甲、洪晁明四人担任编辑工作的。首先由他们四人每人出资1000元作为出版费，选定印刷厂，从采访、写稿、画漫画、集稿、招揽广告等，到编辑、校对以至邮寄，都由他们四人担当奔走。《新新》上的大量时政漫画，也是洪晁明、叶宏甲、陈佳鹏、王超光、陈定国、梁梓义、叶保全等画制的，漫画的题材大多反映了人们关心的社会现象，个别人如洪晁明也在《新新》上发表过文字。漫画的主题，最早偏向于一般社会现象，有生活中的各种景象，有对身边人和事的嘲讽，在创刊号的漫画专栏题头，标注“台湾现代世相种种”，还有一些纯美术作品，作为插图或题图。《新新》对于漫画，有专门的募集启事：

漫画是近代艺术的前锋，而且是全球现代人在热爱的好朋友！所以本刊为提高漫画艺术水准的起见，纸幅尽量提供各位发表机会，希望投很精彩、很优秀的作品！简则如下：

一、本刊半页大以内色料黑一色

二、来稿优秀者发表或答复之

三、画稿发表后致送薄酬

四、来稿请投本社编辑部

这与整个杂志最初的理想是一致的。从编辑者的主观愿望来看，《新新》最初重在“娱乐”性，不过这种“娱乐”，在编辑们的眼中，仍然是与现实政治、与台湾光复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着的，是希望体现“绝无虚伪而真诚的思想”的。在创刊号的《卷头语》中说道：

娱乐是不是也有伪瞒？有的！在帝国主义支配下，确实有过，不想笑也要强作笑状。过去的娱乐杂志，只有委屈的笑与强迫读者无谓感激。

我们的杂志，是要走与这相反的路，提供丰富的内容，给读者们由心喜悦和感动。代抽象以具体，且尽量依“视觉”来娱人，以有教化性的东西，有益于民。重高文化水准的“实质”，但其姿态是广求大众性的。

我们的杂志，希望和读者诸士合作，设青年论坛一栏，给读者们活泼地向世间，提出自己爱讲的话。诸士的心中一定有“绝无虚伪而真诚的思想”才对。请借我们的杂志发表自己的思想。在我们的杂志上，互相交换各人的高见。

二、《新新》漫画中的社情转换

台湾光复之初，尽管因日本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一般台民对祖国的情形了解已不那么真切，但对于光复，和对祖国的一切事务，大多数人是抱着欢迎、期待的态度的。不少人在忆及当年的心情时，都有兴奋、激动的倾向，《新新》漫画最初也热烈地反映了这一现象。例如《新新》创刊号的封面，主体是一座牌楼，顶上飘扬一中华民国国旗，牌楼上有大字“欢迎国……”(最后未画入的自然是“军”字)，两位少女穿着中国旗袍，整个画面显得喜庆愉快。同样在该期漫画专栏里，洪晁明发表了一幅欢迎光复的漫画。在这幅漫画里，表现了台民敲锣打鼓、欢天喜地，打着祖国的国旗的热烈场面，并以“迎神”作为标题，颇能反映台湾民众欢迎光复的心理。

光复之初，许多台湾人都把台湾回归祖国，比作失散的幼儿重新回到母亲怀抱，这种题材的画作，在各种期刊上都可以看到。《新新》第2号《卷首语》上方，也有一幅意义相同但稍微抽象一点的插图。这幅插图没有明白以光复回归作为标题，亦未取标题，看上去更多地体现为一幅一般意义上的美术作品，但实际上通过这种类似西洋题材的作品，表达了对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理想主义式的憧憬。

可是光复之后，台湾局势并没有按照主政者的初衷，更没有顺应广大台民的期望而发展，形势迅速急转直下。仅仅几个月后的1946年上半年，台湾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出现种种问题，引发民间的普遍不满。光复后的省政当局，不仅没有成功消除与台湾民众的隔膜，反而使得矛盾日益激化。1946年初以后的台湾报刊上，对光复后种种社情不满的文字和图画作品多了起来。《新新》自创刊后的第2期，就开始出现此类作品，洪晁明的《社鼠依旧》反映了对官员做官的十足派头和与奸商勾结的不满。

光复以后台湾很快遇到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与大多数台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就是粮价的不断暴涨。当时情形，确实到了令部分台民生活无着的地步，也令大多数人深感切肤之痛。米价被称为“杀人的高价”，各地都有因米价问题致死的案例，报纸的连续报道和讨论，可见民众之愤懑已经不可抑制。可是与之相反，这一时期台湾的大小酒楼，却十分风光，自然，到酒楼吃喝的，都是各类接收大员、党政官员。而且大吃大喝之风，即使在日据时期，原本在台湾也并不流行，酒楼之兴旺，确实是接收大员们从大陆带来的风气使然。《新新》漫画对此有很多的讽刺批评，反映了官员们的轿车拥挤在酒馆门前，和各类酒馆的繁华场景，这倒真是“街头路尾都是醉馆”。

这一切都被老百姓看在眼中。在一幅题为《老百姓的眼中》的漫画中，人们看到的是官员酒肉生活的丑态。而这些现象之所以引起人们不满，正是因为与当时日益窘迫的普通民众生活产生强烈反差，和一般民众生活艰难的对比。陈家鹏在漫画中，描绘了因物价高涨而使民众无可适从，哀叹“甚么东西都有，但是，钱不够。”

三、自我觉醒和政治讽刺

对国民党当局接收的不满，导致了台湾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心理上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既有对台湾知识界和台民自身的，也有对台湾和台湾文化的，从光复最初仰望祖国同胞、尊重接收要员、自觉将台湾比做柔弱的幼儿，逐步转变成提高自我意识、重审台湾的价值和地位。从自我意识方面看，他们意识到台湾人虽然长期受到殖民主义统治，但台民的现代素质较高，针对当时一些大陆接收官员动辄指斥台民被日本“奴化”，《新新》上刊载评论指出：

但是台湾青年在东洋高度发达的日本资本主义下得到锻炼的，他们可以呼吸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文明空气，可以理解近代的文化，我们不是奴隶，我们是二十世纪的青年人，并且我们是近代国家的主人。

与当时来台接收的政府官员和军队兵士相比，台湾人认识到台民的现代素质反而在全国各省中居于领先的地位。除了不能流利地说国语外，台民的守纪律、重效率、讲卫生，早已形成良好的习惯，完全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这是超越祖国大陆的。《新新》发表《卷首语》指出，由大陆来的人指责台湾人因受日本人的教育而缺乏“精神文化”，可是这种“精神文化”若是指政治和行政方面，台湾人却很遵守规律，重视效率和系统、组织；若是指道德生活，台湾人早已将“信用”意识成功地养成于心头，公众卫生观念也比较发达。因而“台湾人不敢受有世界性物质文化的奖词，同时也不愿受没有社会性之精神文化的讥刺。我们对于科学上决不是秀才，及对于精神上也决不是钝才。我们敢说现在在台湾省能负责着现代社会的一切机构。”

在台湾认识这一方面，1946年9月12日，《新新》杂志社在台北组织了一场题为“谈台湾文化的前途”座谈会，主持人为政论家苏新，出席者有当时媒体界的一众名流，如作家、《台湾新生报》编译主任王白渊，作家、大学教授黄得时，学者、台湾大学专修班教授张冬芳，洋画家李石抚，人剧团顾问、《人民导报》社发行人王井泉，《大明报》记者刘春木，剧作家林博秋，台湾大学研究室张美惠。此次座谈会围绕“以往台湾文化的面貌”“文化人的休眠状态”“台湾文化的必然方向”“台湾文化应走的道路”“关于今后的美术”“文章的难懂”“台湾的新戏剧”“戏剧表演上的语言问题”“文化机关的强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新新》作为主办者，在第7期上专门发表了《谈台湾文化的前途》一文(日文)。这场座谈会主要鼓吹台湾文化的“民主化和大众化”，但从另一角度，也显示了台湾知识界对于台湾文化的某种自觉或自醒。如黄得时谈到，台湾的文化在日本的影响下，本身已经达到了世界的水平，同时，需要中国化的地方也很多，今后要在保持这个水准的条件下，推进中国化。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台湾新生报》翻译主任王白渊，曾在另一份民间创办的政论性杂志《政经报》上发表过《在台湾历史之相克》一文，其中谈到，台湾的意识形态、社会组织、政治理念、均属于工业社会之范畴，台胞受过近代高度资本主义深刻之洗礼，社会发展程度实际上高于“还不脱次殖民地之性格、带着许多农业社会的毛病”的大陆；光复接收，实际上是“从低级的社会组织，来接受高度的社会组织”。这种认知虽然是处于对接管台湾的省政当局和少数大陆官员歧视台民的一种反抗，却也十分客观地道出了一种现实。

在对祖国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对来台接收当局有一定的观察后，台湾知识界已不再简单地用仰望和期待的态度对待接收当局，而是产生了平等的甚至希望发挥主动作用的抱负。在这样一种自我意识觉醒之下，《新新》杂志的抱负也有了新的发展。在台湾文化座谈会的最后，《新新》杂志的代表指出：

《新新》到目前不过是连指南针都没有，只凭着一股热血往前划桨的小船，但今晚已经看到了正确的方向，今后《新新》将谨记各位的意见，以俗中有雅的心情继续努力。最后，不管怎样，台湾的命运若是注定要随着世界潮流迈向民主主义，必须要加强启蒙性的思想指导，在这种指导台湾青年、台湾文化界的意义下，我殷切地盼请各位先进在思想方面鼎力给予指导与协助。

当期的《新新》也表示，“最重要的是文化人自己的认识、觉悟和努力”，进而揭示了《新新》自觉的责任是：“我们主张台湾文化运动的民主化和大众化！而我们《新新》的同仁也愿与本省各界的文化人，共同向这个方向努力。”

基于这种心理上的转变，包括《新新》在内的台湾民间媒体，对三民主义的评论，也在发生变化。虽然还是继续在一些方向上运用三民主义申论自己的观点，如《新新》第3期《卷首语》就引申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来分析台民的素质，勉励台民“不可自满，要一方面再加紧促进现代民主主义的实现，同时另一方面要努力精进现代技术机构的确立”。林聪圣在一篇题为《台湾的命运》的文章中，指出光复后当局处处宣传三民主义，甚至各工厂烟筒上都印有这样的文句，而实际上的所作所为，却枉顾民生主义，造成经济停滞、失业增多，提出要强力推行“真正的三民主义”。而与此同时，《新新》漫画中也出现了针对当局三民主义宣传的政治讽刺作品。《新新》第4、5期合刊登载了一幅无题漫画，画面为一位穿中山装的人在兜售标有“民主”字样的狗皮膏药，还竖着一面幌子，上面写着“独家经营，特许专利”。兜售者眼镜的深度可能意味着这是国民党的理论家。从画面旁注明的“本国漫画介绍”看，这幅画可能是大陆作者的作品，为《新新》转载，且没有放在“漫画”专栏。《新新》上类似“本国漫画介绍”还有，但数量不多。另一幅由《新新》漫画作者(署名“天神”，疑为王超光)创作的作品，则反映了对于民生主义的疑问。画面上由“污吏”和“奸商”共同占有的硕大无比的钱袋，沉重地压在普通台民身上，并用醒目的粗体字和问号，表示了对“民生”的质疑。而这一幅漫画的周围，是反映当时贫苦百姓卖唱乞讨、买不起食品，“钱追不及物”，官与民“一面欢天喜地、一面叫天叫地”的对比等几幅漫画，作者分别是“天神”和“叶大仙”(疑为叶保全)。

结论

《新新》漫画从光复之初的歌颂类作品，迅速转换成政治讽刺作品，与同期的政情、社情以及由此而来的民众心理变化息息相关。如果能够对漫画家们当时的作品及其所映射的社会心理有所尊重的话，可以体会到，正是由于最初自然生成一种对祖国的认同和回归感、对国民政府的接收抱有极大的希望，自认与祖国是“血脉相连”而不是“敌对”。可现实却是接收当局腐败无能，治台失策，造成回归后的官民冲突对立。如同当时全国各地随处可见的官民对立一样，对立从本质上说是针对当时的统治者。在矛盾激烈爆发之前，社会心理以政治讽刺的形式出现，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参加台湾文化前途座谈会的文化人感受到，“台湾的现状宁可说还存在着迷似苏联契诃夫或果戈里时代的情况”，“自然会转往随便找个话题讽刺一番”。本文前言中提到的吴浊流，在《新新》上也曾发表过一篇《废止日文管见》的评论，想来对这些政治漫画应有深刻的印象。虽然杂志在“二二八事件”后戛然而止，历时短暂的《新新》漫画却深刻体现了因治理失当导致的台湾民间心理和态度从拥护、期待到不满、离心的真实变化，为后人对当时历史的认识，保留了一份直观的史料。

① 吴浊流：《铜臭》，《吴浊流代表作·亚细亚的孤儿》，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231-242页。

② 《杨逵忆述不凡的岁月——陪内村刚介访谈杨逵于东京》，戴国煇：《台湾史研究——回顾与探索》，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第235页。

③ 《新新》杂志一般在有关台湾文学史、台湾漫画史和介绍台湾光复初期报刊发展的论著中得到提及，尚未见专门研究的著作。目前对该刊介绍最为深入全面的记述，是在重印《新新》时由郑世璠所作《沧桑话〈新新〉——谈光复后第一本杂志的诞生与消失》，作为重印说明列于重印合订本前。郑世璠：《沧桑话〈新新〉——谈光复后第一本杂志的诞生与消失》，《新新》复刻版，台北：传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郑世璠本人亦是画家,在《新新》上有作品发表(《风景》，《新新》第2期，1946年2月1日，第11页)。

④ 初期日文居多，后中文逐步增多。头两期《卷首语》均为日文，从第3期开始，《卷首语》用中文写作，最后一期由于政府已经颁令报刊禁用日文，方全用中文。

⑤ 《新新》第2期，1946年2月1日，封底。

⑥ ⑩ 《社告》，《新新》第4、5期合刊，1946年5月30日，第20页。

⑦ 李跃乾：《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与战后台湾政治》，北京：九洲出版社，2011年，第310页。

⑨ 黄克正：《民族と政治》，《新新》第7期，1946年10月17日，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