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18日，《解放日报》一篇报道让上海人为之一震：《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意——毛蚶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毒》。

当天报纸投递到唐家湾地段医院时，正在医院就诊的43名病人都有明显的甲肝特征：上吐下泻、发热乏力，脸色蜡黄，有的甚至连眼睛都黄。时为内科医生的邵影回忆道：“后来病人一天比一天多。这个状况我们以前没碰到过。”

1月19日，上海甲肝发病人数上升。当天上报人数134人，累计633人。上海市卫生局立即召开区卫生局局长、市级医院院长和防疫站站长会议，商定5条防治措施，并成立防治肝炎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全市肝防工作。1月19日这个普通的日子，被视为一场凶猛传染病在中国这个最大城市的暴发日，成为20世纪上海被关注的一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起始日。而传播甲肝的罪魁祸首就是上海人爱吃的毛蚶。

甲肝凶猛

在上海其他医院，与唐家湾地段医院同样症状的患者增速惊人。医院里，无论挂号、就诊还是化验，到处排长龙。不少人天没亮就来排队。当年在静安寺地段医院工作的沈雪芳医生记得：“有的人排队排到一半晕过去了，没有力气排队，我们看到他晕倒了，就把他抬进来。真的很可怕，真是排山倒海的。”

1988年1月19日确诊134例，一周后的27日达5467例，到月底已是五位数12399例。自1月中下旬起，每天递增200至300例，后每天递增1000至2000例;1月30日至2月14日每天超过1万例。其中2月1日为高峰，达19000例。

在市邮政局，1.1万多名职工中有患者1200多名。黄浦区发病3.1万例、静安区发病2.09万例、普陀区2.51万例……邵影医生所在的南市区可谓风暴中心，“区境发现49615例，发病率为65‰，占全市发病总数的六分之一左右。”

靠的是人民这座大山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疫情，1988年1月24日，上海市政府召开各区区长、卫生局局长、防疫站站长和市政府有关委、办、局负责人会议，部署防治甲肝事宜，决定动用部分旅馆、礼堂、俱乐部、空关新工房等，增设肝炎隔离点和床位，并责成有关部门解决副食品、药品、医疗用品等供应问题。翌日，发出《关于制止急性肝炎进一步蔓延的紧急通知》。

2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成立肝防领导小组;组长曾庆红，副组长陈铁迪、谢丽娟。10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发出号召：“全市动员起来，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一场从未有过的艰巨战斗，在这座城市打响了。

1988年的上海共有5.5万张病床，全部用来收治甲肝病人也不够。按时任市委书记、市长江泽民的要求，3天内将肝炎病人全部收治，此为当务之急。只有把病人一个不漏收进隔离，才能切断病毒传播。

当时的上海没有“小汤山”，靠的是人民这座大山。

一是医院挖潜增能，市传染病医院原有肝炎床位290张，利用办公室、会议室、浴室、走廊，包括自行车棚，共增1228张。这些床位是由天通庵路总院、同心路在建分院、借用一所学校和一幢未入住的居民楼联合组成的。时任院长巫善明说，“等于开了四个医院。”上海、宝山、嘉定、川沙4县准备出病床约500张，接受市区患者。全市卫生系统共增床位60434张。

二是“条包块管”，“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工厂企业把仓库、礼堂、招待所、文化馆等改成临时隔离病房，让本企业甲肝病人入住。

三是社会支持。解放军八五医院增加床位近300张接受地方患者。部分旅馆也转变功能，浙江路、九江路口的旅馆也临时被征用为隔离病房。

黄浦区征用了严桥中学、潍坊小学、浦东文化馆、安东旅馆等，设病床4000余张。静安区利用学校、新建住房、文化站等11处场所增床位9952张。杨浦区设病床1.8万张。浦东提供乳山新村刚竣工的多层楼房20幢……经各行各业共同努力，全市累计开设隔离点1254个，肝炎病床11.8万余张，家庭病床2.9万余张。

医护紧缺。护士们每天三班倒，每班10多个小时，医学院学生来做志愿者。驻沪三军400多医务工作者也每日平均工作12小时。全市10万名医务人員中，约有6万名战斗在第一线。

防与治在同步，人们关注甲肝克星。据说注射丙种球蛋白能抗甲肝，药店常断货。为购买1支针剂，中国医药公司上海采购站门前排长队，从四川路桥堍到香港路口并延伸下去。库存空了，采购站向全国采购。采购价高于上海售价，亏本买卖也要做。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京、津、浙、粤、鄂、陕等省市发来茵陈、板蓝根、大青叶等24万多公斤和丙种球蛋白针剂105万瓶（盒）。南京军区从各地采购药品运至上海。苏州长征制药厂把日产5.5万支肌苷口服液中的4万支送沪……在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下，2月15日起，发病人数开始减少。至3月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

3月21日，上海市卫生局向卫生部报告并通告新闻界：1988年1月19日至3月18日，全市甲肝累计发病292301例，直接死亡11人。（据上观新闻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