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翠 周俊

摘要：新一轮脱钩改革带来政会关系变化，促使行业协会商会进行组织转型。对上海市A区行业协会商会的扎根分析发现：政策变化与资源困境是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两大动因，组织转型的举措包括制定发展计划、进行财务审查和咨询外部专家，组织转型的成效主要体现为组织结构更加完备、管理制度更加健全、专职工作人员更加专业、服务更加多元和精细。基于此构建了新型政会关系中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过程模型，以期为行业协会商会适应新环境、有效开展组织变革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行业协会商会;政会关系;脱钩改革;组织转型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20）01-0033-010

一、问题的提出

行业协会商会是被政府优先培育、发展最为充分的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2015年7月，为解决部分协会商会行政色彩浓厚、管办一体、难以发挥应有作用等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脱钩总体方案》），启动新一轮政会脱钩改革。在近四年的三批改革试点工作中，422家全国性协会和5318家省级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均超过应脱钩协会总数的50%。在大多数协会商会与政府实现全面分离的过程中，新的政会关系格局逐渐形成。

在新政会关系中，行业协会商会不但不再依附于行政机关，并且需要接受新的规范管理，这意味着协会商会必须改变组织治理以与新环境相适应。实践表明，部分协会商会及时走上了组织转型之路，并因此获得新的发展机遇。那么，这些协会商会的组织转型是如何发生的？协会商会为实现组织转型采取了哪些举措？组织转型带来了哪些变化？当前的行业协会商会研究主要关注脱钩改革后行业协会商会面临的困境和异化风险，以及脱钩后的发展模式选择等内容，尚未讨论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转型过程。有鉴于此，本文以上海市A区行业协会商会为研究对象，基于扎根理论方法，利用Nvivo质性分析软件，分析行业协会商会为适应新型政会关系开展组织转型的动因、路径、举措和结果，并尝试建立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过程模型。

二、文献回顾

组织转型（Organization Transformation）是指组织由一种发展模式向另一种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是一种全面而彻底的变革。组织转型理论能够为理解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转型提供有益借鉴，下面对该理论中与本研究相关的四方面内容进行简要综述。

一是组织转型的动因。内外部因素都可能促使组织进行转型发展，相比较而言，组织转型更多起因于市场、技术和政治等外部环境变化。比如，Erakovic和Wilson对新西兰五个国有企业组织变革的分析发现，“突然”的政府改革政策、组织市场地位的变动、快速的技术创新等是企业彻底改变的重要动因;Townsend认为，企业需要建立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组织结构以应对信息技术挑战。组织转型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组织所面临的绩效压力、利益、价值观、权力依赖、行动能力、企业资源和能力的非优化等。

二是组织转型过程。国外学者提出了组织转型的三阶段（解冻阶段、变革阶段、再冻结阶段）、五阶段（分析与计划、传达、获得新举措的认同、从现状转变为理想状态、巩固与制度化新举措）和八阶段（树立危机意识、建立指导团、勾画远景、宣传远景、对各部门进行授权、规划短期目标、巩固转型成果、将转型举措制度化）理论。国内学者也提出了多种组织转型阶段论，比如，钱勇和曹志来以资源型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以组织嵌入机制互动与状态转换为核心的组织转型过程模型即认为组织以外部环境因素为转型推动力时，转型速度较快;通过政治、文化、经济三种嵌入机制之间互动打破组织转型力场平衡时，组织转型较慢;欧阳桃花等在组织认知和组织行动的双重视角下，以“百度”的两次战略转型为例，探讨了能力重塑如何推动企业战略转型。

三是组织转型内容或举措。企业转型内容或举措受转型动因的影响，如果是组织内生性转型，那么，转型内容更多是通过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企业生产运作模式等的转变提升自身能力;如果是外生性转型，那么更多的是行业转型。嵇毅和鲁煜霖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认为企业转型包括战略与远景转型、组织结构转型、产品与市场转型、业务流程转型、企业文化转型等内容。

四是组织转型结果。组织转型通常能够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组织转型能够帮助组织升级发展。对此，常路等在对国有外贸服务企业的研究中发现，组织变革帮助企业实现了业务方式、经营模式、组织结构和战略方向的转型升级。丘海雄和龚嘉明在对新闻传媒集团组织转型的研究中发现，组织通过转型实现了组织性质、形态、管理和功能等方面的变化，提高了市场地位;另一方面，组织转型也可能给组织带来消极影响。Gilmore等人的研究发现，组织文化转型在提高组织生产率、员工冒险精神的同时降低了组织承诺、员工士气。

与企业相区别，行业协会商会属于非营利性组织，受市场环境影响较小，受政会关系影响较大，不但如此，協会商会通常规模较小、资源不足，组织转型面临的约束较多。基于企业的组织转型理论是否能够适用于解释行业协会商会，还有待检验。因此，非常有必要基于实践发展，总结提炼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阶段动因、内容和结果，构建一种适用于协会商会的组织转型过程模型，以为脱钩后行业协会商会的转型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三、研究设计与编码过程

（一）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现有研究尚未从微观层面关注脱钩后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转型过程，同时也缺乏成熟的理论模型来进行解释。作为一种自下而上建构理论的过程，扎根理论最早由Glaser和Strauss两位学者于1967年提出，基本宗旨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概念或思想，比较适用于现有理论体系不完善、难以有效解释实践现象的领域，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

2.数据来源

研究对象的选取。本研究选取上海市A区11家行业协会商会作为研究对象。A区是上海市改革创新的前沿领地，在社会组织改革创新方面成效显著。《脱钩总体方案》出台后，A区积极推进脱钩改革，在两批次脱钩试点工作后基本完成全区协会商会的脱钩工作。本文研究对象的选取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为全面获取A区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经验材料。A区民政部门推荐了多家行业协会商会供访谈。在访谈中，我们发现这11家协会商会具有较强的脱钩意愿，且都为适应脱钩后的发展采取了转型措施，对组织进行了再造，这为本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案例材料;二是因为这11家行业协会商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登记情况看，11家协会商会中有5家接受双重管理，有业务主管单位，6家是直接登记，无业务主管单位;从组织类型来看，5家为联合型协会商会，6家为行业性协会商会。

研究数据的收集。我们于2017年5月至9月先后对上海市A区11家行业协会商会的15名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于2019年7月对相同人员进行了跟踪访谈。接受访谈的均为协会商会的主要负责人或核心成员（见表1），每次访谈时长从40分钟到105分钟不等。从组织转型理论看，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转型过程模型应充分考虑组织转型的动因、转型的内容和结果，以及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因此，除了解行业协会商会的基本情况外，访谈的内容主要围绕这些方面进行。除了通过访谈获取的一手资料外，我们还收集了协会内部刊物、协会章程、活动记录等二手资料，并参加了A区所举办的推进脱钩改革的座谈会和培训会，在会议中听取和记录协会商会的脱钩工作进展和组织变化。在资料收集工作结束后，我们及时对录音资料进行了文字转化，对所有文字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最终形成文本资料共计八万五千多字。根据扎根理论的方法要求，我们随机选择了其中2/3的文本资料用于编码分析，另外1/3的文本资料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二）编码程序

本文利用Nvivo10进行三级编码，过程如下：首先，将前期收集到的11家行业协会商会的访谈资料导入Nvivo10中;其次，通过浏览编码的方式逐一对每一家行业协会商会的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建立自由节点;再次，通过对自由节点进行二级编码，建立树节点;最后，对树节点进行选择性编码，形成范畴。

1.开放性编码。开放性编码是进行资料分析的第一步。通过不断比较、分析与讨论，本文在开放性编码阶段共形成54个初始概念（54个节点，233个参考点）。根据概念的属性将相似的概念进行分类与组合，最终将其归于不同的范畴下，共形成27个范畴（见表2）。

2.主轴编码。主轴编码是对由开放性编码所形成的概念类属进行连结，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依据主轴编码的要求，本文通过对开放性编码中所形成的27个范畴进一步分析，对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整合，最终形成了9个与研究主题相关的主范畴（见表3）。

3.选择性编码与模型构建。选择性编码是指依据一定的原则选择核心范畴，系统地将范畴进行关联，对其间的关系进行验证，并把概念化尚未发展完备的范畴补充完整的过程。通过对9个主范畴进行联系、比较，归纳出本文的核心范畴是“新政会关系中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转型过程”。围绕核心范疇的故事线为：首先，脱钩改革带来的政策变化和资源困境是促使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主要动因。政策变化主要体现在脱钩政策对行业协会商会提出了新要求，资源困境主要体现为脱钩后行业协会商会在资金、业务、场地、人员等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其次，受政策变化、资源困境两方面因素的驱动，行业协会商会采取咨询外部专家、制定发展规划、进行财务审查等三大举措来实现组织转型;最后，经过组织转型过程，行业协会商会实现了结构规范、制度完备、人员专业、服务精细等四方面的变化与发展（见图1）。

4.理论饱和度检验

根据扎根理论，类属饱和的条件是当搜集的资料数据不再能产生新的理论见解，也不再能揭示核心理论类属新的属性。本文将提前预留的1/3的访谈资料用于理论模型的饱和度检验，即按照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再次进行分析，所得结果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仍然符合“新政会关系中行业协会商会转型发展过程”这一典型关系，没有新的范畴和概念产生。据此，可以认为本文所建立的理论模型基本饱和。

四、研究结果与理论阐释

（一）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六个阶段

扎根分析结果显示，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转型始于政策变化和资源困境所带来的危机意识。在意识到脱钩改革带来的组织变革不可避免的时候，协会商会负责人开始对组织发展进行全面考虑，并采取咨询外部专家、制定发展计划、进行财务审查等措施推动组织变革，以适应环境变化。这些措施的落实结果便是协会商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办会模式，实现了转型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转型过程可以划分为“危机意识——理清思路——建立指导团——制定规划——执行规定——将转型举措制度化”六个阶段。这一转型过程与其它类型的组织基本相同，主要区别在于协会商会在转型过程中没有明显的获取认同阶段、向部门授权阶段。这可能与协会商会的组织规模较小、工作人员数量少有关。A区被调查的11家协会商会的平均工作人员不足5人，基本上都没有部门分工，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获取认同、授权的必要性。

（二）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两大动因

通过扎根分析发现，政策变化与资源困境是推动脱钩改革后行业协会商会转型发展的两个重要动因，这与行业协会商会独特的生成路径和管理体制密切相关。行业协会商会多由政府机构转制而来，即使是市场内生的行业协会商会，在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实施和脱钩改革之前，也接受政府的“双重管理”，具有较强的政治依附性。在政会关系中，政府总体上处于主导性地位。

一是政策变化。政策变化之所以对行业协会商会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是因为协会商会有获取合法性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因为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强有力地将协会商会卷入脱钩改革。从合法性的角度看，任何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合法性。Scott将组织合法性划分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与认知合法性，其中规制合法性与政府规制、法律规制紧密相联，通常来源于政府部门、权力机构制定的政策和规则。对我国社会团体的研究认为，社会团体应该具备法律合法性，而法律合法性是社会、行政和政治三种合法性的整合。政会脱钩改革对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的关系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在机构、职能、财务等方面改变了对协会商会的政策要求。因而，为获取法律合法性，协会商会必然要依据新政策进行相应的组织变革。

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看，为贯彻落实《脱钩总体方案》和上海市关于政会脱钩的安排，A区制定出台了本区的脱钩方案，并将其作为工作重点，要求民政部门加紧推进政策落实，以与全国和上海市的整体改革进程同步。A区民政部门通过召开动员会、座谈会、委托第三方督导检查等多种方式执行政策，力求政策有效落地。作为脱钩政策的目标群体，列入试点名单的协会商会首先被要求进行五方面分离改革，并进行组织变革的书面报告。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使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转型成为一种不得不开展的工作。

二是资源困境。资源依赖理论表明，为了获取自身发展所需的资源，组织必须与环境中的各种因素进行互动。脱钩改革在改变政会关系的同时，也改变了协会商会的资源状况。对A区的调研发现，脱钩后的协会商会普遍面临资金、人员、场地、业务四个方面的困境。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协会商会最初是由政府创建或支持创建，其后又主要以协助政府开展工作为主要职能和经费来源，脱钩后政府直接向协会商会注入资源已经不再可能。虽然政策规定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与协会商会建立职能关系，但在缺乏实践经验、政会分离初步完成的情况下，政会职能关系还没有完全厘清，政府向协会商会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项目有限，这直接导致协会商会的经费减少。与此同时，受机构、人员分离的影响，政府不再向协会商会提供办公场所或房租补贴，党政机关在职公务人员不得在协会商会兼职，因此协会商会必须自己解决场地和人员问题，相关费用极大增加。一方面来自政府的业务和经费减少，另一方面办会成本上升，协会商会难以避免地出现了资源困境。

（三）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三大举措

扎根分析发现，在政策变化与资源困境的双重驱动下，协会商会为实现组织转型主要采取了三方面措施——咨询外部专家、制定发展计划、进行财务审查。

一是咨询外部专家。咨询外部专家是指协会商会向政府、企业、高校等外部机构中的专家进行咨询，以获取协会商会发展的指导性意见。我国绝大多数协会商会在治理方式、业务能力等方面存在不足，并因此在市场化、专业化运作方面存在较大困难，也使政府在转移职能、委托服务项目时存在较大顾虑。不但如此，随着市场环境的复杂性和会员单位异质化的增强，协会商会在满足会员需求方面也面临专业性挑战。因此，协会商会实际上一直存在借用“外脑”的需求，而这一需求在脱钩后明显被放大。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脱钩后的协会商会为应对突如其来的冲击和挑战，都积极向外部专家进行咨询，不仅征求专家意见和建议，而且邀请专家进入协会商会开展培训、聘请专家们担任咨询顾问。如K协会为了给会员提供更加专业的智库服务，在将协会所掌握的专家资源与会员需求相匹配的基础上建立了专家库，并且聘请专家于每周三、周四与会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以及时解决会员难题;J协会和F协会分别委托律师事务所、税务局和高校的专家对协会的法务人员、财务人员进行培训。

二是制定发展计划。访谈材料显示，为应对资源变化，A区大部分协会商会在脱钩后开始制定新的发展计划。在内部发展方面，部分协会商会制定了组织评优计划和会费管理计划。如J协会按照脱钩政策要求完善党建工作，以此为基础，协会在年度计划当中制定了党组织评优计划，并将此作为协会年度工作的重点;E协会初步制定对会费的差异化管理计划，即随着协会评级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对会员和理事会成员实施差异化收费。在外部发展方面，E协会脱钩后在明确差异化、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前提下制定了项目调研计划、战略合作计划，并依计划成功筹集近千万元资金。

三是进行财务审查。脱钩后的协会商会无论是以政府还是以市场为主要经费来源，都面临一定的竞争性，因而规范财务管理成为其提高竞争力的一大途径。A区部分协会商会在脱钩后开始进行财务的内部监督与外部审查。内部监督主要表现在协会商会更加注重发挥财务制度建设，以及发挥监事的财务监督功能。调查显示，A区90%的协会商会设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配备了专职的财务工作人员，对监事的财务监督职责进行了规定。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财务审计也是A区大多数协会商会的选择，被访谈的11家协会商会都表示已经在进行财务审计或即将开展这一工作，他们认为财务审计是协会商会申请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和与其它组织开展合作的重要依憑，是协会商会未来发展中不可缺失的工作。

行业协会商会为实现组织转型而采取的三方面举措，与Hwang和Powell所提出的“组织理性化”特征部分相似。Hwang和Powell曾提出非营利组织理性化的四个维度：详细的战略计划（strategic planning）、独立的财务审计（independent financial audits）、量化的项目评估（quantitative program evaluation）以及设立外部咨询（Consultant）。因此，协会商会的组织转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协会商会追求组织理性化的过程。

但是，不难发现A区协会商会在理性化工具的应用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应用“不完整”，主要体现在“内部量化评估”措施仍处于缺位状态，A区行业协会商会均没有引入量化的内部评估工具，甚至缺少评估和在近期内开展评估的考虑;二是应用“不充分”，主要体现为协会商会已经引入的三类举措均存在明显不足：已经制定的发展计划都较为粗略，缺乏可操作性的目标和具体实施方案;财务审计仅存在于少数协会商会中;大部分协会商会没有设立外部咨询顾问。

（四）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四方面成效

一是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完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不仅仅是《脱钩总体方案》对脱钩后行业协会商会的要求之一，更是脱钩后行业协会商会发展的重要前提。A区所有被调研的行业协会商会在脱钩后均按照政策要求设置和规范了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秘书处、监事会和党组织。原先没有设立监事机构的协会商会，都在脱钩后建立了监事会或设立了监事一职：“以前没有的，去年（2016年）根据脱钩的要求，新章程的要求，在理事会上，推荐了一名监事”（AT20170525;BH20170517;EB20170524;HC170524）;原先没有设立党组织的也依据自身状况，建立或是加入了党组织。大部分协会商会加强了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等机构的建设：“原来我们是5年一届的会员代表大会，现在按照民政局的要求换成4年一届。理事会人数也根据政策进行了调整。”（AT20170525）。

二是管理制度更加完备。脱钩的协会商会首先修改和完善了章程。A区被调研的协会商会均对章程进行了调整，特别修改了表决制度。脱钩前，许多协会商会通过举手的方式进行表决，脱钩后，协会商会都以投票为主要表决方式。此外，A区协会商会还进行了组织制度创新。例如，A协会在脱钩后为完善党建工作，创立了党员评议制度;K协会在进行人员脱钩的同时，创立了直选等换届制度，该协会负责人讲道：“以前的会长是政府当中的官员，从2015年起，都是企业的。对于换届规范的创新，我们也有，比如无记名投票、直选等。”（KF20170928）。

三是工作人员专职化、专业化。脱钩后，为适应政策要求和外部挑战，多数协会商会对秘书处人员、财务人员进行了专职化建设，通过多种渠道招聘新员工，为协会注入“新鲜血液”，并且通过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例如，J协会在脱钩后的第一次换届中将“领导班子专职化、年轻化、知识化”作为重要任务，并通过积极动员和开展培训，成功实现了协会主要负责人的年轻化、秘书长的专职化和工作人员的知识化。

四是会员服务更加多元化、精细化。服务会员既是协会商会的核心职能，又是其发展的“源动力”。在脱钩改革的推动下，协会商会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主动贴近会员需求、解决会员问题，才可能有发展前景，并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其中比较典型的是K协会。为更好地服务会员，K协会创新性地推出了“量身定制式”会员服务模式，针对会员发展中的难点和痛点提供一对一的服务;与此同时，通过建立会员服务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加强协会与会员、会员间的及时联系，有效地提升了服务会员的效率。

（五）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不均衡

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转型存在明显的不均衡，部分协会商会采取的转型措施扎实有力，组织转型迅速而成功;部分受制于“组织理性化”过程的不足，尚未发生明显转变;少数则因丧失对行政机关的依附而陷入无力转型、生存堪忧的局面。

约1/3的协会商会通过及时采取措施较快地适应了脱钩改革后的新环境。K协会是其中的典范。脱钩改革一开始，面对制度环境与资源结构的变化，K协会积极向高校、企业和专业机构人员进行咨询，并对组织章程、管理制度、人事安排、服务内容和方式进行调整，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资源结构重组和管理模式更新，与政府、会员等建立起新型关系。K协会之所以能够成功转型，主要是因为协会秘书长从事协会工作20多年，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能够在变动环境中果敢地调整协会定位，带领协会进行整体转型。此外，K协会是A区主导性行业的协会，会员规模大，财力充足，整体实力较强，能够为转型发展提供充分资源。

近半数协会商会仍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由于受经费、人员等因素的限制，此类协会商会未能全面引入组织理性化工具，或者难以落实组织变革计划，无法快速实现组织的全面变革，并因而面临较大的发展困境。比如I协会，该协会在脱钩后虽对未来发展有一定设想，也制定了初步计划，但由于长期依附于政府，规划能力和财力都十分有限，大多计划比较笼统，缺乏具体实施方案，部分计划则因为资源不足而无法落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Ⅱ协会非常希望能够参加政府购买服务，但一直未能提出合适的项目设想，无法与行业主管部门达成共识;在越来越多的协会商会开展第三方审计的情况下，I协会也想通过审计提高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竞争力，但至今却因为经费不足而没有启动此项工作。

少数协会商会尚未进入转型期。原来主要依赖行政资源生存，同时组织治理较薄弱的协会商会大多落在此种类型内。这些协会商会或认为自身一时不具备到市场中独立生存的能力，希望政府在理顺政会关系后能够继续给予帮扶，所以几乎不主动采取措施对组织进行变革;或在急剧的环境变化中，非常缺乏进行组织变革的资源，难以采取变革行为;或者两种情况兼而有之。H协会就属于第三种情况。该协会在脱钩前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极高，政府项目收入占协会总收入的90%左右。脱钩后，H协会不再能够承接政府委托项目，面临严重的资金困境，仅有的两名专职工作人员因为年纪较大等原因无意且无力开展组织变革。他们的共同想法是，先依靠协会的结余资金发两三年工资，如果在这一过程中能够重新获得政府资助，协会就可以继续维持，否则协会将在资金耗完后“关门”。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扎根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新型政会关系中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过程模型，揭示了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主要阶段、动因、举措和结果。如过程模型所示，协会商会组织转型大多经历“危机意识——理清思路——建立指导团——制定规划——执行规定——转型举措制度化”六个阶段;基本动因包括脱钩改革带来的政策变化和资源困境;为实现组织转型，行业协会商会采取了制定发展计划、进行财务审查、咨询外部专家等“组织理性化”举措;協会商会组织转型的结果体现在结构规范、制度完备、人员专业、服务精细等四方面。本研究还发现，协会商会的组织转型整体上呈现出不均衡性，大多数协会商会仍处于转型过程之中，或尚未开展转型工作。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是，揭示了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共性特征，以及与企业等组织相比较而言的特殊性。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原因、内容和结果与企业等组织基本相同，但协会商会组织转型主要是一种外在关系驱动下的转型，换言之，是政会关系变化带来转型需要。正因为如此，脱钩改革前与政府处于不同关系形态的协会商会对组织转型的需求不尽相同，转型过程和结果也呈现差异。从总体上看，原来对政府的资源依赖越强，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需求越大;脱钩后政府供给的资源越少，组织转型越艰难。此外，由于大多数协会商会长期依赖于政府，组织能力较弱，而脱钩后政府急剧减少资源投入，协会商会的组织转型总体较为迟缓。

从本研究中可以得出以下管理启示：一方面，脱钩改革带来政会关系变化，这对于行业协会商会而言，不仅是挑战，而且是机遇，而能否抓住这一机遇，取决于协会商会能否及时有效地进行组织转型。基于本文提出的组织转型过程模型，协会商会需要为组织转型开展积极的准备工作，可以通过咨询外部专家、制定组织计划、加强财务审计等方式，获取组织进一步发展的思路和增强组织规范性发展的压力;在转型过程中，需要树立结果导向的理念，即以促进协会商会战略方向、组织结构和服务模式的转型升级为目标，为达成这些目标进行相应的组织、制度变革和资源调配。另一方面，受传统政会关系的影响，协会商会普遍存在资源缺乏、能力不足等问题，并因此在组织转型上乏力。政会脱钩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有利于发挥协会商会作用的新型政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两者身份独立，但政府不应因此丧失培育扶持协会商会的职能，在脱钩初期政府尤其需要加大指导和帮扶力度，通过职能转移、项目委托等形式帮助协会商会度过难关。

最后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仅基于单一区域的样本构建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过程模型，存在样本代表性不足问题。协会商会组织转型通常是一个持续性过程，需要在较长时段内加以观察，而本文研究样本转型的时间跨度仅2年左右，这是本研究的另一个不足。在未来的研究中，一方面需要扩大研究样本范围，进一步完善协会商会组织转型模型，使其更具普遍意义;另一方面需要对样本开展跟踪观察，更加全面地分析协会商会组织转型的机制。

（责任编辑：石洪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