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党和国家关于新时代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的两大战略部署。从二者的直接战略目标来看，前者是为了应对长期不合理的国际治理模式、解决“公平正义赤字”的全球性治理焦虑；后者则是为了顺应现代化的时代主题，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科学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制度支持。而从二者战略设计的着眼点、落脚点和战略实施的规模、格局来看似乎也都是以国际国内为界限而泾渭分明的。毋庸讳言，正是这样一种二元分野认识，才导致长期以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缺乏整体性认识和统筹性思考。近年来，虽有学者开始关注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意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中国为主导力量的国际秩序重构的中国版本和中国智慧，无法规避自身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也必然是在全人类命运与共整体性发展中的一种动态演进过程。事实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思想的“外篇”与“内篇”，二者无疑共享着根本一致的政治价值根底和意识形态底色。然而，当前关于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相关战略的学术研究却大多滞留于简单的政策比对，尚未对二者内在的价值关联展开深入而具体的阐发。有鉴于此，本文力图从更为内在的政治伦理视角，揭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价值目标、关系伦理、权力伦理等方面的强耦合性，以此促进二者在制度研究和政策制定方面的整合与互动。

一、价值目标的强耦合性：实现公平正义的整体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曾援引“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来阐发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公平正义价值意蕴。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持续深入，公平正义的整体性发展也日益演进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追求的共识性发展目标。公平正义的整体性发展不仅寄托着当前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美好期望，更关涉人类社会长远和根本的福祉。对于新时代的中国而言，追求公平正义的整体性发展，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又是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履行责任担当的必然道义抉择。故而，新时代党和国家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分别设计实施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大战略，其根本价值目标都在于实现公平正义的整体性发展，而具体就其战略设计原点、目标函数变量和战略实施原则来看，二者其实也都具有高度一致的强耦合性。

（一）追求空间权利均等化是二者共同的战略设计原点

毋庸置疑，公平正义的整体性发展首先要求破除横向空间维度上的发展权利不均等现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当今中国和世界共同面临的矛盾与困境，一方面，随着资本全球化扩张所带来的资源掠夺加剧与分配相对差异的持续扩张，国际社会上的老牌发达欧美国家、新兴国家、欠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南北空间发展差距依旧突出；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入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到来，地区与阶层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已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严峻挑战。面对各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世界空间正义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讲话中，曾多次强调中国将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的原则，明确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强权独霸的穷兵黩武之道，坚决主张世界各国在主权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国际事务管理。不难看出，强调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全球治理，即对各国空间权利均等化的追求，正是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国际社会公平正义的整体性发展的战略设计原点。而面对中国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矛盾态势，党的十九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科学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则以制度建设为主题，用完善的制度体系设计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有效的治理方案。由此可见，追求地理空间和阶层空间意义上的平等治理权利，也正是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整体性发展的战略设计原点所在。

（二）将实现代际权利平等化列为二者共同的目标函数变量

公平正义的整体性发展诉求不仅体现为横向空间维度上的“现时性”，还体现为纵向时间维度上的“历时性”，即维护代际之间的平等权利，保障子孙后代的永续生存发展权利。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唯有实现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等发展才是可持续的长久发展和科学发展，才是对全世界人民高度负责、对历史和未来高度负责的公平正义整体性发展。正是基于对全人类代际权利平等化目标函数变量的设置考量，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问题予以合并阐释：“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①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 月20 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②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4 月10 日。而在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内治理问题方面，生态环境恶化无疑是影响中华儿女子孙后代永续发展的关键节点。新时代中国高度重视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在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中，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其他板块相并列；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进一步地完善和发展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战略布局，将其有机融入其他各个领域建设的全过程之中，把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明确列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函数变量。

（三）将共建共享作为二者共同的战略实施原则

人类公共事务治理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如果没有公正有效的规则设置，处于优势地位的治理主体往往会不合理侵占共同建设所取得的发展成果，从而加剧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而各治理主体也同时可能为了追求短期效益和排他性利益，破坏合作共赢的良好风尚，使世界公共事务处置陷入搭便车的“公地悲剧”。因此，若缺乏共建共享战略实施原则的有效约束，国际或国内的公平正义整体性发展则必将沦为空谈。进而言之，确保国内外各主体享有横向和纵向平等发展权利的保障性条件还在于，必须坚持把共建共享作为追求公平正义整体性发展的重要战略实施原则。正是基于这一深刻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坚持把“共建共享”作为重要的战略实施原则，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丝路基金的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二十国集团合作平台的打造以及多边贸易体制维护等具体举措实施，“共建共享”原则都一以贯之地发挥着战略原则性指导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中国人民愿意同各国人民在实现各自美好梦想的过程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中国愿意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①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7 月4 日。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国内治理战略设计，也同样高度强调了“共建共享”原则，明确提出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②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 月6 日。的治理目标构想。虽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原则具体表述为“共商共建共享”，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原则具体表述为“共建共治共享”，并且二者在具体战略原则实施的侧重点上也各有不同，但“共建共享”却无疑是二者在追求公平正义整体性发展过程中所共同秉持的核心战略性原则。

二、关系伦理的强耦合性：坚持多元并存的和谐共生

全球政治多极化的重要表现在于国际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当今世界，除主权国家外，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等主体日益活跃于全球治理舞台并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而就国内而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私营企业主、职业经理人等新兴阶层不断涌现打破了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两阶级一阶层”的既有社会结构，转变发展为更加多元复杂的动态阶级阶层结构体系。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当今多元共存的国际国内治理格局中，各治理主体间的利益冲突、意识形态竞争乃至于权力冲突关系不仅从未得到有效消解，反而在多元结构复杂化趋势下变得更为错综多变。因此，新时代中国锁定国际国内治理的有序主体关系目标，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两方面都高扬了多元并存、和谐共生的关系伦理旗帜。

（一）二者对各治理主体都秉持高度开放包容的态度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蕴含的开放包容态度的诗意表达，而在题为《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的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还曾对作为治理主体的各国之间包容互鉴主张做出了进一步阐述：“当今世界，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是主基调。在21 世纪人类文明的大家园中，各国虽然历史、文化、制度各异，但都应该彼此和谐相处、平等相待，都应该互尊互鉴、相互学习，摒弃一切傲慢和偏见。”③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0 月22 日。除国家治理主体之外，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讲话中，也充分肯定了当今国际治理中非政府主体的重要作用，即“应该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由大家商量着办，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个主体作用。”④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2 月16 日。在新时代中国国内治理方面则明确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就是要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即在确保党和政府主导作用充分发挥的前提下，要注重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居民自治等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作用，这无疑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将各类主体共同纳入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高度开放包容态度。

（二）二者都致力于求取各治理主体的利益最大公约数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页。，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社会运行发展的核心动力在于人们为自身的切身利益而做的斗争；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亲疏向悖，归根到底也都取决于彼此的现实利益关系。纵观人类历史，利益冲突是引发国内、国际纷争的根本缘由，故而寻求各自差异性利益诉求的高度统一无疑才是化解国际矛盾、实现多元并存的和谐共生的根本解决之道。针对当今世界治理中存在的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只见矛盾不见统一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紧扣世界人民共同利益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世界各国……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②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13年4 月7 日。。不难看出，正是对中国人民自身核心利益的坚定维护意识，以及对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一致性的高度自觉和清醒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才既主张追求民族国家的核心利益，又不遗余力地推动各国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充分实现，即致力于求取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而就国内来看，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承认和保障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但伴随经济社会改革持续深入推进导致的利益分配格局日益复杂化，以及国内阶级阶层分化带来的利益分化矛盾却已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亟待解决的顽疾和难题。如前所述，尊重、承认党领导下的各类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伦理主张，而这一主张的具体贯彻落实则是要通过广泛、多层和制度化地发展协商民主来实现，也就是要通过“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③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 月21 日。。由此可见，推行协商民主求取利益诉求最大公约数，既是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抉择，无疑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实现各民族、各阶层、各群体等治理主体利益最大整合的重要举措。

三、权力伦理的强耦合性：凸显人民主体性的权力运行

《共产党宣言》曾指出：“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而共产主义政党的政治权力变革目标就在于，转变政治权力作为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属性，使其回归人民本位。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只有树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力伦理规范，才是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政治权力。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力伦理观，确保国际国内政治权力的“为民所赋”和“为民所用”，凸显权力运行全过程中人民主体性。

（一）二者都坚持权力来源的人民赋予性

权力的人民主体性首先体现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赋予，即权为民所赋。自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主权在民的思想启蒙以来，权力的人民来源性似乎业已成为现代政治国家权力运行所共同遵循的基本准则。但从资产阶级国家的内部政治运行情况来看，权力其实一直是掌握在极少数资本家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手中，所谓权力的人民赋予性只是一层掩饰权力的资本赋予性的意识形态纱幔。而从国际社会的治理权力现状来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648年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世界民族国家体制，因此学界一般将现代国际体系也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支配下的世界各国人民也从未真正有效地参与国际权力的赋予和分配，各国所具有的经济、军事、文化等硬实力和软实力其实才是国际公共事务治理权力的真实来源和现实依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对现存国际权力体系的非人民来源性的清醒洞见，才旗帜鲜明地主张世界各国人民的拥护支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源泉和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美、中巴、中蒙等国与国关系时就曾强调“国与国关系归根结底需要人民支持”⑥习近平：《在中美省州长论坛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 月22 日。。这无疑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主张由一个或几个国家的首脑来推动取代现有国际秩序的替代性方案，只有世界各国人民才是国际事务治理权力的应然主体和根本来源。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初衷和实践历史来看，党和国家始终主张并坚持贯彻权力为人民所赋予的根本政治原则，新时代中国更是把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发展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视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显著优势，将“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①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之一。由此可见，一以贯之地坚持并落实权力来源的人民赋予性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二者都主张权力运用的人民受益性

凸显人民主体性的权力运行，除在根本上坚持权力来源的人民性之外，还需充分保障权为民所用，即强调权力运用的人民受益性。具体来看，就是政治权力的运用必须确保人民群众的有效参与和监督，并最终充分实现人民群众的各项现实利益诉求。面对国际上仍然存在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始终主张权力运用的人民性，彰显人类社会发展成果为各国人民共享，实现世界的命运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的政治理念，即“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②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3 月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上的讲话、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的总结讲话以及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等多个国际场合中，反复强调和深入阐发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战略设想，表达了国际权力运行民主性以及各国人民最终受益性的政治价值理念。而新时代中国也主张把国家治理权力关进“善”的笼子，主张治理权力的根本运用目的在于确保人民获益的正义性，即倡导权力运用必须最终由人民受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一方面不断通过“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③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保障人民群众在权力运行全过程中的有效参与和监督。另一方面，则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以十九大报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指导思想，确保人民群众的根本受益成为中国政治权力运用的最终去向。

四、二者实现制度统筹互鉴的可能性构想

如何在充分认识和尊重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于上述价值目标、关系伦理和权力伦理的强耦合性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二者在制度和政策层面的整合互鉴，既是对二者政治伦理耦合性的现实验证，又是对其有力的价值强化。

具体来看，在通过“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国家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④习近平：《弘扬传统友好共谱合作新篇——在巴西国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7 月16 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实践方面，应该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各国制度文明设计实施中的一切优秀智慧与先进经验，尤其是要注重吸纳多元文化及多元种族并存的制度文明精华，用以改革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的诸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等包容性制度设计元素的具体实施运用；在充分尊重各国治理主体多元并存的制度价值理念层面，则可以在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的前提下，积极引入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治理的相关经验，用以发展国内治理的公益组织等社会服务组织，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解决国际利益矛盾争端的方面，则应该从协商机制、协商规则和协商平台方式等方面予以借鉴，用以发展中国的基层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在国内治理现代化方面，应该及时提炼总结国家治理多元主体结构，以及基层自治、德治和法治等治理方式方面的先进经验，将其升华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用以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